摘要：作为一门学科, 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 也需要与时俱进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范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党史学科的发展受到包括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在内的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影响, 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步, 但也出现了一些负面的问题。客观分析西方史学理论的利弊, 合理借鉴其有益成分, 对推动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中共党史学;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中国共产党;

　　作为一门学科, 中共党史学的繁荣与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探索, 也要与时俱进地在研究的方法、理论、范式等方面进行创新。改革开放以来, 中共党史学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取得长足进步, 一方面是经济社会发生的深刻变化推动着中共党史学工作者从理论上回答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现象等问题, 另一方面是包括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等在内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学习借鉴, 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在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获得发展的同时, 也要看到理论和方法创新所带来的负面问题, 尤其是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引入所出现的弊端问题。对此, 必须要清醒认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内容, 客观评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借鉴价值, 汲取其精华, 摒弃其糟粕, 推动新时期中共党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一、一种不同于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理论

　　史学理论作为一种历史认识理论, 是认识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 它不仅受到认识主体的哲学观点、政治立场、知识基础、生活经验等方面的影响, 而且受到其所处时代的客观环境和历史学学术发展的要求等因素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正是中国史学家基于自身所处的现实环境和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尖锐问题,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提出的对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的认识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共党史学, 以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为论述中心, 关注宏大的政治叙事, 强调政治因素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关键作用的研究理论和研究范式, 是与20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探索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富裕的现实情况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其最大好处是便于从宏观上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 进而指导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其最大的问题在于忽略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难以展现历史的全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世界历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面对世界政治格局和人类社会发生的深刻变革, 西方传统史学的解释力已显得捉襟见肘。在此背景下, 在西方兴起了以对历史进行综合考察的年鉴学派和充满批判意识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等为主要代表的史学理论, 对传统史学理论不断进行修正, 推动了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例如, 年鉴学派主张摒弃传统史学突出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史学观念, 强调史学家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经济的和社会的层次以及作为群体的人的研究上。后现代主义史学的基本主张是强调传统的形而上学的一切领域, 一切固有的确定性、既定界线、概念、范畴等都应推翻, 追求真理不过是“西方的一大幻想”, 历史的真相人们永远无法知道。[1](P262)在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推动下, “元话语”“宏大叙事”及其主张的全球性模式逐渐被抛弃;研究重点转向具体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对时间长度和空间规模都相对受到限制的历史的研究;微观史学逐渐兴起;新的历史学分支如新文化史的兴起等。[2](P47)

　　由上述可知, 正是20世纪以来中西方社会发展所面对的现实问题的差异性以及历史学家主体意识的不同, 导致史学家在从历史角度分析现实问题时发展出不同的理论。对我们来说, 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在于提出了什么问题, 而不是在于他们怎么回答这些问题的。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家对西方国家经济社会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尤其是批判反省的态度, 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分析问题的方法, 借助跨学科和跨文化的理论与方法发挥历史认知主体积极作用的做法, 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二、创新中共党史学研究的“他山之石”

　　20世纪80年代, 随着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陆续进行, 中国学术界进入一个思想解放、学术创新的阶段。一方面, 一些新的学术观点、概念被引入到中国, 促进了一些传统学科领域产生了一批新的成果;另一方面, 一些曾经中断的学科如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史等学科相继得到恢复和发展。在此背景下, 一批站在学科发展前沿的学者, 进一步认识到发展中共党史学理论与方法的重要意义, 并开始把当代西方史学的研究理论方法引入到在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中, 推动中共党史学的发展。当前, 中共党史学在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

　　1. 重视问题意识。

　　历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 主要是历史学家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给予思考和关注, “对既有历史问题重新诠释, 并试图回答时代提出的疑问”[3]。强烈的问题意识是当代西方历史学科发展的动力, 促使人们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直至进行新的发现、创新。没有足够的问题意识作为支撑, 就难以维持历史学科的独立发展和繁荣。

　　中共党史学研究不是单纯叙事述史, 更有强烈的资政育人使命担当。那种“为历史而历史”的观点, 显然违背了历史研究的意义与旨趣。如果一个中共党史学者对于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无动于衷, 一味坚持“学术性”而无政治敏锐性, 或者“沉迷于琐碎事件的发掘”而无视历史发展的整体趋势, 我们认为这是无使命感无责任担当的行为。同时, 中共党史学的问题意识还突出表现在中共党史学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作为一门学科, 中共党史学必须要遵循相关的研究理论和方法, 从学理上对相关的概念、原因背景、内在逻辑进行有理有据的分析论证, 并非是不加分析的高喊政治口号, 从概念到概念的进行批判。当前, 中共党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一是学科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发展滞后, 难于把握学术研究的最前沿, 导致中共党史学在对学术理论的创新研究方面整体上落后于其他学科。二是从学术角度关注现实和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不足, 资政育人功能发挥不全面。因此, 增强中共党史学学者的学术问题意识, 应该着重加强中共党史学学者的学术修养、理论修养, 提高从学理上分析问题的能力, 增强在学术热点问题上的话语权。如果缺乏学科的研究方法和理论的支撑, 缺乏从学理上和学术规范上进行支撑, 只是一味呈现“口号化”的政治宣传, 不但不能起到资政育人的作用, 反而会弱化和影响中共党史学科的学理性和权威性。

　　2. 重视理论分析。

　　历史研究是以一定的理论为指导, 在各种理论框架内进行的学术研究, 理论分析在历史研究中发挥着重要指导作用。这种指导作用往往是在旧有材料不变的情况下, 通过观念的更新而得以实现的。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历史学研究提出了挑战, 但也有启示意义的, 其突出贡献不仅仅表现在激进地解构某些叙事策略方法, 而且提供了解读历史对象的多元视角, 促使人们把研究的重心转移到历史文本的话语结构分析上面。

　　西方史学重视用新的理论分析旧有问题的做法, 值得我们在中共党史学中借鉴。中共党史学不是简单的文件史、会议史、生活史等叙事史, 而是具有纷繁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 我们必须从对具体事件的分析归纳中作出理论概括与总结,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历史具有其自身的发展逻辑, 并非是一大堆“偶然事件”的集合体。我们主张宏观研究, 就是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脉络,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但是我们重视中共党史学的宏观、总体研究, 并不代表对局部、微观历史研究的忽视。利用基层档案、口述史料、个人日记等史料, 从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视角“自下而上”地重新展示历史多元发展的进程, 也是近年来中共党史学微观研究呈现的一个新特点。当然, 我们主张微观研究, 绝非是告别“宏大叙事”, 走向无关宏旨的“琐碎史学”, 走向“茶米油盐酱醋茶”的“日常生活史”, 而是主张将微观研究展现出来的历史本来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与宏观研究的理论性的结论进行比对, 最大限度地展现历史的原貌。这一过程, 正是考验微观史学研究者理论分析功力的试金石。“从细节中发现历史, 更加依赖作者的功力和见识, 不只是考据功夫, 更需要思辨能力。高水平的微观研究可以以小见大, 前提是清楚所研究的个案在错综复杂的整体联系中的位置。”[4]如果没有理论分析, 只是强调史料搜集、考据的重要性, 这些“个案知识”就不能成为经验与概念连接的桥梁, 也就只能成为没有价值的孤立史料。

　　3. 重视研究方法。

　　历史认识的过程不是简单的镜面反射现象, 而是历史认识主体对客体能动的反映关系。这一能动的认识过程实质上是认识主体对相关的史料进行真伪辨识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价值判断, 即认识主体创造性的充分发挥。尽管认识主体不能完全穷极客观历史真理, 但是认识主体的“创造性”活动能够使认识主体无限接近客观历史真理。[5](P238)认识主体强烈的“创造性”欲望和行动, 推动着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发展。当代西方史学方法的创新发展, 正是在二战后史学家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 诸如计量方法、比较方法、口述方法、心理方法等新的研究方法纷纷在史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

　　改革开放以来, 一些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陆续传入到中国, 开始对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产生影响。在此背景下, 一些学者开始尝试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引入到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之中。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学近四十年的发展, 在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方面呈现出两个方面的趋向。一方面是借鉴和运用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相关的理论和方法, 能够较好地解决中共党史学回答“是什么”“怎么样”和“为什么”的问题, 能够更好地拓展和深化中共党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例如, 郑师渠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文化思想史研究》一书, 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放在整个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的历史大背景下进行了全景式的考察, “不仅重视它与中共在不同历史阶段上的理论指导、政治决策间存在的内在的互动, 而且重视其外部客观因素的制约”[6](P22)。承载中共党史学研究对象的史料是“死”的, 但是从文化视角研究让这些史料重新说话的方法, 则让这些史料“活”起来具有重要意义。将定性与定量的研究结合起来, 借助专门的分析指数, 研究历史过程和现象之间的紧密关系, 揭示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梅冬州等人对1978年到2008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后发现, 中国经济波动与每五年召开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密切相关, 并且党代会前后的经济波动与政府对官员的监察力度变化有关。[7]此外, 比较、口述等研究方法在党史研究中也得以广泛使用, 推动了党史研究向多维综合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是对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不加辨别地滥用。例如, 缺乏必要的批判意识和对话精神, “生吞活剥”地套用一些西方史学理论的概念和方法来解读中共党史中的人物和事件, 生硬地将心理分析的方法引入到党史人物活动的分析之中, 虽然能够深入理解历史人物心理活动对历史事件的影响作用, 但是“如果带有强烈的好恶, 所谓心理分析就会变成诛心之论”[8]。

　　三、在学习“他者”中保持理论清醒

　　在正确看待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共党史学研究范式转移带来的积极作用的同时, 也必须承认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尤其是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对当前中共党史学产生的负面影响。只有辩证地分析和评估西方史学理论在中共党史学发展中的作用, 才能够做到学习借鉴但不被其左右, 使理论借鉴更好地服务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构建中共党史理论体系。

　　1. 坚持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唯物史观是关于人类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 是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变化的世界观。唯物史观认为, 人类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变化发展而又相互联系的。作为世界一部分的人类社会历史, 其同样也在处于变化发展和相互联系的过程中, 并呈现由低到高的社会发展规律。在此理论基础上, 唯物史观又衍生出对人类社会历史思考的历史是什么、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动力如何、历史规律、历史认识论以及史学功用等一系列史学基本理论问题, 都属于唯物史观的范畴。[9]坚持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学中的指导地位, 一方面必须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的内涵, 准确地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 坚决摒弃僵化教条地理解和运用唯物史观的做法。传统的唯物史观研究重视政治事件和精英人物的研究, 强调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忽视了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普遍缺乏对历史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和分析, 使具体而鲜活的中共党史简单化、概念化和抽象化, 甚至出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研究演变成为对领袖人物着作的注释和解读等极端现象, 极大了弱化了中共党史的学理性。另一方面,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解决现实问题,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 必须呈现出其在理论上对现实问题的高度解释力和说服力。坚持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学研究中的指导地位不动摇, 意味着必须创新发挥唯物史观作用的中介理论, 使唯物史观在中共党史学研究中具有可操作性。例如, 张静如在《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一书, 根据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着重论述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与党史学、社会现代化与党史学、社会进化和变革与党史学、社会意识与党史学、个人和群众与党史学等5个问题, 主张从社会现代化的角度去进行分析政党、集团和个人的历史作用, 评判历史事件的性质、作用和意义, 为改进中共党史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 开辟了一些新的领域, 指出了一个新的方向。[10]

　　2. 正确认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本质属性。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产生有其自身的现实原因和语境, 没有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 就没今天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当代西方史学理论, 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家对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过程的价值观念, 充满了西方史学家的意识形态。因此, 在西方和中国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不加区别地套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探索实践, 不可避免地出现偏颇和误读。“理论家如果脱离了社会实践, 只是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上去, 就会成为空洞的理论家, 而不可能成为党和人民所要求的实际的理论家。”[11]中共党史工作者要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分, 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价值属性与中共党史学价值属性的冲突问题, 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与中共党史学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 推动中共党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地发挥资政育人的作用。“那种宣扬西方史学是远离现实的‘科学’, 而没有意识形态而‘神圣’, 显然是在编造谎言。”[12](P158)中共党史学在性质上属性虽然属于历史学科, 但是其政治特点要明显高于一般的历史学科, 所以资政育人是中共党史学研究的首要目的。作为中共党史学的研究者, 在学术研究中理所应当地突出中共党史学科的政治属性, 不断完善和健全其学科定位, 借助科学的研究成果更加有说服力地为中国共产党的现实执政建言献策, 更加有自信地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辉煌历史和成绩。

　　3. 批判性借鉴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的有益成分。

　　作为指导西方史学发展的理论与方法,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在推动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 表现出重视问题意识、注重理论分析和创新研究方法等显着特点。改革开放以来, 我们将当代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中共党史学的研究中, 推动了中共党史学的发展与繁荣。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但是, 我们也要充分认识到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共党史学造成的负面影响, 正视中共党史学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模仿化、碎片化、边缘化、虚无化等问题。例如, 作为社会批评理论的后现代主义史学, 其对历史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其代表人物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认为, 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与文学家的创作活动没有根本的区别。如果说有区别, 这区别就在于历史学家是在“发现”故事, 而文学家则是在“创造”故事。在这种情况下, “史家有可能顶着后现代主义的帽子, 任意解释历史, 甚至发明或制造史料, 对于现有的史料也以自己的论述来解读, 完全无视当事人或其他学者的主张, 认为他们只是受表象蒙蔽, 如此将使得史学界失去学术规范, 流落到虚无主义的地步……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发展到极致, 可能会造成社会秩序的崩解”[13](P201)。运用西方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的框架“解读”中共党史而产生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解构”作用是空前的。就中共党史学中的历史虚无主义而言, 其目的就是颠覆中共党史已有的定论, 否定中国社会发展道路和政治制度。所以, 我们既要借鉴西方史学理论, 也要摆脱理论框架的束缚, 在优化知识结构和学术创新基础上增强学术批评能力, 在实际运用中加强理论借鉴, 在实践基础上“驾驭借鉴”[14]。

　　在全球化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背景下, 中西方学术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对中共党史学将不可避免产生影响。对此, 中共党史学工作者既不能主动“拒绝”, 一味排斥, 也不能生搬硬套这些理论和方法来解释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中共党史研究者要“牢牢把握中共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主流和本质, 旗帜鲜明地揭示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和核心作用形成的历史必然性, 揭示和宣传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揭示和宣传通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性, 揭示和宣传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领导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和辉煌成就, 揭示和宣传中共在长期奋斗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决反对任何歪曲和丑化党的历史的错误倾向。”[15]我们倡导在交流互鉴中保持高度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 清醒认识到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现实语境和问题取向, 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水平、特殊语境和中共党史学的政治特性, 增强批判借鉴的能力和水平, 真正做到借鉴而不迷失、批判而不盲从, 推动中共党史学深入发展和持续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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