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余年以来,关于红十字运动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学界关注最多的是中国红十字会的历史,相关研究综述已有多篇,在此不再赘述。在对中国红十字会进行系统考察的过程中,学界对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人道援华活动已有所论及①,但是,限于研究主题,并未对其人道援华活动作集中深入的探究。就笔者检索所及,迄今为止,关于抗战时期国际红十字组织对华人道援助的专题文论仅有三篇,其中有两篇从整体上对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背景、内容、特点、成效、影响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②,另有一篇对美国红十字会人道援华的个案进行了梳理③。红十字组织是抗战时期一支独特的国际援华力量,其援华举措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密切相关,其人道援华之举虽系民间组织的国际交往,却不难从中窥见多重势力在战时中国的交织和碰撞,对于这段历史有进一步挖掘论述的必要。本文拟结合相关资料,对其人道援华的史实进行重新梳理,以期探究其人道援华的特点和规律,以求教于方家。
一 抗战初期国际红十字组织的对华人道援助。
卢沟桥事变以来,中国红十字会全力以赴推动抗战救护工作,但是,抗战初期,中国的战时救护工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就国内环境而言,日本肆意扩大侵华战争,在战争期间并未遵循国际人道法,而国民政府对战争救护工作准备不足,中国军医制度落后,医务专门人才短缺,医药材料极端匮乏,仅仅依靠中国红十字会自身的力量,势必难以周全应对;就国际环境而言,欧美诸国对战争初期的中国消极观望,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本侵华的气焰,同时也制约着国际红十字组织人道援华的步伐。
随着战事的持续扩大,在中国争取外援的努力和国际援华声浪的推动下,国际红十字组织克服重重困难,陆续加入人道援华的队伍中来,从而为抗战时期中国的战地救护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现有史料来看,美国红十字会是全面抗战以来最先对华人道援助的国家红会。早在1937年8月3日,美红会即宣称已委托国防部转交美驻华大使詹森1万美金,用于救济华北战区难民④。八一三事变爆发后,战火迅速延及上海及周边地区,中国的局势更加危殆,在华外侨亦处于危险之中。为援助中国并帮助撤离在华美侨及他国侨民,美红会多次捐款援助中国。
9月底,美红会捐助10万美金救济在华外侨;10月初,美红会又向中国红十字会上海国际委员会捐赠15000元(法币)作为其运作经费;同月20日,美红会续拨8000美金救济上海难民;11月6日,美红会又捐赠4万美金救济中国伤兵难民①。此外,美红会尚于11月初在广东率先成立分支机构,并筹设财政、医务、救济、防疫四个委员会,以便开展援华工作②。
美红会之外,英国红十字会亦较早对华进行人道援助。1937年10月初,在英国坎特白里大主教、威斯敏斯特大主教及伦敦市长的吁请下,中国协会、英国传道会联合会、英红会等团体共同发起募捐运动,“以作救济中国伤兵军民之用”③。
10月21日,伦敦市市长发表广播演说,呼吁全国捐款以救济中国战区难民。为推动募捐工作的顺利进行,英红会、中国协会以及英国传道会联合会共同筹组委员会,以接受捐款,委员会主席为前任陆军部次官诺穆尔勋爵,所捐款物则由委员会汇交中国,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及香港总督诺斯考特主持分配。
11月11日,英红会特举行会议协商捐款进行事宜,据会议主席史丹莱爵士称,伦敦市市长救济中国伤兵难民基金已募集7万镑,所募款项已汇交中国者15000镑,用以购备药物器具者2万镑,用以购置绒毯衣物者2000镑,第一批援华医药物资重20吨,已于11月7日运送赴华,第二批物资则于是日运华④。
11月30日,杜里美琪、史密士、汉基博士三人从英国希斯顿飞往中国。抵达香港后,杜里美琪希望和有关方面商妥红十字医药用品空运至华办法,汉基博士和史密士则拟为中国红会效力。德国红十字会也于1937年加入人道援华的队伍。
10月底,当中国政府向欧洲各国发表救济伤兵难民呼吁后,德红会迅即募集大量医药器材、痘苗、绷带等救济用品,并表示将“在最短期内运往中国,捐赠中国红十字会,以助救济之需”⑤。据《申报》记载,德红会所募救济中国受伤军民之大宗药品可供十万人之用。
12月下旬,苏联红十字与红新月会也向中国捐赠10万美金,以便中国购买医药用品,救济“因战事而蒙伤害者”⑥,为此,苏联驻华代办梅拉美德氏专程拜访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代表苏红会接洽捐款事宜。
为办理中国战区伤兵难民救护事宜,比利时红十字会曾为上海组织委员会筹集款项,而比利时政府则捐款20万法郎协助该会,“成绩颇为可观”⑦。
自1938年以来,国际红十字组织的援华队伍在不断壮大,其援华力度也随之加大。以美红会为例,随着美国国内援华声浪的不断高涨,美红会援华之举得到政府的支持和首肯。
1月24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美红会,呼吁其在国内募捐百万美金,用以救济中国受难民众。美红会会长戴维斯也吁请美国人民踊跃捐款援助中国,“须知美人捐洋一元,即足以维持中国难民一人一月之生活”⑧。为顺利推进人道援华事宜,在美国国内,美红会3700个分会组织积极开展劝募工作,募捐进行甚为顺利;在中国战区,美红会组织成立了中国难民基金委员会,并聘请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为委员会主席,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高思为名誉副主席,另聘请美国驻华大使馆商务参赞安诺德等为委员,具体负责捐款的接洽和后续处理。
1月27日,菲律宾马尼拉贸易公司捐助中国2000比索,以示对中国受灾民众之同情。菲律宾红会干事长华尔夫则声称,罗斯福总统订定之募捐总额系1000万美金,而非如电传之100万美金。在美国政府的首肯和支持下,美红会援华募捐工作卓有成效,在募捐开展的三星期内即收到捐款50万美金。截至6月15日,美红会共收到各界救济中国难民捐款75万美金。在募集捐款的同时,美红会时有捐款助华,4月18日,美红会汇交上海国际红十字会顾问委员会10万美金,指定用于购买药品。
从相关史料来看,国际红十字组织在抗战初期对华物资援助并不多,就医药援华方面而言,德红会较其他国家红会的援华表现更为突出。
1938年2月中旬,在筹备援华物资完妥后,德红会派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之子运送来华,偕行者包括医师浦革斯、苗尔亚、巴度等,中国驻德大使馆特于2月8日开会欢送。
3月10日,德红会援华物资运抵香港,中国红会特派秘书长庞京周以及驻港专员伍长耀前往欢迎。为表示谢意,3月11日晚,中国红会在香港大酒店设宴欢迎陶氏一行。德红会此次捐赠中国医药用品21箱,400包,共重200吨,另有一半物资因舱位关系,将由下班轮船载运来华。
3月17日,陶氏一行抵达广州,并在德领署派员随同下拜访了广州市市长。
3月19日,陶氏一行乘欧亚机抵达汉口,赴机场欢迎者有陶德曼大使夫妇、卫生署署长颜福庆代表马家骥医师、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秘书冯子明等,陶氏一行决定日内即谒见国民党当局并商洽举行捐赠药品典礼事宜。据3月20日《大公报》记载,德红会此次捐赠药品价值2万金镑,需40列车装载。
5月初,德红会所赠400余箱医药用品转给前方,而另一部分不日亦将运抵汉口。
5月中旬,华北红十字会接到德红会所捐助之药品33箱,约值8000元①。德红会所派代表团除负责接洽医药物资运华外,在中国尚服务4月之久。
7月下旬,该团乘德邮船“朴资丹号”启程返国,德红会代表团在华时间虽然短暂,但所至各地均受到政府及民众的热烈欢迎。
1938年夏,中国各地先后发生霍乱,医药成为战时救护最紧缺的物资。国民政府一方面安排卫生署推行预防注射,一方面请求国联转请各国捐助疫苗。美国政府在接到国联会卫生组的来电后,决定筹划捐助霍乱预防血清100万毫升,由美红会先行订购三分之一,购齐后由美国驻香港领事馆转交中国。
7月下旬,菲律宾红会亦响应援华呼吁给予中国医药援助,为协助中国救治霍乱,该会特廉价售予中国霍乱预防针100万剂,价格每剂较美国货便宜两分半。
8月2日,菲律宾红会所捐赠之马尼拉所制霍乱预防药苗50万剂运抵香港。
8月3日,“亚洲皇后”船又运到50万剂,并于8月5日由港汉车运赴长沙。在国际红十字组织与国联的合作下,600万剂防疫药苗全部运抵中国,而第一次运送疫苗者为土耳其,菲律宾红会所运100万剂则属于最后一批。
国际红十字组织除对华进行实质性的援助外,还多次借助国际红十字大会的舞台,公开表示对中国的同情和道义声援。
1938年6月20日,第16届国际红十字大会在英国伦敦举行,时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斯对日军的残暴行为予以谴责。会议决议慰问中国,并以人道主义名义向世界各国呼吁,“要求分别制止飞机轰炸,或加以相当之限制”②。就现实角度而言,道义援助并不能有效制止日军的野蛮行径,但是,国际舆论向中国一边倒的情况则是日本不愿看到的。【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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