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面对列强环伺，民族危亡，中国知识分子开始探索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独立的道路，在这其中，便有近代着名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中国获德国工学博士第一人马君武先生。他积极接受与传播西方先进思想学说，一生着述、翻译甚多，尤其在引进西方先进政治学说上成就卓着。本文拟根据其留下的现存文集、译本，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重新整理、总结和评价其在引进西方先进政治学说上的学术贡献。

　　一、介绍和引进西方女权思想

　　在介绍和引进女权主义方面，马君武于 1902 年 3 月 17 日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女士张竹君传》。文章介绍了张竹君女士率先以中国妇女的身份传播基督教、开办女子学堂，召集社会名流宣扬男女平等、呼吁女子“不可待男子让权，须自争之 ”的社会活动，并在文中作出自己的评论“竹君议论之精新每类此。吾窃不解二十三岁之弱女子，何以文明程度，高起如此。 ”在全文的末尾，马君武还赠诗二首，给予张竹君高度评价。

　　同年 10 月，马君武翻译出《斯宾塞女权篇》并由少年中国学会发行，增进了部分国人对女权主义的了解。1903 年，他在《弥勒约翰之学说》的第二部分中介绍了弥勒约翰《女人压制论》的主要观点，并附带介绍了社会党人的《女权宣言书》以及他所认为的社会党人关于女权的五点主张。在该部分的一开始，便提出了他的观点：欧洲之所以有今日之文明，一是由于“君民间之革命”,二是由于“男女间之革命 ”,并称赞《女人压制论》为“欧洲男女革命之原动力 ”.文中，他还论述了男女同权的重要性和正义性，并提出了他对男女关系和国体之间的关系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是专制的，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家庭也必然是专制的，如果一国之中的人民为君主的奴仆，那么这个国家中的女人也会是男人的奴仆。由上可见，马君武不仅翻译、介绍西方的女权学说，还提出了他个人关于女权主义的观点，为西方女权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贡献。

　　1903 年，他在发表于《新氏丛报》的《茶余随笔》中第一部分《爱国之女儿》中介绍欧美各国的爱国女性及其爱国事迹，告知国人欧美不仅有贞德、罗兰这类“演惊天动地之大剧 ”出名的女英雄，还有无数无名的女豪杰，有利于启迪当时的国人：国家之事非男子专属，女子同样可以也曾经为国家与民族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此外，他在同年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中也提到了圣西门关于男女平等的观点。

　　二、介绍与引进社会主义学说

　　在介绍和引进社会主义方面，马君武在 1902 年他撰写的《俄罗斯大风潮》序中就曾提到“生西孟之徒倡导社会主义于世，其势日盛 ”,为现存已知史料中较早在自己的文章中提到“社会主义”一词的知识分子。

　　1903 年 2 月 16 日，马君武于《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比较》一文。文中，他先是简要说明了他所认为的社会主义与达尔文主义的不相通之处，其后花大篇幅对比论证了他所认为的二者的三点相通之处，批判了无序过渡竞争的弊端，认为社会进步“不徒以争自存为单纯之原理，若平均和亲之类，亦为社会进步不可少之原理焉 ”,因而社会主义“不惟不与达尔文主义相反对，且益广其界而补其偏。 ”,提出达尔文主义只有与社会主义结合才能完整。对于社会主义的前景，他以新书旧书为喻，认为“现在争利之制度为旧制度 ”,是旧教科书，而社会主义是新教科书，好学生应该“每读一新教科书也必喜 ”,批判当时的一部分人留恋维护旧制度而恐惧社会主义新制度，提出“社会每进一步，则往日之旧制度，必废除焉而不复用 .”但是，马君武认为，社会主义虽前景美好，但想要实现却极难，且认为中国无明显的阶级划分。但无论如何，他还是简单的罗列了他所认为的实现社会主义方法。文章末尾，他强调了中国引进社会主义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批判当时部分国人虽有此种“光明奇伟之主义 ”却“昧昧然不知其为何物 ”,认为社会主义“不可不讲究也 ”.在文章的末尾，他还罗列了圣西门、马克思等的一批着作，供世人参考查阅。

　　1903 年 3 月 13 日，马君武又在《译书汇编》上发表《社会主义之鼻祖德麻司摩尔之华严世界观》一文，介绍他所了解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对乌托邦的构想及托马斯·莫尔所着的《乌托邦》一书的主要内容。同时，他还提出了他对这种空想社会主义的看法，认为乌托邦主义不能改造社会，认为乌托邦是“哲人意想中之一虚境也 ”.

　　1903 年，马君武发表《社会党巨子加菩提之〈意加尼亚旅行〉》一文。他在文中赞赏道，社会主义是“改造社会之新模范 ”,社会党人是“改造社会之新匠人 ”.文中，他介绍了加菩提的经历及其书《意加尼亚旅行》的主要内容及其影响，并赞扬加菩提不仅能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还能付诸实践。文后，他对比中西，认为中国古代的华胥国、桃花源等与当下的空想社会主义有相近之处，但列子、陶渊明对这些理念只停留于设想而未付诸实践，指出了二者的相异之处。同年 5 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圣西门之生活及其学说》一文，介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与佛礼尔的经历与学说。

　　由上可见，马君武对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是有积极贡献的，但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又是模糊的。在引进与介绍社会主义中，他并未明确辨别出科学社会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且在其介绍中，以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居多。而其对社会主义的态度也不甚明了，在一些地方存在矛盾。一方面，他既赞扬社会主义是“奇伟光明之主义 ”,以新旧教科书之喻指出社会主义将代替资本主义；另一方面又认为部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尤其是乌托邦主义是哲学家幻想的虚境，是不可行的。马君武对社会主义的介绍与引进正处于社会主义初入中国时期，他在社会主义认识上的不成熟具有历史的合理性。

　　三、介绍与传播自由学说

　　在介绍与传播自由学说方面，马君武在 1902 年将部分法国谚语翻译成中文并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其文为《法语之言》。此文最先罗列的三句谚语便全都是与自由相关的，其为“自由如面包，一日不可缺 ”“在山之鸟，贵适于在笼之鸟，以其能自由也 ”“失自由之人，无物而不失焉 ”,三句皆为强调自由的重要性。

　　1903 年，马君武在介绍西方自由理论方面可谓是贡献颇多。

　　2 月，他将穆勒的《论自由》翻译成文由上海开明印书局发行，当时的译名为《自由原理》，并由梁启超为其作序。在马君武自己所作的译序中，他直言其翻译此书的目的：自由一词虽已传入中国，但国人对其理论尚不明了，而他认为西方有关自由的着作中，唯穆勒的《自由原理》最善，故翻译此书。在译序中，他用“急译”一词，并直言翻译的方法“词取达意，不求工丽 ”,反映出他的急切心理，由此不难看出他在翻译此书时渴望国人早日真正明了自由学说的迫切心情。值得一提的是，在译文最后，他附上屈原《离骚》的一段：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爱国忧民之心，表露无遗。

　　3 月，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国民道德颓落之原因及其救治方法》，在文中，他指出“自由独立者，人群进化之真精神也 ”.同时，他提出思想自由、结会自由、择业自由是“横绝天地，不可限制 ”的自由，而行为自由却要加以限制。可见马君武并无倡导无序自由，相反，他认为自由是应加以限制的。除此之外，他还提出当时的一些青年人错把狂妄当自由，导致一些混乱，这不是因为自由不适用于中国二手因为部分青年人并未懂得自由的真正含义。由此，他批判当时一些国人并未去认真研究西方的自由原理，便武断地将一些因青年人不明白自由原理而造成一些混乱的具体个案归咎于自由理论，轻言“自由之理不可倡，倡则流弊多 ”.

　　4 月起，他在新民丛报上连发三篇《弥勒约翰之学说》的同题文，介绍穆勒各方面的学说，其文的第一部分便是介绍穆勒的自由学说。马君武在此文中介绍了欧美人对自由的重视后，中西对比道“顾我中国之文明开化，既历五千年，而中国人至今犹茫然不知自由为何滋味 ”,感慨国人对自由的麻木。

　　11 月，他在《政法学报》上发表《民权自由之敌奥太利宰相梅特涅传》。在序论中，他首先肯定梅特涅的政治才能，称其为“十九世纪之伟人也 ”,但在谈到梅特涅的晚年时，马君武将梅特涅晚年的失败归咎于“与民权自由之大风潮为敌 ”,叹息他“愚亦可怜矣 ”,认为若与自由为敌，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他毫不避讳的指出其撰写此文的目的：为蹈梅氏之覆辙者鉴戒也。在文后的结论中，他劝谏世人道：“世之来者，若私德，若天才，万万不及梅特涅，而欲袭梅氏之皮毛，务与自由民权之大风潮相反对，岂非画虎不成反类狗，何太自不量也! ”

　　四、介绍与引进民主共和学说

　　在介绍与引进民主共和学说方面，马君武早在其还处于亲近康梁等维新派时期，就表露出了一些民主共和的思想。1902年，其翻译的的《法兰西今世史》由出洋学生编辑所发行，在译序中，他提出：中国民政的萌芽，始于尧舜禅让，却遽然终止于禹传位于子，而接下来的数千年是“民贼代兴 ”,所以数千年来中国是“有朝廷而无国家，有君谱而无历史，有虐政而无义务 ”,一直延续至其所处之时代。其后，它概括法兰西自摆脱罗马帝国以来，由封建到帝制再到民主共和的历史为“亡而后存，暗而后明 ”,视民主共和为光明，封建与帝制为黑暗，可见他对民主共和的肯定。在谈到翻译本书的目的时，他这样说道：：“喜其言法兰西近事最详，为中国从前着书之未有，急译以饷同胞 .”饷字有接济、馈赠之意，一个“饷”字，表达出其欲以法国人民争取民主共和的历史接济、充实同胞思想的心理，在译序的最后，他对比中法历史，认为法国路易十六被送上断头台之前的历史为“困于暴君之专制 ”的历史，法国人民在专制历史中生活的困苦与当下的中国人民无异。

　　同年 12 月，马君武在《〈俄罗斯大风潮〉序》中指出野蛮时代的先贤顺应当时的社会风潮着书立说，而不能独立于世外批判当时社会的不足，以“出大力以改造社会 ”,但又因为他们知识稍高于众而被奉为圣明，其话语言论沦为维护旧社会的工具，阻碍革新。接着，他提出“抱改造社会思想之子，豪杰也 !”,对立志改造社会的人给予盛赞。由此看出，其在撰写此文时，改造社会的渴望不可不谓强烈，而他想改造的自然是专制社会。同时，他将专制的沙俄称作“人间最黑暗之地狱 ”,若联想对比当时的中国，颇有借他国喻本国时政之意。

　　1906 年，马君武于《民报》上发表《帝民说》，介绍作为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经典着作的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文中他介绍结合卢梭的主权者学说，提出“人民即帝王，帝王即人民 ”,批判过去的一些政治家将帝王看作至尊，凌驾于人民之上，并自认为他是将卢梭真正的学说引入中国以启迪国人的第一人。1911 年，他在《民立报》上发表《共和政体论》，文中他结合卢梭主权者的观点提出在“共和政体之国 ”中，每一个公民都是主权的一份子，而将主权的行使寄于选举。他大力赞扬共和政体为全世界最合理的政体，指出当今世界君主越来越少，这是世界不可逃避的趋势。此外，此时的他还强烈地驳斥了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的说法，坚持中国决不能让君主制复辟。此时的马君武，早已与改良维新派决裂而追寻孙中山，反对君主立宪而提倡民主共和自然也在情理之中。

　　综上所述，马君武先生在引进与传播西方女权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自由学说以及民主共和学说上均作出了积极贡献，对近代中国在政治理论上的“西学东渐”,推动中国社会政治启蒙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