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是人类生存之本，中国自古推崇以农立国，几千年的农业历史演变轨迹证明此条道路尤为可行，发展至今依然如故。以农耕文化为标志的传统农业力行自给自足的经营模式，直至西方的坚船利炮侵入中国以及甲午海战的溃败，人们才从固有的优越感中清醒，意识到中国国力的衰退与西方的强大。救亡图存的呼声日渐高涨，富国强兵成为时代主潮。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洪流的挟裹之下，传统农业亦处于凋敝态势，面临着西方现代农业的强烈冲击。因此，西学成为这一时期振兴实业的时代表征。报刊无疑成为宣传新思想的最佳媒介与传播渠道。有志之士纷纷办刊办报，传播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在维新运动掀起的第一次办报高潮中，罗振玉深受启发，意识到振兴农业的重要性，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农业科技期刊《农学报》。农学传播从零星见诸报刊到《农学报》的诞生，其中内隐的农学思想从开始的初见端倪到罗振玉的成熟状态，足以见证罗振玉是全面系统地将中国传统农学与西方现代实验农学相结合的第一人，是中国近代农学的开拓者，其独特的农学思想为中国近代农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道路。之前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从罗振玉及《农学报》的基本概况[1]、编辑特色[2]、传播内容[3]等角度切入，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而探讨罗振玉的农学思想，对其学术价值给予一个准确的定位。

　　一、“立农学启发之，设农官以维持”的兴农之道

　　罗振玉的农学思想明确地显现在《农学报》的办刊模式与策略中，他先读《齐民要术》、《农政全书》等中国古代农学典籍，又读欧洲的农书译本，了解中西农业状貌，试图将西方现代农学引入中国传统农业，以扭转农业颓败之势。这种理念反映在《农学报》的编辑思路中。《农学报》创刊之初，罗振玉既翻译欧美、日本的农报、农书，又汇集了中国古代的农学要籍、有益的实践经验，恰切地把持了西方现代农学与中国传统农业的平衡。译着格局由最初的西方报刊选译逐渐过渡到东方报刊选译为主，日本的农报农 书 所 占 比 例 逐 渐 增 大。直 到 光 绪 二 十 六 年（1900年），罗振玉赴武昌总理湖北农务学堂工作之后，将栏目缩减为“文篇”与“译篇”.自此，罗振玉由之前从事《农学报》的编辑印译工作日渐转为撰稿人，充当了编辑作者双重角色，亦编辑亦作者正是晚清报刊的一个共性特征。在主持湖北农务学堂工作期间，他将农学教育与农事试验场联系起来，致力于农学研究并有了深刻的感悟，将研究农学的心得与振兴农业的规划撰述30余篇农事论文逐一在本刊发表。可见，《农学报》办刊经验与农业教育共同奠定了罗振玉渐趋完善的农学成就，其“学农”的主要收获，即农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及成熟的农学思想均体现在先后发表的数篇文章中。这也是后人审视评议罗振玉作为“农学家”的一个重要依据与标尺，是中国近代农学早期发展阶段取得的颇为重要的成绩。

　　罗振玉将农政与农学视为兴农之道的必要之举。在《农事私议》的序中提及，“理国之经，先富后教，治生之道，不仕则农。……尔来外侮频仍，海内虚耗，利用厚生，尤为要图，爰就斯业，考虑探讨。……世有达者，举而行之，空言之诮，庶几免夫”[4].

　　《郡县兴农策》中特别强调“今日理财，利远易兴者，莫若农”[5].《农政条陈》中有，“阜财之道有三，曰农，曰 工，曰 矿。三 者 之 中，农 之 利 尤 远 而 效 尤速”[6],农业在各行业中的关键性作用显而易见，认为要富国强国就要首先发展农业。他认为兴农业的根本渠道是重教育，“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6].多立学堂，传授西学新法，提升农者的素养，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水平。他明确指出晚清农业日渐式微的根源，即“农不通学，士不习农”.因此，他立志以研究农学 为己任，力图传播西方农学，并将其付 诸于实践。

　　面对传统农业社会中长期形成的“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分离格局，罗振玉指出中西农业差距之所在，“夫以中国地土之广，气候之适，人民之多，古今无异也；絜之欧美，三者殆皆逊于我；而我之农事，有退无进者，何哉？不立农学启发之，不设农官以维持劝厉之故也。欧美各国，特立农商务省，以司农商之事”[7].中国在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下仍然与西方之间形成鲜明的落差，他意识到农官的重要性，明确指出：“今日欲修农事，立学固矣，而设官尤亟”[7].

　　并且将兴农一事作为考核官员的重要标准，“凡地方官能垦荒、兴学、修水利，实力创办者，予以异常之奖励；政学不修明、荒芜失治者，褫罚之”.由此可见，罗振玉认识到农官对兴农之事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从政策上给予引导和约束，将兴农各事作为考评其业绩的依据，这从客观上为官员大力提倡发展农业形成了一种推动力。除此，他还提倡借助绅士之力，“以牧令之力兴农，而佐之以士绅，行之十年，利源不十倍于今日者，殆未之有也”[5].乡绅拥有良好的社会威望，较高的经济地位与学识基础，因而作为地方官员联合改良农业、传播农学新法的最优选择，在晚清社会中起着上传下达的纽带作用。劝农之事，“务在官率之，绅佐之，庶民遵循之”[8].乡绅在农业科技传播的链条中不可或缺，向广大乡民传播西学的过程中无形充当了“意见领袖”的角色，是实现社会动员强有力的支撑。除兴办农学之外，罗氏认为创设农会已势不可遏，“一曰农政会，二曰农事会”[9].农政会重在“观察全国农业之利害，法令之得失，以应政府之咨访”,而农事会则以“考验学术，改良实业”为意旨。西人尤为重视学理，之所以成绩斐然，实因“合群力、群智”,农会活跃的学术氛围为农学者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交流平台，使农学技术得以推广试用。他感叹中西方落差之本源，“良法美意，逐降逐失，非但不能进步，且并不能保存焉”[9].国人不图进取，因循守旧，技术层面难于跨越到科学的理性高度，因而强调学会存在的必然性，即合集群力潜心研究农学，为农事试验活动提供一个方向标。他广为倡议效法西国模式，兴办农会，传播西学，改良农业现状，扭转中国农业凋弊之困境。

　　二、“改良新法以兴业、广开利源以富民”的兴农之术

　　在具体兴农之事方面，罗振玉具有长远眼光，农业并不仅限于传统种植业，而包括农、林、牧、副、渔、农业贸易等实即今日所共识的大农业。他重视以科技兴农，广开利源，并且有保护环境的意识，与如今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相接轨。罗振玉所论之农业，涉猎广泛，既有宏观的兴农之道，也有区域农业发展规划，更有微观缕析具体兴农之措施。在《郡县兴农策》中明确提出兴农七要：“一曰开荒芜，二曰兴水利，三曰考物产，四曰兴制造，五曰课农学，六曰厉林业，七曰兴牧利。”简言道破兴农之要旨，充分见其领悟出农学的精髓。

　　（一）广开利源以富国裕民

　　罗振玉将农业基础设施作为兴农之根本，尤其强调垦荒为第一要务，认为“谋富之道，莫要于兴农；兴农之端，莫急于垦荒”[10].又将垦荒作为民富国强的必要之举，“垦荒之利，利在国家、垦户与垦主，所谓效速而款巨，富国而益民，不损民间固有之财产，而开万世不竭之宝藏”[11].同时，也认识到水利兴于农业增收的连带作用，“水利为农田要端，水利不兴，则地利因之而劣”.垦荒芜、兴水利皆历代传统农学之始端，此种兴农之术甚为合理，只有将基础夯实，才能从源头上促进农业实现跨越式发展。除基本的种植业之外，他广泛阅读西书，鼓励各种富民之策，将视角延伸至水产业、畜牧业、林业、园艺业、农产品制造加工业、流通业等，农林牧副渔均纳入其规划的农学之列，广开利源，为民拓宽增收渠道，而且已具备现代的大农业之雏形。罗振玉富有远见卓识，以为种植农业只能满足于基本的生存需用，难以脱贫，因而要将土地、人力、资本三者有所变通，“将田亩所入，创为教工院，收养贫民，教织布、纺纱、刻书、制器、刺绣、雕刻等艺，售物所得之利，半以劳工人，半以备蓄积。岁岁推广，人人得业。民即遇荒歉，工作馀资，足以自活，不待振矣”[12].他认为发展农产加工业是强国富民的重要举措，“地方多一制造品，则 外国 少一输入品”,如此 “贫 民 即 多 一 生路”[6].同时又指出农产加工制造品首要目标应“充境内之用”,如织布、缫丝、制糖、榨油、酿酒、焙茶等行业，“先从事于日用之品，而徐及其他”[5].这样便可开拓国民利源，同时亦能堵塞国内利益外流。此外，对国人所事农业提出改良方略，“若中国之果品，质良价贱，宜改良向者贮藏之法，而习罐藏之术，以远输欧美”[13].总而言之，他提倡种植业与次生农业应实现优势互补，避免资源浪费，“荒地之不适宜兴农者，亦须各相其宜，以充分利用”[14].

　　（二）利用科技以改良产业

　　罗振玉创办《农学报》最根本的目的便是引进并广泛传播欧美及日本的先进农业科技，选取西方优良的物种移植本国以改良国内物种，并建立农事试验场进行实践检验。他认为改良是提高农业产量与质量的题中应有之义。“天生农品，有遍产于大地者，有特产于一处者，有产于此方而优、彼方而劣者，此固造物者之憾事，然可以人工弥其缺也。人工为何？移植改良是已”[13].通过移植改良方可弥补自然之不足，转劣势为优势，实现物种的完好转换。对于改良农事的具体实施方法，罗氏表明“以精选种子及购求佳种为第一要义”[15].主张引进良种和科学育种，提出各地应设“售种所”,采取科学方法检验并选取佳种，引进国外的良种，如欧美的小麦，美国的玉米、棉花，荷兰的牛，瑞士的羊，阿拉伯的马等。此外，也提倡使用杂交方法改良物种。对于国内固有的良种，则应积极选育。如绍兴为养蚕之地，其蚕种之盛誉闻名于世，宜“改良制种之术，尽屏向来之恶种，而遍育于各行省”[16].此亦为改良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在移植改良物种时，仍应把握因地制宜的原则，在《扬州试种美麦成绩记》中，以中美麦穗实物图作以比照，说明华麦麦穗、麦质、收成期均逊于美国，鉴于自然气候条件差异，欲选取美国佳种对本国小麦进行改良，宜“依植物学新理，取华种之佳者，与美种施人工交合，则向之成熟期迟者，必改而较早，向之胶质寡者，必改而增多。合两国之种，取其性质之善而改其不善者，在一反掌间耳”[17].可见，建立农事试验场有其重大的现实意义，一是实行改良之法，使农夫目验新法之利；二是学校兼授实业，而令学生得实验所授之学理。农事试验场在物种改良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理论与实验相融合的实践探索作用，以更合理更科学的方式利用科技改良产业。

　　（三）注重贸易以振兴经济

　　罗振玉将改良农业技术作为兴农的重点，同时也强调要发展农业商品生产。他以为中国农事之不修缘由在于“士大夫不讲农学及无工商辅农，故不能起业”[18].农、工、商三者之间是相辅相成的，在《废物利用说》中指出：“天下之大利，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流通之。三者交相为济，如环之无端”[19].

　　农业原料加工制造成农副产品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交易，进行流通，只有如此才能振兴农业。农业流通对内可以促进生产，物尽其用，对外则注重产品输出，挽回利权。并且要求国内应提供一个良好的流通环境，如要免除苛捐杂税，鼓励商品流通，实行优惠政策。《劝业私议》中明确切中国内新兴产业缺失的重要根源：“地方素无之土产，不难以人力谋兴盛，而今日二十馀行省之大，从未见辟未有之利源，创新兴之产业者，其故何哉？无劝业之经，而有厘税之苦故也”[20].罗振玉注重对农产贸易情况进行调查，对统计结果作定量与定性分析，为农产品贸易提供一个合理的风向标作用。

　　（四）保护环境以持续发展

　　罗振玉不以中国地大物博而自居，深知物产之不足敷用，积极倡导废物利用，以最小的资源消耗实现最大化的利益。“衣裳之蓝缕，森林之条枚，鸟兽之毛骨，稻麦之梗杆，油酒之糟粕，人畜之矢溺，悉供制造，而化无用为有用焉”.将生活中能够二次利用的资源加以再利用，变废为宝，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最理想状态。如有荒地之不适宜兴农者，亦须各相其宜，以充分利用。在《废物利用说》中，罗氏介绍了欧美日本废物利用之新法，如“罗兽骨败叶，并可制肥培；惟骨类须舂碎，加以石灰，俾由质化尽，乃易为土所吸收；败叶则宜和堆肥，积贮腐化，而后用之；果能加意贮蓄，其利不细。败絮蓝缕，可以造纸；蚕蛹桑渣，可以饲鱼……”[19].认为废物利用能创造无穷之利薮，是农者理财之道，同时亦能节约资源，使农业发展实现了一个理性的终极归宿。罗振玉认为大力发展农业的同时应重视保护环境，其远见卓识在《与江西友人论制樟脑办法》中已有初步显露，“民间任意斩伐，悉数靡遗，不十馀年，豫章之茂林尽矣。公司仅仅得十年之利，而举记载以来一二千年之名产，俄然而成泡幻，宁不可惜！且滥伐山林，能致水旱，即公司亦何乐殚心竭力，以开此暂时立涸之利源，而贻后日无穷之患害哉？”认识到广开利源应以维持生态平衡为前提，要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不能竭泽而渔，要存老林、造新林，主张开发与保护并重，开源节流，实现可持续发展。时至今日，实践印证了其环保思想的正确性与可行性，可见其高瞻远瞩的胆识，在当时振兴实业为第一要务的社会思潮中实为不易。

　　三、结语

　　罗振玉的农学思想在其人生的轨迹中可窥见一斑，其农学思想之根源来自于中国古代“农为邦本”的重农传统的启蒙，认为开垦荒，兴修水利，改良农业技术等兴农之术为强国之根本，而这均与传统农业之宗旨一脉相承。罗振玉青年时期广读传统农书，正是根深蒂固的重农思想使他奔赴当时社会思潮最为活跃的上海实现其远大抱负，在学会社团林立的影响下创设务农会，《务农会章程》将其农学思想表露无遗。其后随着维新运动的兴起，办刊办报成为救亡图存的改良之利器，报馆如雨后春笋纷至沓来，针砭时弊、实业救国均成为晚清报刊的创办宗旨。罗振玉认为汲取西方先进农学改良中国农业已然迫在眉睫，借鉴《格致汇编》《时务报》《知新报》等报刊的体例，创刊《农学报》，大量翻译引进欧美日本农学技术以传播推广。为了培养翻译人才，创办了东文学社，聘用藤田丰八为教习，培养出一批杰出的学者，同时亦担任《农学报》的编辑，《农学报》逐渐演变为农业学堂的教材，各州县纷纷订阅，此外还建立农事试验场以进行推广。罗振玉为传播西方农业科技，建立了务农会、《农学报》、农业学堂、农事试验场四位一体的传播链条，将报刊传播与教育传播共同作为推广西学的重要媒介和渠道。

　　罗振玉的农学思想更全面地体现在其数十篇农学论着中，兴农之科学技术与实践层面多借鉴于东西洋，讲求实业，致力于经国济民之业。罗振玉在引进世界近代农学方面颇有建树，具有现代的眼光，将农业的概念延伸至除种植业之外的林业、养殖业、水产业、加工制造业等近现代意义上的大农业。其大农业观开辟了更多利源，为强国富民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他提倡的利用科技以改良农业、加强农产品流通、保护环境追求可持续发展等观点颇具前瞻意识，长期致力于农学的考究给中国农业的发展指明了一条合理道路。既有宏观的兴农之道，亦不乏具体的兴农之术，全面系统的农业意识为近代农业带来一道曙光。这种宏大视野将传统农学与近代西方农学相融合，实现了传统向现代艰难的蜕变，从农学史的角度看，罗振玉的贡献在于将两个不同阶段的农学，即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传统农学与以学理实验武装的现代农学开始逐步结合，实现了传统农学与西方实验农学的首次交汇，初步具备了现代农学的雏形。从这个意义上讲，罗振玉是中国近代农学的传播者、开拓者，是全面系统地将传统农学与西方现代农学交汇的践行者，为中国农学史和中国科技期刊史开创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传播范式。

　　参考文献：

　　[1] 朱先立。罗振玉与《农学报》[J].中国科技史料，1986（2）：28-30.

　　[2] 宇文高峰，姚远，郭开选。我国最早的农学期刊《农学报》的办刊特色[J].编辑学报，2003（1）：16-17.

　　[3] 魏露苓。晚清西方农业科技的认识传播与推广（1840~1911）[D].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4] 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205.

　　[5] 罗振玉。郡县兴农策[J].农学报，1900（107）：1-2.

　　[6] 罗振玉。农政条陈[J].农学报，1901（153）：1.

　　[7] 罗振玉。农官私议[J].农学报，1900（99）：1.

　　[8] 邓华熙。安徽抚部邓札饬安徽全省购阅农学报公牍[J].农学报，1897（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