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年中古墓志的大量出土，学界对于墓志的关注与日俱增。这一史传之外最为大宗的第一手资料，在各个层面上丰满与完善着中古史的细节，但同时，其与史传的出入之处，也形成了对既有的历史书写的质疑与挑战。作为当时当代的第一手材料，墓志未经后人有意的改写与无意的传误，其可靠性相对更高。然而深埋于地下，肇端于记录亡者身份，标记墓葬位置的砖刻柩铭的墓志，虽然有其与公众舆论互动的一面，但首先是作为一种私人化的文体而存在的。由亡者子孙、亲友主导撰写的墓志，承载着“使陵谷变迁，后人可以识其墓处，觇其行诣”的重大使命，其对志主功业的叙述难免夸大，而亡者生平种种不便言说之处，则需极力讳饰。因此如何利用墓志，特别是那些叙事与传世史料有所出入的重要人物的墓志，则需进一步评估两造记载各自的真实性。质言之，墓志所叙述的内容可以被信任到何等程度，并非是一个无需讨论的问题。本文即拟通过对新出唐代后期重要将领王宰的墓志与现存史料的比读，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观察与探讨。

　　王宰，王智兴第二子，武宗会昌征讨泽路战役中最重要的将领之一，一生历忠武、河东、河阳诸大镇，官终太子少傅，分司东都。这样一位重要人物，原本应有较为详细的传记，然而由于唐代晚期国史修纂的废弛，《旧唐书》中仅在其父王智兴传后附了“晏宰，于昆仲间最称伟器。大中后，历上党、太原节度使，扞回鹘、党项，屡立边功”这样一句话。

　　《新唐书》为其另作新传，但亦仅三百余字，虽然涵盖了王宰一生大部分重要历官，但于其生平诸多大事件中的细节并未展开。新近出版的《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所收录的王宰墓志，备述其生平行事，恰好弥补了史传漏略的缺憾。

　　张应桥先生曾据此墓志勾勒了王宰一生的经历，但对于传世文献与出土墓志之间的关系，则未加以辩证，故本文将对这一方面着重阐述。兹录墓志全文如下:

　　大唐故检校司空太子少傅赠司空太原王公府君墓志铭并序\中散大夫使持节汝州诸军事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充本州防御使柱国赐紫金鱼袋冯图撰\朝请郎前行太原府参军李黓书\公讳宰，字钧之，太尉公第二子也。太尉公宗系勋烈，备于先志。公生而颖晤，奇表秀发，方颐燕颌，材武绝伦，弯弓六\钧，马槊无对，博涉经史，尤善篆隶。讲武之暇，多集儒士，谈议无倦，太尉公器爱焉。年未弱冠，为武宁军都将，士众悦服。初，\宪宗皇帝扫荡凶叛，两河震骇。太尉公握兵上游，忠顺许国。长庆中，燕齐魏镇相次逐帅建长，请命于朝。四境连兵，方劳\庙算。太尉公率先忠款，遣公入侍。\穆宗皇帝诏曰，诸侯侍子，前古则然，词约礼卑，益彰义训。始自都将，擢为太子右赞善大夫。未几，迁云麾将军、右龙武军将军知军事。宝历\元年，封太原郡开国子，食邑三百户。二年，加侍御史，复兼御史中丞。\文宗皇帝即位，以公勋臣子，有检操，试以理郡，观其业履。大和元年，以银青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出为光州刺史，进封太原郡开 \国公，加邑至千户。

　　为政清慎，弋阳人安之。四年，迁泽州刺史，加邑至二千户。高平之政，如弋阳之化。寻迁澧州刺史。公为澧州，慈惠\显著，陟课计最，理行第一，澧人至今歌咏之。自是，朝廷推其才实，凡重难之任，议者以公为举首。

　　七年，征为右龙武军大将军、\知军事兼御史中丞。九年，守本官加御史大夫。开成元年，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出为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御使及诸军防秋押蕃 \落等使。于是，天子下诏曰:闻其顷岁，缉绥澧阳，版图有加户之功，郡人有诣阙之请，载洽时论，可谓长才，天下愈推为贤侯。\善吏五原，抚接杂虏。前后为政者，率皆利其牛羊善马，因生雠扰，公清约自处，恬怡寡欲，为郡四年，封部清谧。开成四年，迁陇州刺 \史，充本州防御使。五年，检校工部尚书，充邠宁庆等州节度观察等使。在邠州四年，抚戎训俗，法尚宽简，尺籍伦理，公储羡溢。会昌三年，\武宗皇帝潜运宸算，问罪壶关。以公勋贤嗣，韬钤妙密，忠厚可倚，用武之地，推诚付嘱。复检校工部尚书，充忠武军节度、陈许\蔡等州观察等使。其秋，诏以本官兼充河阳行营诸军攻讨使。先是潞帅刘从谏死，其子稹握父众，求代其位，扬兵四境。\武宗赫怒，天讨龚行。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连战不捷，疾悸求解。天井下临覃怀，势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骇。奸谋讹言，亟生 \恟动。诏以公为攻讨使，代茂元之任。公拜诏之日，引兵渡河，环洛居人，室家相贺。师之所历，秋毫不犯。

　　屯于万善寨下，\贼垒皆哭。天井关在太行山顶上，寇堞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贼恃险凭固，聚食持久，坐待师老，冀缓灵诛。

　　公掩其不备，夜遣马\步都虞侯董佐元、黄头先锋将赵峰、赫连权等引锐师直上太行山巅，夜走七十里，公引大斾继进，九战拔天井关。贼众宵溃，惊蹂 \自投山谷死者不可胜计，杀伤略尽，翊日告捷。\武宗大悦，诏加兵部尚书，依前攻讨使。天井下临高平郡，俯视如蚁，走尘炊烟，无所逃隐，贼众游骑，投砾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复自 \守。明年，诸城尽降，贼稹传首关下，公凾献之，上党平。诏加紫金光禄大夫、检校尚书左仆射。全师凯旋于许。平潞之役，\公实元勋，谦默自持，未尝言战。初，公以陈许等军屯天井，石雄以河中等军屯冀氏，朝廷责功于二帅。公连战拔天井 \关，威名大振。贼党传刘稹首，先诣公营。诏公引天井军合冀氏军入其巢穴。公按军徐进，以示不竟。功名之际，\美同羊祜，策勋未称，天下贤之。寻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御史大夫，充河东节度观察等使。未几，加司空，申上公之命。\今上即位，念功图旧，以公北门镇守，政令修举，加检校司徒，镇守仍旧。公以勋臣旧德，恋深臣子，拜表乞觐。大中三\年元正，朝贺在廷，上目而壮之，加光禄大夫，复归镇守。初，公屯兵天井，贼尚稽诛。自春涉夏，军士饮山泉，寝蒿艾，及秋大疫。\太行峻险，餫军多阻。公大散家财数千万，躬抚战士，补卒振旅，辛勤尽瘁，竟清残孽。朝廷爱其忠力，复倚图功。\今上初收河陇，西羌别种，屯聚隘险，劫夺行人，抄略餫路。上临轩叹息，思得统将。台臣等惶恐，以公名闻，即日，诏以 \ 公守本官领河东。先差兵士，并沙陀及诸蕃部落子弟等，充招讨党项使，兼指挥振武、天德、灵盐、邠宁、夏绥、鄜延等州，同讨党项兵马事。其\所诏昭义、易定、河阳、宣武、沧景、陈许、郑滑、天平、平卢、兖海、浙西、宣歙等道，赴夏州塞门行营，士马并令权取公指挥。其属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诸镇，有控临党项处，缓急要兵，掎角相应。便行文牒，指使推毂，委重之任，古今无伦。公受命奋发，蓬首即路，引兵进战，直\入塞门。属餫路阻艰，军食不继，数以饥卒，邀战不整。朝廷以老师费财，诏省戍卒。

　　复以公检校司徒，充河阳三城节度、怀\孟泽等州观察等使。未几免镇，以太子少保分司东都。九年秋，检校司空兼太子少傅，依前分司东都。公襟量弘裕，不以荣悴婴怀。\拜衮登坛，保傅分洛，一推忠顺，默无尤违，士类以此多之。十年十月廿三日，寝疾于洛绥福里之私第，薨，享年六十三。 \ 天子震悼，罢朝一日，赠司空，赙以布帛。明年二月五日，卜葬于河南府河南县梓泽乡张封原，先太尉公之兆次。有子男二十 \三人，女一十五人。长子弘宗，夔王府司马。次子懿宗，汝州长史。次子贽，检校国子祭酒兼侍御史。次子次宗，袁王府参军。次子吟，检校太子\宾客兼侍御史。次子演宗，江州浔阳县尉。次子颜，右龙武仓曹参军。次子虔宗，亳州文学。次子建宗，怀州参军。次子彦宗，左司御仓曹参军。\次子澧宗，左司御胄曹参军。次子嗣宗，左金吾卫骑曹参军。

　　其次曰儒宗、曰颙、曰颁、曰颉、曰颐、曰频、曰愿、曰顾、曰顼、曰颃、曰顷。咸以贵胄，将\登显仕。用礼检之操，以孝谨持其祖父业。女适良士，公出自绮纨，弱冠登崇显，自幼及贵，不知艰难，而气不矜豪，虑必深逈，历官中 \ 外，焯有名烈。及为将帅，隆树勋绩。德善一贯，终始可铭。铭曰: \ 王实大姓，自新以垂。兆起卜淮，浚派延枝。江左风流，互盛迭衰;皇朝多士，疊庆重熙。太尉材雄，早宣力用。司徒懋德，弈\叶增重。公忠激发，雷风震动。天实降神，精诚入梦。

　　条颁澧浦，惠政洽闻。律静五原，时号能军。\ 天子求理，公为能吏。天子治戎，公拜彤弓。文武兼任，报政奏功。岂独才克，公诚有融。蠢尔壶关，逆竖狂\猘。所恃者何，天险重闭。盈凶贯毒，蟠氛作沵。蜗结蛛罹，恬为得计。公振长策，屯师蓄鋭。一夕霆飞， 不容睇。禽惊兽蹙，迎弓尽殪。建\旆□ 频 ，收其胜势。妖巢夜覆，逆首宵传。畅毂纔逞，一方晏然。帝曰元臣，武振功宣。

　　申命左揆，锡乃勋贤。公拜稽首，非臣 \□□。天讨有罪，臣当奉职。循墙疾走，逃遁莫克。拜诏惟恭。式昭懿德。帝念北门，王业之基。授以征钺，总乃如貔。上 \□之命，载申载驰。天泽就加，公功之宜。羌戎未宁，中军卜帅。坛成礼渥，星高将贵。联营尽护，群藩毕寄。将振庸祗，中辍朝 \□。□□河内，辞□东□。孤卿峻袟，以优以游。

　　国倚元老，朝倾壮猷。百身徒赎，大运遽流。\□□□悴，爰申□□。□□□瘁，天不愸遗。存殁之盛，惟公盈之。庆祉有余，子孙是贻。\这无疑是一篇正式而堂皇的文字，墓志中的王宰，忠勇仁义，谦逊退让，十足的高大全形象，但如若比读传世文献中有关王宰的记录，却可以发现与墓志记载的诸多出入，两者之间的矛盾，折射出的是王宰其人多重的面向。

　　1． 名讳之疑

　　墓志云:“公讳宰，字钧之，太尉公第二子也。”然而两《唐书》却有不同的记载。《旧唐书·王智兴传》:“智兴九子，晏平、晏宰、晏皋、晏实、晏恭、晏逸、晏深、晏斌、晏韬，而晏平、晏宰最知名。”《新唐书·王宰传》:“晏宰后去‘晏’，独名宰。”

　　据上引《旧唐书》，王智兴诸子皆以“晏”字为排行，其他诸子如晏平等皆以本名行世，何以王宰独去标志排行的“晏”字? 可能的原因当是王宰的儿子晏实，幼为王智兴所爱而“自养之，故名与诸父齿”。

　　王宰名去“晏”字，至少在名字上避免了与亲生儿子处于同一行辈的尴尬。墓志录其去“晏”字之后的名讳，虽然合乎情理，但其中亦隐去了志主人生的一个细节。

　　2． 志主父王智兴事迹之表述

　　墓志云:“初，宪宗皇帝扫荡凶叛，两河震骇。太尉公握兵上游，忠顺许国。长庆中，燕齐魏镇相次逐帅建长，请命于朝。四境连兵，方劳\庙算。太尉公率先忠款，遣公入侍。”这段含糊的记述试图表现出王智兴对朝廷的一贯的忠顺，但事实是否果然如此呢?

　　王智兴，少为徐州牙兵。德宗初年，李正己及其子李纳增兵徐州，企图控制江南赋税运输之管道，由此欲害刺史李洧。王智兴疾行赍表京师求援，德宗因发朔方军五千人随智兴解徐州之围，由是发迹，并逐渐成为当日徐州最重要的将领。

　　元和年间，吴元济、李师道叛乱，宪宗发徐州兵平叛，王智兴带兵出征，东征西讨，屡立战功，“贼平，授沂州刺史”，同时也全面掌握了徐州的军事力量。墓志“握兵上游，忠顺许国”的记述基本属实，虽然其措辞可能会使读者误以为王智兴此时已成为徐州节度使。

　　王智兴真正成为徐州节度使得益于穆宗初年的河北再次叛乱。《旧唐书》王智兴本传完整地记述了此事的始末:长庆初，河朔复乱，征兵进讨。穆宗素知智兴善将，迁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副使、河北行营都知兵马使。初，召智兴以徐军三千渡河，徐之劲卒皆在部下。节度使崔群虑其旋军难制，密表请追赴阙，授以他官。事未行，会赦王廷凑，诸道班师。智兴先期入境……率归师斩关而入，杀军中异己者十余人，然后诣衙谢群曰:“此军情也。”群治装赴阙，智兴遣兵士援送群家属。至埇桥，遂掠盐铁院缗币及汴路进奉物，商旅赀货，率十取七八。逐濠州刺史侯弘度，弘度弃城走。朝廷以罢兵，力不能加讨，遂授智兴检校工部尚书、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武宁军节度、徐泗濠观察使。

　　显然，王智兴是通过兵变掌握了徐州的核心权力，而朝廷此时已力不能制，只好承认既成事实。此事原委，墓志自然绝不可能写入，但也因此无法堂堂正正地记述王智兴成为徐州节度使的人生高潮，而这正是其整个家族发迹的起点。有趣的是，墓志所谓“率先忠款”，似乎将王智兴与河朔叛乱者置于同一阵营，这一不太妥当的措辞，却无意中透露了长庆平叛之际，王智兴并非如墓志所希望表现的那样忠于朝廷。

　　3． 清约自处的盐州刺史?

　　墓志云:“开成元年，以检校左散骑常侍，出为盐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本州防御使及诸军防秋押蕃落等使。于是天子下诏曰:‘闻其倾岁缉绥澧阳，版图有加户之功，郡人有诣阙之请，载洽时论，可谓长才，天下愈推为贤侯。善吏五原，抚接杂虏。’前后为政者，率皆利其牛羊善马，因生雠扰，公清约自处，恬怡寡欲，为郡四年，封部清谧。”

　　墓志中所谓“清约自处”、“封部清谧”，也往往见于其他墓志中对州刺史政绩的描述。那么这种表述是套话陈词，还是符合实际的评价，一般我们无从判断，不过幸运的是，王宰出刺盐州的表现，史籍中恰好有相应的记载。《新唐书·王宰传》称其“除盐州刺史，持法严，人不甚便”。 而《册府元龟》卷六七一记述更为详细:“田牟，开成中为陇州刺史，会盐州刺史王宰好以法临党项，羌人不安，以牟宽厚，故命易之。”

　　而《新唐书》卷一四八《田牟传》则概括为“开成初，盐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诏牟代之”。

　　在唐代三百年纷繁的历史长河中，一个刺史在其任上的表现如何实在过于微不足道，记录本身应该都是在无意中留存下来的，这里显然不存在讳饰与遮蔽。而上述三种分别属于王宰和田牟两方面的记载都同时指向与墓志相反的方向，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应当是显而易见的。

　　4． 泽潞平叛中的王宰

　　王宰一生最重要的功绩便是作为主将之一，攻打要求自行择帅的泽潞镇，并最终降获叛军首领刘稹的人头。平泽潞是武宗和李德裕的重要武功，故而当时留下的史料相当丰富，我们先来看看有关这场战役的前因后果。会昌三年四月初七，泽潞节度使刘从谏卒，其侄刘稹自称留后，上表求节钺，希望得到朝廷的正式任命。唐廷诏刘稹护丧归东都，拒绝了刘稹的要求。刘稹拒命。

　　双方关系骤然紧张。

　　泽潞五州地处冲要，泽、潞二州雄踞太行之险，捍蔽关中，邢、洺、磁三州深入河北腹地，居高临下，控驭河朔，所谓“国之宝地，系在安危”。 安史之乱后，唐廷于此设节度使，本意正在监控河北三镇，防其合纵，甚至认为“欲变山东，先择昭义之帅”。 而在河北方面，泽潞位于太行山东侧的三州亦被其视作眼中钉，一旦与朝廷发生冲突，必将竭力拔除。 所以，当泽潞一旦要求行河北故事自行择帅，即显示出自立的倾向，不但唐廷借其控制河北的战略意图被打破，同样起到控扼河北作用的河阳节度防区，甚至是东都将直接受其威胁，这是唐廷绝对不能容忍的。会昌三年五月，在讨论如何处置刘稹的问题的会议上，武宗与李德裕不顾群臣反对，决意对其进行征讨。 五月十三日，武宗下诏讨刘稹，战争正式拉开了序幕。

　　同日，武宗命成德节度使王元逵为泽潞北面招讨使，何弘敬为南面招讨使，在东北与东南与此前已屯军昭义军正南、西北与正西的河阳节度使王茂元、河东节度使刘沔、河中节度使陈夷行形成五面夹击之势。

　　但是战争一开始并不顺利。河阳节度使王茂元与泽潞精兵甫一接战，即露颓势。河阳是战役攻守的重要据点，河阳告急，则东都震恐，形势对唐廷而言，至为不利。同时成德、魏博虽受朝廷之命承担攻打昭义在河北的三州，但迟迟未有行动，故不得不遣李回宣慰。

　　八月，唐廷以魏博节度使何弘敬仍怀两端，按兵不动，遣时任忠武节度使的王宰长趋魏博，直抵磁州，声言支援何弘敬。瑏瑡 至此战役进入了新的阶段，而王宰也由此登上了这一幕历史剧的前台，并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墓志对此事的记载毫不吝啬笔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都刻意渲染了王宰在此役中的功绩。

　　墓志云:“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屯兵天井下，连战不捷，疾悸求解。天井下临覃怀，势逼河洛。衣冠士庶，莫不惶骇。奸谋讹言，亟生恟动。诏以公为攻讨使，代茂元之任。公拜诏之日，引兵渡河，环洛居人，室家相贺。师之所历，秋毫不犯。屯于万善砦下，贼垒皆哭。”此节所记便是王宰兵指魏博，成功逼迫何弘敬出兵磁州之后，转而驰援力已不支的王茂元之事。

　　河阳军自六月与泽潞兵交战始即始终处于下风，至八月终于败于科斗寨，大将马继被擒。泽路大将薛茂卿随即又率兵对河阳军驻地万善寨发起持续的猛攻，“执四将，火十七栅”。 而节度使王茂元又在军中发病，河阳岌岌可危。此时制置全局的李德裕立即令开赴磁州的王宰军团驰援转头河阳。墓志所谓“连战不捷”，确系实情，而增兵河阳，洛阳可免危情，所谓“环洛居人，室家相贺”，虽系夸饰，亦在情理之中。然而所谓“师之所历，秋毫不犯”，却很可能并非事实。

　　王宰军至唐军屯驻的万善城寨后不久，王茂元即去世，河阳节度使空缺，此时已被任命为河阳行营攻讨使的王宰本应是节度使的当然人选。然而王宰并未就此兼领河阳，李德裕进上武宗的奏折中道出了他对王宰的顾虑:“王宰止可令以忠武节度使将万善营兵，不可使兼领河阳，恐其不爱河阳州县，恣为侵扰。”

　　李德裕何以有此顾虑? 《通鉴》的另一段记载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答这一问题。会昌四年正月，河东节度使都将杨弁趁河东军主力皆开赴榆社前线之际，于太原城中作乱。唐廷决心征讨，“河东兵戍榆社者闻朝廷令客军取太原，恐妻孥为所屠灭，乃拥监军吕义忠自取太原”。

　　从此节记载来看，客军至他镇作战，显然对当地无所爱惜，抢掠屠杀似乎是题中应有之义。墓志虽然刻意强调王宰“师之所历，秋毫不犯”，然而对照着李德裕的奏文和《通鉴》的记载，颇有些此地无银的反讽意味。

　　王宰既为河阳行营攻讨使，其任务是拿下泽潞的南面门户天井关，继而攻克泽州，直捣刘稹巢穴。王宰最终的确胜利完成了任务。墓志对王宰攻克天井关一事浓墨重彩，大加铺陈: “天井关在太行山顶上，寇堞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贼恃险凭固，聚食持久，坐待师老，冀缓灵诛。公掩其不备，夜遣马步都虞侯董佐元、黄头先锋将赵峰、赫连权等引锐师直上太行山巅，夜走七十里，公引大斾继进，九战拔天井关。

　　贼众宵溃，惊蹂自投山谷死者不可胜计，杀伤略尽，翊日告捷。”从墓志来看，泽潞军队坚壁固守，欲“坐待师老”，而王宰趁其不备，偷袭成功，经历艰苦的战斗之后终于夺取了天井关。但墓志所言是否尽是事实，或事实的全部，史籍的记载提供了此一事件的另一个面向。

　　自会昌三年九月王茂元去世，王宰代为河阳行营攻讨使，至十二月王宰进攻天井关，时间已经过去了三个月。果然是泽潞方面在“坐待师老”吗? 如果看一下《通鉴》的记载，一切都可明了: “(九月)庚戌，以石雄代李彦佐为晋绛行营节度使，令自冀氏取潞州，仍分兵屯翼城，以备侵轶……石雄代李彦佐之明日，即引兵踰乌岭，破五寨，杀获千计。时王宰军万善、刘沔军石会，皆顾望未进，上得雄捷书，喜甚。”

　　事实上，天井关战役的打响，还是因为泽潞方面驻守的大将薛茂卿企图投降唐廷，与王宰通谋攻寨的结果。薛茂卿即是本年八月与王茂元交战时攻破科斗寨的泽潞大将。他一心以为自己攻破科斗寨，立下战功，理当受赏，不料刘稹的目的只希望朝廷承认他节度使的地位，因此认为薛茂卿“多杀官军，激怒朝廷”，反而不利于他得到朝廷的承认，“由是无赏”。失望的薛茂卿心坏怨恨，遂“密与王宰同谋”。

　　于是王宰引兵攻天井关，结束了其长达三个月的顾望。

　　由于攻守双方已有秘密协议，故薛茂卿“小战，遽引兵走，宰遂克天井关守之，关东西寨闻茂卿不守，皆退走，宰遂焚大小箕村”。

　　天井关战役至此结束，薛茂卿退入泽州，遣人密召王宰进攻泽州，王宰犹疑未进。事情很快泄露，刘稹遂诱使薛茂卿至潞州，诛杀之，以兵马使刘公直代薛茂卿。王宰此时方进攻泽州，与刘公直遭遇，战不利，天井关失守。七天后，王宰再次对刘公直军发动进攻，大破之，重新夺取了天井关。

　　墓志在叙写王宰夺取天井关后即写到了战事的结果:“明年，诸城尽降，贼稹传首关下，公凾献之，上党平。”从各种史籍的记载来看，泽潞之战的确是以刘稹部下刺杀刘稹，降于王宰而告终的，王宰受降，传刘稹首于长安，墓志称“平潞之役，公实元勋”，或有夸饰，但并不失当。但奇怪的是作为河阳行营攻讨使的王宰在战争结束后却并未顺理成章地成为河阳节度使，而是移镇至河东。河阳控扼河北、屏蔽东都，战略地位极其重要，而泽潞平定后，更将泽州割隶河阳，由此“太行之险不在昭义”，其地位进一步加强，而河东的重要性则远不若河阳。平定泽潞后出镇河阳的是李德裕的爱将石雄，表明了朝廷不愿意将这一战略要地交付王宰，换言之，朝廷并不信任王宰。 何以有这样的结果? 原因或许有很多，但王宰在攻克天井关后的表现无疑加重了朝廷对王宰的不信任。

　　正如墓志所言，“天井关在太行山顶上，寇堞星联，建瓴之势，万夫莫仰”，天井关既克，唐军遂“下临高平郡，俯视如蚁走尘。炊烟无所逃隐，贼众游骑投砾可及。自是狡穴妖巢，不复自守。”在占尽地理优势的情况下，王宰并没有贯彻李德裕制定的作战计划，接替病逝的王茂元继续进攻泽州，而是在原地屯驻下来。直到战争结束，泽州都一直在泽潞大将刘公直控制下。

　　会昌四年的正月，王宰又上奏接到刘稹乞降的表章，希望朝廷能够加以考虑。此时太原杨弁方乱，朝议汹汹，认为两处用兵，朝廷力不能支。

　　而这一切反而刺激了武宗与李德裕将战斗进行到底的决心。李德裕在给武宗的上表中对王宰受刘稹降表之事大加斥责:“臣适见度支报状，王宰已似纳其情款。发使之时，不以先闻，便受表章，欲自擅招抚之功。昔韩信破田荣，李靖擒颉利，皆是纳降之后潜兵掩袭。只可令王宰失信，岂得损朝廷武威? 建立奇功，实在今日。”

　　同时遣使“密谕石雄，若王宰已纳刘稹，即石雄无功可纪”，令石雄抓住立功机会，无使王宰占先。

　　二月，王宰仍旧按兵不动。李德裕又言于上曰:“王宰久应取泽州，今已迁延两月。盖宰与石雄素不相叶，今得泽州，距上党犹二百里，而石雄所屯距上党纔百五十里，宰恐攻泽州缀昭义大军，而雄得乘虚入上党独有其功耳。又宰生子晏实，其父智兴爱而子之，晏实今为磁州刺史，为刘稹所质。宰之顾望不敢进，或为此也。”

　　武宗遂命李德裕草诏促王宰进兵。但王宰似乎并未有所行动。

　　不久李德裕又请求任命刘沔为河阳节度使，他在上奏中强烈表达了对王宰的不信任:“事固有激发而成功者:陛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师;遣客军讨太原，而戍兵先取杨弁。今王宰久不进军，请徙刘沔镇河阳，仍令以义成精兵二千直抵万善，处宰肘腋之下。若宰识朝廷此意，必不敢淹留。若宰进军，沔以重兵在南，声势亦壮。”武宗立刻同意了李德裕的上奏，数日之后，刘沔即迁任河阳节度使。

　　紧接着武宗又下诏王宰，言辞中充满了谴责，甚至对其发出了就地免职的警告:“卿初取天井，大振威声，皆谓计日而取泽州，指期而擒刘稹。顿兵危坂，已涉二时，日费殆过于千金，途隘有逾于九折。士不宿饱，人已告劳。

　　在朝公卿，继陈谠论，皆云卿之血属，质在贼中。……若虑危害晏实，未忍急攻，但卿披诚，朕必深恕，即当与卿移镇，必使两全。”瑏瑠三月初一，李德裕奏请让李回至王宰、石雄军中宣慰，敦促二将进军。瑏瑡 武宗再次下诏，责备王宰迁延不进:“今贼在网罗，只守巢穴，广立虚栅，多设疑兵，盖谓自防，岂暇侵轶? 且欲偷安岁月，以老王师。卿分兵相守，果中奸计。况卿已得天井，寻扼咽喉，游刃其间，更何顾虑。”

　　在这样屡次三番的敦促下，四月，王宰方才开始进攻泽州，但直到八月刘稹被杀，泽潞平定之时，泽州仍未被攻下。

　　从武宗诏中所谓“在朝公卿，继陈谠论，皆云卿之血属，质在贼中”之语来看，王宰屯兵天井，迁延不进，朝野上下应该多有议论，而武宗与李德裕对他的不满与谴责，当时也并非什么秘密。墓志虽然本质上属于私人化的文体，但考虑到其在完成后流传于世的可能，对于有些影响重大的负面事件亦不能完全置之不论，然而如何表述，既可点到，又不扫丧家颜面，维护志主形象，其中大有学问。王宰墓志则在叙述完其在平泽潞战役中的功绩之后，以“平潞之役，公实元勋，谦默自持，未尝言战”这样一句模糊，甚至略带褒扬的话对这一问题作了含糊的表述。

　　墓志又云“初，公以陈、许等军屯天井，石雄以河中等军屯冀氏。朝廷责功于二师。公连战拔天井关，威名大振。贼党传刘稹首，先诣公营。诏公引天井军合冀氏军入其巢穴。公按军徐进，以示不竟，功名之际，美同羊祜，策勋未称，天下贤之。”王宰素与石雄不合，当两人同时受诏直捣敌人巢穴之时，王宰是否果然如墓志所言，为显示不汲汲于功名而特地“按军徐进”呢? 至少传世文献的记载并非如此。郭谊斩刘稹首降于王宰后，武宗以此前潞州有“石雄七千人至矣”的谣言，故特命石雄率七千人入潞州以应谣言，同时亦命王宰进军，旨在捉拿郭谊及其党羽。 然而诏下两天后，王宰却“传稹首，与大将郭谊等一百五十人露布献于京师”。

　　而据墓志，王宰“按军徐进”的结果很可能并未抵达潞州，石雄则应遵照武宗旨意“径驰潞州，降谊，尽擒其党与”。 但是最终将刘稹首级与郭谊等人送至京师的却是王宰。献俘京师，无疑是展示战功最好的方式，也是出生入死的将领最辉煌的时刻之一。郭谊最初选择了王宰作为投降对象，由王宰押送俘虏入京，亦合情理。但显然此时，王宰并未对石雄表现出墓志所谓的“不竟”，而是紧紧抓住了进京露脸的机会。在讨平泽潞之后，王宰对于石雄在战役中的“始卒之功”心有所忌，“及李德裕罢相，宰党排摈雄罢镇”，而全然不顾石雄曾“以辕门子弟善礼之”。

　　可见墓志所谓“功名之际，美同羊祜”，并非事实。

　　5． 拜表乞觐的背后

　　墓志云:公以勋臣旧德，恋深臣子，拜表乞觐。大中三年元正，朝贺在廷，上目而壮之，加光禄大夫，复归镇守。

　　自会昌四年九月，泽潞战役结束之后，王宰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至大中三年正月，王宰已在这一位置上呆了将近五年，为何此时忽然想起“拜表乞觐”。传世史籍告诉我们，这一次王宰入朝的目的实际上是求官来的。《新唐书》卷一八二《周墀传》云:“河东节度使王宰重赂权幸，求同平章事，领宣武。墀言:天下大镇如并、汴者才几，宰之求何可厌。宣宗纳之。”

　　墓志的书写中完全隐去了其赴京朝觐的真实意图，也隐去了以周墀为代表的朝议对他的评价和他最终失望而归的结果，而代之以“拜表乞觐”、“上目而壮之”这样正面的表达，更特别点出此次朝觐所获得的加官，将王宰人生中的一次失败经历包装美化得天衣无缝，若非史籍偶然的记载，真相将永远湮没无闻。

　　从以上王宰墓志与传世文献所作的比读来看，同一事件，墓志与传世文献的记载多有不同，相比之下，墓志私人化的立场决定了传世文献的记载应更接近于历史的真相。而从墓志的撰写人冯图来看，此人撰写墓志时为汝州刺史，后数年入为中书舍人，这提示我们此人应有不错的文才。而据王宰墓志，其次子懿宗为汝州长史，为冯图下属，可能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冯图才有机缘为王宰撰写墓志。如这一推测成立，那么王宰墓志的私人色彩将更为浓重。这提示我们，作为私人化文体的墓志，其记述中虽然可能保存有传世文献，特别是具有官方立场的史书中被刻意删落、隐去的材料，但是其立场决定了对于志主的叙述与评价中必然充满了另一层面的讳饰。这虽然是一个常识，但由于墓志与传世文献很少能作一一对应的比勘，更不易有两造互相矛盾的记述与评判，因此我们很难衡量墓志在多大程度上对志主的生平行事进行了艺术加工，也很难判断墓志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信任与利用。而在王宰墓志中，墓志的记述与史籍记载之间的出入恰恰形成了罗生门的效果，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立场的双方对历史事件各自的表述，也为理解不同层次、不同立场的史料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实例。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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