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燕国的疆域主要包括冀北地区，大致在河北北部和辽宁的西南部，并兼有山西省的东北角，是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文化及后续文化的主要分布区域。大量考古资料表明，商文化源于红山文化，而燕下都也大量保留着商代的遗风，周代建国之初更把位高权重的召公奭封于燕，自此历代燕王也一直标榜自己为“姬燕文化”,故而燕半瓦当上的饕餮纹与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探究燕半瓦当饕餮纹的文化内涵必须与商周青铜器的纹饰意义紧密联系在一起。

　　《吕氏春秋》曾作“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抱更也。为不善亦然”,首先为商周青铜器上的龙角动物纹饰定名。可是饕餮究竟为何物，历来都是众说纷纭，尚没有统一论断。或以为是甲骨文中“帝”的形象，或以为是鬼神形象，或以为各种幻想动物的集合体，或以为是龙的正视形象，或以为是怪兽，或以为是怪兽形面具，或以为是虎、牛、羊等等。如果从黑格尔“遗痕律[7]”的角度来考虑，即同一艺术形象，越趋近晚期，越成熟、高级，其原始特征或物质特征越少，只有被认为是最典型的特征才有可能被最终遗留下来。由此可以认为，饕餮其早期形象可能为某种当时人们所熟知的单个家畜或兽类形象，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适应统治者神化皇权的需要，其形象演变成多个组合型家畜或兽类形象，比如其有着羊角、虎眼、牛首、豕耳的形象。

　　殷商是青铜器饕餮纹发展的黄金时期，西周初期的青铜器纹饰仍沿袭商代风格，发展到西周晚期饕餮纹逐渐衰落。而燕国半瓦当的饕餮纹直至东周时期，仍呈现出商末周初的遗风。笔者认为可能有一下几方面的原因：其一，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就处于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域，其彩绘陶器就出现了类似于先商时代青铜器上饕餮纹的装饰花纹，而且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商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其彩绘陶器上的装饰性花纹是商代饕餮纹的前身。大量考古资料也表明，商人在燕山南北长城地区的势力很大，影响也很深。当地传统文化与商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曹定云先生在《商族渊源考》曾说：“燕山是燕人之山，燕人乃玄鸟氏族之先民也，燕山为商族的发祥地。商族根于太皥部落，商文化源于红山文化。”另外吴庆军老师在《燕下都瓦当文化考论》中指出： “北京琉璃河和辽西出土的商周时期燕国铜器铭文都有当地殷遗服侍于燕侯的记录，包括商钜族在内”.由此可以推断，燕国的“百工”中可能大量存在商代的遗民为燕侯服务，他们继承祖辈代代相传遗留下来的手艺，将其绘刻在瓦件上装饰，故而燕半瓦当饕餮纹遗留商代的遗风也不足为奇，只能说是商遗继承先辈，怀念前朝的一种方式。

　　其二，周王建国后，封位高权重的召公奭之后燕，来加强对燕山南北地区的管理。一方面体现了周王对燕国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周王害怕燕地区大量的商遗会反抗，成为日后的隐患。但是，周初国都在陕西西安附近，而燕国国都在今河北易县附近，相距可谓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即使是派自己最信任的胞弟，也会有令周王始料未及之事。燕自建国到灭亡，历代燕王都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即使作为姬姓的正宗，迫切希望把周姬文化施布于燕地，奈何商文化早已根植于当地传统文化之中，强行改变必将引起又一场大的叛乱。周初急需修生养息，穷兵黩武之事早已不堪重负，故而政策趋向于只要燕先民安于生产，就任其发展的态势，周姬文化只能在潜移默化中慢慢影响，同时也体现在瓦当纹饰上的这种状态。

　　其三，可能是历代燕王所宣扬的祈福、平和、安于现状政策态度的一种体现。多数学者一直持有商代统治是残酷的，所以饕餮纹饰也表现出一种“狞厉美”;周代的则是“敬天”、“明德”,“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的政治教化思想，反应在饕餮纹饰上是一种“廉明美”.即便如此，周王希望通过此起到震慑万民，加强统治的作用，周处于奴隶社会的中晚期，统治者对于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治的思想观念相对于处于奴隶社会早中期的商来说，必定更铭记于心。而燕半瓦当的饕餮纹饰却与当时整个时代背景相左，一方面原因是燕国地理位置偏远且闭塞，并且处于北有戎狄，南有赵、齐等国的时时威胁，疲于应付，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思想的传播和普及；另一方面则是到春秋中期，群雄崛起，而燕国则显得较于弱小，军事力量薄弱，自身难保，半瓦当上的饕餮纹则赋予了一种祈福安定、众志成城的思想，时而张开的巨口象征希望摆脱现状，自强不息，时而紧闭、严肃庄重的神态又体现了一种保守自居，但宁死也不失尊严的一种不屈气节。

　　可以仔细观察的是，燕半瓦当饕餮纹旁常饰有乳丁纹的图案，而乳丁又有“乳子”之说，代表多子多福，子孙延绵的意思，或许是一种生殖崇拜的体现。饕餮传说为龙之第五子，乃上古神兽，可能表达的是一种天神的存在，尊贵、肃穆，乳钉纹镶嵌其左右，象征燕国子孙，可能寓意是用神兽守护着子孙，以期子孙延绵、燕国长盛不衰。总而言之，青铜器代表着统治者祈求政权稳定、长治久安以及所统辖区域长久的风调雨顺，燕瓦当选取青铜器上最具代表性的饕餮纹，表明了其对国家安定、繁荣昌盛的美好愿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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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杨玉生。论召公封燕及其对燕文化的影响[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