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下半期以来,飞速发展的社会经济与科学技术及逐渐走向健康和稳定的政治为世界史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条件.同时,世界各国之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各种新资料、新方法在学术研究中广泛使用,为世界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之而来的是大量学术成果的出现,其中不乏很多改变传统研究成果、与目前大学世界史通用教材完全不一致的新观点,如何将这些最新科研成果融入大学历史专业世界史课堂教学中,改变传统教材中的一些明显错误,修正经典作家的某些过时观点以改变长期以来人们已经形成的某些思维定式,显然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根据笔者多年从事大学世界史课堂教学的经验来看,仅以世界古代史为例,这方面的课堂教学改革可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在课堂教学中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纠正某些明显的错误史实

　　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和史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对某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现象作出较之过去更加丰富的、修正的甚至否定的新评价、论证,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正常的现象,这就要求世界史教师要随时学习、收集本学科研究领域里的新动态、新成果,以丰富甚至修正教学内容.20世纪以来,国际学术界出现了很多颠覆传统旧说的新观点,并已经得到公认,我们理所应当将之传授给学生.在课堂教学中,教师用国际学术界的最新科研成果纠正某些明显的错误史实、对传统的或一般的结论、观点大胆质疑,可以训练学生的批判思维和创新思维能力,引导学生从新的视角审视历史问题,从而更好地激发学生对历史学习的兴趣.

　　例如,关于世界古代七大奇迹之一的"巴比伦空中花园",目前国际学术界就已有新说,而且几乎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公认.研究成果显示:事实上,津津乐道巴比伦城中尼布甲尼撒王的空中花园的几位古希腊作者并没有到巴比伦城亲眼看过这一奇迹.因此,1995年,英国牛津大学亚述学博士戴蕾在伦敦出版的亚述学和西亚考古杂志《伊拉克》上发表了她令人信服的考证--两河流域的王家空中花园不在南方巴比伦城而在北方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城;而且这个花园的筑造者不是巴比伦帝国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 而是比他早100年的亚述帝国国王辛那赫瑞布.其列举出来的理由多达八条.

　　再如,19世纪下半期,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提出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国家"的古典进化论模式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 其中许多重要成果被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所吸收,是长期以来影响我国学者最深远的一种国家起源理论.

　　在他的影响下,我国许多学者甚至把经由部落联盟到国家这种模式当成是早期国家形成的唯一的普遍演变方式.然而,随着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发展, 国家起源问题的研究不断深化.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在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塞维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进化论模式即"游团-部落-酋邦-国家",将酋邦社会视为由部落向国家过渡的中间环节.1975年,在《国家和文明起源》中,他再次发展完善了这一理论.在他之后,又有许多人类学家对此进行了补充和发展.如:1987年,约翰逊和厄尔在《人类社会的演进》中提出了酋邦的定义,认为它是存在于原始平等社会与官僚国家之间的过渡阶段.1991年,克里斯廷森进一步阐述了酋邦的多样性,认为它是一种介于部落和国家之间的差异极大的社会形态.〔2〕
　　
　　二、在课堂教学中既完整准确地介绍又完善、修正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某些理论

　　伟大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为了从史实上论证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的必然性,都先后涉猎古代历史,并提出了很多理论,这些理论无疑是我们进行历史研究的重要理论武器,然而,随着历史研究的深入,其中的某些缺陷和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并不是要求我们把它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恩格斯说得非常明确:"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3〕681因此,在世界史课堂教学中,教师既要完整准确地介绍马恩列斯等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而且也应注意去修正和发展经典作家某些过时的结论和观点,使之与时代发展同步,这样才能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大学生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从而培养学生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例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继承摩尔根的观点,认为部落联盟是原始社会所达到的最高组织形式,它与军事民主制是同一回事.事实上,目前有大量资料证明军事民主制的时间涵盖范围要广于部落联盟,它不仅涵盖野蛮时代低级与1处于原始社会末期以及从这个末期开始向国家转变的过渡时期的民族阶段,部落联盟与军事民主制并非完全一回事.在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的社会中,对于前国家时期是否都存在过部落联盟组织的问题,摩尔根和恩格斯都不能完全肯定,至少他们都没有关于希腊和罗马部落联盟组织的详细而肯定的论述.

　　他们能够肯定的只是,在国家产生前一阶段,古代希腊和罗马的社会组织都是民族.在他们的著作中,民族最初仍旧属于氏族社会.马克思也这样认为.因此,在摩尔根与恩格斯以及马克思的著作中,国家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最高组织形式,不是部落联盟,而是民族.〔4〕101同样,也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恩格斯强调国家形成的标志就在于国家是按地区划分国民,并设立了公共权力机关.而氏族则是按血缘关系组成的,没有公共权力机关.〔3〕184-188事实上,恩格斯的这一结论已经受到包括中国材料在内的许多无法应对的挑战.现有的材料足以证明,中国的夏商周三代主要是血缘关系社会.在甲骨文材料以及后代的文献材料与殷商考古发掘材料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人是严格按照血缘关系来组织自己的社会与国家的.而从历史发展的实际材料看,总体上,"公共权力的设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历史表明,公共权力的完备这一过程,在大多数地区,时间长度都在数百年上千年甚至数千年.绝不可能一蹴而就.〔5〕再如,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是建立在法国学者拉马克的观点之上的.然而,现代生物学已经否定了拉马克的学说,突变、自然选择、隔离是物种形成的基本环节.人类作为一种生物物种,它的形成也就受到这些生物规律的支配.因此"劳动创造人"就失去了生物学根据.从人和猿的复杂关系来看,一方面人类的起源是十分复杂的现象,另一方面人与猿的分化与差别绝不是由会不会劳动所能决定的:因为如果猿类产生的原因仅仅在于会不会劳动的话,那么就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猿类会在不同的时间分化出不同的种类.我们既然承认人类是一种生物、人类从其它动物进化而来,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人类的起源也是受到自然规律的支配,人类产生的原因就必须用自然规律来说明.如果用"劳动"或其它非自然的因素来解释人类的产生过程,如果认为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类的起源是受到超自然规律的支配,那么,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特创论,实际上就否定了现代科学.从科学的发展来看,我们应该看到:在恩格斯时代,现代科学刚刚开始建立,对人类起源的实际过程几乎无所知晓.如恩格斯引用说,地球的年龄是一亿多年,但我们现在知道的地球年龄已有46亿年了.在生物学上,19世纪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宏观研究,现在已发展到分子水平的研究.19世纪对古人类化石所知极少,现在我们不仅发现了十分丰富的化石及文物,而且知道了人类的发展过程经过了不同的阶段.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根据现代科学来研究人类起源问题,而不能用前人的认识将自己困死.用经院式的哲学争论取代具体的实际研究、用过去的结论解释现代的事实,这都是无助于科学发展的.

　　〔4〕此外,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说中的奴隶社会普遍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受到挑战.首先,人们发现,马克思的表述不是十分肯定,而是称"大体说来".其次,马克思的古代一词所用的词是antiq-uity,这个词在西文中通常是指希腊罗马的古代,而不包含其他民族和地区,中世纪一词一般公认是欧洲语境里的概念.也就是说,马克思本人在晚年也非常反对把他的研究结论视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公式.再次,当时的世界上古史研究水平不足以让马克思和恩格斯作出那样的概括性结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这种模式与人类历史的实际差距较大.因为奴隶制始终存在于人类历史之中,甚至在现代世界的某些地区,还存在某种形式的债务奴役制.在历史上,奴隶制真正得到广泛发展的地区并不多,只出现于古典时代的雅典、斯巴达等城邦,罗马共和国末期、帝国初期的罗马与意大利.在其他地区,奴隶制并未得到广泛发展.【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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