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公民教育以培养公民德性为基本内容,不仅塑造了德性论的经典范型,也在公民品德培育方面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可以借鉴的理论资源.当今时代,现代性正成为公民品德培育需要直面的社会现实,它所引起的工具理性主义对当前的公民品德培育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回到古典传统,借鉴古希腊公民教育理论成为当前公民品德培育的重要呼声."尽管亚里士多德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截然不同,但我们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他的著作只属于历史兴趣的范围.……无论他的世界于我们的多么不同,许多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1]( P2)古希腊的公民教育在塑造公民德性方面积攒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与实践路径,能够为当代公民的品德培育与古希腊之间的"隔空对话"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实践借鉴,值得我们去深度挖掘.

　　一 古希腊公民教育的伦理本性

　　在古希腊,公民是一种政治概念,指的是人在城邦中生活获得的政治身份或政治资格.人是天然的城邦动物,在城邦中培育公民品德,练就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因而,城邦总是与公民联系在一起,城邦由公民组成,公民是城邦的公民."如果要阐明城邦是什么,还得先行研究公民的本质","城邦正是若干公民的组合".一个好的城邦也必然是由好公民组成."所有的公民都应当有好公民的品德,只有这样,城邦才能成为最优良的城邦."[2]( P124)由此,公民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育公民品德,塑造好公民,进而成就好城邦.

　　古希腊的公民教育建立在两个基本的立足点:人的政治性与政治生活的向善性.两者是人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表现形式.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脆弱的、难以自足的个体,需要以群居、互助的社会性方式生存."每一个隔离的个人都不足以自给以生活",这不是策略之计,而是人的本性使然.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说法"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所谓"政治动物",本意是人必须要生活在城邦之中,是社会关系中的存在,个人只有在城邦中才能发挥自己的潜能."人类生来就有合群的性情","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或是为世俗所鄙夷而无法获得人类社会组合的便利或因高傲自满而鄙夷世俗的组合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氏"[2]( P9).政治生活因反映出人的本性,从而成为人的基本生活形式.

　　与此同时,人们生活的终极目的是要实现幸福生活.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认为万物总是向善的,都存在终极性的追求,人类所有活动也是如此."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3]( P1)但与柏拉图不同的是,人的善不是对抽象的善理念的分有,尽管"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但人的善却是可感的、现实的、具体的善,"我们现在要研究的显然是人的善"[3]( P32).在所有人类所要追求的善中,最大的善即至善,就是幸福.因为"幸福是所有善事物中最值得欲求的、不可与其他善事物并列的事物","幸福是完善的和自足的,是所有活动的目的"[3]( P19).作为灵魂符合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需要人在城邦之中加以实现.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们参与城邦过上政治生活,目的是为了过上幸福的生活.

　　在古希腊,政治学是着眼于人的行动的实践科学,考察的是人的高尚和公正的行为."政治学的目的是最高善,致力于使公民成为有德性的人、能作出高尚行为的人.""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2]( P152)这样,政治学无疑充满了对人的道德关怀.追求卓越是古希腊人的基本品质,公民在积极参与城邦政治生活中力争做个好公民,因为只有好公民才能组成好城邦,最终才能达到幸福生活.这样,政治生活承载着人们如何过得好的伦理价值,体现出人类向善的伦理本性.

　　由此,培育公民品德,塑造好公民也由此成为城邦公民教育重要的政治活动.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十分强调教育对于城邦的重要性,认为公民教育是城邦的重要责任,目的是为了增进城邦稳定、和谐."国家不能让教育听任私人要求和某一商业化机构的左右,而必须由国家本身来提供所必须的手段,必须确保公民们真正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训练,并且必须确保所提供的教育与国家的和谐和福祉相符合."[4]( P94)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塑造公民的品德、人格的方式塑造好公民,进而守护好城邦."要想成为一个善良之邦,参与城邦政体的公民就必须是善良的."[2]( P390)只有当城邦是向善的,是一个好城邦的时候,生活在其中的公民才会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与生命本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参与政治生活恰恰是人类表达内在需要、实现自我的生活方式.由于人的政治本性,人们实现自我价值和幸福生活就必然依赖于完善的政治生活,并在其中体现人之幸福实现所需要的德性.政治生活立足人的向善性,体现对人的生存关怀,与此同时,伦理价值为政治生活提供价值导向和担保.

　　这样,作为政治活动的公民教育就必然充满了伦理性,公民教育不仅是政治实践,也成为一项体现政治向善性、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道德实践.作为人之本性的现实展现,道德价值寓于人们的政治生活,政治生活在本质上成为一项伦理追求.

　　伦理追求是一种追求永恒的哲学生活,而公民教育立足人之多变、流动的现实生活,构成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在古希腊,政治与哲学之间充满了张力,这在"苏格拉底之死"中表现到了极致.柏拉图的哲学以区分两个世界的方式---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试图加以化解,但现象世界服膺于理念世界的做法也使得现实世界丧失了独立的地位.亚里士多德的做法是,一方面,他在《形而上学》中承认人是理性的动物,人类生活存在着至善的终极追求;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人的向善求索,幸福生活的通达只能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实现.

　　"亚里士多德在使哲学生活对于有教养的非哲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主要关注公民德性的人,变得更为称心如意方面,获得了成功."[5]( P5)这样,亚里士多德顺利地实现了政治与哲学的和解,为政治生活的伦理性和伦理-政治的统一奠立了基础.这从他的两部著作《伦理学》与《政治学》"一体两面"的关系就可以看出.《伦理学》与《政治学》都表现出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伦理学》提供的是对什么是幸福的回答,而《政治学》则为人类幸福的实现提供社会土壤.

　　可见,政治的伦理规约为人类的政治活动提供了终极性目的,从而使政治活动充满了道德关怀.人们接受各种形式的公民教育,学习如何过上城邦的公共生活,目的是让自己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公民教育用以塑造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而公民资会性,也成为个体发掘自我潜能、成就自我价值的必要条件.

　　二 生存论指向下的公民教育设计

　　古希腊哲学崇尚一元的、目的论的世界观,它将人类现实生活的全部安排置于统一的、终极性的价值目的之下.在马克斯·韦伯看来,古代人"包含着'世界'作为一个'宇宙秩序'的重要的宗教构想,要求这个宇宙必须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安排得'有意义的'整体,它的各种现象要用这个要求来衡量和评价"[6]( P508).斯洛特( M. Slote) 则从伦理学的视角将古代伦理学的特征归结为一元论,指出: "古代伦理学认为德性、理性或好的理由与( 追求、提升以及提升) 幸福或好的生活紧密联系起来."[7]( P49)安纳斯( J. Annas) 说得更明确,他认为整个古希腊德性论都被统摄在统一的人的生存目的之下,这个统一的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8]( P514).

　　事实上,古希腊哲学始终与人的终极生活追求联系在一起,体现出强烈的生存论趋向.幸福问题是人的终极生存问题,也是古希腊哲学所要回答的问题.对人的幸福生活追求也成为古希腊教育( 包括公民教育) 最终的价值目标.公民教育是塑造公民---这一特定身份的现实活动,与人的生存问题紧密地勾连在一起.城邦的生活( 政治的生活) 是人的基本生活形式,是人之政治性的外显.人们以城邦的形式过上公共生活,并获得公民资格最终是要更好地实现幸福生活."一个城邦的目的是在促进善德","关于最优良的政体,有一点是大家明白的: 这必须是一个能使人人尽其所能而得以过着幸福生活的政治组织"[2]( P350).作为城邦塑造公民的政治实践活动,公民教育是人由自然人走向城邦生活的重要渠道,接受城邦生活所需要的品质、能力、价值、德性等,满足城邦对公民个人的期待,而个人也在城邦中获得成长,利用城邦提供的各种资源、机会、条件,实现自我价值.

　　古希腊将人的生活看作统一的整体,公民教育是这个统一目的下的重要组成部分.人的道德实践总是从人的总体生活入手,将之放置于个人的整体生活规划中作出思考.公民品德的培育是城邦进行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一个城邦必须有相同于人们所由称为义士、为达者、为哲人的诸品德,惟有勇毅、正义和明哲诸善性,才能达成善业( 而导致幸福) ."[2]( P347)城邦的兴盛关系人的幸福,而一个兴盛的城邦离不开具有公民品德的公民.这样,旨在培育公民品德的公民教育体现出尤为明显的生存关怀.一旦从人的生存本性和向善的目的出发理解,公民教育就不再是培养公民在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技能,而是成为展示自我本性,在政治生活中实现自我,促进城邦兴盛的手段了.【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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