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第三条道路”概述

　　如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第三条道路”已经不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它主要指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西方国家所标榜的“不左不右”的中间道路，其中，以美国总统克林顿、英国首相布莱尔、德国总理施罗德和意大利总理普罗迪为代表，用布莱尔的话讲，这是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①（ P43）。

　　实际上，“第三条道路”的历史远不止这么短暂，早在 19 世纪，它已经出现。“自从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就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第三条道路’”①（ P43），1848 年欧洲革命时期，法、德等国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他们既与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学说存在分歧，同时，也和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有着很大不同。在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施坦正式提出了“第三条道路”,“他既反对走传统的资本主义老路，又反对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形式来实现社会主义”②（ P53）。

　　然而，本文所讲的“第三条道路”与伯恩施坦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有着本质的区别。首先，他们所处的时代不一样，前者产生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的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而后者则早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的 19 世纪末，便已经产生并成熟，其次，两者的具体含义也不一样，新时代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在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与自由资本主义道路之间走的一条发展道路，老的“第三条道路”则是指在自由资本主义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之间走的一条发展道路。因此，两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右转。

　　虽然，“第三条道路”是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但是“传统的中左价值观，诸如社会包容、平等、社会团结，对脆弱或不幸的人多一些关怀，所有这些都依然是‘第三条道路’的核心价值观。”①（ P44），例如，布莱尔上台之后，便对英国原有低效的福利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告别了传统的福利国家，着手建立社会投资型国家，改革后的福利制度更加体现了福利主体的多元化，更加强调有责任的福利和工作的福利，由注重结果的平等转为注重机会的平等，即使这样，布莱尔政府也通过投资来扩大就业以保障社会的公平与稳定。从这一点便可得知，“第三条道路”并非与过去的社会民主主义彻底的分道扬镳，而是对其继承与发展。根据以上的分析，便可以得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安东尼。 吉登斯和布莱尔等人新的发明和创造，而是对旧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更新和改造，使其更加适应经济政治全球化的发展，正如吉登斯所说： “第三条道路主要就是指左翼的现代化”①（ P44）。此言精辟地概括出了“第三条道路”的实质。

　　至于对“第三条道路”到底有没有明确的概念界定，笔者认为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这连它的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和它的践行者托尼·布莱尔都很难解释清楚，其它人更是难以企及，更何况如何解释“第三条道路”也不是本文叙述的重点所在。

　　二、“第三条道路”形成的全球化背景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始，“第三条道路”作为一种理论悄然从西方兴起，更加令人惊叹的是，欧洲的许多左翼政党把这一理论作为他们的施政纲领，并纷纷在各国上台执政，即使在有着资本主义大本营之称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克林顿也自称是“第三条道路”理论的信徒。“‘第三条道路'理论的提出，绝非少数理论家和政治家的心血来潮或标新立异，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根源和现实的社会基础的”②（ P1）。也就是说，“第三条道路”的产生也符合了历史的必然性，有着深刻背景。

　　（ 一） 全球化浪潮的席卷

　　“全球化”一词是近几年才出现在人们耳边的，如果追溯其诞生的历史也不甚久远。据有的学者考证，“全球化”一词在20 世纪 60 年代才出现在英语世界的日常用语中，而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一词的发明权应该属于一位名叫泰奥多尔。 莱维的学者，他于 1985 年在《哈佛商报》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谈市场全球化》的文章中，首次使用“全球化”概念来描述此前 20 年间国际经济发生地巨大变化②（ P2）。即使如此，全球化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年轻的新生词汇，其历史不过三十年光景，但它又极迅速的进入每个人的耳朵和大脑，并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理念，甚至是一种方法。

　　尽管，全球化已与每个人的生活紧密相连，但 是 我 们“对 它 的 理 解 还 很 肤浅”③（ P4）。正如安东尼。 吉登斯所说“全球化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它不应该被等同于出现了一个世界体系.全球化实际上是关于时间和空间的转变。我把它界定为远距离行动……”全球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潮流，比我们对它的认知要早得多，早在公元前后，东西方已经出现过许多洲际帝国或庞大的宗藩体系，在西方如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等已经是地跨三洲、水兼四海的庞然大物了，而世界的东方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则主导了这一地区。

　　它们都在各自的统治区域内实行经贸往来，统一法律制度，并且促进文化的交流，这为以后全球化已经迈出了它的第一步，直到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世界已日益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全球化的巨轮才艰难起步。正如上文所述，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认识仅仅始于上个世纪后半期，而直到进入 90 年代后，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才宣布“世界进入了全球化时代”.需要指出的是，全球化不单单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我们更应该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四个层面来把握全球化意义，只有这样，才能更为全面客观的了解全球化。

　　另外，“由于经济从本质上说是没有任何界限的，世界经济就是全球化的最主要动力，它使世界市场的财富流动积聚和重新分配”①（ P116）。更为令人瞩目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国际分工的细化，民族国家的界限日趋淡化消失，正如布莱尔所说：“庞大和中央集权政府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④（ P303）随着跨国公司的崛起，民族国家的权力日益萎缩。各国联系的日益密切，不得不使各国政府逐步淡化意识形态的执政理念，代之以更加中性化的道路模式。

　　但是，我们又不能对一些另类的全球化视而不见，1999 年11 月28 日，世界贸易组织在美国西雅图举行部长级会议，就开始新一轮贸易自由化进行谈判。就在会议开始前夕，数千名示威者走上美国、法国、瑞士等国的城市街头，对世界贸易组织及经济全球化表示抗议，示威者说他们的立场就是反对全球化引起的各国发展的更加不平衡和一系列的生态环境危机。他们还认为： “经济全球化会破坏国际间对人权尊重，而且会从总体上损害人高于利润的概念。”①（ P114）此类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不胜枚举，并且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事实上，这并非示威者们的无病呻吟，国际知名学者萨米尔·阿明（ Samir Amin,1932 ~ ） ,在美国的《每周评论》2000 年 6月号上刊登的名为《20 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文章，对全球化进行了批判。阿明认为，全球化是“一种世纪末的危机”.在 20世纪的后20 年中，占世界人口20%的最富裕的人，占有全球产品的份额从 60% 增长到 80%,而世界 80%的人口仅仅拥有世界财富的 20%,全球化成为少数人聚敛财富的手段。

　　全球化所引起的一系列问题并非是某一国家或区域性的，而是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因此，这些问题也并非一国或几国所能彻底解决，而是需要全球各国的通力合作，即全球治理。因此，各国全球性的组织雨后春 笋 般 诞 生，例 如，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 ,世界卫生组织（ WHO） 等等，则是此类组织中的代表。

　　无论全球化能带来积极作用，还是产生不良后果，这一历史趋势无法扭转。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已日益联系为一个有机整体。为了共同应对全球化问题，各国政府已经越来越认识到捐弃前嫌、通力合作的必要，政治上的中性化，当然是必不可少的。

　　（ 二） 社会民主主义思潮的再生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存在从来就不是大一统的，而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思潮，仅仅是社会主义思潮中的一支，是其中的左派，我们称之为革命的社会主义，而其他思潮如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等则是改良的社会主义，最具有代表性的派别是英国的费边主义，其代表人物有马克斯。 韦伯和萧伯纳，他们主张以渐进改良的方式，逐步的过渡到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斗争和暴力革命学说，“改良主义的社会主义的确把反革命哲学看作是避免社会主义堕落为集权统治制度的必要保护手段”③（ P63）。

　　“社会民主党并不讳言自己是改良主义的政党，并认为应当且有能力改善、巩固资本主义。”①（ P174）二战以后，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平等、争取就业和建立福利国家的口号，受到了本国人民的欢迎，并纷纷上台执政。他们在经济上奉行凯恩斯主义，建立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并实施一系列的福利政策。因此，二战以来，社会民主主义由改良主义、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三大部分组成，它们是思想、工具和目标的关系。

　　20 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凯恩斯主义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取代，走向式微时，西方社会民主党也随之走向沉寂，被保守党所压倒，长期处于在野党的地位。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处于历史上的低潮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90 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前苏联解体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了极大挫折。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西方分析家和理论家纷纷宣判社会民主主义死刑，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走向终结了。恰是这种背景下，当代欧美社会民主党对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重新反思，超越了传统社会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不能适应时代需要的内容，对社会民主主义进行了重新建构，力图实现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第三条道路”应运而生。

　　（ 三） 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与民主化浪潮

　　从 1989 年到 1991 年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解体或变色，整个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遭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挫折。

　　剧变之后的各国纷纷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苏联帝国的垮台，使两极格局中的一极坍塌，最终演变为一超多强的格局。一方面，东欧各国高举自由、民主的旗帜，强烈抵制过去的集权主义和苏联模式，使得民主的观念深入民心； 另一方面，由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实力大不如前，难以与美国形成抗衡之势，这就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更加肆无忌惮，任意地干涉别国内政，甚至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再一次唤起了人们对民主的向往，对霸权的憎恶； 最后，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人们民主理想的幻灭与日俱增，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对政治家的信任程度呈现下降趋势，参加投票的人越来越少，“而越来越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说他们对议会政治毫无兴趣”①（ P174）。西方国家出现了“民而不主”的现象，民主赤字令人叹为观止。

　　在西方民主状态让人堪忧时，一场反思民主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它与复兴的社会民主主义一道，成为 90 年代欧美各国资产阶级政党左翼上台执政的力量源泉，“第三条道路”因此产生并得以贯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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