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于阗遗迹的考察与发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市，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部边缘。自汉武帝时，张骞开通西域以来，这片丰饶的土地就出现在汉地民众的视野之中，此地古称于阗①,唐时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称为“瞿萨旦那”②.作为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要一站，自汉代以来的大大小小遗迹深藏于黄沙之中。

　　对于阗本土文物、图像的考察研究，与19世纪末国外探险家对于西域的探险、对文物的掠夺是紧密相联的。1893年法国人杜特义·德·兰斯（Dutreuil de Rhins）、费·格勒纳尔（F.Grenard）的考察团在西域探险时经过和田，在约特干等地收集了一批陶俑、陶器等文物带回欧洲展出，引起了时人对和田的注意。

　　此后随着对西域探索的兴起，和田也成为各位探险家光顾的对象。1896年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他第二次对西域的考察中，深入到和田沙漠腹地挖掘了著名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喀拉墩遗址。作为和田遗址最早进行探索、挖掘的西方探险家，斯文·赫定对两处遗迹的位置、水文状况的记载，成为此后探险家、考古学家前来探索的重要依据。

　　此后，大量探险家随着斯文·赫定的足迹来到和田，最为重要的当属英国的斯坦因。1900至 1930年间，四次到中国新疆及河西地区考察，抢走大量文物的同时将自己四次探险的经历、考古报告汇集成书。其中《古代和田》一书“以近百万字的篇幅和300多幅图片及地图，详细介绍了斯坦因第一次到中国西部，即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探险的全过程”③.在对和田的考古调查中，斯坦因对玛沟一带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系统的挖掘，包括热瓦克佛寺、丹丹乌里克、雅艾勒克、巴拉瓦斯特等，为世所震惊。在其出版的考古报告中附有部分文物照片与平面示意图，为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但是斯坦因对遗迹的肆意破坏、对文物的疯狂掠夺充分展现了强盗行径。

　　斯坦因活跃在西域期间，还有一些规模较大探险队组织对西域考察，如日本由大谷光瑞、渡边哲信等人组成的大谷探险队于1902至1914年间三次考察了西域、河西地区。他们的考察偏重于探险，对于遗址并没有进行系统的挖掘，只是注重文物的劫夺，大量和田出土的文物被带回日本，伪满政权覆灭后，其中一部分留存于东北，现藏于旅顺博物馆。

　　德国人勒柯克（A.von Le Caq）带领的德国第三次吐鲁番考察队于1905至1907年间在新疆考察时曾进入和田考察，所得文物被德国为柏林民俗学博物馆收藏。1927年4月成立的“中瑞联合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徐炳昶和斯文·赫定的带领下于1927至1935年对内蒙古、甘肃、新疆等西北地区进行了包括地质学、历史学、考古学在内的多学科考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考察团员多为各个领域的精英力量④,我国考古学家黄文弼、瑞典考古学家伯格曼（Bergmen），都参与其中。随着对于大量遗址的清理和初步发掘，考察团在考古上面取得了非常卓越的成绩。1929年他们来到和田，考察团按照和田的河流、水文对沙漠中的遗迹进行调查，黄文弼在其著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详细地记载了对“和阗北沙碛中的遗迹”、“达摩戈一带古址”、“克里雅河及喀拉墩”等遗址的考察状况。发表了当时对买里克阿瓦提佛寺遗址、喀拉墩遗址等的挖掘报告，并附上部分文物图片。

　　除了以上著名探险家、大型考察队外，还有大量西方探险者和文物贩子先后将和田列为新疆探险的重点对象，在这里进行文物收集和考古调查活动。如1903年美国人克罗斯比（O.T.Crosby）、亨廷顿（E.Huntington）；1907年芬兰人曼涅尔海姆（C.G.E.Mannerheim），1914至1915年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1928年德国人特灵克勒（E.Trinkler）、德·特拉（H.de Terra），1934至1938年德国人费尔希纳（W.Filchner）等。国外探险家们所劫掠的文物分藏于伦敦、不来梅、纽约、圣彼得堡等地的博物馆。

　　以上梳理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探险家的活动导致了和田遗迹发掘的混乱和文物的大量外流。此外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还有大量不知名的文物贩子来到和田挖擅自进行挖掘，并走私贩卖。直至建国前，和田的各个遗址满目疮痍。

　　建国以后，国家文物局、新疆自治区文管所、和田博物馆等单位先后组织了多次文物普查，并对多处遗址进行抢救性挖掘。

　　其中重要的有：

　　1.1979年对洛浦县买力克阿瓦提汉代遗址的发掘⑤,并且清理出小佛像、坐佛像（残）、石膏质壁画残片等早期佛教艺术遗物。

　　2.自1988年始，中日联合尼雅遗址考察活动在民丰县的尼雅遗址进行了长达9年的科学考察⑥,中日双方专家清理民居、佛寺等遗址，获得了大量文物与文书。其中包括“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等重要丝帛文物，考察结果以两卷的《中日共同尼雅遗迹学术调查报告书》呈现在世人面前。

　　3.1993年由新疆文物考古所与法国科学研究中心315研究所合作，对克里雅河流域的喀拉墩遗址和圆沙遗址进行了长达三年考察⑦.清理了喀拉墩遗址的一座佛塔和两座小佛寺，并在克里雅河下游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发现了汉代以前的墓葬群。发掘出3-4世纪的佛寺遗址，出土了数片石膏质、绘有交脚、跏趺坐佛像的壁画。此外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考古队对喀拉墩61号、62号佛寺进行了重新挖掘，发现了绘制于6-7世纪罕见的多臂菩萨壁画残片及金银器。

　　4.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项目”由新疆文物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日本佛教大学尼雅遗址学术研究机构共同主持，先后4次深入到丹丹乌里克遗址⑧进行科学考察，在对佛寺壁画进行保护的同时采集了钱币、陶器等文物，集合考察成果及相关研究于2009年出版了《丹丹乌里克遗址--中日共同考察研究报告》，为丹丹乌里克最新的研究成果。

　　5.2002年开始对策勒县达玛沟佛寺遗址的发掘⑨.分别于2002年、2010年对托普鲁克墩一号、二号、三号佛寺进行考古挖掘，先后出土了大量壁画、塑像、擦擦等佛教文物。综合壁画风格与所出文物，遗址年代当在6-9世纪。

　　以上对于建国后和田重点遗迹考古发掘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对于文物遗迹的政策是保护性、抢救性挖掘，这完全不同于西方列强的强取豪夺，而是出于对遗迹、文物保护的目的。重大的科研考察中也有国外科考团参与，这种联合考察一方面培养了自身的考古、科研力量，另一方面也使得和田考古、研究趋于国际化。

　　重新收集、系统清理考古遗迹的同时，和田市在1979年成立了和田地区文物管理所，作为收藏、管理文物的所在。1995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和田市政府的支持下和田市博物馆于2005年正式开馆，成为和田地区文物保护、研究的重要机构。

　　尽管和田地区的考古建设、文物保护已经颇具规模，但是对于和田地区的民间盗掘迄今仍有发生。由于和田地区文物保护资金、人员的匮乏使得当地的文物保护亦面临着非常大的困境。

　　2010年，对达玛沟一带的考古挖掘工作正在筹备，文物犯罪分子即闻风而动，在达玛沟附近的沙漠深处大肆盗掘，所获的珍贵壁画以非常低廉的价格售出。2011年在当地公安部门的配合下追回三千余件被盗文物，而更多的壁画可能被转卖或在盗掘过程中被破坏，让人痛心疾首。对于和田文物与艺术，我们需要研究，但更多的是要大力保护。

　　二、和田唐代佛教遗迹的基本概况
　　
　　从现存遗迹来看，和田地区的众多遗址主要分布于几条大河流域和古道附近，其中根据出土的文书以及学者们对遗址的考古分析、判断，属于唐代的佛教遗迹主要有：

　　1.达玛沟水系的丹丹乌里克遗址。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首先发现了丹丹乌里克。他在此进行了简单的发掘，并临摹了佛寺上的千佛壁画。1900年斯坦因的到来则开启了丹丹乌里克考古与研究的大门，他系统地发掘了古城中的遗迹，包括八座佛寺，将大量佛像、经典、文书带回英国。2002年，“中日共同丹丹乌里克遗址学术研究项目”启动，考古学家和学者们在斯坦因的挖掘之上重新、系统地进行清理。在挖掘过程中发现、揭取了佛寺壁画等重要考古资料。此地的宗教绘画主要有壁画、木板画两种形式，壁画多为千佛图像、单身立佛像、多面多臂神灵像、骑马人物、供养人等。木版画则分为横式、竖式两种，横式主要为故事画，重要的有“蚕种东传”故事画、“鼠王传说”故事画等皆出土于丹丹乌里克。

　　2.达玛沟水系的喀达里克遗址。此处遗迹进行系统的发掘，依然是斯坦因在进行。此地寺院的年代与丹丹乌里克相近，从遗址中清理出的唐代钱币也能证明这一点。出土文物有壁画、泥塑、梵文及古吐蕃文文书、彩绘木板画残片等。壁画的题材主要有千佛、位于寺院墙下部的供养人坐像，此外还发现了毗卢遮那佛壁画。对于此地壁画、木板画的研究主要是英国学者威廉姆斯夫人（J.Williams）在其博士论文“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Painting”中对画面中的尊像进行了身份的辨析，现辨明身份的有20余幅。

　　3.达玛沟水系的巴拉瓦斯特遗址。此地位于喀达里克附近，同样由斯坦因进行考古挖掘获得大量佛像碎片、丝绸、木简等物。其中包括采用晕染手法绘制的菩萨壁画。1928年德国人特灵克勒也探访了此处。所出文物主要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印度新德里博物馆、德国不莱梅海外博物馆。德国学者格洛普（G.Gropp）在“Arch ologisches Funde aus Khotan,Chinesisch-Ostturkestan”⑩一书中发表了藏于不莱梅海外博物馆的162片壁画，其中相当一部分出自巴拉瓦斯特遗址。此地壁画题材非常丰富，主要包括多臂神灵、毗沙门天王、毗卢遮那佛、单身佛像或菩萨像。

　　4.达玛沟水系托普鲁克墩遗址。此地于2000年由牧羊人发现。截止于2011年共挖掘出佛寺遗址三个，其中2、3号佛寺遗址的年代明确判断为唐代，出土的壁画题材主要有说法图、千佛、多臂神、骑马人物等，在对3号佛寺的清理中还发现了唐装供养人像以及吐蕃人像。此外还有部分木板画，题材为罕见的千眼佛、白衣神像。

　　5.安迪尔河畔的安得悦古城。1901年2月，斯坦因带着雇工来到此处进行了连续5天的挖掘，几乎清理了城中的所有建筑。在古城中心的寺院中发现了大量婆罗迷文、汉文、吐蕃文的文书以及塑像、壁画残片。处最为重要的发现是庙宇内殿西北角发现有唐朝官员的题记，内容为“口元七年记……至建闻其兵马使及四镇大蕃……和大蕃官太常卿秦嘉兴归本道”.据考证，为贞元七年（791）所题，提供了确切的吐蕃占领于阗的时间。现所出文物藏于大英博物馆、和田博物馆。

　　6.墨玉县的库木拉巴特遗址。1989年和田文管所清理了此地的三处佛寺遗址和一处墓葬群，发现了寺院中的壁画残片。此处采集的文物较多，石膏佛像和装饰残块多有彩色装饰。壁画题材有千佛、弥勒佛、动物、供养人像等。所出文物多藏于和田博物馆。

　　从现有对于阗唐代寺院遗址的发掘收获来看，绘画作品主要有壁画与木板画两种，题材多以尊像为主。虽然大量图像为残片，但是还是能够通过现存残迹发现：壁画基本上与寺院的结构相配置，如寺院顶部及墙壁绘制千佛，壁面绘制佛陀尊像，在壁面下部绘制供养人像。有代表性的有毗卢遮那佛、毗沙门天王、骑马人物、地神、供养人以及一些可能是密教或是祆教的多臂神灵，还有较为大型的说法图发现。

　　三、于阗本土艺术的研究
　　
　　史二十世纪初，随着西方探险家的活动，和田地区的大量文物被带入西方社会。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加上对于阗语文书的解读，有关于阗的藏文文献的刊布，使得于阗的研究在西方兴起。对于壁画、雕塑等艺术作品的研究早期主要侧重于在探险家的考古报告基础上进行整理、记录。如蒙代尔（G.Montell）较早地整理了斯文·赫定的考古报告与所获文物，使之能够清楚地反映在世人面前。德国学者格洛普（G.Gropp）根据特林克特的发掘，对和田诸多遗址的建筑结构与壁画位置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对于大量壁画、木版画的题材进行初步判断。日本学者泷精一是最早涉足和田艺术的东方学者，他根据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发表的图片，对古代于阗艺术进行了介绍，并利用大谷光瑞带回的和田艺术品进行了研究。由此在日本学界也开始了对和田艺术的关注。泷精一的高足松本荣一在其著作《敦煌画の研究》中将敦煌与和田的绘画作品按着题材分类，进行了图像与佛经的比对，由此能够确定更多的题材与画面内容。英国学者威廉姆斯夫人（J.Williams）其博士论文“The Iconography of KhotanesePainting”中收集了大量西方各个博物馆中所藏的于阗壁画与木版画，第一次对和田所出佛教绘画作品的题材与内容进行全面的考察与分析。

　　在对基本图像进行整理之后，对于阗绘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于阗本土图像题材、风格的研究，另一个是于阗籍画家尉迟乙僧的研究。随着建国后我国美术史研究的发展，我国学者也参与其中。金维诺《新疆佛教艺术》一文中“于阗的佛教美术遗物”一章结合和田所出的壁画与木版画以及相关佛教典籍的记载，探讨了古代于阗的佛教信仰状况。对于于阗本土艺术的研究常常放在西域美术中进行综合讨论，如意大利学者马里奥·布萨格里就在分析于阗绘画以及与西域其他绘画做比较之后提出了“于阗画派”的概念，他认为“（西域）惟一能够夸耀并为中国艺术家和评论家欣赏的伟大作品的画派是于阗画派”可见其对于阗绘画的推崇。“于阗画派”这一概念也为不少学者所使用。

　　宫治昭的《犍陀罗美术巡踪》、约翰·马歇尔的《犍陀罗佛教艺术》,都把于阗出土的佛教造像当作犍陀罗美术发展的一环。贾应逸、祁小山的《中亚佛教艺术》、古丽比亚的《西天的回声：西域佛教艺术》等书籍都将于阗绘画当作西域艺术的重要部分加以介绍。此外北京大学硕士盛洁的毕业论文《于阗佛画考》，从考古分期上对于阗现存佛教寺院遗迹进行了梳理。

　　尉迟乙僧的整理和讨论，主要集中在尉迟乙僧的籍贯、身份、活动年代和绘画风格等问题上。如金维诺《阎立本与尉迟乙僧》一文考证了尉迟乙僧的籍贯与生平，并利用现存长安地区、新疆地区的美术遗存，分析了画史记载中其“屈铁盘丝”、“堆起绢素”的艺术风格，认为是一种铁线描与色彩晕染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日本学者长广敏雄的文章《尉迟乙僧画迹考》根据现有的史料、美术史文献详细分析了文献中记载的长安诸多寺院的尉迟乙僧的画迹.庄申在《隋唐时代的于阗祖籍之父子画家》一文中着重考证了尉迟父子的活动年代与籍贯.张光福的一系列考证尉迟乙僧父子的文章，从其国籍、绘画特点、绘画题材等方面进行一一考据.就目前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来看，尉迟乙僧父子的于阗籍贯是得到公认的。此外还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法隆寺旧金堂壁画的线条与晕染方式来自西域，并认为其属于尉迟乙僧的画派.

　　通过对于阗考古发掘历程、学术研究史的梳理，这片掩盖在沙漠之下的神圣之地的面貌得以清晰。在现有资料的整理、综合之下，我们能够看到各个时代（特别是唐代）的美术遗留，有效地补充了美术史的研究史料。而前人的研究成果也使得于阗佛教艺术的特点为人所知，于阗不再是西方探险家眼中的神秘之地，更是汉唐之际艺术研究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