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鸦片战争前, 为了在清朝闭关锁国的政策下评估中国的实力, 不少西方国家利用外交使团在华开展情报活动。对中国觊觎已久的英国于1816年派遣了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阿美士德使团依靠周密的准备以及清政府薄弱的反情报意识, 主要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 侦察了中国沿海和内陆的岸防、地理、水文和气象情况, 搜集了关于清军布防和实力的情报, 完成了对清朝基本情况的摸底, 成功获取了许多重要的战略情报。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活动还为英国侵华奠定了舆论基础, 改变了中英关系的走向, 影响了鸦片战争的结局, 进而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同时它也凸显了情报谋略在国家安全和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鸦片战争前; 英国; 阿美士德使团; 情报活动; 清政府;

　　1816年, 英王乔治四世派遣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该使团的外交使命是缓解中英贸易摩擦及打开中国市场, 由于大使阿美士德拒行磕头礼, 使团抵京当天即被驱离。尽管未实现外交目的, 但该使团在华期间成功地开展了情报活动, 留下了一批珍贵的情报资料, 为英国进一步认识中国和日后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依据。相较于马戛尔尼使团, 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活动针对性更强, 情报成果也更丰富。

　　一、阿美士德使团访华背景及基本情况

　　英国历来重视对华贸易。登上海上殖民霸主之位以后, 英国几乎垄断了西方对华的海上贸易。在中英贸易过程中, 英国处于入超地位。英国每年都要向中国输入大量金银抵充贸易差额。为了扭转贸易逆差, 英属东印度公司从1773年起开始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英国人走私鸦片的违法行径引起了中国清朝政府的警觉。随后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处为通商口岸, 严格限制西方人在华活动。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市场, 英国政府先后派遣了卡斯卡特使团、马戛尔尼使团以及阿美士德使团访华。

　　1793年, 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 虽然成功觐见了乾隆皇帝, 但该使团试图与清政府建立平等外交关系以及争取增设通商口岸的努力均以失败告终。马戛尔尼使团离京后, 乾隆“令使臣由内河至定海放洋”。[1]借此机会马戛尔尼使团对内地进行了全面的侦察, 初步对清帝国的实力作了系统评估:“中华帝国是一艘破旧的摇摇晃晃的巨大战船, 一系列有能耐的机警的值班军官有幸在过去一百五十年间设法使其浮于水面, 并仅以其巨大的身躯和外表吓住邻居。”[2]马戛尔尼使团的情报活动刺激了英国人搜集涉华情报的野心和胃口, 为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活动提供了经验。

　　嘉庆王朝后期, 清政府进一步收紧外贸管制。1814年, 广州口岸发生了英国军舰“多丽丝”号扣押美国商船“亨特”号的事件, 这一事件破坏了中国的管辖权, 两广总督一度以中断贸易相威胁。其他一些导致中英关系紧张的事件包括英军两次强占澳门以及英国侵略清朝的藩属国尼泊尔。“这些事件, 加上对广州贸易体系日益增强的不满情绪, 促使东印度公司请求伦敦再派一个使团去北京。1815年维也纳会议后, 欧洲恢复了和平, 英国也摆脱了欧洲事务的纠缠。英国于是决定派前印度总督阿美士德勋爵出使清廷”。[3]

　　阿美士德使团的大使是阿美士德勋爵, 两位副使埃利斯和小斯当东爵士都对中国比较熟悉, 前者是长期驻亚洲工作的职业外交官, 后者是马戛尔尼的秘书斯当东之子、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特选委员会主席。阿美士德使团中有通晓中国文化及汉语的翻译、博物地质学家、测绘技术人员、经验丰富的水手及军人, 还有在那个没有相机的年代通过素描发挥着照相机作用的绘画师, 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孙子曰:“上智为间。”在情报活动中, “人是情报工作的主体, 情报人员素质如何, 直接关系到情报工作的成败、好坏”。[4]高素质的人员组成为顺利开展情报工作奠定了基础, 他们在各自领域的专长又确保了情报成果的全面性。

　　二、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搜集目标及清政府的防范

　　(一) 实地考察的方式搜集情报

　　1. 沿海岛屿情报

　　靠近大陆的沿海岛屿是理想的贸易中转地。为了寻找合适的贸易中转地, 阿美士德使团船队在航行中搜集了许多沿海岛屿的情报。例如, 1816年7月10日~13日, 船队在香港湾停泊了3天, 使团人员对香港岛及周边海域情况进行了考察。11日, “阿尔卡斯特号”的罗斯船长测量了香港岛的地形, 阿裨尔医生携带水银温度计上岛, 在香港岛最高峰太平山上攀爬了1000英尺。“阿尔卡斯特号”在停泊期间测量和记录了香港湾的气温、气压、温度、湿度和盛行风向等气象情况。在考察过后阿美士德使团对香港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们中的海军军官们“把香港说成是对任何吨位的船只来说都是极好的避风地”。[5]61

　　2. 沿海地理、海防及航道情报

　　考虑到中方有可能强制阿美士德使团在广州登陆, 让搜集沿海情报的计划落空, 使团船队不待广州官府下达通行文书就秘密起锚驶往天津。船队在香港至台湾海峡的航程中一直在近海岸处行驶, 观察沿海地理和海防情况。

　　船队将使团运抵天津后, 马上按照计划兵分三路考察“欧洲航海者从未到达过”[6]323的渤海, “勘察了北直隶湾和辽东湾, 与沿海的居民进行了交流”[5]97, 尔后在芝罘湾 (位于山东烟台) 会合:“休斯特将军号”负责考察渤海湾中部的航路;“阿尔卡斯特号”沿着辽东半岛西岸观察沿岸地理和海防情况, 掠过半岛最南端的旅顺, 抵达山东半岛沿海, 对登州府 (山东烟台) 进行了侦察;“天琴”号一直保持在尽可能看到中国海岸的距离内航行, 获取了从大沽口到烟台之间航路的完整信息, 接着对芝罘湾进行了勘测, 最后以补给淡水为名在威海卫靠岸, 伺机侦察了该地的海防情况。

　　“阿尔卡斯特号”在返航驶往澳门途中, 以维修船只为借口, 不顾两广总督的反对, 从珠江口强行上溯广州的河道, 在虎门遭到清军炮台和水师的拦截, “阿尔卡斯特号”的猛烈回击使清军放弃了拦截, 最终该舰顺利进入广州的河道。“阿尔卡斯特”号的这次行动明显是为了试探广东地区的海防实力, 所谓寻找安全停泊地维修舰船只是幌子。

　　船队在整个出使途中最大的收获就是进一步熟悉了舟山群岛以北海域的航道, “深入渤海沿岸测绘这一禁区的水道, 取得山东到辽东一线的沿海航道详图”。[7]这也为日后的海上侵略做好了航道情报的准备。

　　3. 海洋水文气象情报

　　“气象对航海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详细地了解它是航海前不可忽略的准备工作”。[8]开展大规模的海上军事行动需要详细了解作战海区的气象条件, 阿美士德使团利用这次在中国海域航行的机会为将来的作战搜集了大量的海洋气象情报。1816年7月14日~28日, 船队从香港起锚先后进入南海、台湾海峡、东海、黄海、渤海和白河口, 在此期间, 阿裨尔医生和他的助手詹姆斯·林恩依靠精密的气象测量仪器, 不间断地记录了这些海区的气象数据, 每天3次, 每次间隔8小时, 并将这些数据汇总为一张海上气象数据记录表, 记录表上清楚地标示了测量点的经纬度、测量时间、气压、温度、湿度及盛行风向。

　　海洋水文要素与船舶航行安全密切相关, 在海洋水文要素中, 一个需要测量的基本指标就是海水温度, 海水温度的变化可以引起海浪的变化, 造成台风、海雾天气, 影响船只的航行。船队在航行期间, 阿裨尔医生对不同深度的海水温度进行了多次测试。“阿尔卡斯特”号失事后大部分记录丢失, 但仍有6次海温测试的数据被保留下来, 前四次测试的地点位于黄海外海, 第五次在庙儿岛群岛, 第六次在北直隶湾。[5]66这些水文数据为将来英军舰队在中国海域的航行提供了依据。

　　4. 内河水文、气象及航道情报

　　阿美士德使团在大沽口上岸后, 通过京杭大运河、长江、赣江、鄱阳湖等内陆河湖, 一路南下至广州。利用这个机会, 使团搜集了内陆河流的水文数据, 每进入一条河流, 使团成员都对河流的宽度、深度、长度、流速及暗礁分布情况进行记录。

　　阿美士德使团携带气象测量仪器登陆后, 詹姆斯·林恩医生负责继续观测记录内陆河湖的气象数据, 从1816年9月8日到11月24日进行了长达78天的连续观测, 并将所有数据绘成了一张内陆气象记录表, 清晰地记录了长江等主要河流的气象情况。

　　在阿美士德使团来华之前, 英国人对长江航道并不熟悉。使团途经长江时借机测量了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长江水道, 为以后鸦片战争英国通过长江进攻镇江和南京, 完成了航道情报的准备工作。[7]

　　内河航道、水文、气象情报的获取, 使得英国人对长江等重要水道的情况了如指掌, 因此英军才能在鸦片作战中大胆地从沿海深入内河进攻南京等重镇, 取得决定性胜利。

　　(二) 搜集清军布防和实力的情报

　　1. 清军布防和实力

　　阿美士德使团在旅行途中, 无论大小, 只要发现一处驻军营地, 都对驻军点的人数、地点和装备等基本信息进行记录, 掌握了沿途各地的清军布防情况。

　　对中国发动侵略是否具有可行性, 这是英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了解清朝的整体军事实力。阿美士德使团留心观察清军士兵的军容军貌、列队、士气、装备等, 在他们看来, 用老态龙钟、死气沉沉来形容清军毫不为过, 甚至觉得清军给人滑稽至极的感觉。在阿裨尔医生看来:“中国士兵的风纪和装束似乎更适合于为戏剧的表演增添色彩, 在许多实例中他们更像是在扮演卖野药的江湖郎中, 而不是在保卫帝国。”[5]176副使埃利斯则通过与清朝高级军官的接触发现:“中国对于军事的无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以至于连中国的武官, 无论其职级多高, 都毫不犹豫地承认这一点。身体力量和勇气是晋升所需要的唯一素质, 这表明他们的兵法知识必定处在很低的水平。”[6]174使团一路上看到清军武备废弛、军纪涣散、士气低落, 由此得出对清朝整体军事实力的判断:“中国军队尽管足以应付国内的治安, 但是从他们列队行进的样子和士气状况来看, 即使是对付亚洲不正规的军队也是不堪一击, 肯定无法对抗欧洲的军队。中国百姓的天性、身体条件和习俗多少年来一直就不适合作战, 现在仍然是这样, 或许只要入侵中国就一定能把它征服。”[6]296

　　2. 清朝基本情况

　　阿美士德使团为了描述清朝的基本情况, 在旅行途中除了搜集军事情报外, 还尽可能把所见所闻都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包括中国的动植物、地质景观、地理、农牧业生产、手工业制品、商贸、医疗卫生、建筑、交通、政府治理、官民关系、生活水平、传统习俗、道德标准、民族性格等。通过汇总这些基本情况, 他们做出了对中国文明程度的判断:“就造就一个真正伟大帝国的所有方面来说, 它在很大程度上比不上文明的欧洲。”[61]293在埃利斯看来, 中国则是一个缺乏活力和变化的半野蛮国家, 令人乏味的单调一致统治着一切。[6]32

　　3. 清政府的防范措施

　　阿美士德使团情报活动的成功, 固然和使团充足的前期准备、完备的情报搜集计划及高素质的人员不无关系, 但也和清政府缺乏反情报意识、反情报工作不力直接相关。

　　清政府对使团的戒备心是出于对西方人的传统警惕心理。禁止普通民众接触使团成员, 惧怕使团蛊惑民众而因此滋生事端, 就是这种戒备心的表现。这种防范意识是消极的、被动的, 清政府并不具备反情报意识。

　　各地的官员对使团采取了不同的防范措施, 有些地方官员不允许使团进城, 有些允许进入外城不许进内城, 有些则对使团城门大开, 还有不少地方官员为迎合嘉庆帝彰显“国威”的旨意, “十分殷勤和友好”[6]195, 主动满足使团四处参观考察的要求, 不遗余力地提供交通等各种便利, 为使团开展情报活动大开方便之门。

　　由于缺乏统一的指挥, 反情报工作没有形成合力, 为使团搜集情报提供了可乘之机。清政府反情报工作的失败根源在于反情报意识的缺乏。

　　三、阿美士德使团在华情报活动的主要影响与启示

　　(一) 阿美士德使团在华情报活动的主要影响

　　1. 改变了英国人的对华态度

　　阿美士德使团回国后, 使团成员在中国清朝的见闻广为传播, 使团成员出版的游记、日志等反映了中国的真实面貌, 让英国人进一步修正了对中国的认识:中国并不是马可·波罗笔下黄金俯拾皆是的宝地, 而是充满了专制、保守、闭塞和贫困;中国民众也不具备孔夫子那般的高尚道德, 而是处处表现出心口不一、狡猾欺诈;中国与文明的欧洲相比就是一个未完全开化的“半野蛮”民族, 古代中国的荣光早已逝去。这些认识进一步丑化了中国人的形象, 使得自马戛尔尼访华以后形成的对华厌恶、贬低的情绪愈加泛滥, 否定中国的舆论在当时成为风潮, 英国社会对中国的批评声不绝于耳。一时间反华舆论盛行, 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的声音逐渐成为主流, 至此英国人的对华态度完成了“尊敬-怀疑-鄙夷”的转变, 为以后英国对中国动武奠定了舆论和民众基础。

　　2.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国关系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失败后, 英国人意识到他们不可能改变当前的广州贸易体系, 留给英国的选择只剩下一条:用军事手段改变现状。至此两国建立正常邦交的大门已然关闭。而阿美士德使团搜集的情报, 让英国人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衰败, 大大增强了英国人以武力征服中国的信心, 中英两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兵戎相见的结局。

　　3. 对鸦片战争的结果产生直接影响

　　阿美士德使团的情报活动为鸦片战争的前期侦察、战争实施和战后谈判提供了情报支持。1832年英属东印度公司派鸦片贩子林赛、传教士郭士力等人乘飞剪船“阿美士德”号对中国沿海进行窥探航行, “阿美士德”号在沿海各地“偷测航道、绘制港口地图, 窃取一切有关的航海情报”[9], 为鸦片战争做前期侦察。“阿美士德”号的行动依靠的正是阿美士德使团搜集的情报。

　　1842年, 为了取得决定性胜利, 尽早结束战争, 英军决定溯长江口而上占领南京, 战前英国并未对长江水道进行侦察, 而是在“行进中以测量船为先导, 边测量, 边前进”。[10]由此不难判断英军仍然是以阿美士德使团当年搜集的镇江、瓜洲、金山一线的航道情报为基础, 通过测量来记录变化后的数据, 最终兵临南京城下, 迫使清政府答应了英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在谈判桌上, 英国提出了割让香港的条款。原因在于英国人发现香港是极好的避风港湾, 且靠近澳门和广东海岸, 在贸易、交通、军事上都极为理想。但彼时香港还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 当时清廷连香港在何处都不知, 而英人又如何能发现香港的价值呢?原来早在阿美士德使团访华的1816年, 英人就对香港进行了细致的考察, 对香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直希望能把香港作为贸易中转地。战争伊始英军便占领香港, 在谈判桌上又提割让香港, 皆可归因于此。

　　阿美士德使团为英国发动鸦片战争所提供的情报既有战略情报, 又有精确的战术情报。在掌握这些情报的基础上, 再与准确的战场情报侦察相结合, 英军在战争中可谓是“知己知彼”, 而清军则是既“不知彼”, 又“不知己”, 决定战争胜负的天平其实早已倒向了英国人一边。

　　(二) 教训与启示

　　阿美士德使团访华事件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彼时英国殖民扩张正在走向高峰, 而清政府则处于巨变的前夜。阿美士德使团虽未完成外交使命, 但借机搜集了大量珍贵的情报资料, 弥补了出使失败的遗憾。清政府则把它视为一次外交胜利, 因为在这一事件中帝国的尊严和权威得到扞卫。只是在近代中国遭受的无尽屈辱和磨难面前, 这次对“蛮夷”的胜利却显得那么苍白。回顾这段历史, 留给我们的是无尽的叹息。清政府不是没有机会了解世界, 马戛尔尼使团和阿美士德使团的到来, 都是清政府了解外部世界、与外部世界接触的良机。然而清政府对所谓的“夷情”不屑一顾, 自满于“天朝大国”的迷梦, 仅以“天朝不宝远物”之辞就打发了英国人。英国人从清朝初期就一直在华进行贸易, 虽未建立正式邦交, 但清政府与英人打交道也有一个世纪之久。荒谬的是, 清政府几乎从未主动搜集英国的情报, 甚至鸦片战争前夕清廷满朝文武均不知英国在何处。清政府尚如此昏聩, 与英人作战焉有不败之理?

　　“以史为鉴, 可以知兴衰”。反思历史的意义就在于汲取经验教训, 指导当代的实践, 以免重蹈覆辙。通过考察阿美士德使团在华情报活动的来龙去脉, 思考中英双方的得失, 可以得出对我国当代情报工作的启示。孙子云:“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无论和平时期, 还是战争时期, 情报工作都不能放松。“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情报成果的取得需要长期的积淀。情报搜集要有前瞻性和持续性, 等到情报需求出现时再进行搜集, 容易使自身陷入被动的境地;我们要完善情报业务培训制度, 建设一支能够胜任多种任务的高素质情报人员队伍;基本描述类情报为决策提供了基础, 情报用户对该类情报有较大需求, 但搜集基本描述类情报耗时耗力, 且不易得到肯定, 将来应在评价导向上适当向该类情报倾斜;反情报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 搜集情报和反情报工作都不可偏废, 两者应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共同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服务。

　　参考文献

　　[1]王之春.清朝柔远记[M].北京:中华书局, 1989:144.
　　[2]Cranmer Byng.An Embassy to China[M].London:Longman Group Ltd.1962:222.
　　[3]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上) [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172.
　　[4]高金虎.军事情报学[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7:71.
　　[5]克拉克·阿裨尔.中国旅行记[M].刘海岩, 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6]亨利·埃利斯.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M].刘天路, 等, 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3.
　　[7]汪敬虞.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7:51.
　　[8]丽莎.不可忽略的航海气候学[J].走向世界, 2010 (32) .
　　[9]金立成.“阿美士德”号在我国沿海进行窥探航行的经过与影响[J].上海海运学院学报, 1990 (4) .
　　[10]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