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发表《元白诗笺证稿》后,文史互证更受重视,元稹、白居易文集的史料价值也为大家认可。但《元稹集》中所收元稹文章,特别是其所作墓志,与出土墓志记载事实多有不符,故史学界对于元稹文章与人品多有讨论,参引元稹所作墓志须持审慎态度。元稹所撰张子良碑志是研究张子良的主要资料,未有相关墓志可资佐证,参引更须审慎。本文以两唐书和《资治通鉴》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志中所载志主生平事迹及相关史事详加考订,尽可能复原元和人物的历史真实。
1 元稹为张子良撰碑之缘由
元稹为张子良纂写碑志的缘由,据碑志记载,是张子良死后,其子张岌到处哭述,求人为其父撰写墓志铭。张子良居高位,理应为文传其言行,却因家贫,无资买得碑文,故张岌让其舅父带着父亲所受八通制诏求卿大夫撰文,元稹感其义,答应其请求。据《旧唐书》记载: “长庆二年三月壬寅左骁卫上将军张奉国卒。”[1: 496]碑志言张子良 83 岁而卒,这意味着子良在平李 之乱时已是 71 岁老将。此时还能征战沙场,存疑。白居易所作《论孙畴张奉国状》中言,“今奉国闻已有年,亦宜速用。”[2]此状据笺校者考证作于元和四年,此处所言奉国即为张子良,平定李 之乱后因功赐名奉国。白氏此文意为张子良年事已高。张子良卒年之二月,元稹甫拜相,同平章事。正是春风得意的元稹对张子良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并同情他的遭遇,应子良后人所请,为其撰写碑志,其真实性应该没有问题。而且,对于张子良事迹的记载都有正史的旁证。以下将一一论述。
2 张子良事迹考
张子良,南阳西鄂人,其祖上,白氏所撰碑志载,“高祖盈,左武卫将军,闲厩使。曾祖兰,朝善大夫、沙州别驾,祖景春,朝请大夫,太仆少卿。”[3: 616]此据子良之子张岌所述家族情况撰成。张子良出身官宦世家,据《旧唐书·职官志》记载,朝请大夫从五品上,太仆少卿从四品上,朝善大夫,从五品下,左武卫将军,从三品。如此来看,张子良祖上应是高官。传世文献中未见张子良封敕,张子良破格荣升郡王,应当不会荫及家人。张家虽不是世代三公九卿,但也是宦门子弟。张家在南阳亦是望族。据《元和姓纂》所载,张氏有名的郡望有安定、范阳、太原、南阳、敦煌、修武、上谷、沛国、梁国、荥阳、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大抵皆留侯远裔。娶妻也是将门之后,“夫人能氏,祖元皓,皇朝礼部尚书、左金吾卫将军进国公。”[3: 616]此条记载,岑仲勉在《元和姓纂》中注释说,“进”存疑,《旧唐书》卷十一中,元皓作能元皓,为河南郡开国公,故此处记载可能有缺字。张子良有此家庭背景,确不同于一般的藩镇牙将。
因其在徐州之乱和平定李 叛乱之功,张子良得以荣升郡王。徐州之乱发生在贞元十四年。张建封自贞元四年后主政徐州,颇有政绩,亦得皇帝优待。“贞元已后,籓帅入朝及还镇,如马燧、浑瑊、刘玄佐、李抱真、曲环之崇秩鸿勋,未有获御制诗以送者,建封将还镇,特赐诗曰: ‘牧守寄所重,才贤生为时。宣风自淮甸,授钺膺籓维。入觐展遐恋,临轩慰来思。忠诚在方寸,感激陈清词。报国尔所尚,恤人予是资。欢宴不尽怀,车马当还期。谷雨将应候,行春犹未迟。勿以千里遥,而云无已知。’又令高品中使赍常所执鞭以赐之,曰: ‘以卿忠贞节义,岁寒不移,此鞭朕久执用,故以赐卿,表卿忠节也。’”[1:3831]《旧唐书·张建封传》又谓之: “建封在彭城十年,军州称理。复又礼贤下士,无贤不肖,游其门者,皆礼遇之,天下名士向风延颈,其往如归。贞元时,文人如许孟容、韩愈诸公,皆为之从事。”[1: 3831]贞元十六年,张建封因疾而终,继任者未至,徐州出现内乱。
判官郑通诚欲引淮西军为援以防叛乱,结果消息外泄,徐州将士作乱,杀郑通诚等大将,推举张建封子愔掌徐州事,张子良时为张建封幕下,守涡口等三城。“不义愔自立之举,又不忍讨之,帅将兵二万( 另一种说法是将兵千余,见《册府元龟》卷三百七十四张奉国条) 投于润州”[3: 616]。此举使徐州内部分崩离析。淮泗之守皆据郡,濠州、泗州皆划归淮南,张愔只领徐州。此后张愔上表请代,朝廷把濠州、泗州重划归徐州隶下。据碑志,“德宗诏招至京,授侍御史,复职于浙西,就加御史中丞,又加国子祭酒,是元和之元年也”[3: 616]。《唐大诏令集》卷一百二十四《平李 德音》中提及张子良之事,“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子良等,外弘治虑,内激精忠,擐甲执兵取讻人之柄,沥肝尝胆怀劲草之风; 回戈以掩其羽毛,竟夕遂擒其魁首。”[5]此时,张子良已是镇海军左厢兵马使兼御史中丞,当无错,而唐德宗已有意在李 身边安放棋子。
李 为宗室淮安王李神通后人,父国贞,镇于绛,李 “以父荫贞元中累至湖、杭二州刺史。”通过贿赂做到润州刺史兼盐铁使之职,“持积财进奉,以结恩泽,德宗甚宠之。”[1: 3341]此后一直在润州任镇海节度使。元和二年十月,宪宗诏李 为左仆射,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润州刺史,镇海军、浙西节度使。
李 自此反,杀留后、大将。此前已有准备,让心腹在所属五州镇将,还垂涎富饶之地宣州,派兵马使张子良、李奉仙、田少卿等征宣州。此时,三人认为李必败,与其甥裴行立谋,里应外合,执李 。以此后封赏情况看,张子良应该是此事主谋。碑志载:
“二年,李 叛,王擒之以献。加检校工部尚书兼右金吾将军,御史大夫、上柱国,进封南阳郡王,食实封一百五十户,遂锡嘉名。”[1: 616]此处,依《旧唐书》记载: “十一月甲申,斩李锜于独柳树下,削锜属籍。
丙戌,以擒李锜润州牙将张子良为左金吾卫将军,封南阳郡王; 田少卿、李奉仙等为羽林将军,并封公”[1: 423]。又《新唐书·叛臣传》中所载,“擢子良检校工部尚书、左金吾将军,封南阳郡王,赐名奉国”[4: 6383],碑文与正史相符,但两唐书中并未提到张子良任御史大夫、上柱国之事,碑文所记或可补正史之阙。
在《新唐书·叛臣传》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帝御兴安门问罪,对曰: ‘张子良教臣反,非臣意也。’帝曰: ‘尔以宗臣为节度使,不能斩子良然后入朝邪?’锜不能对。以其日与子师回腰斩于城西南,年六十七。”[4: 6383]《资治通鉴》亦有相似之记载。张子良不久前刚得封赏,怎会提出反叛,子良在浙西任职不到两年,李 又怎么可能听其意见,从这点来看,李锜完全是狡辩。同样的记载见于《唐国史补》: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裂帛自书管攉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 ‘结之于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 不得,受极刑矣。
我死,汝必入禁中。上问汝,当以此进。’及锜伏法,京师大雾,三日不解。宪宗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一袭赐锜子,敕京兆收葬”[6]。当然这可能只是传说,没有多少根据,《新唐书·叛臣传》记载:
“尸数日,帝出黄衣二袭,葬以庶人礼,”应当是据前者进行的一种修订,去除了传说的成分,唐国史补的记载也不会是空穴来风,可能宪宗是有一定的猜疑,从他之后的遭遇也可以看到这点,下面还会提到。
此后,张子良没有留在浙西,而是进入京城。浙西最初由李元素主政,据《唐大诏令集》记载,元和三年,以武昌军节度使韩皋为润州刺史、镇海军节度、浙西观察使。此后张子良的转任迁升,碑志云:
“寻检校刑部尚书、充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复以刑部尚书兼左金吾卫将军、御史大夫。历左龙武统军、鸿胪卿,就加检校兵部尚书,转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3: 616]。据《白居易集笺注》中注者通过对白居易所写《论孙畴张奉国状》一文分析所得结论: 元和三年,张子良从右武卫将军迁检校刑部尚书,充振武麟胜等州节度营田观察处置等使。张子良的归宿是皇城留守。在元稹所撰《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诏敕提及此事之前,张子良已是皇城留守。正史中的相关见《旧唐书·裴度传》: “宪宗以淮西贼平,因功臣李光颜等来朝,欲开内宴,诏六军使修麟德殿之东廊。军使张奉国以公费不足,出私财以助用,诉于执政。度从容启曰: ‘陛下营造,有将作监等司局,岂可使功臣破产营缮?’上怒奉国泄漏,乃令致仕”[1: 4419]。此事发生在元和十二年。《资治通鉴》之记载更为详尽,“上命六军修麟德殿。右龙武统军张奉国、大将军李文悦以外寇初平,营缮太多,白宰相,冀有论谏。
裴度因奏事言之。上怒,二月,丁卯,以奉国为鸿胪卿,壬申,以文悦为右武卫大将军,充威远营使”[7]。张子良本是好意,却因为忤逆圣意,终官皇城留守。通过碑志和史书记载的互证,可大致得出张子良的事迹和为官历程。
3 从张子良事迹看元和政治
除正史记载之外,通过时人的看法和杂史小说记载的分析,可窥得元和政治之的一些面貌。碑志作者元稹称: “余故闻南阳王忠功,每义之……在振武时,以检俭同士卒劳苦,居于官皆谨慎专至如不及,在朝廷十余年似无功能者,未尝图进取。薨之日,家甚贫,几无以葬其身。”[3: 616]这也算是盖棺定论。元稹之意,是张子良在藩镇时屡屡建功,入朝为官后基本无所作为,以致穷困潦倒。白居易在其奏状中称子良在徐、润二州之功,“忠节赤诚,海内推服。近来将校,少有比伦”,应该授以方镇,以激励后人。这是在其建功润州不久,推荐子良任节度使,树立榜样。而元氏文集所收《授张奉国上将军皇城留守制》一文却以皇帝的口吻来评价子良。虽然其文有过谀嫌疑,却也表明皇帝的态度,张子良“谦能养勇,明以资忠,卑飞翕翼于未击之前,痛心疾首于见危之际。常擒狡猾,克定妖氛行赏计夕,屡昇荣级。朕爱其忠厚难以外迁稍移,娄胃之间,不失爪牙之任。为吾守禁,勉尔干城”[3: 711]。这当是元稹为翰林学士所作,子良的官职更多的是虚衔,没有实权,所谓的高官是起榜样的作用,鼓励地方的将士推翻地方节度使之割据。白居易的奏状说的很明白,“以感动天下忠臣之志,以摧摄天下奸臣之心。”当皇帝发现其有危险,则立刻出为外官。这也就是张子良为什么“在朝廷十余年似无功能者,未尝图进取”的原因,之前仅仅是通过宰相进言,但是内外官勾结,特别是将相勾结是皇帝最害怕的,直接贬为鸿胪卿。当感觉确无危险,才有后来的皇城留守兼左骁卫上将军以终老。这也是宪宗时收服地方割据的一个办法,朝廷的标榜还是起到一定的作用,元和削藩后毕竟是安史之乱后地方割据势力最为顺从的时期。赵翼在《陔余丛考》中诟病元和时滥封王爵一事,“古来王爵之滥,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积、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8: 711]其实在王朝后期为了维护统治,重封功臣树立榜样,也是不得已的办法。此时的中央不如开国时丰盈,军力也已衰落。能拿得出手的而且不耗国力的封爵,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元稹在碑志中提到李 叛乱时的朝廷境况,“是时初定蜀,兵始散物力未完,加诛于 ,甚难之。宪宗皇帝不得已下诛诏。朝廷当时正紧张,子良擒李 ,为朝廷帮了大忙。也并不是“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3: 278]这样的情况子良使朝廷不动一兵而平定叛乱,对朝廷的贡献可谓是大。《南部新书》中有这样一条记载,“永贞二年三月,采虹入润州大将张子良宅。初入浆瓮水尽,入井饮之。后子良擒李锜,拜金吾,寻历方镇”[9: 81],张子良被神化,说明时人对张子良还是持认可态度的。
4 结语
元稹诗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通过与史书的对证,对于还原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张子良的事迹能一定程度上还原元和政治的情况,特别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对张子良封王反映了朝廷想通过树立榜样来收伏地方藩镇。中央之实力大不如从前,便通过各种办法来收伏地方割据。张子良从现在来看名不见经传,在当时,其反对地方割据,平叛封王的事迹对于树立中央的权威,震慑地方势力的确是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423 -4419.
[2] 白居易. 白居易集笺注[M]. 朱金城,笺校.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3349.
[3] 元稹. 元稹集[M]. 冀勤,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1982:278 - 711.
[4]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1975:6386.
[5] 宋敏求. 唐大诏令集[M]. 上海: 商务印书馆,1959:665.
[6] 李肇. 唐国史补[M]. 北京: 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40.
[7]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2011:7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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