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春秋》为什么始于隐公这个问题,说法很多,至今尚无定论。《春秋》既为一编年史,其始与终皆当有法,鲁国自伯禽至隐公历数世,为何不载其事?若自平王东迁为东周,又何以不记惠公?

　　《公羊传》认为:“《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公羊传·哀公十四年》)廖平云:“祖谓隐、桓在逮闻之世,再远则难征,不谓孔子之祖能逮闻隐、桓也。

　　然《左传?昭公二年》载云,晋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则《鲁春秋》始于周公无疑,且相对较完备。而《春秋》据鲁史,却不始于周公,不始于伯禽,亦不始于孝、惠,而始于隐,知绝非偶然。

　　杜预云:“《春秋》何始於鲁隐公?隐公,让国之贤君也。考乎其时则相接,言乎其位则列国,本乎其始则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绍开中兴;隐公能弘宣祖业,光启王室,则西周之美可寻,文武之迹不坠,是故因其历数,附其行事,采周之旧,以会成王义,垂法将来。”(《春秋序》)王树民说:“按鲁惠公与周平王之时代更为相近,鲁君皆为周公之祚胤,非止隐公一人。让国之说虽有此意而未成事实,反被杀害,事原不足为训,何以当讬始之义?其为牵强附会,无待深辨。”

　　啖助云:“或问:‘《春秋》始于隐公,何也?’答曰:‘……始于隐公者,以为幽厉虽衰,雅未为风,平王之初,人习馀化,苟有过恶,当以王法正之。及代变风移,陵迟久矣,若格以太平之政,则比屋可诛,无复善恶。故断自平王之末,而以隐公为始,所以拯薄俗,勉善行,救周之弊,革礼之失也。’”

　　王树民说:“这个说法,以‘代变风移’为主要理由,似乎言之成理,可是缺乏事实根据。所谓‘平王之初,人习徐化’,其后则‘比屋可诛’,纯为想像之词,自无说服之力。其弟子赵匡则谓:‘一则因平王之迁也,二则贤隐之让也。’终于回到杜预的说法上来,可知其皆无足取。”

　　顾炎武云:“自隐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于是孔子惧而修之。自惠公以上之文,无所改焉,所谓‘述而不作’者也。自隐公以下,则孔子以己意修之,所谓‘作《春秋》’也。然则自惠公以上之《春秋》,固夫子所善而从之者也,惜乎其书之不存也。”(《日知录?卷四?鲁之春秋》)然“世道衰微,史失其官”,又岂自隐公始?《史记?历书》云:“幽、厉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是知以上诸说皆有不达处。

　　此外,郑樵也罗列出了几种观点,其云:按平王在位五十一年,东迁之初,乃为鲁孝公末年,越明年而惠公立,四十七年而隐公立,岁在乙未,时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是平东迁,王道绝者四十九年。《春秋》何不始孝、惠而始隐公,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不忍遽绝之,则有所待也。

　　东迁之初,流风善政犹存者:郑武公入为司徒,善于其职,则犹用贤也;齐侯扞王于艰,锡之秬鬯,则犹有诰命也;王曰:“其归视尔师”,则诸侯犹来朝也;义和谥为文侯,则列国犹有请也。及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强于政治;弃其九族,《葛藟》有终远兄弟之刺;不抚其民,周人有“束薪蒲楚”之讥;至其末年,失道滋甚,乃以天子之尊,下赗诸侯之妾,于是三纲沦、九法斁,人望绝矣。《春秋》于此有不得已而始于隐也。或曰:“始于平王者,以平王之不君;始于隐公者,以隐公之不臣。隐公以庶篡桓,桓又以弟弑兄,天子不能诛,方伯不能讨,天下岂复有君臣之道乎?”或曰:“《春秋》始隐,贤其逊国。”果如是说,则隐不当称公矣。且隐公生不复辟,死不成摄,况贤其逊国乎?然则《春秋》始隐之意果何如哉?尝即《春秋》之始年而观之,夫子名虽始隐而意在周。昔杨子云作《太玄》,张平子曰:“汉其后得二百岁乎,作者见之矣。”其后果二百岁而魏兴。《春秋》始隐,亦犹是也。文、武都丰镐为西周,平王都洛为东周。西周之政,《书》有诰命存,《诗》有雅颂作,盛德大业炳如也。惟东周以来,赏罚纪纲,荡不可考,圣人欲为书。则东迁,周事也;夫子陪臣有不当为,乃托鲁以名其书耳。按武王克商,岁在己卯,隐公即位,岁在己未,其相去盖四百一年也。周家之兴,历年八百,夫子以西周前四百年事托之《诗》、《书》,东周以后四百年事托之《春秋》;而隐公元年实为四百年始事,此《春秋》所以不得不始隐也。名虽始隐,而意在周;故未尝尽录生平之事,而实承平王末年;虽未尝起东迁之始,而实具东迁之本末;则亦圣人以此示其期耳。然则《春秋》始隐之意在周而不在鲁,明矣。《史记》(当作“司马迁”)以隐善逊,故始隐;其作《史记》以太伯为《世家》之首,伯夷为《列传》之首,取其善逊,则失矣。[5]

　　上文提出了为何始隐的四种观点,一是认为:《春秋》不始孝、惠,此夫子不忍遽绝之意也,至平王末年失道益甚,中兴无望,而隐恰立,故始隐;二是认为:平王不君,隐公不臣,以庶篡桓,桓又以弟弑兄,天子不能诛,方伯不能讨,故始隐以正君臣;三是认为:《春秋》始隐,贤其逊国;四是认为:周家八百年天下,隐公元年实为后四百年始事,夫子托之《春秋》,以此示其期,所以不得不始隐也。此四种观点,第一说以为《春秋》徒记衰事,不得作者之旨;第二说谓“隐公不臣,以庶篡”,观隐将让桓事,则知其意不在正君臣;第三说,郑樵于文中已驳之;至于第四说则有些荒诞不经。笔者通过考察,认为“始隐以正继位”的因素可能会更大点。

　　首先,陈澧依据《谷梁传》认为“《春秋》始于隐、桓,为恶桓弑隐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其曰:其始于隐、桓何也?《春秋》之前,鲁幽公之弟魏公,弑幽公而自立;懿公之兄子伯御,弑懿公而自立;《春秋》不始于彼者,周宣王伐鲁杀伯御而立孝公,是时天子尚能治乱贼也。至隐公为桓公所弑,天子不能治之,此则孔子所以惧而作春秋也。

　　《谷梁?隐元年》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将以让桓也。让桓正乎?曰不正。隐不正而成之,何也?将以恶桓也。”《桓元年》传云:“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遂可以至焉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然则《春秋》始于隐、桓,为恶桓弑隐而孔子以王法治之,大义昭然矣。……鲁之旧史虽有如南、董者,于隐公之弑书公子翚而已矣,无以见桓公之罪恶矣。孔子修之,削去弑君者之名,但书薨而不书地,则与正终者异矣。隐公不书葬,桓公书即位,其为桓公弑隐公不待言而明矣。[6]

　　平王失道,不能正诸侯继嗣问题,致使天下失范,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教为政本,政者正也,平王不能正,《春秋》正之,故始隐。《中说·王道》

　　云:“文中子曰:‘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元经》可得不兴乎?’薛收曰:‘始于惠晋,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赏罚其有差乎?《元经》褒贬,所以代赏罚者也。以其天下无主,而赏罚不明乎!’薛收曰:‘然则《春秋》之始周平、鲁隐,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宋人阮逸注云:“后人不知代行衰周之法,谓东周始王,让国贤君,非也。”则正以衰周不能正诸侯,《春秋》正之,以继王业,始隐以正继位。且在桓弑隐前,弑君篡位之事,据沈起炜《中国历史大事年表》(古代卷)所列,有:平王三十二年,晋大夫潘父杀昭侯,迎曲沃桓叔。晋人败桓叔,立昭侯子平,是为孝侯。

　　平王四十七年,晋曲沃庄伯入翼,杀晋孝侯。晋大夫逐庄伯,立孝侯子郗,是为鄂侯。桓王元年(隐公四年),卫州吁杀卫桓公自立,赴陈,卫石碏请陈执州吁。卫杀州吁,立公子晋,是为宣公。桓王二年(隐公五年),晋鄂侯六年,曲沃庄伯攻晋,周桓王遣尹氏、武氏助曲沃。鄂侯奔随。

　　既而曲沃叛王,王命西虢公攻曲沃,晋人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

　　从上可知,桓弑隐篡位乃东周以来第一件篡弑而不被讨伐者[8],故《谷梁传》谓“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为无王之道”,所以《春秋》始隐,正是正诸侯之继位。或有人以为:隐有让志而桓本贵当立,故不见诛讨。则夫子正因此惧大义不正,故《春秋》桓公元年书即位,《公羊传》云:“继弑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何休注云:“弑君欲即位,故如其意,以着其恶,直而不显,讳而不盈。

　　桓本贵当立,所以为篡者,隐权立,桓北面君事隐也。”是亦可见桓之不正,篡弑当诛,明君臣大义,正继位之法。其次,《公羊传》云: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将平国而反之桓。曷为反之桓?桓幼而贵,隐长而卑,其为尊卑也微,国人莫知。隐长又贤,诸大夫扳隐而立之。隐于是焉而辞立,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隐之立为桓立也。隐长又贤,何以不宜立?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桓何以贵?母贵也。母贵则子何以贵?子以母贵,母以子贵。(《公羊传?隐公元年》)隐公以庶子即位是不正的,只是因形势不得已而即位,如:《左传?隐公元年》载云:“惠公之季年,败宋师于黄”,“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又云:“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郑共叔之乱,公孙滑出奔卫。卫人为之伐郑,取廪延。

　　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请师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及邾人、郑人盟于翼。不书,非公命也。”“新作南门。不书,亦非公命也。”知当时外有宋兵压境,内有强臣干主,桓公年幼不足以胜任。《左传?文公六年》云:“晋襄公卒,灵公少,晋国以难故,欲立长君。”据此,则国有危难,立长为君,为变通之法。隐公迫于形势而立,所以想等国家平定后还政于桓公,故《春秋》成其让意,元年不书即位,元年以后不书正月。

　　又,《左传?隐公元年》记载:“冬十月庚中,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杨伯峻注云:“为丧主则哭临,隐公摄位,不敢以丧主自居。”《左传?隐公三年》记载:“夏,君氏卒。声子也。不赴于诸侯,不反哭于寝,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杨伯峻注云:“声子虽是隐公之母,但非惠公之正夫人;隐公虽时为鲁国之君,却自谓代桓摄位,有让位桓公之志;故去年十二月,桓公之母仲子死,以夫人之礼为葬,《春秋》以书云:‘夫人子氏薨’。”《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冤裘,吾将老焉。使营菟裘,吾将老焉。”从这几件事也都可见隐将逊位于桓之志。

　　《公羊传》云:“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皆所以防爱争也。隐虽长而贤,然庶出不宜立,其立以为桓,其功虽不及周公,然其志同也,故夫子以此正继位之正也。又,《春秋》“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公羊传》云:“子同生者孰谓?谓庄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言喜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无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诸以病桓与?’”何休注曰:“本所以书庄公生者,感隐、桓之祸生于无正,故喜有正,而不以世子正称书者,明欲以正见无正,疾恶桓公。”

　　子同生,喜其继位之有正,然而不以世子称者,以桓公弑君篡位之不正。且《春秋》疾恶桓公之篡弑,终桓之篇可见。则《春秋》始隐在明继位以正,篡弑当诛。另外,《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载:公子牙对鲁庄公说:“鲁一生一及,君巳知之矣。”何休注云:“父死子继曰生,兄死弟继曰及。言隐公生,桓公及,今君生,庆父亦当及,是鲁国之常也。”

　　可见这也是因桓继位不正,而引来的祸患,故孔子立说以明之,即《公羊传》“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

　　再次,政者正也,天子为天下之正,诸侯为国之正,君继位不正,则不能正臣下,则国多争,礼乐不行,祸乱并至。刘黎明说:“孔子将隐公置于《春秋》第一公的位置来写,就是因为隐公在尽力维护立嫡不立庶这个宗法制度中最核心的原则,而春秋时期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在孔子看来,就是因为这个最根本的原则受到了破坏。一心维护宗法制度的隐公最后竟然被杀死了,春秋乱世的大幕便由此拉开。再从另一方面看,鲁国的历史,在孔子的时代,主要是三桓的势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三桓(季孙、叔孙、孟孙)都是出自杀隐公而代之的桓公,《春秋》从隐公开始,便能充分地说明三桓的由来,这便更能令人深切地感受到‘正名’的意义。”[9]

　　《春秋》慎始,认为始不正则终乱。“《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史记·太史公自序》)“易曰:‘正其本,万物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故君子慎始也。《春秋》之元,《诗》之《关雎》,礼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终云尔。”(《大戴礼记·保傅篇》《新书·道德说》皆有此语)综上所述,《春秋》始隐,意在正继位。“即位者,一国之始,政莫大於正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注“公何以不言即位”条下语)。继位正则根本正,名正言顺然后礼乐可兴。此亦《春秋》首元之意。

　　参考文献:
　　[1]李耀仙主编.廖平选集下?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M].成都:巴蜀书社,1998:147.
　　[2]王树民.《春秋经》何以讬始于鲁隐公[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52.
　　[3]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春秋宗指议第一[M].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3.
　　[4]王树民.《春秋经》何以讬始于鲁隐公[J].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01):53.
　　[5]郑樵.六经奥义?始隐辨(四库荟要本)[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80-81.
　　[6] 陈澧 . 东塾读书记 [M]. 台北 : 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152-153.
　　[7]此为《左传》说,隐公五年云“曲沃庄伯以郑人、邢人伐翼,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随。”“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然《史记·晋世家》云:“曲沃庄伯闻晋鄂侯卒,乃兴兵伐晋。周平王使虢公将兵伐曲沃庄伯,庄伯走保曲沃。晋人共立鄂侯子光,是为哀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