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下惠,姓展,名获。孔颖达《左传正义》说,他二十岁时字禽,五十岁时字季。春秋时,鲁国人。鲁大夫展无骇之子。鲁僖公时的贤大夫。他于鲁卿士臧文仲(?)))前》17年)执政时,担任掌管刑狱的法官的士师。他家有一棵大柳树,树惠德,因号柳下惠。《文选#陶徵士诔注》引郑玄《论语注》说,柳下惠“食采柳下”,即他封于柳下这个地方,遂以封地名为号。并说他被“谥曰惠。”《列女传#贤明篇》说,“惠之为谥,由其妻所倡议而门人从之者。”柳下惠的言行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论语》、《孟子》《荀子》等书。

　　一、孔子论柳下惠的“直道”高度评价他为“贤人”
　　
　　柳下惠具有“直道”的高尚的品德,见之于《论语》:“柳下惠为士师,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1]。这意思是说:“柳下惠担任法官,多次被免职。有人说:-您不可以离开鲁国吗?.柳下惠说:-按照直道工作,到那里去能够不被多次地免职呢?不按照直道工作,为什么一定要离开祖国呢?.”

　　《论语》的这段记载,很生动,言简意赅。它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第一,柳下惠明确把“直道”与“枉道”加以区别开来。所谓“直道”,就是“正道”;所谓“枉道”,就是“邪道”。

　　第二,柳下惠对“直道”这一品德,是很自觉的,简直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

　　第三,柳下惠按“直道”办事时,常碰到钉子,甚至还不断发生了被罢官的悲剧。柳下惠身为“士师”,在执法过程中,必须做到“秉公”。所谓“秉公”的原则,即秉于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可见,执法上的“秉公”原则与做人的“直道”美德,并非是毫无关联的,而是完全相通的,实是一体两面。所以,无论是做人讲求“直道”,还是执法坚持“秉公”,都是难免要得罪人的,讨人厌的。因此,柳下惠难免不遭到多次罢官。但是,他在困难面前永不低头,矢志不渝地坚持做人的“直道”美德与执法的“秉公”原则。

　　第四,柳下惠热爱祖国,不愿远离祖国。同时,《论语》的这段记载,也表明了孔子及其弟子们对柳下惠的“直道”是充分予以肯定的,是要继承并发扬的。

　　“直道”,是在孔子以前早就有之的一种传统美德。相传大禹和他的掌管刑法狱讼的大臣皋陶讨论政务时,皋陶提出了“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2]的九种美德,其中的“直而温”就含有“直道”。这是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美德之一的“直道”的最初的滥觞。“直道”这种美德,始于夏代,随后就流行于商代和周代。所以,孔子总结说道:“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并且,孔子还揭示出三代的人们之所以直道而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扦验是非的标准。三代的人无论是肯定谁,还是否定谁,都不是凭空,而是通过实际的考验。这种不凭借主观的喜恶,而只通过客观试验的做法,自是正直的、正派的。这就体现了“直道”的精神和原则。孔子自己对于别人采取毁还是誉,也是通过试用的考验,也是坚持直道的。“子曰:-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3]孔子在这里,把“试”与“直道”相结合,把“试”作为“直道”的依据与内涵。这就把“直道”建基于实事求是之上了。

　　柳下惠的“直道”,也是与“试”紧密结合的,具体表现于上述他的执法实践之中。柳下惠由于具有“直道”的美德,而获得孔子高度评价为“贤人”。并且,还替他未能获得臧文仲的重用而打抱不平!“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4](P172)孔子在这里严厉批评臧文仲是一个做官不管事的人,他明知柳下惠是个贤人,却不举用他来朝廷做官,充分发挥他的才能。

　　二、孟子论柳下惠的“直道”高度评价他为“圣人”

　　孟子对柳下惠的评价,继承并超越了孔子。如上所述,孔子高度评价柳下惠为“贤人”,而孟子则更高度评价他为“圣人”。“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孟子尊称柳下惠为“和圣”。同时,孟子将柳下惠与伯夷、伊尹、孔子三人并列为“四圣”。“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谓集大成。”这意思是说:“孟子认为,伯夷是圣人之中清高的人,伊尹是圣人之中负责任的人,柳下惠是圣人之中随和的人,孔子则是圣人之中识时务的人。孔子,可以称他为集大成者。”

　　孟子之所以高度评价柳下惠为“和圣”,并非出自于偶然,而是根据他的实际表现。“柳下惠不羞君,不卑小官;进不隐贤,必以其道;遗佚而不怨,厄穷而不悯。故曰-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这意思是说:“柳下惠却不以奉事不好的君主为羞耻,也不嫌弃做小官,进到朝廷并不隐瞒自己的才干,但一定要根据原则;不被上面任用也是毫无怨言,处境很困难也不感到忧愁。所以,他说:-你是你,我是我,哪怕你在我旁边赤身露体,你又怎么能玷污我呢?.因此,他怡然自得地与这些人在一起,却不会失去常态。别人挽留他,他便留住。他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认为没有离开他们的必要。”

　　孟子在叙述了柳下惠这些事迹之后,曾批评他不像君子那样严肃。“孟子曰:柳下惠不恭。不恭,君子不由也。.”显然,这是孟子对柳下惠的严格要求。但是,当孟子再次谈到柳下惠这些事迹之后,不仅没有再对他进行批评,反而接着就高度评价他为“和圣”。

　　孟子之所以不惮烦地叙述了柳下惠的这些事迹,意在反映出他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即使是不良之人和不顺之事,都能不怨天尤人,而能心平气和地去对待,泰然处之以和顺之道,以“和为贵”。虽然孟子在这里面并没有点明柳下惠的“和道”与他的“直道”的关系,但是我们不难从“进不隐贤,必以其道。,,-尔为尔,我为我,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尔焉能浼我哉?.故由由然与之偕而不自失焉”之中,深深感知到他为人为事的原则性很强。而柳下惠所一贯坚持的原则并非是别的,乃是他所固有的“直道”。

　　其实,孟子的这番话正是将柳下惠的“和道”与“直道”二者紧密结合起来了。当然,归根结底则由于他本身同时就具有了这两种美德。孔子早就看清了柳下惠一方面很“随和”:就连要他“降志辱身”,他也都无不可以;另一方面,他又很原则:“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他说话总是合乎伦理的,行为总是经过认真思考的,他就是如此这般地坚守了“直道”。

　　孟子把柳下惠的“和道”与“直道”提到了孔子与儒家的“仁”德的高度。他说:“居下位,不以贤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汤,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恶君,不辞小官,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柳下惠对于“和道”与“直道”这两种美德,能持之以恒,始终不渝。因此,他受到了孟子的称赞。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在周代,所谓“三公”系指太师、太傅、太保三大高官。孟子是说,柳下惠并不因为有三公的高官做便来改变自己的操守。而柳下惠所固有的操守不言而喻乃是“和道”与“直道”。柳下惠的“和道”与“直道”的高风亮节,给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所以,心地狭小的人听到了也变得襟怀宽大,为人刻薄的人听到了也变得厚道起来。

　　“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孟子十分重视柳下惠的“和道”与“直道”的高尚的风格和操守及其所产生的良好的影响。因此,孟子又一次高度评价他和伯夷同为“百世之师”的“圣人”。“孟子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并强调指出他们在百代以前奋发有为,百代之后,听到他们的美德与善行的人没有不为之感动奋发的。不是圣人,能够像这样吗?更何况那些亲自直接受到他们薰陶的人呢?“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

　　非圣人而能若是乎?而况于亲炙之者乎?”诚如孟子所言,柳下惠的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榜样的魅力是永远的。

　　三、荀子论柳下惠的“直道”被演绎为他“坐怀不乱”

　　荀子在其着作中对柳下惠的述评较少,只有两次,其中一次还是复述别人说过的,严格讲就只是一次,但这一次却很重要。

　　其一,是说“展禽三绌”,即指柳下惠三次担任过士师时,遭到了三次罢免的故事。

　　其二,是引孔子的学生子夏说:“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非一日之闻也。”所谓“后门者”指古代为国君看守后门的人,地位很低贱。这种人穿的衣服,是很破旧的。这句话的大意是说,柳下惠穿的衣服破旧得虽然和看门的人差不多,但是却没有人怀疑他,看不起他,因为人们早就听说他是一位品行高尚的人。子夏之所以说这句话,和他自己由于家里很贫穷,以至身上穿的衣服也很破旧,特别还很不合身,短得活像吊起的鹌鹑一样难看,“子夏家贫,衣若悬鹑”,怕因而引起别人对他高尚品行有所怀疑,他把自己和柳下惠相比而言,意在消除外人对他的误会吧。

　　柳下惠的这一故事,后传的很广,很久,终于被演绎成为“坐怀不乱”的感人故事。如元末陶宗仪在其所撰的《南村辍耕录》,简称为《辍耕录》一书里,又如清代李汝珍在所撰着名的长篇小说《镜花缘》一书里,同样都把这个故事演绎为柳下惠怕这个看后门的女人夜里受冷,动了恻隐之心,就用自己的衣服把她裹在怀里。由于他为人的作风一贯正派,因而也就没有人怀疑他有淫乱的行为,更没有乱说他的人了。后来,人们往往就用这个故事来形容男子在两性关系上行为规矩,品格高尚。《镜花缘第三十八回》就这么写道:“唐敖道:-据这光景,舅兄竟是柳下惠坐怀不乱了。.”这个故事很生动地张扬了柳下惠的“正直”的形象与“直道”的风骨。

　　四、《国语》中三次歌颂柳下惠的“直道”

　　柳下惠的“直道”与“和道”,也记录在《国语》一书中,共有三次。

　　第一次,当鲁僖公二十六年(前》34年),齐孝公来讨伐鲁国,执政的臧文仲想请柳下惠凭着说好话和送大礼给齐国,去让他们退兵。柳下惠认为这样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未予同意。

　　但是,柳下惠却只派了乙喜送了润发油去慰劳齐军,对齐孝公态度诚恳,语气委婉地说道:“寡君不佞,不能事疆场之司,使君盛怒,以暴露于弊邑之野,敢犒舆师。”这意思是说:“我们国君不才,没有事奉好您边界上的官吏,让您非常生气,以至领兵到我们郊野经受风霜之苦,所以我们特来慰劳贵军。”并且理直气壮地和齐孝公讲理:一面拿出周成王的命令与约定:“昔者成王命我先君周公及齐先君太公:-女股肱周室,以夹辅先王。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这意思是说:“过去周成王曾命令我们先君周公和齐国的先君太公说,你们用力地支持着周王室,来辅助先王。先王赏给你们土地。你们要用牛羊猪祭祀天地,立誓以守信,世世代代、子子孙孙不要互相加害。”一面告诫说道:“君今来讨弊邑之罪,其亦使听从而释之,必不泯其社稷;岂其贪壤地,而弃先王之命?其何以镇抚诸侯?恃此以不恐。”这意思是说:“您今天来讨伐我国,意在要我们顺从您就可以了,一定不会灭掉鲁国。难道您是为了贪图我们的土地,而抛弃先王的命令吗?这样您还怎么能镇抚诸侯呢?我们就凭着这道理而无所畏惧。”于是,“齐侯乃许为平而还。”齐侯于是就答应讲和,退兵回齐国去了。由上述可见,柳下惠临危不惧,态度不卑不亢,义正辞严,既给足了敌方的面子,又与敌方进行了说理斗争。因此,他虽然未用一兵一弹,但却能平息了一场箭在弦上的战争,最终取得了和平解决,使鲁国转危为安。柳下惠之所以能于千钧一发之际赢得和平,其奥妙归根结底来自于他的“直道”与“和道”的力量与智慧。

　　第二,当一种名叫“爰居”的海鸟,突然在鲁国都城的东门外停留了三天。这一现象并非是常有的,而是有点稀奇的。执政的臧文仲尽管也不理解此一现象,但是他却派了专人去把“爰居”这个海鸟当作神物来祭祀。柳下惠一听说就直言不讳地狠批臧文仲为政太迂阔无能,“越哉!臧孙之为政也!”尽管臧文仲的地位比他高权力比他大。柳下惠对臧文仲的猛烈批评,并非无理取闹,乱上纲上线,而是根据了大量的事实和充足的理由。

　　首先,柳下惠认为祭祀非同一般,乃是国家政事的一个重要制度和大法。因此,对祭祀一定要慎重,而不能轻举妄动。“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今无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

　　其次,柳下惠不厌其烦地胪列出先民之所以要祭祀谷神弃直到周武王等众多英雄人物以及之所以要采用帝、郊、祖、宗、报五种不同的祭祀大典的缘由来作为佐证。

　　再次,柳下惠规范了祭祀对象的类型。“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这意思是说:“圣明的帝王制定祀礼,对执法办事施恩于民的人,勤劳办事以至于死的人,祭祀他;能抵御大祸乱的人,祭祀他。不是这几类的,就不在祭祀范围内。”

　　随后,柳下惠为了强调,又复述并补充说道:“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之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这意思是说:“再加上土神、谷神、山川之神,都是对百姓有功德的;以及前辈的贤人、有美德的人,祭祀他们是用来表示对这些神人的诚信;天上的日、月、星是百姓仰望的;地上的金、木、水、火、土是靠它们生育繁殖的;天下的名山、大川,是出产财物用品的。不属于这几类,就不在祭祀之内。”

　　柳下惠在上述诸多事实与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严厉批评臧文仲胡乱祭祀飞来的海鸟,实在是既不仁,又不智。因为,有仁德的人知道论功祭祀,聪明的人会考察事实,问明道理。“今海鸟至,己不知而祀之,以为国典,难以为仁且智矣。夫仁者讲功,而智者处物。无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能问,非智也。”

　　柳下惠推断说道,可能是正在发生海难。因为,天下的鸟兽常常能预先知道并躲避即将发生的灾祸。据说,结果证实了柳下惠的预测。因为,这一年是暖冬,海上常刮大风,“是岁也,海多大风,冬暖。”

　　所以,海鸟“爰居”就飞离大海,远飞到了鲁国都城。

　　臧文仲接受了柳下惠的批评,改正了错误。“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荚。”让人把柳下惠的话书写成三份简策,广而告之于全国。[7](P174)这个故事又一次生动地反映了柳下惠即使面对上司,也敢于坚持真理,批评错误,再一次张扬了柳下惠具有原则性与“正直”的品德。

　　第三,当主管国家祭祀之礼的宗伯夏父弗忌进行祭祀时,竟然擅自把鲁僖公提升到鲁闵公之前。

　　但是,他手下具体办事的官员认为,这不符合宗庙祭祀分昭穆之常制。因为,昭穆世次,表示君位继承次序。自古宗庙排列次序:左为昭,右为穆;父为昭,子为穆。如果并非父终子立,也必按传位先后为昭穆之序。当其时,此次序必须严格遵循,破坏者将受到严厉谴责。鲁僖公虽是鲁闵公的哥哥,但他却是接鲁闵公的君位的。因此,鲁闵公应为昭,鲁僖公应为穆。他俩的昭穆地位按照祖制是不能颠倒的。

　　柳下惠在这场争执之中,态度明确,一仍旧贯地本着对事对理不对人的原则,没有支持官大的夏父弗忌,反而支持了官小的办事员。他的理由有二:一认为那位具体办事的人所说的话合乎礼仪;二认为鲁僖公本身又没有明德。“夫宗有司之言顺矣,僖又未有明焉。”

　　柳下惠还进一步批评夏父弗忌之所以没有明德的错误做法是,既违反了两条神道,也违犯了两条人道。后者是指其一违犯了礼仪不吉祥;其二拿违礼的话教民也不吉祥。“犯顺不详,以逆训民亦不详。”

　　前者是指其一改换神位的位次也不吉祥;其二,没有明德却升到前面也不吉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跻之亦不祥。”柳下惠并严厉告诫夏父弗忌一定有灾祸降临,“必有殃!”据说,夏父弗忌死后入葬之时,棺材突然起火烧着了。[7](P182)这个故事虽受到迷信的影响,但其本意还是要凸显柳下惠坚持认理不认人的“直道”精神。他一如既往地能公平地对待大官与小官,不怕大人物,公正地批评大官的错误,支持小官的正确。

　　五、张岱年先生:柳下惠“直道”精神的当代典范

　　柳下惠所发扬光大的“直道”精神,成了我国的传统美德之一。它不断哺育着我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茁壮成长。代有其人,着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就是现代的“直道”精神的一个新的典型。

　　自鸦片战争,特别是自五四运动起,直至全国解放时止,在中国哲学与文化领域内,中、西、马三种哲学会通之势,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当其时的时机则还未成熟,尚处于三足鼎立的历史阶段。而张岱年先生则有超前的智慧,且勇于探索,企图将这三种哲学加以综合创新。

　　张先生早于193》年《月2《日在其所撰写的名文《哲学上的一个可能的综合》里,“大胆”提出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的构想。他在这个理路上奋力向前,于1937年撰写出他的成名作《中国哲学大纲》,于1948年又撰写出他的《天人五论》,从而建立起一个新的哲学体系。张先生的这个体系,为我们今而后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者会通,创造出新的中国哲学具有着重大的启迪意义。我们现在来反思,当可体会到张先生所走的这一步,是多么的不容易,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其实,这就是张先生毕其一生“直道而行”的美德在其理论上勇于探索的反映。

　　张先生于19《7年“反右”初期的整风座谈会上,仗义执言说到清华大学搞三反运动时,一些老教授,如冯友兰先生、潘光旦先生,扦查三次才通过,未免伤了知识分子的感情。又说到肃反运动时,本系召开了批判王锦第的会,后又宣布他的问题早已交待清楚,没有发现别的新问题。为什么不先调查,却先开批判会,这是不适合的。数月后,张先生因此而“直言贾祸”被打成“右派”,直到”多年后的1979年才终于得到“改正”。张先生虽经过如此巨大的打击,但他却始终保持了实话实说的优秀的品行。

　　张先生直到晚年还以亲手所书的“直道而行”四字作为箴言,告诫他自己的也被错划为“右派”的老学生刘鄂培教授,愿与他共勉之。刘教授善刻图章,遂用篆体刻了一枚“直道而行”的“闲章”敬送张先生。

　　冯友兰先生听说后,在给六卷本《张岱年文集》写《序》时,深有感触地写道:“余闻之曰:-此张先生立身之道也,非闲章也!,,.中国传统中的读书人,即所谓-士.者,生平所事,有二大端:一曰治学,二曰立身。张先生治学之道为-修辞立其诚.,立身之道为-直道而行.。,,推本溯源,则立身与为学,初非两橛。-修辞立其诚.、-直道而行.只是一事,一事者何?诚而已矣。-修辞立其诚.,诚也。-直道而行.,亦诚也,一以贯之矣。诚乃《中庸》之中心思想,故曰:-不诚无物.。又曰:-君子以诚之为贵.。有志者于此悟而力行之,则终身用之,有不能尽者矣。”[8](P2)冯先生与张先生的一生是良师益友加至亲的一生,彼此熟悉,互为知己,所以冯先生对张先生所作的高度评价是很公允很贴切的。诚哉斯言!

　　张先生一生“直道而行”,是有口皆碑的。他近7”年之久的老友季羡林先生在为《中国哲学的诠释与发展)))张岱年先生九十寿庆纪念论文集》一书写的《序》文中,满怀激情地写道:“独对于先生的为人,则心仪已久。他奖掖后学,爱护学生,极有正义感,对任何人都不阿谀奉承,凛然一身正气,又决不装腔作势,总是平等对人。这样多的优秀品质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再加上真正淡薄名利,唯学是务,在当今士林中,真堪为楷模了。”[9](P2)季先生对张先生高度评价的用辞虽然与冯先生的有所不同,但是他两在价值理念上则是完全相同,都充分肯定了张先生的“直道”,这一点乃是他们的共识。

　　柳下惠的崇高的“直道”精神,是建设和谐文化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资源。我们在投身于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中,应像张岱年先生那样自觉地发扬光大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道德“直道”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