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海领土争端非常复杂, 与海上优势和领土主张有关的新利益和竞争背后存在战略动机。虽然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过去十年间南海保持着相对和平, 但是复现的争议及潜在的冲突升级除了凸显各声索国之间的角力外, 更反映了南海问题正在由资源领土之争上升演变为中美两国的地缘战略博弈。中美两国在南海地区的互动, 特别是两军愈发频繁的海空相遇以及由此引发的冲突或事故, 因此中美两国发展新型双边军事关系是非常必要的。中美两国在南海附近的相遇存在冲突升级的可能性, 同时, 美国的亚太同盟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中美的双边军事交流。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造成了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低互动性以及两国战略互信的缺失。考虑到南海作为至关重要的海上交通线, 其潜在的海洋资源以及未解决的领土争端, 中美两国应该如何更好地理解和解决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并且建立管理危机的机制, 这对亚太地区的重要国家 (包括美国和中国) 都有重大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南海问题; 领土争端; 大国竞赛; 中美军事交流; 信任建立措施;
US-China Maritime Encounter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Developing a New Type of Military-to-Military Relations
YUAN Jindong
Centre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Sydne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recent development in naval competition andterritorial disput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explores the strategic drivers and rationales behind the renewed interest and rivalry for maritime supremacy and territorial claims. Given the relative peace in the late 1990s and the past decade, the re-emergence of disputes and potential escalation of conflicts provide unique case studies of the two compet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ies on the specter of conflicts and prospect for peace in this region of growing geo-strategic salience. Given the critical sea lines of communication (SLOC) , potential future maritime resources, and unresolved territorial disputes,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fully understand and effectively address these emerging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develop mechanisms for managing these crises that have such enormou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the key players involved, including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Keyword:
South China Sea; territorial disputes; great-power rivalry; US-China military exchanges;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近年来, 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双边关系日益紧张, 且有进一步升级的危险。随着两军在南海相遇频率的增加, 特别是美军在西太平洋海域更加频繁的军演以及在中国近海的抵近侦查, 如果管控不慎, 这种相遇有可能会使双方矛盾升级而导致意外发生, 甚至更糟糕的是出现严重的军事对抗。在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当选美国总统后, 共和党政府试图在多个问题上挑战中国。这些问题的范围从贸易——特朗普作为总统候选人时就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 并威胁要对中国的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到“一个中国”原则——该原则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后就一直被后续的八届美国政府所遵守。在2017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 美国多年来首次明确地指出中国是未来对美国霸权的挑战者, 也是利益威胁者。特朗普总统也已签署生效《台湾旅行法》, 公开挑战中国在两岸关系和国家主权上的底线。虽然特朗普总统倾向将所有事情都看作是可交易的, 但中国政府的回应态度非常克制而立场亦非常坚定明确, 即“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 这一原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容挑战、不可谈判, 且不能用来交易的。的确,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中国新一届领导班子更加强调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重大问题上绝不让步, 这些利益包括南海领土争端和在中国声明的领海海域的所谓“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 (freedom of navigation program, FON) 。
现实主义可以用来解释不断展现的中美竞争。现实主义认为, 在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整体结构下, 权力转移必然会导致一个崛起国对抗并挑战一个守成霸权国。虽然这两个国家偶尔可以管控它们的竞争与冲突, 但最终解决它们之间无法调和的利益冲突的方式将会是三种情况:要么霸权国将霸主地位让位于崛起国, 这在国际历史上很少出现;要么通过包括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面在内的对抗来达到一个新的均势和平衡;要么双方陷入僵局, 接受彼此的势力范围, 从而形成一个新的极化结构。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 第三种情况, 即虽然敌对但稳定共存的态势, 也许会是两个大国可以共同存在的结果, 而这种态势之所以被双方接受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 两国对倾其全力去压倒对手这一行为不抱有幻想;另一方面, 双方都不情愿承受对此行为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本文主要探究了在更广泛的南海领土争端背景下不断增加的中美海上相遇问题。首先, 分析南海领土争端是如何影响中美关系的, 尤其是中美两国军队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其次, 中美海上相遇问题, 既是两国维护各自在亚太地区利益的决心的一种反应, 又是对彼此以及对其他声索国的一种信号, 特别是对像菲律宾和越南那样直接牵涉到争端中的国家, 或者是对那些担心中国与日俱增的国力以及它们自身安全的美国盟友和伙伴的一种信号。最后, 探讨在意识到两国的海上相遇在变得不受控制情况下所带来的潜在矛盾升级和公开军事冲突, 中美是如何建立用来管理它们复杂关系的“游戏规则” (rules of the road) 的。
一南海的领土争端
南海领土争端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在过去的六十多年间, 南海“六国七方”——文莱、中国大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中国台湾地区, 均声明对这个富饶辽阔、具有战略意义的整个或部分海域享有主权。 (1) 虽然在这段时间, 偶尔会有突发事件甚至军事冲突 (1974年和1988年) , 但大多数时间里, 领海争端或多或少都处在控制之下, 即便有争端, 也只是停留在政府声明或媒体舆论战上。1995年发生在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美济礁事件再次凸现了南海领土争端的持续性。在这之后中国调整了南海政策, 与东盟就安全和领土问题开展对话。2002年11月4日, 中国与东盟签订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以下简称《宣言》) , 这是中国–东盟关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体来讲, 《宣言》规定签署国“承诺保持自我克制, 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包括不在现无人居住的岛、礁、滩、沙或其他自然构造上采取居住的行动, 并以建设性的方式处理它们的分歧”。 (2) 虽然中国和东盟未能签署更为严格的《南海各方行为准则》 (简称《准则》) , 但双方通过中国–东盟《宣言》联合工作组等渠道继续推动《准则》的制定工作, 并积极落实《宣言》相关指导方针。这也是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从其偏爱的双边主义转而采取多边主义的方式, 与东盟共同制定行为准则和规范, 管控由领土争端引发的冲突, 促进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各声索国在南海问题上重新出现的紧张关系和领土争端——尤其是2007-2008年以来——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由于这些问题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对于主权的关注, 南海争端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渔业资源、油气资源、大国竞争使得寻找任何解决方法都变得更加困难。 (1) 实际上, 一些长期以来领土争端的主要声索国——主要是中国、越南、菲律宾——已经通过它们对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以下简称《公约》) 的解读以及采取更加积极、有时是更加激进的行动来重申各自的声明, 维护各自的主权。 (2) 这些行为包括, 为已占据的和/或声明的岛屿和自然构造命名;开展海洋调查和勘探等活动;策划高层官员出访;在争议领域建立行政机构;以海事执法手段处理渔业纠纷, 包括侵扰, 并强行对其他声索国渔民实行扣押和罚款;公开抗议和威胁中断争议领土的石油开采;通过填海工程将没于水下的自然构造变为人工岛;对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行为进行严格限制, 这些行为偶尔会因阻碍和干扰船舶和飞机航行而造成严重事故。 (3)
中国与它的邻国以及其他国家在南海上关于主权、资源和安全的紧张关系和竞争加剧的背后有许多重要的推动因素。 (4) 第一, 根据《公约》第76条, 拟划定200海里以外大陆架外部界限的沿海缔约国需最迟在2009年5月13日之前向联合国大陆架界限委员会 (Commission on the Limit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提交划界案及计划区域的初步信息。有40-50个缔约国在截止日期前提交了划界案或初步信息。这些国家意识到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能源和资源, 而这些能源和资源在陆地领土上不断缩减, 并且需要从遥远的中东、非洲和波斯湾进口。资源短缺对国家未来的发展形成了潜在限制, 这更加凸现了南海作为一个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区域的重要性。第二, 高涨的民族主义和通讯工具的变革为公众舆论提供了易获得的、影响力不断增大的平台, 这些舆论反过来会影响外交政策的制定, 使调解与缓和变得困难。同时, 东亚地区过去二十年的经济繁荣增长为军事现代化尤其是海军巡逻和军力投射的能力提供了必要的资源。第三,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来说, 海权对大陆国家的重要性已成为一种共识, 因为它是掌控全球公域的关键, 也是未来获得大国地位的重要因素。 (1) 美国称中国在南海扩建和加固岛屿的行为是“游戏规则改变者”, 并认为中国的这一行为使南海问题军事化。 (2) 第四, 中国一直反对美国坚持在南海区域、包括在沿海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享有航行自由和展开军事活动的权利, 因为中国将美国的监视和情报收集视为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一种严重威胁。这一点随着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越来越多的海上相遇而引发更多争议。的确, 中美两国都承认航行自由适用于公海和国家的专属经济区内, 但是, 两国对于在这些区域内活动的范围和性质以及这些活动在哪种程度上是国际法许可的, 都有着不同的解读。 (3)
2016年7月12日, 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常设仲裁法院下的仲裁法庭就菲律宾共和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提起的仲裁案做出了一致裁决。仲裁庭认为, 中国对“九段线”区域内资源主张的历史性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南海的自然构造不具备成为岛屿的条件, 因此不能作为专属经济区或大陆架;中国在南海的行为已经“侵犯”了菲律宾在其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中国在南沙群岛的大规模的填海工程和人工岛建设已经对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损害”。 (4)
中国政府对该裁决的回应既迅速又明确。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称“该裁决是无效的, 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 (5) 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称, 该裁决是“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白皮书进一步重申了中国对于领土主权以及海洋权利和利益的历史的合法的声明, 并且重申了中国通过协商解决中菲有关南海争端的立场。 (1) 中国指责阿基诺三世政府单方面提请仲裁的行为以及美国对菲律宾挑战中国主权这一行为的支持。中国的官方媒体和学者一致谴责该裁决。在裁决公布的几天前, 中国前国务委员戴秉国在访问华盛顿时称该裁决将是“一张废纸”。 (2)
中国在领土主权上的立场不会因为裁决的结果而改变, 中国政府认为争端应该在双方之间通过协商解决。实际上, 中国政府在2014年12月7日发表的关于菲律宾所提南海仲裁案管辖权问题的立场文件和裁决后发布的白皮书中, 都反复强调了通过磋商和谈判来解决问题的意愿。中国坚持其对南海群岛“不可或缺的主权声明”, 但可以肯定, 在亚太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转型期, 如何处理南海领土争端及美国高调“重返”亚洲后日趋复杂的中美关系已上升为战略性问题, 并将更多地影响其谈判目的及策略。 (3)
二中美的海上相遇
过去的十年, 我们见证了中国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力和军事能力方面的显著崛起。中国在南海更加积极的行为以及其对美国情报收集、监视活动和在南海区域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公开抗议, 都证明了现实主义理论的观点。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 崛起国的行动议程会不断扩大, 倾向于重新定义和维护其利益, 并且会给现有的国际体系带来挑战。 (4) 具体来讲, 自从2004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历史使命后, 大量的精力被投入到注重发展与保护中国海洋权益的海洋能力以及海军现代化建设方面。中共十八大和2015年的《国防白皮书》更是进一步明确坚定了这一方向。这些需要达成的目标包括, 保护海上交通线 (sea lanes of communication) 和控制关键阻塞点的能力, 海军远洋 (比如印度洋) 军力投射能力以及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称为“反介入/区域拒止 (A2/AD) ”的能力。 (1)
在过去的十年间, 中国海军一直致力于建设一支集近海控制、直至第二条岛弧链的防御拒止, 并且可以保护海上交通线和扩大中国政治和外交影响力的海上力量。 (2) 实际上, 由于其他声索国与中国之间军力悬殊, 加上同时使用武力可能带来的负面政治影响, 虽然多数分析家不认为中国和其他声索国在近期会发生任何军事冲突, 但这一判断并不适用于中美在亚太地区公海上的相遇。事实上, 在美国看来, 中国对于外国军事船只在靠近其专属经济区内的活动而表现出的不断提升的自信, 已经对美国长期坚持的航行自由原则, 尤其是美国所认为的航行自由应该包含的内容——包括进行监视和情报收集——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这种威胁可能会导致双方的军事对抗。 (3)
在1998年6月, 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法》。中国军事分析家指出, “任何在专属经济区内危害到沿海国主权或安全的军事活动都是不合法的, 是不能够被容忍的”。 (4) 中国在1996年批准《公约》生效后, 就无害通过 (innocent passage) 发表了如下声明:“根据沿海国的法律法规, 《公约》有关无害通过的规定不能侵害沿海国的权利, 该权利指沿海国有权要求他国在其战舰通过沿海国领海海域时, 必须事先获得沿海国的通过许可或事先告知沿海国。” (1) “外国军舰在进入专属经济区前必须提前告知, 并且在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活动——包括水文勘探、调查、情报收集——都是非法的, 因为这些行为怀有敌意, 因此违反了《公约》中‘和平目的’的规定。” (2)
关于专属经济区内军事活动的争论已不是新鲜事, 在《公约》协商期间, 这个问题就已经富有争议, 《公约》的第56条和第58条实际上赋予沿海国经济资源开采的权利。另外, 《公约》也保留了现有的航行自由原则, 包括在沿海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从情报收集到海军演习的军事活动。美国分析家强调, 《公约》赋予沿海国家的是它们对专属经济区的主权权利——而不是主权——并且仅仅是用于经济和资源管理目的、进行海洋科学研究和环境保护。根据国际法, 使用国应当对这些权利给予应有的尊重。 (3) 但是, 随着科技的进步, 将军事从与经济相关的活动当中分离出来变得越来越困难。比如, 水文和军事调研是否明显有别于海洋科学研究?同时, 在沿海国家海事诉讼管辖区域的附近或内部的军事活动已经逐渐被看做是不受欢迎的行为, 甚至会对沿海国家的国家利益造成严重威胁。 (4) 事实上, 有未经证实的报告指出, 中国正在积极寻求其他沿海国家的支持, 以期可以用一种能够在反对专属经济区内的外国军事活动这一议题上给予它们更多合法性的方式来解释《公约》。 (5)
这些在解释《公约》或国际习惯法上的根本性差异导致了中美军队之间偶尔的紧张和冲突, 比如2001年4月的中美撞机事件和2009年3月的“无暇号事件”。后者尤其被美国看作是对其在国际水域甚至是专属经济区内不受阻碍的自由航行能力的直接挑战。另外, 美国认为, 对于中国“胁迫”的让步也会损害它的区域战略, 并且会引起其盟友和伙伴对美国作为一个安全保证者的公信力和可靠度的深刻担忧。 (1) 显然, 美国认为其在该地区的利益, 包括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打击海盗和非法毒品交易以及履行对其盟友和伙伴的安全承诺, 都需要通过海上航行自由来实现, 即美国海军能够不受约束地接近海上军事和贸易交通线, 包括在相关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和不进行事先告知的军事活动。然而, 美国的立场和抗议在很大程度上被美国仍未签署《公约》这一事实削弱了。 (2)
这对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每年有超过5万亿美元的货物通过该区域, 其中与美国有关的海运贸易达1.2万亿美元, 它对美国的经济至关重要。根据东西方中心 (East-West Center) 的数据, 美国28%的商品和27%的服务出口至亚洲, 美国将近1/3与出口相关的工作依赖于对亚洲的出口。 (3) 在公开海域包括沿海国专属经济区内的军事活动, 是被国际法认可的。《公约》允许沿海国家对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实行管辖权, 但是并没有赋予它们限制外国军事活动的权利, 除非它们影响了自然资源或与海洋科学研究相关。 (4) 然而, 该区域的许多声索国对在它们各自的专属经济区的外国军事活动都有严格限制, 并且要求外国战舰无害通过该国领海前要事先告知。 (1) 美国认为, 中国的行为是在通过其对现有海洋法的解读来破坏国际海洋法的基础, 特别是对海洋法的传统解读正遭到挑战, 即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从只限于对资源权利的管辖, 扩大为在该区域的活动是否属于海洋科学研究需事先获得沿海国家同意。 (2) 根据美国分析家的分析, “同样受到危害的还有国际‘游戏规则’”, 尤其是涉及航行安全方面。在“无暇号事件”发生后不久,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蒂莫西·基廷 (Timothy Keating) 上将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上发表声明称, 该事件“无疑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 中国, 尤其是在南中国海, 正在表现出具有进攻性和制造麻烦的迹象, 并且不愿意遵守行为准则或‘游戏规则’”。换句话说, 美国认为即使在诸如航行自由的权利内容的争论仍未解决的情况下, 各方仍应当尊重规定船只在其他船只附近时应如何安全运行的《国际海上避碰规则》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for Preventing Collisions at Sea) 。 (3)
2015年8月, 美国国防部发布了《亚太海上安全战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实现美国国家安全的目标》 (The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报告指出了海上亚洲作为全球商业关键通道之一的重要性, 并解释了为何海洋自由对于海上经济活动至关重要, 因此不仅影响亚太地区, 也涉及全球整体经济的持续繁荣。该报告将海洋自由定义为“对于海洋和领空的所有权利, 自由和合法使用, 包括国际法承认的军事船只和飞机”。 (4) 事实上, 所有海上军种——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的文件都清楚地表明, 作为一个海洋国家, 美国必须确保“前沿部署和前线驻扎的海军部队要使用全球海上公共设施作为机动媒介, 确保进入海外地区的通道, 维护这些地区的重要利益, 保护我们的海外公民, 防止我们的敌人利用世界海洋对付我们。” (1)
南海争端的资深观察员马克·瓦伦西亚 (Mark Valencia) 发表了这样的评论:
用“公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来证明美国在其他国家专属经济区内的军用飞机和船只的活动是合法的, 美国的这一声明在法律上是否正确?答案既不简单也不直截了当, 并且部分取决于这些飞机和船只到底在做什么。在EP-3事件中, 有人推测电子情报 (electronic intelligence) 飞机正在积极“探测”中国的陆上国防通信并干扰沿岸对海底的通信, 而不是被动地收集数据。在“无暇号事件”中, 有推测“无暇”号当时正在跟踪中国最新的核潜艇。 (2)
中国在国防现代化上的努力和理论发展也引起了美国的关注, 这也解释了美方对中国专属经济区的持续的军事监视和情报搜集活动。其中一个是“反介入”概念——由于美国军方依赖前沿基地、仓库、信息网络、海上交通线等设施来确保运行的有效性和成功, 因此, “反介入”是一个扰乱、削弱和否认美国部署军队到海外战区的能力的概念。 (3) 兰德公司 (RAND) 的一项研究将“反介入”措施定义为“对手的任何具有以下作用的行动:放慢友军军队部署进入战区, 阻止他们在该战区内的某些地点作战, 或使他们的行动地点在远离他们本该处在的冲突场所。” (4)
美国对所谓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回应是追求“全域进入能力” (all domain access) , “在有争议的地区投射军事力量的能力, 并且具有足够的行动自由度在当前安全的环境中有效运作。” (5) 尽管没有采用更具争议的“空海一体战概念” (air-sea battle concept) , 但它在美国新的海上战略中传达出更加强硬的战斗姿态, 有分析师担心这可能会使美国转向与中国危险的敌对关系。 (6)
然而, 亚太地区不断增长的海军力量, 包括但不限于潜艇、增加的巡逻, 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事故, 并带来严重的后果。 (1) 如前所述, 近年来中国和美国经常卷入一些备受瞩目的事件中, 例如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和2009年“无瑕号事件”。目前的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 (the Maritime Military Consultative Agreement) 和年度防务磋商会谈 (annual Defense Consultative Talks) 等双边信任建立措施已经实施多年, 但这些措施本身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 当然也不能成为“游戏规则”的替代品。 (2) 谈判在取得具体成果方面进展缓慢, 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和美国在构建信任建立措施 (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s) 的优点、形式和顺序方面存在重大分歧。对于美国来说, 发展信任建立措施, 特别是在利益重叠和海上相遇不断增加的情况下, 对于管控潜在的争端和防止轻微事件升级为主要对抗事件至关重要。中国仍坚持认为, 战略信任必须先于任何特定的信任建立措施, 尤其是中国不愿意默许美国在中国领海附近进行军事监视和情报搜集的权利。 (3)
但是, 正如中美撞机事件和“无暇号事件”所表明的那样, 如果没有适当的“游戏规则”, 未来意外可能会再次发生, 风险也会升级, 从而导致两败俱伤的军事冲突。在这样一个背景下, 1972年美苏《防止海上意外协定》仍然有价值。 (4) 然而, 正如时任美国太平洋海军司令罗伯特·威拉德 (Robert F.Willard) 指出的, 不止是认知差异阻碍了双边军事关系的健康发展。中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意图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 并继续将美国对台湾地区军售问题与中美全面军事关系的发展联系起来。 (5) 诚然, 由于不同的历史经验、威胁认知和战略文化, 对发展信任建立措施会有不同的期望和解释, 因此会有不同的接受程度。尽管如此, 这些不应成为制定海上作业安全管理机制的借口与障碍。 (1)
显然, 美国认为中国不断增长的实力和在南海的海军活动给美国带来了重大挑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政策”的目的在于保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同时表现美国致力于实现该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从而使盟友和伙伴安心。除了加强美国在亚太海域的军事能力, 到2020年将其海军和空中力量的60%投入到西太平洋地区以外, 同时美国还积极参与多边外交、建立区域范围内的自由贸易制度, 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TPP) 。但最重要的是, 美国仍然致力于在未来几十年把握与中国的关系——这个既是新的竞争对手又是重要的合作伙伴。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与中国军方的合作是避免海上冲突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层军事领导人之间的实质性对话和访问、共同利益领域的合作以及切实的措施都有利于减少和处理突发事件并且改进危机管理。这些措施包括年度防务磋商会谈、海上安全磋商机制 (Military Maritime Consultative agreement) 以及于2014年签署的《中美关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Rules of Behavior for Safety of Air and Maritime Encounters) 。两国军队也参与并遵守《海上意外相遇规则》 (Code for Unplanned Encounters at Sea) 、东盟防长扩大会议 (ADMM-Plus) 以及“共享意识和冲突解除” (Shared Awareness and Deconfliction, SHADE) 会议。 (2)
美国和中国持相反的观点, 并同中国在南海问题上不断发生冲突。中国对于美国在领土争端上的偏见——美国对中国南海主权的否定——表示不满, 并指责美国参与针对中国的负面宣传。 (3) 2016年5月27日, 美国国防部部长阿什顿·卡特 (Ashton Carter) 在美国海军学院的演讲中表达了他对中国在南海所采取的被他称作“前所未有的行动”的严重关切, 例如“追求过多的且不利于国际法的海洋利益”。卡特总结到, 这样的行为会“筑起一道自我孤立的长城” (could erect a Great Wall of self-isolation) 。 (4) 美国认为中国期望通过“填海造岛”加强其在南海的领土主张, 并对此行为表示质疑和抗议。中国政府则对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做出了强烈的言语回应, 称这种行动是将南海“军事化”。两国对《公约》有不同的解释, 特别是在涉及军事船只无害通过的问题上, 双方在美国的航行自由行动上也有很大分歧。美国不承认中国在南海U型线 (九段线) 的合法性。 (1) 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对于美国在中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附近尤其是靠近中国海军基地和设施的地区的军事情报收集和监视活动的看法, 中国近年来的回应包括进行高风险的近距离接触或有协调/组织的“骚扰”, 以阻止美国在军事敏感地区的进一步活动。 (2)
三同盟承诺、信号和中美海上竞争
中国军事分析家指出, 过去几年事态的发展已经为美国攻击中国在南海和东海的领海争端提供了契机, 尽管美国公开否认, 但其仍毫不掩饰地偏向于其他声索国。 (3) 持续的僵局和进一步的矛盾升级只会导致美国更多的干涉, 包括向同盟伙伴提供直接军事援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分析表明, 美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加强防卫合作协议》 (Enhanced Defense Cooperation Agreement) 实际上允许美国海军和空军进入菲律宾的基地和设施, 并使菲律宾敢于在领土争端中与中国对抗, 这是美国战略的一部分, 即通过团结区域内其他国家来阻碍中国关于南海主权和海洋权利主张的努力。 (4) 然而, 罗德里戈·杜特尔特 (Rodrigo Duterte) 自2016年5月当选菲律宾总统以来, 公开宣称要与美国分道扬镳, 并暂停了美菲在南海争议地区的联合军事巡逻, 作为美国盟友的菲律宾立场发生了重大转变。杜特尔特在2016年10月下旬访问中国时表示, 他与习近平主席的会晤是朝着改善中菲关系迈出的历史性一步。两国签署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多笔贸易和投资。中国随后开始允许菲律宾渔民返回黄岩岛附近的传统渔场。 (1)
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罗援指出, 美国参议院2013年修正的《国防授权法》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重申了美国对日本防卫的条约义务, 包括其行政管辖下的领土, 奥巴马政府高级官员已经多次公开确认这一义务。 (2) 美国高级军官甚至公开鼓励其他声索国组成联合舰队巡逻争议地区并承诺给予美国的支持。 (3) 中国军事分析家指出, 一些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亚洲国家最近变得更加强硬, 并试图将这个问题国际化。这些事件发生在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访问过这些国家或与其领导人会面之后。卡特在2015年6月访问河内期间, 宣布美国已部分解除对越南的武器禁令, 他还承诺延长贷款额度, 使越南能够购买海上巡逻艇。 (4) 中国的军事分析家们也拒绝美国的说法, 即中国的填海工程和有限防卫设施的设立构成了南海的军事化 (争议) , 并认为正是美国的空中和海上情报收集和监视活动以及所谓的在中国领海内的“航行自由”加剧了该地区的紧张局势, 并且使该地区的和平环境变得军事化。实际上, 中国的分析家认为美国的立场已从相对中立和不参与转向参与甚至深度介入, 包括加强与越南和菲律宾的安全合作。 (5) 虽然很难想象领土争端会导致中美直接的军事对抗, 但包括美国在内的该地区的所有国家仍然必须遵守现有的协议, 如《海上意外相遇规则》以及采取其他的危机管理机制和信任建立措施来应对这些新出现的、在失控情况下可能会急剧恶化的严峻问题。 (6)
事实上, 中国的军事分析家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美国在领土争端中的角色以及该地区更为广泛的地缘战略的重新布局。他们认为, 近期美国在加强同盟方面的投入, 并且鼓励区域内国家形成一个更强大的安全伙伴关系是由若干因素造成的。首先, 美国希望保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亚洲的重要性反映了这一新的战略定位, 特别是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可能会挑战到美国的地位。 (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分析家指出, 尽管面临经济困难和经费削减, 美国军方仍将继续增加其存在感, 包括将先进武器系统迁往该地区。 (2) 此外, 美国亚太再平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建立并扩大现有的同盟, 实现三边或四边安全联盟, 以争取该地区主要大国的支持来支撑美国在印太地区这一新兴地缘概念的主导地位。近年来, 美印防务合作尤其如此。 (3)
然而, 更广泛的问题是, 美国在该地区的同盟体系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构成了中美双边军事交流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4) 中国继续把美国的军事同盟视为冷战的遗物, 认为其不利于发展印太地区的合作安全。中国军事分析家经常强调, 这些军事同盟, 不断增加的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如印度和越南等——以及美国盟友之间不断出现的安全合作, 这些显然都是针对中国的, 因为它们视中国为对美国首要地位和利益的挑战者。事实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官员一直指责这些行为, 并提醒其他国家不要参与以美国为首的遏制行动。 (5) 中国的军事分析家密切关注这些同盟和安全伙伴的发展。例如, 自2014年纳伦德拉·莫迪 (Narendra Modi) 就任印度总理以来, 印度与美国之间越来密切、尤其是在防务领域的联系, 已经是中国军方越来越多讨论和分析的主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美印防务合作不断深入, 不仅使印度成为美国军售的最大市场 (2013年为19亿美元) , 而且还使其受益于技术转让。中国学者认为, 这种不断增强的防务合作背后的原因反映了美国打算建立一个战略包围圈来遏制中国的意图。 (6)
在这种情况下, 一个重要的共识——同时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担忧——是中国和美国的军队可能因为美国的同盟承诺而陷入直接冲突。事实上, 有分析认为, 尽管美国公开宣称它是中立的, 但近年来它不断鼓励盟友——比如日本和菲律宾——强化它们的领土主张。 (1) 另一方面, 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以及日益强硬的外交政策经常被西方分析家们认为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保持其首要地位) 和亚太其他国家对美国的倡议 (包括加强同盟和形成安全伙伴关系) , 做出积极回应的主要原因。 (2) 事实上, 近几个月来特朗普政府采取了强硬的对华政策。当前, 美国正在鼓励其盟友和伙伴在该地区构建安全制度, 并恢复四边安全对话 (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 。同时, 虽然美国政府一开始不愿批准“航行自由行动”, 但从2017年5月它开始允许该行动。 (3) 与此同时, 中国军队继续对美国近距离空中侦察机采取更加强硬的手段, 包括跟踪、查证与干扰, 美国认为中方的举动为危险拦截。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军队拦截和阻止美国情报和监视活动越来越高的频率对双边军事交流产生了负面影响。美国国防部指责中国军方进行危险拦截, 中国的歼–11与在海南岛附近国际空域“例行”巡逻的美国侦察机之间只有50英尺 (15.24米) 的距离, 这违反两国政府2015年签署的协议。 (5) 中国政府否认这一指控, 称中国战斗机在拦截美国飞机时保持了安全距离, 并呼吁美国未来停止侦察飞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要求美国停止这种“近距离侦察活动”, 认为这种行为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 (1) 美国也反对中国在南海大量的填海项目, 呼吁中国和其他声索国停止建造人工岛, 并宣称要通过在中国声明的人工岛12海里范围内进行航行自由活动来挑战中国的领海主权。 (2)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日益紧张的气氛中推迟了作为亚洲之行一部分的对中国的访问计划。相反, 卡特访问了菲律宾和印度, 并登上了该地区的美国航母。中国方面则以拒绝美国“斯坦尼斯号” (John C.Stennis) 航母及其随行战舰停靠香港来作为回应。 (3)
这种对演变中的区域性中美战略动态的理解清楚地指明了双边军事关系的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涉及双方在包括南海在内的西太平洋的争论的整体原则和具体领域。首先, 虽然双方都没有公开指定另一方为敌人, 但很明显, 双方都认为另一方是处于首要位置的潜在竞争对手, 并且是对安全的军事威胁。在这种情况下, 除了非传统安全领域和信任建立措施外, 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同盟和安全合作伙伴将阻止两军真正参与到联合训练、战斗以及互用性交流 (interoperability exchanges) 中去。缺乏战略信任对军事交流的深度和广度设置了明确的限制。作为一个在资源、技术、战斗经验和组织结构方面逊色于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国, 中国军队的利益是尽量扬长避短, 利用和发展不对称能力 (而不是寻求全面对等) 。同时, 中国人民解放军力求保持与美军的沟通以尽量减少误会和误解, 并在两国军队能够为区域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的领域开拓并扩大交流合作和联合行动。 (4) 但从2018年年初美国再次邀请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的“环太平洋”联合军演 (RIMPAC) 到取消这一邀请, 可以看出中美军事交流仍然步履维艰。 (5)
很显然, 上述事态表明双方需要加强而不是减少军事联系, 从而通过更好的沟通和理解来解决这些分歧。尽管过去的意外事件反映了中美之间权力关系的结构性变化, 但这些事件的发生以及中美双方无力和无意及时解决危机的表现也说明了根本规则的缺乏。尽管步伐缓慢, 但中美两国的军事领导人越来越意识到误判和矛盾升级的潜在风险, 并且开始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 最近进一步加强的中美双方高层军事交流的趋势是一个好兆头。 (1) 此外, 在功能层面上, 两军可以开始探索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 包括亚丁湾联合反海盗演习。其他合作领域包括维和、搜救和军事医学。
五结论
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初步结论。第一, 南海领海主权争端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 争端的强度和表现形式因该地区较大的地缘战略环境而异。虽然目前主权问题的解决方法和澄清依然遥遥无期, 但最近的争论反映了声索国为表明和捍卫它们立场而做出的努力, 这些国家希望通过占领、持续管理或只是重复声明来证明它们主权的合法性, 以确立在未来谈判拥有强有力的筹码。可以说, 除了这些有限的目标之外,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切实有力地将自己的主权观念强加于别国之上, 也没有哪个国家有技术手段来开发尚未确定的资源。尽管它们明白上述行为会严重破坏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且从长远角度看还会损害各自的根本安全利益, 但出于考虑国内选民的民族情绪, 即便不诉诸武力也要表达捍卫国家领土的决心。
第二,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崛起国来说, 南海领土争端提出了更重要、更具战略性的问题。如何在目前无法进行强制捍卫主权的情况下对广阔海域坚持主权宣示, 同时避免因威胁和强硬的言辞损害声誉——这是与其通过软实力和经济相互依赖来扩大影响力的长期目标相违背的, 将是中国政府制定南海政策的重要依据。这些考虑很可能解释了中国政策立场的缓和, 这是一种强化其更广泛的战略地位的战术转变, 而不是放弃其主权声明的一种标志。 (2) 与此同时, 领土争端、台湾问题和中国对海运贸易和资源进口的依赖越来越大, 也给中国军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使命。这其中包括, 在西太平洋维护海洋权利, 以阻止美国对海峡两岸关系的干涉, 需要关注对印度洋的海上力量投送来确保国家能源进口和海运贸易的安全。
第三, 美国保留其航行权利的决心、进入东亚市场以及向盟友提供援助的能力已经并将继续遭到中国的反对, 中国认为这些行为至少是不受欢迎的, 至多也是有敌意的。中国越来越多地根据《公约》对沿海国家权利和对专属经济区的管辖权的定义以及对外国船舶的军事活动的合法限制来解释其行动, 而美国海军认为这种行为是高风险的和不正当的。但是, 中美撞机事件和“无暇号事件”已经证明, 中美之间这种声张权利的分歧和坚定的诉求可能会导致重大事件的发生。现有的双边军事信任建立措施机制, 如海上安全磋商机制和防务磋商会谈已经证明在应对和管理潜在危机方面存在不足。事实上, 整体的双边军事交流仍然是中美关系中最薄弱的一环。 (1) 由此可见, 构建中美新型军事关系任重而道远。中美都必须认识到误解和矛盾升级的危险, 这就需要双边 (中美及中国与关键声索国) 以及包括危机管理、冲突控制和信任建立在内的多边努力 (东盟地区论坛、东盟“10+1”、东盟“10+3”、东盟防长扩大会议以及东亚峰会) 。在这种情况下, 2014年中美双方达成的《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互信机制是重要的发展, 值得欢迎。然而, 双方有诚意遵守和执行信任建立措施协定, 这既是挑战, 也是中美在进一步发展两军关系时必须关注的优先政策选项。
第四, 深层次的结构性制约将继续限制中美双边军事关系的范围和进展。事实上, 虽然中美在重大挫折之后努力尝试扩大接触领域并维护或修复双边军事关系, 但双方尚未解决其核心分歧。因此, 在合作承诺和建立健康稳定的关系之下, 中美在许多问题上都存在深层裂痕, 包括美国对台军售以及最近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这一重大挑衅行为;中美在贸易问题上的重大冲突;中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战略意图的担忧;中国与邻国在领土争端等方面日益增强的自信心。管理这种关系并不容易, 但关键是要继续尝试, 因为它太重要了因而不能被忽视, 不能在国际政治转型和调整的关键时期被双边关系的亲疏变迁所影响。然而, 为了更加稳定的双边军事关系的发展和持续, 长期的战略必须强调参与、交流和对彼此利益更好的理解以及优先事项和政策的选择。但是, 在近期双边关系从主要贸易摩擦到台湾问题等各方面都处于低谷的背景下, 这仍将会是一段前行艰难的道路。
注释
1 关于这个话题有大量的文献资料, 两个较新的研究分析参见Robert D.Kaplan, Asia’s Cauldron: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End of a Stable Pacific, New York:Random House, 2014;Bill Hayton, The South China Sea:the Struggle for Power in Asia, 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
2 《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外交部网站, 2002年11月4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zjg_673183/yzs_673193/dqzz_673197/nanhai_673325/t848051.shtml。
3 Leszek Buszynski, “The South China Sea: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2 (April 2012) , pp.139-156.
4 “Special Focus: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December 2011) , pp.269-399.
5 许多智库都在观察和分析这些活动, 参见the Asia Maritime Transparency Initiativ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https://amti.csis.org/about/) , Maritime Awareness Project,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http://maritimeawarenessproject.org/) 以及South China Sea Monitor, Observer Research Foundation (http://www.orfonline.org/content-type/monitors/south-chinasea-monitor/) 。
6 对该区域领土争端的动因和性质的一般评估可参见Ralf Emmers, Geopolitics and Maritime Territorial Disputes in East Asia,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0。
7 James R.Holms and Toshi Yoshihara, “The Influence of Mahan upon China’s Maritime Strategy, ”Comparative Strategy, Vol.24, No.1 (January 2005) , pp.23-51;Andrew Erickson, “China’s Maritime Ambitions, ”in Sumit Ganguly, Andrew Scobell and Joseph Chinyong Liow, eds.,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Asian Security Studies,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 2017, pp.100-114.
8 Jane Perlez, “China Builds Aircraft Runway in Disputed Spratlys Islands, ”New York Times, April 16, 2015;Charles Cloves, “China Defends Island-Building in Disputed Waters, ”Financial Times, May 31, 2015;Prashanth Parameswaran, “US Blasts China’s‘Great Wall in the Sand’in the South China Sea, ”The Diplomat, April 1, 2015.
9 James Kraska, “Sovereignty at Sea, ”Survival, Vol.51, No.3 (June-July 2009) , pp.1-18;Andrew J.Norries, “The‘Other’Law of the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4, No.3 (Summer2011) , pp.78-97;Nong Hong, Understanding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Doctrine and China-USRela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Legal Concepts, Practice, and Policy Implication, Washington, D.C.:Institute for China-America Studies, May 2017.
10 “Press Release, ”Permanent Court of Arbitration, July 12, 2016。关于裁决的更多信息以及裁决全文参见:http://www.pcacases.com/web/view/7。
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应菲律宾共和国请求建立的南海仲裁案仲裁庭所作裁决的声明》, 外交部网站, 2016年7月12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79490.shtml。
12 《中国外长王毅就所谓南海仲裁庭裁决结果发表谈话》, 外交部网站, 2016年7月12日, http://www.fmprc.gov.cn/web/wjbzhd/t1379787.shtml。
13 《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 外交部网站, 2016年7月13日, 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80600.shtml。
14 《戴秉国出席中美智库南海问题对话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 新华网, 2016年7月6日, 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16-07/06/c_1119173439.htm;Chinese Society of International Law, “The Tribunal’s Award in the‘South China Sea Arbitration’Initiated by the Philippines is Null and Void, ”June 10, 2016, http://www.xinhuanet.com/english/china/2016-06/10/c_135426322.htm。
15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Thomas J.Christensen, The China Challenge:Shaping the Choices of a Rising Power, New York:W.W.Norton, 2015;Aaron L.Friedberg, A Contest for Supremacy: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W.W.Norton, 2011.
16 John J.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W.W.Norton, 2001.
17 James Mulvenon, “Chairman Hu and the PLA’s‘New Historic Miss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27 (Winter 2009) , pp.1-11;Cortez A.Cooper, The PLA Navy’s“New Historic Missions, ”Santa Monica:RAND, June 2009;“Sea Power:Who Rules the Waves?”The Economist, October 17, 2015, pp.56-58;Michael McDewitt, Becoming a Great Maritime Power:A Chinese Dream, Alexander, VA:Center for Naval Analysis, June 2016.
18 Peter Layton, “Chinese Sea Power and Force Projection, ”Defence Today, July-September2015, pp.23-26;Christopher H.Sharman, China Moves Out:Stepping Stone Toward a Maritime Strategy, Washington, D.C.: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July2015;Andrew S.Erickson, “Evaluating China’s Conventional Military Power:The Naval and Air Dimensions, ”in Jae Ho Chung, ed., Assessing China’s Power,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p.65-90.
19 Leszek Buszynski, “The South China Sea:Oil, Maritime Claims, and U.S.-China Strategic Rivalr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5, No.2 (Spring 2012) , pp.139-156;Peter Dutton, “Introduction, ”in Peter Dutton, e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A U.S.-China Dialogue 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aritime Commons, New Port, RI: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Naval War College, December 2010, pp.1-13;Peter Dutton, “Three Disputes and Three Objectives: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No.64, No.4 (Autumn 2011) , pp.42-67.
20 Peng Guangqian, “China’s Maritime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Peter Dutton, ed., Military Activities in the EEZ:A U.S.-China Dialogue on Securit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Maritime Commons, New Port, RI:China Maritime Studies Institute, Naval War College, December 2010, pp.15-22.
21 Zou Keyuan, “Law of the Sea Issue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ast Asian States, ”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w, Vol.39, No.2 (February 2008) , p.72.
22 Michael Swaine and Taylor Fravel, “China’s Assertive Behavior-Part Two:The Maritime Peripher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35, 2011, pp.1-29, https://www.hoover.org/research/chinas-assertive-behavior-part-two-maritime-periphery.
23 Raul Pedrozo, “Close Encounters at Sea:The USNS Impeccable Inciden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2, No.3 (Summer 2009) , pp.101-111;Jonathan Odom, “The True‘Lies’of the Impeccable Incident:What Really Happened, Who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Why Every Nation (Outside of China) Should Be Concerned, ”Michigan State International Law Review, Vol.18, No.3 (May 2010) , pp.411-452.
24 Mark Valencia, “Policy Forum 11-28:Intelligence Gather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Law of the Sea, ”Nautilus Institute, August 30, 2011, http://nautilus.org/napsnet/napsnet-policy-forum/intelligence-gathering-the-south-china-sea-and-the-law-of-the-sea/.
25 Mark J.Valencia,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Asian EEZs:Conflict Ahead?NBR Special Report No.27, Seattle, WA: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May 2011.
26 Oriana Skylar Mastro, “Signaling and Military Provocation in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A Closer Look at the Impeccable Incid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4, No.2 (April2011) , pp.219-244.
27 Mark J.Valencia,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Asian EEZs:Conflict Ahead?, NBR Special Report No.27, Seattle, WA: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May 2011.越来越多的人呼吁美国批准《公约》, 奥巴马执政时期参议院举行的多次听证会, 包括希拉里·克林顿国务卿和帕内塔国防部长在内的高级官员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均作证支持批准《公约》。参考Will Rogers, “Security at Sea:the Case for Ratifying the Law of Sea Convention, ”Policy Brief,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April 2012;Nina Hachigian, “China’s Rise Is a Big Reason to Ratify the Law of the Sea Convention,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June 12, 2012, http://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2012/06/law_of_sea_china.html/;Donna Cassata, “Military Leaders, Clinton Push for Sea Treaty, ”The Associate Press, May 23, 2012。
28 Do D,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August 21, 2015, p.1;East-West Center, “Asia Matters for America Highlights, ”http://www.asiamattersforamerica.org/overview.
29 Patrick M.Cronin and Robert D.Kaplan,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U.S.Strategy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in Patrick M.Cronin, et al., eds.,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 2012, pp.5-30;Alice D.Ba, “Staking Claims and Making Wav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How Troubled Are the Waters?”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3, No.3 (December 2011) , pp.269-291.
30 Do D,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August 21, 2015, p.7.
31 James Kraska, “Sovereignty at Sea, ”Survival, Vol.51, No.3 (June-July 2009) , pp.13-18;Peter A.Dutton, “Cracks in the Global Foundation: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ability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Patrick M.Cronin, et al., eds., Cooperation from Strength: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 2012, pp.69-81.
32 Jonathan G.Odom, “The True‘Lies’of the Impeccable Incident:What Really Happened, Who Disregarded International Law, and Why Every Nation (Outside of China) Should Be Concerned, ”Michigan Stat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18, No.3 (May 2010) , pp.411-452, 427。参见“Maritime Disputes and Sovereignty Issues in East Asia, ”hearing before the Subcommittee on East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of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One Hundred Eleven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July 15, 2009。
33 Do D,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August 21, 2015, p.2.
34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C.:U.S.Marine Corps, U.S.Navy and U.S.Coast Guard, March 2015, p.1.
35 Mark J.Valencia, Foreign Military Activities in Asian EEZs:Conflict Ahead?, NBR Special Report No.27, Seattle, WA: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May 2011, p.11.
36 Andrew Krepinevich, Barry Watts and Robert Work, Meeting the Anti-Access and Area-Denial Challenge, Washington, D.C.: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Budgetary Assessments, 2003.
37 Roger Cliff, et al., Entering the Dragon’s Lair:Chinese Antiaccess Strategie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anta Monica, CA:RAND, 2007, p.11.
38 A Cooperative Strategy for 21st Century Seapower, Washington, D.C.:U.S.Marine Corps, U.S.Navy and U.S.Coast Guard, March 2015, p.19.
39 Geoffrey Till, “The New U.S.Maritime Strategy:Another View from Outside,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8, No.4 (Autumn 2015) , pp.34-45.
40 Chris Rahman and Martin Tsamenyi, “A Strategic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nd Naval Issu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Ocean Development&International Law, Vol.41, No.4 (October 2010) , pp.315-333;Sam Bateman, “Perils of the Deep:The Dangers of Submarine Proliferation in the Seas of East Asia, ”Asian Security, Vol.7, No.1 (February 2011) , pp.61-84.
41 Mark Valencia and Guoxing Ji, “The‘North Korean’Ship and the U.S.Spy Plane Incidents:Similarities, Differences, and Lessons Learned, ”Asian Survey, Vol.42, No.5 (September/October2002) , pp.723-732;Raul Pedrozo, “Close Encounters at Sea:The USNS Impeccable Incident, ”Naval War College Review, Vol.62, No.3 (Summer 2009) , pp.101-111.
42 对于该问题的分析, 请参阅Rory Medcalf, Raoul Heinrichs and Justin Jones, Crisis and Confidence:Major Powers and Maritime Security in Indo-Pacific Asia, Sydney: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June 2011。
43 Sean M.Lynn-Jones, “A Quite Success for Arms Control:Preventing Incidents at S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9, No.4 (Spring 1985) , pp.154-184.
44 “Statement of Admiral Robert F.Willard, U.S.Navy Commander, U.S.Pacific Command, before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on U.S.Pacific Command Posture, ”February 28, 2012.
45 David Griffiths, U.S.-China Maritime Confidence Building:Paradigms, Precedents, and Prospects, New Port, RI:China Maritime Studies, Naval War College, July 2010.
46 Do D,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Achieving U.S.National Security Objectives in a Changing Environment, Washington, D.C., August 21, 2015, pp.29-33.
47 Sam LaGrone, “Beijing Accuses U.S.of‘Negative Publicity Campaign’over South China Sea Issues, ”USNI News, June 7, 2016;Jane Perlez and Chris Buckley, “U.S.and Beijing Offer Competing Views on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Times, June 7, 2016.
48 “Full Transcript:Secretary of Defense Ash Carter’s Naval Academy Commencement Address, ”Capital Gazette, May 27, 2016.
49 张景全、潘玉:《美国“航行自由计划”与中美在南海的博弈》, 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 第87-99页。
50 Oriana Skylar Mastro, “Signaling and Military Provocation in Chine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A Closer Look at the Impeccable Incident,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Vol.34, No.2 (April2011) , pp.219-244.
51 杨毅:《警惕!中国崛起正面临“安全困境”》, 载《国防参考》2015年1月7日, http://www.81.cn/big5/jkhc/2015-01/07/content_6300496.htm。
52 刘琳:《美菲推动落实“强化防务合作协议”的意图和影响》, 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4期, 第36-37页。
53 W.J.Henningan, “Philippines Puts Plan for Joint Patrols with U.S.Military on Hold,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7, 2016;Amanda Hodge, “Philippines President Duterte Declares Separation from US, ”The Australian, October 21, 2016;Charles Clover and Sherry Fei Ju, “Beijing and Manila Follow Diplomatic Thaw with Economic Embrace, ”Financial Times, October 22, 2016;Emily Rauhala, “Philippines Says China Has Stopped Chasing Fishermen from Contested Shoal,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8, 2016.
54 《钓鱼岛问题为何重新浮出水面美国高调重返亚太背后企图是什么》, 载《现代快报》2014年5月3日, 第A14版。
55 李艳:《专家:美舰队司令发南海言论试探拉东盟中国要反对》, 央广军事网, 2015年3月27日, http://military.cnr.cn/ycdj/20150327/t20150327_518145076.html。
56 张亦驰:《美在南海撒网布局骚扰中国》, 载《中国国防报》2015年6月9日。
57 刘琳:《美国炒作“南海军事化”, 意图何在》, 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20期, 第26-27页;方晓志:《介入南海问题, 美国正在做什么》, 载《世界知识》2016年第2期, 第30-31页。
58 王发恩:《美国欲在南海与中国展开战略较量》, 载《军事文摘》2015年第7期, 第19-21页;Tiezzi Shannon, “Small but Positive Signs at Western Pacific Naval Symposium, ”The Diplomat, April 24, 2014.
59 王湘穗:《从全球格局看西太平洋形势》, 载《军事文摘》2015年第2期, 第13-15页;贾春阳:《“美国亚太军事再平衡”战略最新态势评估》, 载《现代军事》2015年第11期, 第90-98页;邵晶晶:《美军“岛链防御”战略》, 载《军事文摘》2015年第11期, 第27-30页。
60 唐永胜、李莉、方珂:《亚太战略形势演变及其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载《现代国际关系》2013年第8期, 第1-9页。
61 王涛:《“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视角下的美印防务关系》, 载《现代军事》2015年第7期, 第38-44页。
62 张芳:《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中美新型军事关系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第5章, 第191-217页。
63 胡欣:《美日澳印四国协作的战略走向》, 载《现代军事》2016年第5期, 第42-46页;Brendan Nicholson, “Chinese Top Brass Bags US Influence in Region, ”The Australian, October 31, 2012。
64 王涛:《“印太”地缘政治概念视角下的美印防务关系》, 载《现代军事》2015年第7期, 第38-44页。
65 Yawei Liu and Justine Zheng Ren, “An Emerging Consensus on the US Threat:the United States According to PLA Officer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23, No.86 (March 2014) , pp.255-274;戴旭、[美]马伟宁 (Brendan S.Mulvaney) :《戴旭与美军中国通的战略对话》, 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66 Ashley J.Tellis, Abraham M.Denmark and Greg Chaffin, eds., Strategic Asia 2014-15:U.S.Alliances and Partnerships at the Center of Global Power, Seattle, WA: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14.
67 Helene Cooper, “Trump’s Turn Toward China Curtails Navy Patrols in Disputed Zones, ”New York Times, May 2, 2017;Ankit Panda, “The US Navy’s First Trump-Era South China Sea FONOP Just Happened:First Takeaways and Analysis, ”The Diplomat, May 25, 2017;Reuters, “US Navy Sails Near Disputed South China Sea Waters, Sparking Outrage in Beijing, ”Sydney Morning Herald, January 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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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Michael S.Schmidt, “Chinese Aircraft Flies Within 50 Feet of U.S.Surveillance Plane in South China Sea, ”New York Times, May 18, 2016;Idrees Ali, “Pentagon Says China Aircraft Intercept Violates 2015 Agreement, ”Reuters, May 20,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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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Franz Stefan Gady, “Pentagon Asks China to Stop Island Building in South China Sea (Again) , ”The Diplomat, June 13, 2015;Jane Perlez, “U.S.Sails Warship Near Island in South China Sea, Challenging Chinese Claims, ”New York Times, May 10, 2016.
72 Philip Sherwell, “Aircraft Carrier Visit by Pentagon Chief Ash Carter Unleashes Storms in South China Sea, ”The Telegraph, April 15, 2016;Gordon Lubold, “China Refuses Hong Kong Port Call to U.S.Aircraft Carrier,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29,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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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Xinhua, “Senior Chinese, U.S.Military Officers Hold Phone Talks, ”March 12,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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