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国时期孙中山形象、符号、崇拜和记忆的研究，近年来学界成果颇丰。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孙中山形象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建立和流变”的近代史纲要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纽约时报》视野中的孙中山（1896 - 1925）
　　
　　摘要：孙中山的海外形象这一论题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从1896年“伦敦蒙难”事件开始，直至1925年3月去世，《纽约时报》对其报道日渐增多，将孙中山这一政治形象逐步引入到美国公众视野之中。报道以一贯的西方价值观念，衡量中国革命的成败，与美国对华政策共鸣，成为探索孙中山为美国朝野认知程度的一项重要指标。《纽约时报》上孙中山生前形象的演变，向我们展示出孙中山革命生涯中丰富的历史图景，对于进一步丰富和拓展孙中山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孙中山；纽约时报；美国；日本；苏俄
　　
　　关于民国时期孙中山形象、符号、崇拜和记忆的研究，近年来学界成果颇丰。陈蕴茜以新文化史的方法入手研究孙中山崇拜的缘起、形成和效果，从仪式、时空构建、社会记忆等多个角度剖析，开启了读者对民国政治文化构建和国家对民众日常生活规训的思考。①李恭忠从中山陵这一特定政治符号入手，揭示了国民党内部争夺领袖话语权的竞争。②侯杰、冯志阳则以《大公报》上相关的报道和社评为依托，总结《大公报》所代表的立宪派中文报刊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基本认知。③总体来看，以往孙中山研究重生前，轻死后。近年来，随着陈、李两位学者专着的出版，推动学界关注孙中山死后作为政治符号的历史价值。反观对其生前的研究，其实尚有余地可为，其生前的思想言论、政治活动、行为事迹等方面之外，当时的海外媒体对其活动和行为如何评价，西方媒体上孙中山形象经历了什么样的改变，孙中山的海外形象这一论题目前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充分关注。本文选择了与孙中山革命生涯有密切关系的美国第一大报《纽约时报》，来分析该报如何看待孙中山个人及其所从事的革命活动，如何建构孙中山的形象。通过研究，一方面可以总结孙中山形象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建立和流变，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纽约时报》（ 以下简称《时报》） 为代表的美国主流媒体与美国对华政策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没有前途的造反者---武昌起义前的孙中山
　　
　　《时报》上首次出现孙中山（Sun Yat Sen） 的名字是在1896年10月23日，当日第5版登载了题为：“一个中国医生遭到绑架； 他将会被遣送回国接受叛国罪的审判”的新闻，详细叙述了孙中山在伦敦遭到清政府驻英国使馆绑架的原委。“现已查明有两名清帝国的外交官秘密逮捕和绑架了一名华籍医生，据悉这位名叫孙中山的医生是香港人，当他于10月17日经过清国驻英国使馆时突然遭到逮捕，此后一直被扣押里面”.④关于孙中山是被绑架进公使馆还是其本人自投罗网，学界曾有不同的看法⑤，据黄宇和考证，基本可以确定是公使馆人员强行将他绑架，秘密关押起来。⑥这则10月22日自事发地伦敦发来的报道佐证了黄宇和的研究结论。报道在提及孙中山时，如在标题中一样，多用“医生”（doctor） 这一中性的职业身份称呼，然而在叙及因何遭到绑架时，却认为他是“以抓获两广总督为开端密谋推翻清朝的反叛团体的首要分子”,在此，他的革命行动被视为对抗清政府的反叛行为。可见，此时他反叛美国政府承认的合法政府的革命者形象显然并未赢得美国主流舆论的好感。孙中山在美国公众舆论中的首次亮相虽然充满了戏剧性，但形象并非正面。
　　
　　19世纪末正是美国排华浪潮汹涌、黄祸论甚嚣尘上的年代，孙中山的形象也受到了影响，1897年3月23日的《时报》上，他被描绘为一个企图说服英国政府支持其反清活动的“亡命的中国佬”（outlawed Chinaman） ,通过使用“中国佬”（Chinaman） 这一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词汇提醒美国人要小心他的阴谋。⑦
　　
　　1898年1月25日的报道则针对孙中山即将前往香港的传言，将他视为一年多前引发伦敦骚乱的麻烦人物，并同情当时清国使馆采取的“压制他的活动的紧急措施”.同时，报道称其还是一个“公开宣称反对现存政府的阴谋策划者”,他是如此危险的人物，以致于在事发一年多后英国驻香港总督仍然明确拒绝他入境。⑧
　　
　　经由此次绑架事件，在英国传媒中，孙中山从“一个落荒而逃的反叛者，摇身一变而成为”当世大英雄“.⑨但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其形象却与之形成鲜明的落差，从上述报道可以看出，”伦敦蒙难“事件发生后，《时报》及时对事件进行了追踪报道，但对孙中山的评价却不及英国传媒正面。据相关研究，1896年至1912年，美国主要传媒，如《纽约时报》、《芝加哥太阳报》、《旧金山纪事报》等有关孙中山的报道也均为对其不利的消息。⑩武昌起义前，孙中山曾先后四次赴美，寻求美国官方和民间对其革命活动的认同和支持。1904年4月6日，他离开檀香山赴旧金山，直到同年12月14日，方才离美前往伦敦。这是孙中山首次前往美国本土，他自西向东，在华侨中积极宣传革命，与保皇党展开斗争。（11）《时报》对此次美国之行也进行了关注。1904年8月12日，该报以”谋划中国革命，孙中山医生试图寻求在美东方人的协助“为题简要报道了他在美国的活动，称他此次赴美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美国的中国佬的合作以便发动另一场革命运动“.（12）9月12日，该报登载当时正在东吴大学任教的罗伊·安德森（Roy S. Anderson） 的文章，称最近从美国回来的孙文（SunVun） 为广西拳匪叛乱的首领，正在策划推翻清政府的暴动，”在华外国人尤其是其中的妇女和儿童因此深感不安“.（13）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两篇报道都是刊载于当日头版，对孙中山的形象造成了严重损害。而在1903年和1905年，保皇派的领袖梁启超和康有为两人先后访美，都获得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接见。（14）两相对比，足见美国官方和舆论对革命派态度之冷漠。总之，在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秘密生涯中，《时报》作为美国影响力最大的报纸，完全没有认识到他的价值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活动的意义，其呈现的孙中山是一位反叛者、一个亡命的中国佬，严重损害了他的形象。孙中山在武昌起义之前四次赴美寻求金钱和政治援助，却无一次获得美国政府官方人士的接见，除华人社群外，获得美国商界、金融界的实际支援也寥寥无几，这与其在美国媒体上的负面形象不无关系。
　　
　　这一时期《时报》对孙中山的态度，主要是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因素： 一是革命派自身影响的有限性，当时中国政坛各派势力纠结缠绕，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仅是其中势力相对薄弱的一支； 其次，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对革命，尤其是暴力革命持反感和保留态度。尽管孙中山在向美国人发表演说时提出”我们试图尽力采取一切手段，不经流血以夺取全国和建立政府“（15），但其采取武装起义、暗杀等形式的暴力革命实践使其难以获得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同和理解。再次，美国政府此时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维持门户开放政策，倡导列强在华的政治、经济合作，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保持中国的稳定，因此，承认和维护清政府的统治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以孙中山等革命派的行动对美国的根本利益造成了冲击，《时报》作为美国主流舆论的代表，此时站在了美国政府一边，对孙中山的反清活动持反对态度。
　　
　　二、从革命英雄到捣乱分子： 武昌起义到二次革命期间的形象转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突然爆发，一直秘密活动的革命派获得了全世界的瞩目，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在媒体上曝光率大增，1912年1月1日，他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从一个前途渺茫的造反者转而成为中国政坛上最有名望和影响力的明星，他在美国的声望也达到其一生的至高点。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时报》上，他是作为革命英雄和新兴共和国缔造者的形象出现的。起义爆发后，《时报》迅速作出反应，10月13日，该报以”中国反叛行动迅速发展，人民一致行动以建立共和国取代满洲帝国为目标“为题发出第一篇相关报道，这则发自汉口革命第一线的报道出现在当天的头版上，足见该报的重视。报道对革命形势的进展整体上持正面态度，如报道了革命派注意使自己的行动不威胁当地外国人的安全； 涉及清政府时则突出负面内容，如报道了清军方面巨大的伤亡数字。其中两次出现孙中山的名字，第一次称他在革命成功后有可能被选为总统，并介绍了他之前在美国为革命所进行的筹款活动； 第二次则将他误认为武昌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孙武的哥哥，暗示孙中山的家族直接领导了武昌起义。（16）
　　
　　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里，每天的报道中都会出现孙中山的名字，尤其是在14日，他的名字出现在当天三篇报道中。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丹佛，从报纸上获悉起义的消息后，他仔细考量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17）而后孙中山启程经圣路易、芝加哥等埠赶赴纽约。同期的《时报》对孙中山在美国的活动和行程进行了跟踪式的报道：（18）14日报道了孙中山正在美国的消息，并透露他下一站将会落脚芝加哥。果然在第二天该报即刊登了孙中山现身芝加哥，向广大寓美华人发出集会呼吁的新闻。（19）22日报道了孙中山两天前带着同胞捐赠的1万美金离开芝加哥。23日则援引当地华人的说法，发布了孙中山即将抵达纽约，并将向当地华人发表演讲的新闻。（20）出现在这些报道中的孙中山是一位在美国华人社群中享有极高声望和号召力的革命领袖，全然不见武昌起义前的负面形象。在华人社群中积极展开革命宣传活动的同时，孙中山仍不放弃寻求美国政府支持的努力，他在10月18日，致信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 ,”希望能进行一次秘密会晤“,但诺克斯未予理睬。11月当他在伦敦寻求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当地的金融机构，不要贷款给孙中山。（21）此时《时报》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的同情态度与美国政府的冷漠立场形成鲜明对照。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而对当时在华的各西方势力，他作出如下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六焉： 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 德、俄二国，则当反对革命者也； 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 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是故吾之外交关键，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厥为英国。“（22）因而他在10月下旬即缩短原定在美国的行程，前往英国。《时报》当时已经是一家世界性的知名媒体，借助覆盖全球的新闻传播网络，得以在孙中山离美后继续跟进其活动。11月21日的一篇报道对他在伦敦时的主要活动做了总结： 虽然身在国外，但仍心系中国革命事业，与英国高层人士展开外交活动，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列强对革命事业的金钱和道义支持； 他不仅受到在美华人，还受到以荷马·李为代表的美国同情中国革命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不在国内还能遥制革命军的行动，这则报道强化了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23）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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