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是现代中国各党派中，对于香港在革命、建设和国家全局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认识得最早、最深刻，也实践得最早、最成功。这种认识和实践，形成于土地革命时期，成熟于抗日战争时期。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 周年，我们讨论中国共产党对香港特殊地位作用的认识与实践，很有意义，也是一种特别的纪念方式。本文以抗日战争为主线，对香港在全国抗战中的地位作用，做个简短的回顾和梳理。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37 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到1941 年 12 月日军占领香港以前；第二阶段，从日军占领香港，到 1945 年 8 月中旬日本宣布投降；第三阶段，从抗战胜利，到1946 年 6 月内战全面爆发以前，史称"战后初期".

　　一、抗战初期发挥香港独特作用
　　
　　第一阶段，抗战初期，1937 年 7 月到 1941 年 12 月香港沦陷前。1937 年 10 月初，毛泽东在延安与廖承志彻夜长谈，他说："中国抗日面临生死存亡关键时刻，抗战的物资极为缺少，急需发动海外的华侨捐献物资，支援抗战，这也是在香港设立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的意义所在。"按照毛泽东谈话精神，廖承志明确了，中央要他利用香港的特殊条件完成三大任务：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二是把海外华侨及各国朋友提供的支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情况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经周恩来秘密来港商英国大使同意，廖承志为主任的八路军香港办事处 1938 年 1 月在港成立，公开名称是"粤华公司",位于现在的皇后大道中 18 号新世界大厦。后来宋庆龄为主席的"保卫中国同盟"（简称"保盟"）也在这里。

　　在香港一次内部会上，廖承志讲了一段话，反映了中共对香港特殊性的认识，堪称"入骨入肉".

　　他指出，"香港为远东航运的中转站，地理位置极其重要，被誉为'东方明珠';也是我国通往东南亚、亚非和西方世界的窗口，既可作为桥头堡、气象台，又是抗日的前哨据点。因此，中央决定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广大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支援抗日".正因有此深刻认识，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非常出色，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性，很好地完成了中央明确的三大任务。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香港成为抗战最重要的海外文宣重镇。随着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先后沦陷，大批抗日进步人士陆续来到香港，包括国民政府、军界抗日领袖、文化名人。"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有意将一批进步文化人转移到香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做了大量团结、引导的工作，帮助他们办刊物、发表文章或谈话，安排演出、展陈或出版作品等，还创办《华商报》宣传中共抗日主张。

　　香港一时成了群英荟萃、名扬海内外的抗日文宣大营。仅看当时旅居香港的政军界和文化人士名单，就可观其阵容、声势和影响。主要有：颜惠庆（原北洋政府外交总长）、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翁照垣、张贞、方振武、甘介候、郑洪年、陈友仁、胡文虎、许崇智、陈济棠、邹韬奋、茅盾、夏衍、范长江、高士其、张友渔、黎澍、梁漱溟、萨空了、胡风、萧红、端木蕻良、陈寅恪、王莹、刘清扬、沈志远、韩幽桐、章伯钧、恽逸群、彭泽民、胡绳、于毅夫、张铁生、张明养、羊枣、千家驹、戈宝权、胡仲持、吴全衡、吴在东、沙千里、华嘉、梁若尘、赵树泰、李枫、叶方、戴英浪、叶赖士、黄药眠、骆宾基、廖沫沙、金仲华、司徒慧敏、杨刚、徐伯昕、胡耐秋、周钢鸣、叶以群、袁水拍、蔡楚生、凤子、胡蝶、于伶、蓝马、丁聪、叶浅予、沙蒙、金山、章泯、许幸之、郁风、盛家伦、特伟、谢和赓、胡考、成庆生、俞颂华、邓文田、邓文钊、李伯球等，以及陈策（国民政府驻港代表）、余汉谋、马俊超、刘璟和、吴铁成、邓友德、陈训畲、黄慕兰等，以及廖承志、刘少文、连贯、乔冠华、张文彬、尹林平、梁广、杨康华等。

　　二是，香港成为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的主渠道。香港是抗战初期中国抗战事业联系海外的唯一通道，中国共产党为艰苦卓绝的敌后抗日战场争取国际援助，主要通过香港。而其他国际援助物资，包括苏联的援助都是支持国民党的抗日正面战场。各种史料证明，八路军香港办事处通过桂林办事处等渠道，将香港募集的国际援助都辗转到了延安，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

　　当时英国对日本侵华战争和中国抗战的态度非常暧昧，对在香港的抗日活动采取两面政策，一方面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港设立办事处，港督还参加了"保盟"发起的"一碗粥"募捐运动；另一方面又限制八路军办事处在香港进行的抗日活动，并一度查封了办事处。1939 年 3 月 11 日清晨，港英侦探突然包围了"粤华公司",逮捕了连贯等五人，还诡称他们不知道"粤华公司"是八路军香港办事处。经周恩来在重庆与卡尔逊将军反复交涉，港英当局才将连贯等人释放。

　　这个时期香港抗日活动的重要背景，就是国民党从正面战场撤退以后，整个华南地区也同华北、华东一样，成了敌后战场，而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即包括曾生将军为司令员的东江纵队在内的华南抗日纵队。华南抗日纵队在敌后抗日斗争的地位和作用，从两个历史文献可见一斑：一是朱德在中共七大做的军事报告，把华南抗日纵队与八路军和新四军并提，因为他们是华南抗战唯一的武装力量；二是日本投降后，朱德发给冈村宁次的电报，要求冈村指定在广东的代表到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值得注意的是，抗战初期即香港沦陷以前，作为中国人民在华南坚持抗战的武装力量之一，东江纵队的抗战活动从不涉足、也不借道香港。

　　二、香港沦陷期创造抗日传奇
　　
　　第二阶段，香港沦陷即所谓日据时期，1941年 12 月到 1945 年 8 月。在这三年零八个月中，唯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香港坚持抗战。主要是一直在华南坚持抗战的东江纵队，组建了港九独立大队，毅然跨过罗湖河，进入香港，与日本占领军殊死抵抗，直到日本投降。这期间，国民党军队早就撤出华南。日军 1945 年 12 月 8日渡过深圳河，侵入香港时，国民政府也没有出兵香港的打算。英国守军只抵抗了 18 天，12 月25 日下午，港督就举着白旗，乘船从港岛到对面位于九龙的半岛酒店（当时日军总部），投降了。

　　史料披露，港督投降是请示了英国首相同意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深入香港的日军占领区，在香港同胞支持、配合、帮助下同日寇浴血奋战，深受香港各界和市民拥戴欢迎，英雄事迹可歌可泣。这里只讲两件事：

　　一是秘密大营救。这是中国抗战史上绝无仅有的大城市沦陷中的突围壮举。抗战以来，平津、上海、南京、武汉、长沙、广州先后沦陷或失守，都没有相应的"突围"或营救。有研究认为，香港秘密大营救是中华民族反抗日军侵略的一种独特的手段、特殊的表现形式，是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瑰丽的篇章。中共无疑在其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主要靠两支精干或隐蔽的队伍：一支是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建立的以香港为总站的华南秘密交通线；一支是全面抗战以来就活跃在华南、坚持敌后抗战的东江纵队。另外，此次香港营救形式多样，无论武装突围、抢救、营救，还是自行撤离，都是当时在港华人整体的对日不合作行动，被营救人士，除了上述抗战以来陆续聚居香港的国共两党政军要员、进步文化人士和英美将士及其眷属等近千人外，还有数十万"难民".抗战史研究证实，无论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都没有在这件事中互相拆台和制造障碍，而是彼此配合、高度默契、相互支援。就是协助偷渡的"烂仔"、帮会（如杜月笙帮会）、"水客"和"山大王"（土匪），也不同程度地参与或协助了营救。国难当头、国人蒙难，在港或不在港的中国人表现出空前团结，体现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二是为盟军提供情报。美英两个军界知名人士，美国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和英军服务团团长赖特上校，都曾对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大队提供的情报，给予高度评价。战后，英国政府也因此给予时任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国际联络组负责人、英文翻译的黄作梅较高礼遇，邀请他参加了伦敦胜利大游行。经毛泽东批准，黄作梅接受了英皇帝国勋章。

　　此外，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即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周恩来就指示廖承志和乔冠华，跟英军总司令进行过秘密谈判。从现在已公开的资料看，那次谈判的内容就是中共愿意跟英军合作，共同抗击可能入侵香港的日军。英国人不接受中共的建议。据分析，英国当时有两个考虑：第一，不相信中共的判断，认为日本不会打美英；第二，碍于与国民党的关系，不敢和共产党走得太近。

　　香港失去了一次中英合作共同抗日的机会。

　　三、战后初期对香港决策部署
　　
　　第三阶段，抗战胜利后到内战爆发前，也叫战后初期。战胜国各方对香港地位的态度都有变化。国民政府要求英国归还香港，遭英拒绝。美国先是支持中国收回香港，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北纬 36 度以上地区包括香港，由中国战区长官受降，后又转为支持英国拒还香港，将香港划出中国战区。这里主要谈谈中国共产党处理香港问题的变化。日本宣布投降不久，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八字方针。

　　朱德电令华南抗日纵队包括东江纵队，就地受降。

　　周恩来电令中共广东区委，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东江纵队及其所属港九独立大队火速行动，到了 1945 年 8 月底，已控制了占香港 90% 以上面积的新界全境和九龙大部分地区，还解放了邻近香港的沙头角、深圳等地。当时，蒋介石派来受降的张发奎的部队还在广西；英国派来受降的夏悫将军也还在菲律宾，英军紧急从缅甸调派了300 名官兵乘一舰在九龙登陆，兵力不足接管香港，其主力远在欧洲。

　　然而，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就是蒋介石准备发动内战，对中共在敌后抗日战场建立的华北、华东、华南根据地全面进攻。他又不得不三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实际上是为他调动兵力赢得时间，因为国民党军队主力基本上在大西南。史料披露，蒋介石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终因有求于美英支援其打内战而放弃了。英军也不理会蒋所谓"授权"而于 9 月 16 日在香港受降，那时已在临近香港的宝安集结的"国军",根本没有收复香港的意图，而是紧密部署围剿中共在华南的武装力量。

　　面对严峻形势，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就是实施"黑了南方有北方"战略。这是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提出的。

　　就在 1945 年 8 月 23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赴重庆谈判的前一天晚上，中央决定，让出华南地区包括香港。随后在重庆谈判协议中，将广东包括香港，列为我军让出的第一批地区之一。

　　与此同时，对香港整体战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重大决策：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1946 年 12 月，毛泽东在延安会见三位西方记者，回答中国共产党对香港态度的提问时，讲了一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 二是"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三是"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最早的关于中共暂不收回香港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正式表述。同时做出两个重要部署：一是港九独立大队撤出香港，让英国继续统治；二是向英方争取中国共产党在香港的合法地位，主要是同意总部在陕甘宁边区的新华社在香港设立分社（现在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公室的前身）。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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