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来，随着蒋介石日记及其他民国政要日记、档案、回忆录、口述资料的不断公布，蒋介石及民国史研究成为热点话题，成果颇丰。为促进两岸学术交流与共同进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和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合作开展的蒋介石研究已经召开过多次学术会议，取得了一批颇具影响的成果。2014 年12 月19 -21 日，双方再次会集在当年台海对峙前线金门，以“日记中的蒋介石”作为中心议题，不仅对蒋介石及民国时期的重大史事展开研讨，同时对日记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从史学方法的层面上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一、他人日记中的蒋介石

　　蒋介石是此次讨论会的中心人物，多篇文章围绕着蒋展开。与此前几次讨论会多以蒋介石日记为重要史料来源不同，这次研讨会多取材于蒋周围人乃至对手的日记，从蒋介石看人、看事转变为他人如何看蒋介石、如何看民国史事。陈诚是蒋介石信重的将领，随着陈诚日记的公布，陈诚的视角成为认知蒋介石和民国历史的重要参考。台北“国史馆”存有《陈诚副总统日记》影像档，起自 1931 年 6 月，迄于 1964 年 1 月。

　　台北“国史馆”苏圣雄利用1944 年陈诚日记对时局及蒋介石之观察，撰写《甲申三百年---陈诚日记中的时局与蒋中正（1944）》一文，对于1944 年的政局发展、内外困境及蒋陈关系提供了更为直观的呈现与更深刻的认识。在陈诚看来，当时的国家已是政治、经济、军事全面腐化；问题根源，众矢指向军政负责人何应钦及行政负责人孔祥熙；解决之道，只有实行三民主义，推行改革。

　　作者认为，从陈诚日记可以看出，距1949 年数年前的 1944 年，蒋介石、陈诚等高层已深知国家现崩溃之象，因此，探讨国民党政权的溃败，或应向国共内战以前追溯。台北“国史馆”何智霖的《从陈诚日记看江西剿共时期的蒋中正》则以陈诚日记为中心，结合《陈诚先生书信集》之“家书”“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对江西剿共期间的蒋介石及其与陈诚的关系作了考察，对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攘外安内的剿共政策做了生动的呈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陈佑慎使用胡宗南日记展开讨论，他提交的《“模范军”的实与虚：胡宗南日记中蒋介石的黄埔系军事经营》基于军事史的角度，以抗战时期的胡宗南第一军为讨论案例，论析黄埔军系发展过程中的若干问题，包括军事长官胡宗南的战术思想与指挥能力、人事关系，第一军的兵员饷械、军纪军风等。他指出，在某种意义上，蒋胡都是中国军事发展脉络下的产物，两人均违背大兵团作战的指挥原则，至于国军沉疴未能根解，则是既深且广的问题，并非第一军的局部问题。

　　作为统治者，蒋介石一生有多重面相，有多篇论文以个人日记为中心，从各个不同角度予以探讨。蒋汪身边都围绕着一群为其所用的知识分子，他们本身对其所服膺的领袖自有一番观察与了解。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克武、台湾政治大学赵席夐的《汪派知识人心中的领袖---以周佛海与陈克文抗战期间日记为中心的探讨》通过解读汪投敌之前的周佛海、陈克文日记，考察所谓“汪派知识人”对蒋介石、汪精卫的观感与他们心目中蒋介石的形象，指出，周陈二人对于蒋介石，基本上都是褒多贬少。值得注意的是，周佛海日记中处处表现了对蒋的期待与敬意；陈克文日记笔锋则更为直接，认为蒋信任偏护孔宋家族成员；宋美龄对人事颇有插手预闻之权；蒋对个人整洁与行止都很重视；蒋善于直接指挥，不重视考覆等。台北中原大学皮国立的《知识分子眼中的蒋介石与国共两党---以竺可桢日记（1936 -1949）为考察中心》追索 1936 之后竺可桢对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接触与认识，并将关注点放在其对国民党政权的态度转变上，指出，1949 年竺可桢的政治选择，是一连串政治事件与人际网络之间的交会而形成的结果。应该分析他整体心境转变的因素，考察他的人际网络与讯息交换，才能正确分析个人抉择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可能关系。就竺可桢而言，对于国共，似乎都无所谓政党与主义上的认同，多是基于对国家与政权层面上的一种认同。学科背景对于个人1949 年政治抉择应该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1949 年蒋介石溃败迁台，迁台之前，蒋对台湾认识几许，与台湾有何接触？ 迁台后状况又如何？ 台北“国史馆”高纯淑的《蒋中正与台籍人士的互动（1945 -1949）：从蒋中正日记与林献堂日记的观察》利用台湾耆绅林献堂的《灌园先生日记》与蒋介石日记，大致勾勒了迁台之前台籍人士与蒋介石的接触及蒋对台湾的有限认识。台北中正纪念堂任育德的《〈雷震日记〉中的蒋中正》以时间为经纬，论析雷震在日记中呈现的个人心思与对蒋介石叙述及观察的转变历程，指出，1949 年底雷震在台开办《自由中国》，以团结港台自由人士支持蒋介石反共为目标，雷震逐步意识到在维护国家存在的大前提下，“拥蒋”已非最优先与唯一的选项。1957 年初，《自由中国》遭到军方及宣传单位的抨击，加以台北发生反美事件，雷震更意识到，改革现实政治更优先于维护蒋的地位和最高权力。1958 年前后，雷蒋分歧已然公开。雷震由最初的“拥蒋”为先到“民主”为先的观念转变，使其与蒋介石的关系发生逆转，而其在日记中对于蒋介石的书写与评介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多人日记的比对研究

　　使用个人日记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资料来源的单一性，容易影响到研究者的判断。辅仁大学历史学系林桶法教授即在会上直言，日记为研究历史的绝佳材料，但不论日记内容为何，毕竟难免选择性的问题。因此，如有条件使用同一时期不同人物的日记，将更能了解事情的原委。比较日记虽不一定看到全貌，但至少比单一使用一种材料更为可靠。此次会议上有几篇论文便是以不同日记为资料来源，针对某一问题或某一方面多方比对展开探讨的。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文楠的《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从阎锡山、徐永昌日记看蒋介石与晋绥的博弈（1931 -1934）》选择蒋介石与晋绥间的关系为切入口，从中央和地方双重视角出发，探讨中原大战后到1934 年底四届五中全会间，蒋介石试图寻找理想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努力、政治构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在现实操作过程中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她指出，从中原大战的反蒋先锋到甘愿称臣的地方大员，阎锡山与蒋介石的关系经历如此大之转变，主要与两人的政治立场没有根本分歧以及蒋介石政治路线转向“和平统一”有关。这一转变并非蒋独自完成，而是在与地方实力派的互动中逐步实现的。蒋介石设计的中央-地方关系，只可能是韦伯所谓的“理想型”,不可能真正实现。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刘维开透过熊式辉、陈克文、陈布雷三人1948 年日记中的相关记载，探讨了蒋介石 1948 年的艰难处境。
　　
　　1948 年是蒋介石领导威信崩溃的一年，党政人士的公开批评越来越烈。刘维开指出，熊式辉与陈克文两人 1948 年的日记中，共同触及的一个问题，即是在国共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政府方面实际处于极端不利的状况，同时即使如此不利，政府内部的人事冲突或派系斗争并没有因此稍有减缓。此时的蒋，对于失败似乎早有预见。林桶法通过蒋介石、胡宗南、王叔铭三种日记，着重讨论了蒋介石、胡宗南 1949 年 12 月前后的战略分歧，指出，蒋、胡、王日记都提到蒋确实相当重视西南地区的防御，但日记中显示三人对西南政局具体处置意见不一。从蒋介石日记言，胡宗南在重庆、西昌的固守上出现问题；但如果从胡宗南日记看，其飞海南是因气候的关系；而从王叔铭日记的观察，王则只是从旁的协助者或协调者。三方面的日记如再辅以部属的日记与往来电文，再加以其他档案，或能更清楚地看到，前方指挥官与统帅之间对战略战术的把握存在一些落差，绝对的授权与绝对的负责可能是蒋介石军事指挥上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国共内战时期的整体运势，政治、经济等层面的研究较多，单纯从军事史观察具有相当难度。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的《示形与决胜---以国共内战初期国方高层人士日记中的山东战场为例》以国共内战初期的山东战场为论述中心，从战略、战术、总体战局、山东战区特点等军事史层面作了考察。他指出，从全国战场观察，国民党处于强势，中共处于弱势。然就山东局部战场而言，中共又处于相对强势，而国民党则处于相对弱势。
　　
　　山东战场的战争进程，既有与全国战场一致的一般性，也有因其自身特点而形成的特殊性，并非由国方全攻而中共全守，而是国方攻中有守，中共守中有攻；双方的总体实力各有千秋，国方军事力量强，适合外线进攻作战，中共地方基础好，适合内线防守作战。在这样的态势和格局下，更能体现国共双方统战部的战略运思高度和前线将领的领悟执行能力。

　　战争后期中英美关系讨论较多，事实上，中苏关系更为微妙，值得进一步关注。台北“国民党党史会”王文隆的《从日记中看蒋中正对战后秩序的构想：以王世杰、傅秉常日记看中苏关系》利用外交部长王世杰与驻苏大使傅秉常的日记，考察战争结束前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对于牵涉中国与苏联关系问题所做的战后规划，包括联合国的建立、运作；与苏联关联较大的新疆、外蒙与中国东北问题；东亚如何安排，诸如接收、领土归属、结盟关系等。由于 1945 年宋子文往访莫斯科之前，中苏双方关于战后国际秩序的讨论，并未展开正式的外长会议或国家领袖层面的接触，主要透过驻外使领传递信息，因此基于两位直接当事人的日记记载，尤其是建立在可以比较、对接的基础上，对于澄清与再现外交环节中的若干细节具有特别的意义。

　　三、史料的多元化

　　日记是人物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档案、文献当然更须臾不可或缺。尤其是对于关涉国内、国际多方关系的政治、外交问题的探讨，多种资料的互补运用，更显得十分必要。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金以林透过蒋介石日记及国共方面的档案、文献等多方资料，注意到1941 -1943 年国民党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前后两年间，国共之间一度有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撰着《1942 年前后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对这段时间蒋介石与毛泽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关系重新做了梳理。1941 年上半年到1943 年上半年两年间，国共关系相对稳定。特别是1942 年夏，国共两党一度重新开启谈判，蒋主动提出要见毛泽东。金以林指出，这其间一个最主要的因素，是国际形势的变化。1941 年德国开始进攻苏联与日本偷袭珍珠港彻底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国共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各自内部的军事、经济困境，也是促使国共双方短暂蜜月的重要因素。1943 年共产国际的解散，对于国共影响很大。蒋计划闪击延安虽然未成，但打破了国共短暂的缓和时期。
　　
　　战时国内政治关系总是随着国际关系的变化而发生变化。1941年12 月，中国加入同盟国作战。战时中英外交，除同盟关系外，还有许多问题一直纠结其中，包括作战方针、对华贷款、开辟滇缅战场、印度独立、香港问题等等，这些使本为盟国的中英之间，很难做到心无芥蒂的坦诚相交。台北“国史馆”陈立文《中英平等新约交涉期间蒋介石与顾维钧的对话》透过蒋介石日记与顾维钧回忆录，解析中英平等新约交涉过程中蒋介石与顾维钧的对话与沟通，呈现了蒋对于中英交涉的预定目标和策略调整，以及顾维钧作为大使，是如何看待英国盟友，如何与其折冲交涉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吕迅的《论蒋中正与史迪威矛盾中的中共因素》则从中共对美外交的角度，分析了蒋介石与史迪威矛盾产生的背景及深层原因，认为蒋介石最终去史是中共外交攻势下作出的决定。吕迅指出，1938 年以后，史迪威与中共之间就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从1942 年3 月至1944 年10 月，史迪威及戴维斯、谢伟思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乃至延安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中共通过各种途径表达对史迪威的支持。随着史迪威与中共关系的升温，蒋史矛盾进一步恶化。战时中法关系，主要关涉战后越南的处置问题。战争后期，蒋介石对越政策发生逆转，由扶植越南独立转而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罗敏的《蒋介石关于战后亚洲秩序的构想与实践---以战后越南问题为中心的透视》以此问题为中心，着力揭示蒋介石关于战后越南问题的构想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变化轨迹。她指出，大战后期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是蒋判断是否援助越南独立主要衡量的因素。随着中美关系的恶化与美国远东战略格局的调整，中国的国际地位由亚洲秩序的缔造者沦为牺牲者。在此被动的形势下，蒋介石转向通过积极改善中法关系，同意法国战后重返越南，来保证中国在越南的现实利益。而战后越南独立问题的不确定性，除受法国重返越南的影响外，还与越南国内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息息相关，最终使中央党部拟定的《援助越南独立之方针及步骤》搁浅。战后中国在入越受降有利形势下，却在法越间两不讨好，最终招致内外俱失的后果，固然与战后国际形势的逆转有关，但中国自身的政治缺陷应该是导致这一后果的直接原因。

　　汪精卫公开脱党、对日求和，是民国政治史中的重大事件。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志毓的《汪精卫对日求和的内外环境及其思想脉络---以台北“国史馆”藏〈汪兆铭史料〉为中心》结合内外环境，侧重从思想脉络上，对汪为何坚持对日议和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她指出，汪精卫从对于抗战悲观失望最终走向公开对日求和，主要基于几点原因：一、对于西方国家支援中国抗战的不信任；二、对于蒋领导下的国民党本身的不信任；三、当时中国的处境，联苏必须反日，亲日必须反苏。汪不相信国民党能在反日、攘俄，又得不到英美有效支援的情况下，取得抗战的胜利。就国际关系而言，汪精卫反对远交近攻的战略，在日俄之间，汪主张亲日反俄。

　　银行家与政治，也是民国政治经济史上的重要话题之一。过往研究多是站在银行的立场，展现政治力强行介入金融领域的一面。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潘晓霞的《北伐大变局中的银行家与政治》以当时最具影响的三大银行---交通银行、中国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主事者梁士诒、张嘉璈、陈光甫为中心，考察了北伐大变局时期他们对时局变化呈现出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因应。潘晓霞认为，银行家的政治选择与其执掌银行的利害得失密切相关。银行、银行家与政治、政府的关系，在合作或矛盾的表象背后，都隐藏着复杂的利益抉择、政治倾向及个人诉求，其中各个因素又相互交错。单纯强调政治强势前提下的合作或过多强调银行的“生存利益”前提，都难以真正揭示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张静的《蒋介石与抗战前的浙江大学（1930 -1937 年）》通过考察战前浙江大学面临的诸方面问题与发展困境，对当局的教育政策与蒋介石本人的举措做了探讨。张静指出，抗战前浙大的发展及困境，自然与历任校长之治校措施直接有关，与当局的教育政策，及蒋介石本人的举措也大有关联。蒋介石在诸如遴选校长、处置学潮、训导学生、协助解决经费、校舍困难等问题上均直接插手。蒋介石对于高校校务的干预，所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台湾中兴大学李君山的《从沈锜回忆录看蒋介石在台活动（1950 -1958）》通过解读沈锜回忆录，着重对王世杰案、吴国桢案、孙立人案予以探微。1950 -1958 年，韩战到两次台海危机的关键时期，沈锜历任官邸、党部及新闻局要职，并于 1952 - 1956年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对于蒋介石伉俪曾有近距离的观察。沈锜回忆录不失为观察当时迁台后蒋介石官邸生态的一个有益视角。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刚的《蒋介石日记观察片论》通过比对日记中呈现的蒋介石与历史现实中的蒋介石来反观蒋介石日记，对其真与不真及主观性、确定性等问题进行了思考。

　　李玉刚指出，从作为“一般史料”之原始文本角度来“参看”时，蒋日记确亦兼具“确定性”和“主体性”之双重特征；然一旦以作为“研究对象”之历史文本来“审视”时，便不能不严格顾及到其文本生成过程中所伴生的“相对性”,由此也必然指向史料多元化的必要性。

　　四、结 语

　　此次会议，蒋介石是讨论的中心，日记则是讨论的源头，所呈现的日记，形式多种多样，有目前已全部公布的，有已经结集出版的，还有不是所有人有条件看到的；日记主人更是丰富多样，除广受关注的蒋介石日记外，有军政要人的，如陈诚、胡宗南、熊式辉、阎锡山、徐永昌、傅秉常、陈布雷日记等；有知识分子的，如竺可桢日记；有异己人士的，如周佛海日记、陈克文日记等；有银行界人士的，如张嘉璈日记、陈光甫日记等。

　　日记对于历史研究，首先是史料中的一种。近 10 年的民国史研究，通过利用丰富的日记资料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此次会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对这些年来日记使用的一次检验与总结。蒋介石日记乃至后来逐渐公布的民国政要日记，大大丰富了民国史研究的内涵，使历史研究可以更加深入人物内心，观照历史事件背后的人物心理，于体认历史的复杂性大有裨益。但是正由于此，对日记的局限性也应有所反思。正如汪朝光一再指出的，日记作为历史研究的重要参照，体现出日记类史料在证实或证伪历史事实方面的独到价值，尤其是对于军事史研究，日记的逐日记载更可显示其对于战场作战细部研究的价值。
　　
　　不过，也应正视日记作者所处的不同位置及其主观感受导致的差异，即日记类史料很难避免的主观性色彩。的确，日记通常具有相当的主观色彩，这和历史研究追求的客观性是有距离的，成熟的研究者通常会将其与档案文献结合使用，现在利用日记比较成功的成果也正是这样做的。日记的主观色彩使日记记载者往往具有自我建构的一面，因此，对历史研究者而言，日记要有所用有所不用，要在对其的解构与重构中努力还原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