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是一种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要被最广大的人们所了解、认识进而认同，必然要借助一些如寺院建筑、僧团组织等物质力量，而最直接，最具体的表达其教义理论的方式就是佛像这种艺术手段。

　　在佛教漫长的发展历程中， 偶像崇拜是佛教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佛像艺术水平的发展更是依赖于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这种依赖表现在多方面，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佛像材质的使用， 而佛像雕塑的材质很大程度上影响艺术表现手法和制造工艺。

　　佛教诞生于公元前六世纪左右， 那时的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极为有限，显而易见，最早的佛像质地是石质。 近年来，印度、尼泊尔等国的佛教遗址考古发现了大量文物， 其中印度鹿野苑的石雕释迦牟尼初转法轮像、 阿育王石柱等石刻艺术品完成于公元前3 世纪， 体现了极高的艺术水准。 由于石材便于取得，且石质适合雕刻，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得以广泛应用。 现存的石质佛像数量众多，在南亚、中亚各国都广有分布，着名者有印度鹿野苑石刻、阿旃陀石窟，阿富汗巴米扬大佛等。 在我国，石刻佛像更是难以计数，从体量巨大的乐山大佛，开凿于北魏年间的云岗石窟，也有体量微小，但选用名贵石料的小佛像。石雕佛像的题材也很广泛，优秀的作品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木质佛像的出现应该很早， 但由于木材不易长期保存，早期的木质佛像现存极少，较早的是唐代的作品。木材柔软的质地使之更易雕刻，配合适当的表面处理，能够生动地刻画出各种姿态与表情，表达出信仰者真挚的宗教感情。根据木材的材质不同，还需要进行不同的表面处理： 紫檀、 楠木一类的名贵硬木，雕刻完成后为保持其原有的天然颜色和纹理，一般不需进行特殊的表面处理， 只是对其表面进行打磨、抛光；普通木材制成的雕像为防虫、防腐，也是为创作，一般都要进行表面处理。我国现存的寺院中保存下来的木质佛像数量也很多， 大都是唐代以后的作品，特别是明、清两代的最多。 承德外八庙藏有多种风格的木质佛像， 既有体现汉地佛教风格的罗汉像、三世佛等，又有藏传佛教风格的各种护法神像。

　　其中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五百罗汉像，现仅存 187 尊，这批罗汉像体量与真人相仿，成造于乾隆三十七年，使用江南优质香樟木， 表面贴金处理， 二百多年以来，历经磨难，但仍然光彩夺目，令人叹为观止。

　　泥塑造像自宋元以后颇为盛行， 为中国佛教美术所特有，历代都出现了很多艺术水平高超的珍品。

　　外八庙也藏有许多泥塑彩绘佛像的优秀之作， 现存殊像寺门殿的乾隆年“哼哈二将”、普乐寺的“四大天王”像都保存非常完好，此外外八庙还藏有许多藏传佛教风格的泥塑彩绘佛像， 须弥福寿之庙藏有七尊祖师像， 这七尊造像艺术风格与我们常见的汉地造像迥然不同，肌肉力度体现得十分到位，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泥塑佛像的制作过程复杂，要经过多道工序，首先是搭骨架，然后是上泥。 泥的制作过程也很讲究，第一遍是上粗泥，粗泥是黏土中掺入草、麻等和制而成，粗泥成型后要在其表面上细泥，细泥阶段要精致的刻画出表情、神态，最后还要在表面糊上宣纸进行彩绘。

　　藏传佛教中还有一种独特的泥塑佛像擦擦佛。

　　擦擦佛是指一种用金属模具印制而成的小型雕塑，多以浮雕、线刻的形式表现佛教造像内容；也有用圆雕形式表现的擦擦佛。 作为一种独特的佛教美术门类，擦擦佛有其特定的宗教功能，体现了藏传佛教的审美价值取向。根据清朝档记载，外八庙中供奉擦擦佛的寺庙有 6 座，即普宁寺、普佑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广安寺、殊像寺。 擦擦佛的供奉与寺庙的风格有密切的关系。 以藏式风格为主的寺庙供奉较多，而以蒙、汉风格为主的寺庙则供奉较少。

　　金铜佛像是佛像中的一大类， 汉地与西藏佛教中都广有流传。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特别是被统治阶级所认可、利用之后，僧团组织具备了相当的经济实力，这便使他们有可能制造昂贵的金铜佛像，也有大量的金铜佛像就是封建皇帝或达官贵人本人制造的。金铜造像的主要材料是铜，纯金、纯银佛像有，但数量极少。其实铜是一种通称，按其金属元素的组成可以分为不同的种类，如黄铜、红铜、青铜、白铜、紫铜等。 这些种类一般从铜造像躯体颜色上能够表现出来，所以它们的名称都带有颜色上的明显标志。外八庙作为清代皇家寺庙， 保存了数量众多的金铜造像。这些造像的工艺十分考究，是清代皇家宫廷造办处敬造佛像的主要工艺之一，其材质主要是黄铜，在铜的表面再鎏金。也有一种质地称为紫金铜，这种材质的特点是在红铜的成分里混合一些各类的宝石，所以铜的表面在不同的光线和角度下， 泛出七彩的光泽，十分美丽华贵，是乾隆时期宫廷造像的代表。

　　从历史上看， 藏传佛教金铜造像的用铜情况在时代和地域上表现出非常明显的规律性特征。 黄铜在时间上主要流行于吐蕃时期、 吐蕃分治时期和元朝三个阶段，即公元 7-14 世纪期间，到明清时期也有流行，但数量很少。 在地域上，黄铜主要集中于藏西和日喀则地区， 这一情形应当与黄铜来自印度西北与中亚地区有关，当然在藏中地区也有流行，但不是主流。红铜的使用比黄铜要普遍得多，在西藏地区一直居主流地位，其中在元、明、清三代表现尤为突出。这种铜的产地当在西藏或者尼泊尔地区，但它的开采和提炼方法可能受到了尼泊尔的影响， 因为历史上尼泊尔早于西藏使用和掌握红铜， 而且红铜也一直是尼泊尔人造像或制作金属器物惯用的材料。

　　当然，历史上西藏还流行有青铜、白铜、花铜等材料的铜造像，但这些材料的使用相当稀少，其流行时代和地域暂时不好确定。在西藏之外的北京、蒙古以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地，历史上的铜造像用铜情况也有规律。 如北京地区自元至清的宫廷造像多选用黄铜， 漠南蒙古地区的多伦和张家口地区造像黄铜和红铜都有使用；喀尔喀蒙古则多用红铜造像，西藏以东的青海、四川、云南等地造像因风格不明显，不能确定一些代表性实物， 所以无法知道其历史上造像用铜情况。

　　虽然都是藏传佛教的造像， 但清宫廷佛造像与藏地的佛造像在风格与质地上都有不同。 清宫廷造像的质地自然更加讲究，多以通体鎏金为主，有的工艺复杂的佛像还用金丝镶嵌各种宝石； 在五官造型上不同于藏地造像受早期克什米尔和尼泊尔风格的影响，要更为柔美温和，融合了汉地佛造像的元素。

　　清代宫廷造像遗存较多， 主要集中在康熙、 乾隆两朝，基本上沿袭了藏传佛教造像的特点，造像工艺精湛，造像精美，代表了清代内地藏传金铜佛造像的最高水平。 康熙年间制作的金铜佛，面相庄严，五官匀称，比例适中。造像注重写实手法，形象生动；乾隆年间制作的金铜佛像，脸形偏方，面相饱满，呈俯视状，鼻子呈三角形，有些生硬，嘴唇短而略厚。 乾隆年间铸造的金铜佛像数量很大， 乾隆帝为了做佛事或为母亲祝寿，一次即动辄铸造成千上万尊，致使佛像制作工艺渐趋简率， 千篇一律。 而藏地的造像多以黄铜、红铜面部泥金、贴金为主，佛像嵌以藏人喜爱的松石、青金石、珊瑚石等，贴金和泥金的工艺是藏地造像的一大特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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