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右翼的定义

　　为了解日本右翼由出现到兴起的历史渊源，我们首先必须对其性质进行清晰地定位。根据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金熙德研究员对其的定义来看，从狭义上说，日本右翼是指日本街头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法人组织；从广义上讲，日本右翼指的是日本政治势力中的鹰派，也是指日本保守政党中的强硬派。本文所讨论的日本右翼是从广义的角度出发，着重讨论战后日本政治势力中右翼势力发展的历史根源。

　　战后日本右翼得以发展的原因日本右翼势力的出现由来已久，早在明治时期，其开山鼻祖平冈浩太郎等人就曾提出反对明治政府向西方学习政治体制及发展方式，反对"欧美化"的主张，为此其成立了右翼团体"玄洋社".[1]

　　随后不断发展，在军国主义政权上台后，日本右翼势力也积极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积极策划并参与实施了"二二六兵变".1939 年日本右翼势力达到顶峰，共拥有 1700 余个团体以及 18 万成员。[2]

　　并在战争期间，给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在二战结束后，美国作为盟军代表对日本进行全面占领，但这并未使日本右翼势力从此消沉，在经历了战后初期的低谷后，很快重新开始积极投身到政治活动之中，并随着日本战后发展而不断壮大其实力。对于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可以从战后国际局势与外部势力对其影响以及日本自身政治特点两个方面入手进行分析。

　　一、国际方面

　　（一）美国的对日单独占领
　　
　　导致日本政府右翼势力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美国对日本的单独占领，以及其在对日本占领政策的改变上。早在 1942 年，罗斯福政府就曾成立对外关系咨询委员会，并设立"远东班",旨在对战后对日占领政策的讨论。

　　由于国内民众反日情绪的高涨，罗斯福主张以非常苛刻的条件改造日本，使其彻底放弃军国主义道路。在战争结束后的 1946 年，决定成立由中、美、英、苏等 11 国组成的远东委员会来共同负责对日处理原则并共同制定对日占领政策。但事实上，由远东委员会所共同决定的相关事宜却并不是直接传达给驻在东京的盟军总部，而是由美国政府整合各方意见再下达至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且远东委员会对麦克阿瑟没有约束以及从属关系，这就使盟军的对日处理意见变成了一纸空文，对日本的占领和重建全由美国一家之言所决定，也正基于此种原因，使美国成为导致日本右翼势力抬头的最重要的外因之一。

　　（二）战后清算的不彻底性日本与战败国德国不同，由于美国的单独占领导致战后对右翼势力的清算有着相当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战后审判

　　对于给世界人民带来深厚灾难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东京审判并未有效地消灭与限制日本右翼势力，反而可以说是为日后右倾化趋势不断加深的根源之一。因此也有学者认为东京审判只是一次"展示型的审判".

　　而造成其未能根除右倾好战分子的客观原因在于，东京审判所采用的是英美法系的繁琐审判方法，仅仅是检方进行提证这个阶段就耗时六个月，而法庭审理一项更是耗费近两年时间从而使得被告及其辩护人有充分的理由拖延时间。另一方面，不同于纽伦堡审判由苏美英法四国共同主导，东京审判是由美国单独主导，而战时由于考虑到战争成本，美国为诱使日本放弃本土防御战略而与日本所达成的保留天皇制的妥协政策则导致作为战争最高责任者的日本天皇并未受到审判。且出于对战后冷战格局的日渐形成顾虑，美国希望东京审判尽快结束，于 1948 年 12 月宣布释放包括岸信介、重光葵在内的 19 名甲级战犯嫌疑人，并于 1949年 10 月宣布不再对未审判的乙丙级战犯进行逮捕审查。

　　而因在中国平民与战俘身上进行活体实验而臭名昭着的731 部队则引起私下与美国达成的研究成果共享的条件下被免于起诉。由此可见，东京审判不论从政治还是从军事角度都未曾对在战争中罪行累累的战犯进行彻底的清算。

　　2.战后赔偿

　　与东京审判一样，战后初期，由美国主导的旨在使日本彻底丧失发动战争能力的战争赔款方案同样在国际局势一波三折的变化下不了了之。在盟军占领日本之后，迅速对日本进行了"去军事化",销毁和没收火炮 4 万门，枪支 200 万支以及飞机坦克等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的物资。

　　美国政府认定日本大部分工业设备都是为战争服务的，应在保留最低工业程度的基础上应遵照《波茨坦公告》中"实物赔偿"的标准，并规定日本支付赔偿的具体原则：一是移交海外财产；二是日本除和平发展与供应占领军需要之外的非必需物资和现有设备。

　　随后杜鲁门特使，盟国赔偿委员会首席代表波利在对日本进行考察后向麦克阿瑟提交赔偿原则，一是完全拆毁现存军工企业；二是严格限制其工业生产能力。但随后日本政府不断向盟军总部要求减轻其负担，而随着美国在远东地区战略需要，对日占领政策重点也发生转移。美国于 1947 年中止其所规定的赔偿计划，仅愿意完成执行业已开始拆分的部分设施，而不再继续赔偿。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均表示强烈不满，但仍未能改变美国的意志，至 1950 年最后一批物资运抵菲律宾后，日本总共支付给其带来深厚灾难的亚洲各国4000 万美元的设备，仅仅是最初计划的 24.8%.

　　这样的赔款方案完全丧失了最初彻底摧毁日本军工实力的原则，不仅没有对饱受日本军国主义创伤的亚洲各国以补偿，反而给此后政府右倾势力抬头与"再军事化"留下了可观的物质基础。

　　（三）"冷战"序幕的拉开

　　早在二战结束初期，美苏就开始暗暗为势力范围的划分开始角力，苏美两国一面在东西欧分疆裂土，一面开始为东亚地区的势力范围划分而努力。美国最初对东亚局势的构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蒋介石统治下中国局势的整体稳定与对日本的完全"去军事化".事实证明，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所采取的近乎严苛地占领政策一度表明了其从根本上改造日本军政体制的决心。随着美苏之间对抗趋势日趋明显以及蒋介石政府在中国内战中的节节败退和朝鲜半岛局势的恶化，美国则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其在日本的占领策略。如果说对在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清算的不彻底是无心插柳为日后右倾势力复苏埋下的伏笔，随后的占领政策 180 度转向则是美国急需扶植东亚地区与共产主义势力斗争筹码的真实写照。1950 年爆发的朝鲜战争，是导致美国对日态度发生剧变的直接原因。战争爆发后，包括冲绳、横须贺在内的美军基地变成了源源不断向前线运输兵员物资的大本营，应美军的要求，日本出动了 46 艘扫雷艇与超过 1200 名海上保安厅人员参与美军行动。[7]

　　此次行动也成为日后右翼势力作为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的重要依据。而随着战争的推移，日本本土则完全变成了美军的后方基地，曾被强制拆解的军工设施被重新组合，源源不断的军事订单使日本军工企业重现生机，这无疑给陷入通货紧缩危机的日本政府注入一针强心剂，也在事实上为后来海、陆、空自卫队的组建提供了基础。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美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必须警惕苏联与中国共产主义势力侵袭其后方基地而造成背腹受敌的局面，为此麦克阿瑟要求吉田茂政府对国内革新势力进行镇压，包括要求强行关闭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并在通讯、广播、钢铁、煤炭、造船等政府机构和民间企业中清除亲共分子。[8]

　　随后，为了补充后备军事力量，麦克阿瑟再次指示日本政府解除 3000 余名旧军官的剥夺公职处分，并作为警察预备部队负责维护国内秩序与填补美军前送后的空白。1951 年，接替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最高统帅的李奇微下令撤销大部分二战期间对军国主义分子的解除公职命令，并取消了战后初期用来彻底摧毁日本军工生产能力的解散财阀措施，这使得日本右翼势力在政治与军事上都得以松绑。由此可见，美国在对日占领政策上的两面性使得对右翼势力的清剿显得苍白无力，为日后其在政治上的复辟埋下了种子。

　　二、国内原因

　　如果说日本右倾势力的抬头是由美国因其国家利益和与苏联对抗的需要所造成的政策性调整这个外力所推动的话，那么战后千疮百孔的战争废墟，与濒临凋敝的经济政治情况则是造成军国主义势力加速死灰复燃的本质原因。战后日本在两年之内先后经历了东久迩、币原喜重郎、吉田茂三届内阁的更替，其政治的混乱情况与政策延续性的缺失可见一斑，加之战争影响下的经济萎靡，民生凋敝。这些基本情况一定程度上为右倾军国主义势力煽动民族情绪提供了温床。从日本战后国内经济政治情况来看，促使右翼势力复苏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天皇制的保留

　　二战中日本的投降与德国不同，是带有条件的投降，其条件就是天皇制的保留，而盟军特别是美国答应其条件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日本本土除空袭外未遭受毁灭性打击，其有生作战力量还相对完整。而美军在硫磺岛与塞班岛所陷入的苦战使其对在日本本土与日军作战深感不安。

　　因此，美国迫切希望日本能尽快投降而减少美军的伤亡。

　　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曾建议："如果盟军采取强硬态度来摧毁天皇制，那么一定会激起整个大和民族的反抗，届时美军面对的将不仅仅是 100 万日军那么简单。"基于此种原因，《波茨坦公告》中关于战后实行立宪君主制的表达被删去，日本右翼分子则利用这一点作为战后保留天皇制的论据。对日本右翼势力而言，保留天皇制实际是上是保留了其精神支柱，因为战中裕仁天皇的每一次出镜，无一不是身着挂满各式勋章的戎装。实际上，在二战期间正是天皇本人作为统揽日本军政大权的最高领导人亲自批准了日军的种种暴行。而被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视为神权象征的天皇并未受到审判与谴责，甚至天皇制在战后仍得以保留，这在精神与道德层面就给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留下了翻案的余地。

　　（二）日本政坛更迭与左翼政党斗争的路线错误战后初期，东久迩内阁曾在麦克阿瑟的授意下于 1946年颁布了"敕令第 101 号",对右翼军国主义团体进行强制撤销，并禁止其继续传播扩散军国主义思想，其成员不得出任公职，不得从事政治性活动。[9]

　　右翼势力一度遭到打压。而之前一直被法西斯政权宣布为非法政党的日本共产党也得到解禁与发展。1945 年 11 月和十二月，日本主要政党相继建立和重建，主要包括日本社会党、日本自由党、日本进步党、日本协同党和日本共产党。其中社会党成立时间最早，成员也相对复杂，既有属右翼系统的原社会民主党成员如片山哲、西尾末广；又包括中间派的原日本劳农党成员如河野实；又有左翼系统的原日本共产党成员铃木茂三郎。因此社会党其政治纲领与政治目标都显得十分空洞与笼统，后期由于老右派掌握话语权，使得社会党整体呈现保守趋势。自由党核心人物鸠山一郎战前就是老牌政党"政友会"的重要成员，且在战时也曾担任内阁书记长与文部大臣等重要职位，尽管其本人长期被军国主义势力压制，但其对共产党等左翼势力的仇恨却丝毫不减，甚至在1946 年公开发表声明直接表达其对共产主义的抵制。

　　进步党则是不折不扣的右翼政党，其成员大多是战时议员，对战争毫无反省之意且强调维护日本军国体制并鼓吹"经济统制".日本共产党在战后由于美国占领政策而被解放，并主张在日本进行民主主义革命，属于政治上的革新政党。协同党其成员大多来自农村，该当虽主张维护天皇制，但同时也积极倡导实行民主政治体制，主张以农立国。

　　属于保守政党中的左翼。

　　而在 1946 年六月进行的战后首次大选中，五大党派当选人数分别为自由党（140 人）、进步党（94 人）、社会党（92 人）、协同党（14 人）、共产党（5 人）。由此可见，战后日本的政治大环境一定程度上仍由总体上呈现偏右趋势的自由党与进步党把持大局，两党中都有为数不少的右翼分子参与其中，加之战后日本政坛相对混乱，党派内部没有形成相对稳定的主导力量，这就给了右翼势力有了喘息与发展的空间与环境。另外，以日本共产党为主的左翼革新政党在选择斗争路线上也出现了巨大失误。1949 年一月的战后第三次大选中，之前执政的社会党参加的两届联合政权由于没有能满足工人阶级关于涨薪等相关方面的要求，导致其议席数由原先的 143 席直降到 48 席。而共产党则得到了许多革新派工人代表的支持，一举得到 35 个席位。

　　加之当时工人学生运动迭起的日本社会环境是日本共产党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绝好时机，但是日本共产党却没能把握机遇发展自身。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由于害怕共产主义势力在日本发展壮大，杜鲁门政府要求日本对其共产党加强管控，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德田球一在斗争方式与路线上的错误选择。

　　1951 年 2 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的全国协议会上，德田提出以武装斗争抵抗占领军的斗争方针，并在第五届全国协议会上根据苏联共产国际指示将军事斗争作为争取民族解放的根本纲领。在党内设置军事委员会，开展袭击驻日美军和警察署、检察厅、税务局等政府部门的活动。[10]

　　这样的斗争方式使得人民群众对日本共产党敬而远之，在 1952年大选中仅仅得到 89 万张选票，远低于上届的 298 万张。

　　尽管有受到国内外政治势力的排挤的客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日本共产党领导集团对斗争方针与纲领上的选择与其国内大多数人民渴望和平安定生活的期望格格不入，背离了人民所导致的。从总体来说，左翼势力的逐渐消沉又在客观上为右翼势力占据政治舞台提供了更多机遇。

　　综上所述，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趋势并非仅仅因为政府领导人个人的政治诉求或政治野心，而是由于自战后美国的占领政策与国内复杂政治环境的综合作用下的结果。而在对钓鱼岛、东海问题上日本政府所采取的强硬态度以及一意孤行对靖国神社的参拜与极力美化战争的相关行径来看，日本政府并未从战争中吸取足够的经验教训。我们应从这段历史中了解日本右翼势力的本质，在和平共荣的国际大趋势背景下，保持一份对其扩张野心的警惕，绝不让历史悲剧再度重演。

　　参考文献：
　　[1]荒原补水。增补日本大右翼史[M].日本：大日本一诚会出版局，1974.518-519.
　　[2]林晓光。日本右翼思潮与右翼团体史考[J].抗日战争研究，2002,（01）。
　　[3]约翰道尔。拥抱战败[M].北京：三联书店，2008.430-434.
　　[4]刘世龙。美日关系 1971-2001[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374.
　　[5]F.C.琼斯等。1942-1946 年的远东·下[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751 页。
　　[6]刘世龙。美日关系 1971-2001[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420.
　　[7]小学馆编。日本 20 世纪馆[M].日本：小学馆，1999.591.
　　[8]大门正克。日本史·15 卷[M].日本：小学馆，2009.298.
　　[9]王新生。战后日本史[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29 页。
　　[10]升味准之辅。日本政治史·第四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898.
　　[11]正村公宏。战后史·下册[M].日本：筑摩书房，1987.146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