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言

　　近代欧洲殖民主义在非洲的活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5世纪末—19世纪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及随后的探险、传教和局部扩张;第二阶段从1884年柏林会议后列强对非全面殖民始，至20世纪后期各殖民地独立浪潮止。第一阶段即本文所界定的“欧洲早期殖民活动”［1－5］。

　　相较于全面殖民阶段，早期殖民活动呈现两个特点:一是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形式多样化。二是此阶段欧洲人主要以外来身份参与到西非历史中，西非本土文明仍然在自我体系内独立发展。

　　与早期殖民活动同时期的西非历史呈现出一种趋势:传统文明普遍衰落，新兴文明局部发展。西苏丹自桑海(Songhai)帝国瓦解后，曼德(Mande)诸部陷入分裂状态，豪萨(Hausa)城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19世纪初，富拉尼人(Fulani)以伊斯兰圣战为号召，迅速建立了数个新兴政权，面积几乎囊括了整个草原带［6］;森林地区继伊费(Ife)之后，贝宁(Benin)、奥约(Oyo)等国也出现衰落，同时新兴文明却在不断壮大。与西苏丹单一民族急剧扩散效应不同，森林地区出现了多个文明并且彼此独立发展的态势。

　　如阿坎人(Akan)的阿散蒂(Ashanti)王国、丰人(Fon)的达荷美(Dahomey)王国。

　　虽然上述两国的兴起均受到了沿海欧洲人的影响，但阿散蒂更具典型意义，其从17世纪中期至19世纪上半期一直处于扩张状态，时间跨度长。全盛时期其疆土北达泰因河、南至普拉河、西至比亚河、东迄沃尔特河，东西长150英里，南北宽90英里［7］11，领土面积大。本文拟从微观层面剖析早期殖民活动与阿散蒂兴衰的关系，并引申早期殖民主义对西非本土文明的宏观影响。

　　二、早期殖民活动与阿散蒂的联系

　　概括来说，早期殖民活动与西非本土文明的联系主要是贸易和战争。15世纪末首批欧洲人抵达西非后，双方互动主要通过贸易进行。19世纪初英国率先从沿海向内陆扩张，内陆王国与其展开了激烈的抗争，双边关系由和平转向战争。

　　17世纪初，黄金海岸已出现数个军事防御性商站［8］165，如海岸角(CapeCoast)、埃尔米纳(Elmina)、阿克拉(Accra)等。此时大西洋贸易与前一世纪相比出现了很大变化:一是贸易方式变化。起初葡萄牙人亲自上岸捕捉奴隶，荷兰人则利用非洲部落间矛盾怂恿部落冲突来获取战俘［9］。这两种办法都要求欧洲人亲自深入内地且停留较长时间，须面对非洲人的反抗和热带疾病的威胁。为改变不利现状，殖民者在沿海笼络一些从事商业的部落和家族，作为贸易的中间代理人。随着代理人阶层扩大，贸易突破了地域限制，逐渐扩展到内陆森林。二是贸易主体变化。

　　起初殖民者直接对政府负责，后来各国逐渐成立公司专门负责贸易活动，如英国皇家非洲公司(R oyal African Compa-ny)、荷兰西印度公司(West Indies Company)。这些公司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和强大的人力物力，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贸易扩展。

　　阿散蒂与欧洲人的接触有一个从间接到直接的过程。

　　17世纪阿散蒂的商品几乎全靠邻邦登基拉(Denkyera)输入［10］72。1701年阿散蒂征服登基拉后，国王奥塞·图图(OseiTutu，1693—1712)试图利用登基拉原有的贸易系统与沿海欧洲人联系［7］8，英国驻海岸角总督达尔贝·托马斯(Dalby Thomas)在1712年奥塞·图图去世后及时为新国王献上贺礼。双方的主动共同推动了贸易关系的确立。

　　此后，阿散蒂还通过一些沿海中间商与其他欧洲商人开展贸易。黄金、象牙、奴隶是其出口商品的主要构成，火器、纺织品、工具、铜也纷纷进入阿散蒂国内。

　　起初欧洲人并不愿意大量出口火器，一是因为火器利润仅130%，而纺织品为220%［11］;二是害怕非洲人拥有火器后会削弱自身对其的军事优势。但火器的巨大杀伤力和震慑力使阿散蒂人对其需求剧增，加上欧洲商人竞争激烈，使火器贸易无法受到管制。不过欧洲人很快发现，内陆国家掌握火器导致混战加剧，使利润300%的奴隶供应增多。于是“以枪易奴”双向机制形成。1673—1704年皇家非洲公司出口枪支仅6万支，火药11095桶。1750年后英国每年输往西非的枪支达28．3万支～39．4万支，火药2．2万吨，年均38．4万公斤，铅粒年均9．1万公斤［12］。

　　起初奴隶交易规模不大，1700年奴隶占阿散蒂出口商品比重不超过41%［13］。但阿散蒂对外战争的扩大保证了大量的奴隶来源，并与北部的贝格霍人(Begho)、曼德人(Mande)积极联系，用盐、柯拉果、黄金和铜等商品换回奴隶［14］29－31。至1710年奴隶出口比例首次超过黄金［15］235，1750年后奴隶几乎成为了阿散蒂全部出口商品。英阿贸易对双方在黄金海岸的扩张起到了良性刺激作用。

　　随着阿散蒂势力过度膨胀，对英国在黄金海岸的利益产生了威胁，英阿矛盾逐渐激化，其导火索是对沿海芳蒂地区的争夺。芳蒂人(Fante)居于英阿势力范围的缓冲带，是双方重点争夺的对象。18世纪末奥塞·克瓦米(OseiKwame)对芳蒂人的持续威慑使其向英方靠拢［16］49－53。

　　1807年阿散蒂军队侵入芳蒂人领地，并向庇护芳蒂人的英国堡垒进攻［16］36，拉开了战争序幕。英阿战争分为早期冲突(1807—1817)、第一次战争(1823—1831)、第二次战争(1863—1864)、第三次战争(1873—1874)、第四次战争(1895—1896)和金凳子之战(1900—1901)。

　　早期阿散蒂取得胜利，不仅吞并了芳蒂地区，还迫使不列颠非洲公司(African Company of Merchants)承认其对沿海地区的主权［7］29－30;第一次战争后双方划普拉河为界，形成了30年的相持［17］39－53;第三次战争中英军以较小代价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迫使阿散蒂支付大量赔款，并放弃对周边部落的宗主权［17］172－175，阿散蒂联邦趋于瓦解;第四次战争后国王阿格叶曼·普列佩(AgyemanPrempeh)被迫接受英国“保护”;“金凳子之战”后，阿散蒂成为英国的直属领地。

　　三、早期殖民活动对阿散蒂兴起的影响

　　(一)贸易使阿散蒂社会出现阶层分化，加速了统一族体形成

　　最初社会变化的直接推动因素有二:一是商业的发展促进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社会分工，二是在传统社会中出现新兴利益团体。贸易既得利益者发现，与繁复的耕作相比，他们只需定期穿梭森林便可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这种差异使很多人尤其是上层分子对商业的兴趣远大于传统农业［18］。于是，在前国家形态的阿散蒂社会中出现了明显的劳动分工，从自给自足的农业、手工业和小规模的不定期交换中分化出只以交换为目的的商业。

　　新兴商业阶层迫切要求阿散蒂诸部形成联合体。从当时来看，统一组织具有以下优势:能提供更多劳动力，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劳动生产和运输要求［19］34;能提供安全保障，以减少运输和同业竞争所带来的损失［19］35;能提供更多与欧洲人接触的机会。17世纪后期奥比里·叶波阿(OberiYeboa)在位时，阿散蒂族内联合趋势已相当明显，无论是中心部落还是边缘部落都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实体来保障其权益［20］。建立在各部之上的酋长国的出现与其直接相关。

　　(二)贸易和扩张导致财富集中，为王权的塑造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18世纪以前，阿散蒂的政治组织是自下而上的。各部落联合成酋长国，各酋长国间相互独立。奥塞·图图对登基拉进行战争时，与5个酋长国结成了军事同盟［21］。此时虽无明确的王权，但已形成了凌驾于各酋长权威之上的事实。金凳子的确立最终使王权有了神圣化的实体象征。

　　从表面上看，阿散蒂王权是由战争推动而成的，但从社会发展角度不难看出，财富集聚使社会出现贫富分化，少数人的地位得以迅速提高。此间黄金和奴隶作为大宗持续性商品，个人权力高低由其数量多寡决定。让·巴博特(JeanBarbot)在1682年发现奴隶买卖在森林国家中已经普及，且贸易权已牢牢掌握在上层分子之手［22］。贫富分化使一些经营贸易的酋长、商人掌握了实权［23］，原本分散的权力出现集中化趋势，打破了平均主义下的政治结构。

　　从“权威理论”来看，对外征服为国王建立神魅权威提供了契机，并与传统的金凳子相结合，增强王权的凝聚力。同时，黄金和奴隶的流入又进一步巩固了商业既得利益集团的势力。三者共同促进了中央集权的强化。

　　(三)贸易和扩张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流动，为阿散蒂社会建构及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流动性是阿散蒂殖民前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它起源于奥塞·图图时期。其早年从登基拉回到库马西时带回一批追随者，并将他们安置在政府中。奥博库·瓦尔(OpokuWare，1712—1750)和奥塞·科瓦杜(OseiKwadwo，1764—1777)在位时期，这种流动达到了高潮，官员选拔并不只问出生，更多的是凭功绩的多寡［10］72。

　　18世纪阿散蒂的扩张很大地促进了人口流动。战争直接导致人口非常态迁移，且阿散蒂在接受被征服部落或酋长国的臣服后还将其臣民纳入统治之下。另外，阿散蒂社会不看出身而看财产多寡和功绩大小也是人口流动的因素之一。19世纪的库马西既有登基拉人，也有阿克瓦穆、达戈姆巴人，甚至北部的贡加人［24］。民众交流中，两个问题最为频繁:“你从哪里来”，“你在哪个家族”［10］72，而非“你是阿散蒂人还是登基拉人”。

　　自由民和奴隶占阿散蒂总人口的绝大部分［10］74。母系世系是阿散蒂人的身份依据，如一个人的母亲是自由民，父亲是奴隶，那他便是自由民而非奴隶［25］161，因此奴隶与自由民通婚十分普遍。奴隶持续流入直接促使自由民阶层的扩大，为王国提供了稳定的兵源和税源。

　　(四)贸易增强了阿散蒂的军事力量并引发军事制度变革，是阿散蒂成功扩张的重要原因起初阿散蒂无职业军队，战时各酋长国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队，国王负责划分各酋长国的军队职责并统一指挥［8］182。国王名义上是最高军事统帅，实际上却不能直接掌握军队。军士均由各酋长从自己领地中征募而来，受其控制。这种军队带有强烈的部落性，缺乏协同作战能力，对王权形成很大威胁。火器引进使军费开支剧增，一支滑膛枪和适量弹药的成本远高于长矛和投枪，且购入枪支弹药需大量黄金和奴隶来交换。许多酋长因财力不足而不能如以往那样随意召集军队，资产雄厚的王室可以通过支付“人头价”［26］284来雇用一支受其掌控的军队。于是，义务兵制上出现了雇佣兵制，成为国王巩固王权和对外扩张的有效工具。对外持续扩张为国王维持军队提供了财力保障，雇佣军的发展又促进了阿散蒂军事力量的提升。

　　四、早期殖民活动对阿散蒂衰落的影响

　　(一)贸易未能促进阿散蒂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其经济根基并不稳固

　　商品经济发展需具备以下条件:社会化大生产且具有详细分工;包括产业、商业和金融的市场体系;社会再生产以货币为媒介;国内外市场有机结合［27］。

　　阿散蒂并不具备上述条件。第一，奴隶占出口商品绝大比重，其次是黄金和象牙。奴隶是由战争非常规产生的，黄金和象牙则属于自然资源，开采黄金和猎取大象仅仅是对不可再生资源的攫取而非生产。第二，土地分配以村社为单位，生产形式是建立在自由民和奴隶劳动上的农产品种植制［28］。尽管贸易在经济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自始至终无法撼动传统农业的主导地位。第三，社会分工尚未形成。一部分人虽已开始商业活动，但充其量只是扮演了商品交换和运输的参与者，并未促进生产分工和产业专门化。商品种类有限，不能促进出口服务性生产，货币流通率低，无法为社会生产提供有效刺激。虽然阿散蒂人开展贸易时使用贝壳、铁条或铜锭为货币［26］283－288，但国内以物易物仍十分普遍，甚至官员俸禄、士兵犒赏都用奴隶、牛羊、纺织品等实物发放［26］286。第四，国内外市场未能有机结合。阿散蒂与欧洲人的交易通常要经过沿海中间商进行。除火器外，纺织品和工业品未在国内大量流通，被王室作为奢侈品和赏赐品使用。市场上常见的是粮食、牲畜、铁器和手工饰品等。换言之，阿散蒂国内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国外市场未能起到推动作用。

　　阿散蒂长期处于内陆贸易圈，与沿海联系较少，受到欧洲文化的影响较小。阿散蒂曾试图打破中间商阻碍，直接与欧洲人开展交易，吸取先进的技术文化。奥塞·克瓦米曾说过:“如果我的使者能抵达海岸角，带去大量装满黄金的罐子带回成桶的货物。我对这些都不感兴趣，但我必须得到书籍。”［29］64长期从奴隶贸易中获利使阿散蒂对其依附十分牢固，当种植园经济兴起后，它不能及时转变思路寻找新的获益方式。这种利益冲突和价值观差异成为了英阿战争的根源之一。

　　(二)贸易未能促使阿散蒂形成高度集中的政体，其国家形态始终处于不完全的状态

　　19世纪阿散蒂政治演变有两个特点:王权未能高度集中，国家未能高度统一。这种现象有两种诱因:

　　一是传统社会结构制约了中央集权的强化。母系原则在政治和法律上起主导作用。家族建立在母系之上，是社会的基层单位，族长从族内成员中选出;部落由多个家族组成，酋长从各族长中选出;酋长之上是国王，从各酋长中选出，但国王候选人只能来自一个特定家族［30］。这样王权便同时体现出世俗权力和公众意志，始终须受到部落会议的制约。

　　阿散蒂王室一直致力于巩固权力:利用金凳子神化王权的合理性与不可撼动性;利用奴隶贸易增强王室财力;吸收外族进入政府来培养亲王派。1817年托马斯·博蒂奇(ThomasBowdich)认为奥塞·邦苏之所以让大量外国人进入库马西，是为了培植一个庞大的亲王势力来与部落会议相抗衡［14］21。旧制度的自我修补无法从根本上撼动体系根基，要真正实现变革就必须借助体系外的力量。贸易未能促使制度变化，便无法为改革提供动力。

　　二是联邦结构制约了国家的高度统一。阿散蒂对被征服地区采取间接统治，当地酋长只需宣誓效忠便可继续保持在其领地的权力［31］。阿散蒂行政区划是一种“中心—外围”的辐射模式，省区以库马西为中心，包括阿基姆、阿克瓦姆等;附庸国位于省区边缘，如达戈姆巴、贡加等;保护国数量较少，与阿散蒂的关系也较松散，如一些沿海部落［15］228－229。

　　从表面上看王国处于中央统治下，但附庸国的高度自决权及被征服地位使已有的离心倾向不断扩大。19世纪达戈姆巴甚至“不能视作是王国的一部分”［25］49－50，即便在中心地区，也有许多外邦人不认同国王的权威。王国长期处于表面稳固而内部脆弱的状态，对边缘地带的同化相当缓慢。后来英国“分而治之”的成功与阿散蒂长期的政体运作是分不开的。

　　(三)贸易未使阿散蒂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军事体系，其军事实力相对强大而本质脆弱。

　　阿散蒂军队由民兵和雇佣兵两部分构成。民兵来自于部落成年男性;雇佣兵成分较复杂，以外族人居多［32］。

　　此外，一些属邦也有派兵作战的义务，如班达(Banda)、达波亚(Daboya)等。它们在战场上有一定的自决权，作为国王的“盟友”和“右手”而存在［29］77。

　　表面上阿散蒂军队呈现了多元化态势，但都只是义务兵的不同形式而已。这便导致了两种后果:军队规模易受各种外因影响和军队未能正规化、专门化。军队征募易受到部落会议和经济实力等制约，雇佣军虽对王权起到过巩固作用，但其本身是流动和不稳定的，外邦盟军则更容易摇摆不定;临时征兵无法为士兵提供正规训练，也无法在军队中形成令行禁止的高效管理，降低了军队的作战能力和效率。

　　五、早期殖民主义对西非本土文明的影响

　　阿散蒂的兴起与欧洲不无关系，但这种兴起只是相对的，并未实现全面的政治、经济、社会变革，对外扩张也仅限于单纯的军事征服。阿散蒂军队与英军作战时表现出的战术僵化、指挥不灵等弊病，阿散蒂政体面对英国分化瓦解时的脆弱，阿散蒂经济应付长期高烈度作战时缺乏弹性等都是很好的写照。

　　阿散蒂的兴衰只是近代西非的一个侧面，早期殖民主义对西非本土文明的双重作用广泛存在。17—19世纪在欧洲因素刺激下，西非各国在殖民前均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政治集权化［33］，如达荷美(Dahomey)的部落一体化和早期民族主义［15］258，奥约(Oyo)和贝宁(Benin)的王权强化等;西非经济也出现较繁荣局面，尤以制木、制铁、雕塑等手工业为典型。一些贵金属(如铜)的引进［34］加速了货币流通机制的形成，促进了商业的兴旺;军事上奥约曾对领邦大规模征伐，势力一度抵达沿海一带［5］52－55。贝宁、达荷美强盛时也都曾对外扩张。但上述作用并非殖民主义的本来目的，它只是在保证欧洲人利益的前提下对非洲文明的间接促进。殖民活动无不最大限度地追求经济政治利益，大西洋贸易如此，全面殖民亦如此。因此对该问题需一分为二来看待。

　　(一)从历史角度看，早期殖民活动虽能够为西非本土文明提供发展动力，但无法掩盖其固有的掠夺性非洲独特的自然环境，加上生产技术长期发展缓慢，导致农业在整个西非历史中的作用不甚明显。贸易为本土文明带来的经济效应和技术人口流动是西非长期以来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

　　9—15世纪，加纳(Ghana)、马里(Mali)、桑海(Song-hai)依靠撒哈拉贸易使国家经济得以良好运转。16世纪后，随着桑海帝国瓦解和早期殖民活动开始，西非贸易中心从西苏丹转到了沿岸森林，商道从撒哈拉转到了大西洋。同撒哈拉贸易造就了西苏丹三大帝国一样，大西洋贸易也为森林王国带来了新契机。

　　不过从性质上看，撒哈拉贸易与大西洋贸易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大陆内的经济交流，属于体系内互动;后者是欧非两种不同文化体系间的联系，且体现了有目的地扩大奴隶交易的殖民性［36］。奴隶交易的实质是欧洲人对非洲劳动力的掠夺。虽然森林王国都曾依靠输出奴隶增强经济军事实力来保证战争胜利，但归根结底是一种零和博弈。

　　阿散蒂的扩张意味着邻国的衰落，沿海各族相互征伐导致包括贝宁在内的诸多文明衰败。

　　(二)从外来因素看，早期殖民活动虽能够打破西非本土文明的静止状态，但无法使其摆脱传统体制的桎梏封闭和静态是非洲发展的两大特征。由于地理、气候等诸多条件的限制，大陆与外界的联系较少。大陆内不同地区、不同文明间又自成一体、独立发展，相互间文化内容的异质性和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十分突出，阻碍了技术交流和人力流通，导致非洲本土文明长期发展缓慢。

　　但历史上西非出现了外来因素对本土发展的推动效应。撒哈拉贸易增强了西苏丹与北非的联系，带来经济增长、人口流动、宗教文化交流。大西洋贸易带给森林王国的不只是火器和商品，更多是促进了大陆与欧洲的联系。阿散蒂、达荷美等国的政治集权化充分证明了部落联盟正逐步走向一体化，民族国家正在酝酿之中。

　　本土文明发展必然处于自身体系范畴之下。外来因素虽能在一定时期为本土文明注入活力，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天然束缚，提高发展速度。但这种突破是对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某个侧面的突破，而非整体性、根本性突破。

　　纵观西非历史，尚未有完全打破旧有体系而全新发展的国家［39］。发展水平较高的阿散蒂尚如此，其他仍处于前国家形态的部落更是如此。欧洲人给西非文明带去的只是器物而非技术、文化和意识形态［40］。数百年间西非各国商品经济和社会化生产发展滞缓，依然是以部落为基础的农业文明。外来因素未能使本土文明打破传统桎梏。

　　(三)从本土层面看，早期殖民活动虽有利于打破西非文明间的封闭状态，但无法使其形成统一整体西非各族在前国家社会大都处于封闭状态，原因有二:一是社会的封闭性。农业长期发展缓慢使社会剩余产品稀少，几乎只在部落内流通，部落间经济联系薄弱;村社广布将每个成员牢牢地束缚在一个部落、一块土地的范围内，部落间人口流动很少。16世纪沿海的丰人(Fon)、埃维人(Ewe)和森林的阿坎人(Akan)、约鲁巴人(Yoruba)之间几乎处于半封闭状态，森林各族与草原的曼德人(Mande)、豪萨人(Hausa)的联系则更少。二是文化的差异性。西非各族的风俗、宗教、意识形态等呈现多元化，尤其是语言差异加剧了各族间的隔阂，如阿坎族属尼日—刚果语系、豪萨族属乍得语系。

　　17世纪后西非各族普遍参与到大西洋贸易中，打破了原先的孤立状态，促使经济增长、政治集中，并突破地域和生产的限制，加速经济交流和人口流动。部分文明势力急剧膨胀，在短期内以非常态手段扩大了文明间交流。

　　西非各文明未能形成统一整体，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其本身去看。统一国家需具备的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主体民族，集权政体，统一市场，有核心认同的文化观念。近代西非则不具备上述条件。西非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对周边拥有绝对优势的族体。阿散蒂虽在阿坎族内十分强大，但始终未突破一个族体的界限。无论阿坎人、约鲁巴人还是曼德人、豪萨人，都不能对整个西非拥有霸权;高度集权的专制政体未能形成;市场经济虽曾局部发展，但其在一个文明内未完全覆盖，更没有形成统一西非市场;各文明的价值观差异明显，各族体始终保留着自身独特的文化结构。直至当代，非洲内部统一国家意识仍在构建之中。

　　六、结语

　　400年欧洲早期殖民活动是非洲本土文明圈边缘的历史进程。早期殖民主义与非洲本土文明的互动是客观的，双方产生交互影响。欧洲先进文明进入非洲，为其增添了发展所必需的促进因素，是阿散蒂、达荷美、奥约等本土文明在固有模式外出现新兴发展的重要原因。

　　虽然早期殖民与全面瓜分均对西非本土文明有所影响，但二者有很大区别:全面瓜分用政治军事手段强制中断本土化发展，将西非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内。本土模式不复存在，欧洲文化能在短期内植入到非洲社会的深层;早期殖民活动始终在沿海进行，以经贸为主、军事为辅，与本土王国的联系大都通过代理人进行。这便导致欧洲文化对非洲的影响必然是间接性、偶然性和间断性的，且长期处于低烈度状态。早期殖民活动与非洲本土文明归根结底是两个彼此独立、但具有一定交集的体系。殖民主义双重作用在西非历史中得到了很好体现，只不过两者顺序正好相反而已。

　　参考文献:
　　［1］吴秉真．非洲奴隶贸易四百年始末［J］．世界历史，1984(4)．
　　［2］艾周昌，陆庭恩．非洲通史·近代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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