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复杂多变，曲折坎坷，但在竞争与合作、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格局中，总体上维持战略互惠关系。2012年7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野田宣布将钓鱼岛收归国有，导致两国关系全面恶化，使中日关系由战略互惠转入紧张对峙。2012年12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重新上台执政。
　　在对华关系上，安倍晋三一方面宣称“应该谋求中日互惠战略关系”;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钓鱼岛周边海域的警戒监视和防卫态势，使得中日关系更加扑朔迷离、前途未卜。
　　本文拟聚焦21世纪中日经济、政治关系的变化，着重考察中日关系从战略互惠到紧张对峙的错综复杂局面，并基于中日友好合作大局，展望未来中日关系趋势及前景。

　　一、21世纪中日关系的转折与合作

　　1.“新民族主义”的抬头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中日维持了友好合作关系。但是，1980年代，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其重要原因是历史教科书问题。1985年中曾根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引发中国民众强烈愤慨。中日之间的问题通常都是通过外交渠道和正常会谈加以解决。1993年自民党崩溃，小泽首倡“普通国家论”，力图将日本改造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以此为契机，日本国内新民族主义声名鹊起，政界中出现了一大批民族主义政治家，试图彻底改变战后日本国家模式和对外战略，纷纷主张修宪，美化侵略历史，鼓吹皇国史观，放弃和平宪法，拒绝外国批评等。
　　进入1990年代，日本经济因泡沫经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中国自1992年以后，随着经济步入急速增长轨道，对东亚的经济影响力也与日俱增。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的民族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日本舆论开始怀疑其对中国的援助、贸易、投资、技术转让等是否强化了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从而危害日本的国家利益。一方面，在日本自民党内部，对华强硬派逐渐占上风;与此相反，在外务省内部，由中国问题专家和中国通组成的中国小组则渐渐失势，退居后台。另一方面，美日之间进一步强化了安保关系。1996年4月，克林顿总统与桥本龙太郎首相发表《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为日后美国重返亚洲做辅垫。1997年9月，在纽约召开的美日安保协商委员会上签署了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方针。美日强化同盟关系，特别是将双方防卫合作范围扩大到日本周边地区，理所当然引起中国的极度不安和高度警惕。

　　2.中日关系的稳定化
　　1990年代以来，日本社会所谓“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新民族主义风行一时，大有失控之势。
　　尽管如此，日本对华政策的基调是在保持既定友好合作基础上，强化所谓日本同盟关系，均衡地发展日中关系。
　　2005年小泉首相执政时期，由于领土和历史教科书等问题，特别是由于小泉参拜靖国神社，导致中日关系极度恶化。虽然安倍首相的外交政策与小泉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但是，自2006年安倍上台以后，鉴于中日关系的互补性，在构筑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福田首相执政期间，致力于以贸易和投资为中心的中日经济合作，使两国关系有了很大改善。
　　为此，鸠山政府积极倡导东亚共同体，作为“脱美入亚”的第一步，首次提出与中国建立“兄弟般友好关系”，明显加快了亲华政策步伐。就在两国关系进入蜜月时期，双方本应恪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和原则，从维护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逐步解决两国间的一些现实问题。然而，日本有一些误解和误判，他们以中国政治经济动向不透明为由，暗地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挑战者，采取所谓合作与平衡二重政策，即通过能源安保、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人类安全等新领域的地区合作，试图把中国融入地区秩序之中。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日本经济领域也出现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他们认为，促进对华技术转让会使中国成为日本的强劲对手。事实表明，在日本经济发展中，中国是必不可少的贸易伙伴，是海外投资的主要对象国。2003年凭借中国扩大出口，日本经济得以恢复。可见，如果两国通过加强经济互补和技术转让，发展和重建中日经济将会为构筑友好稳定的中日关系乃至亚太地区的繁荣和平作出重要贡献。

　　二、中日关系的竞争与合作

　　1.东亚与中日关系
　　在强化东亚地区合作背景下，日本与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各个领域的一系列实质性合作，包括专门技术设备援助、环境保护和能源节约、维持东亚金融稳定等。不可否认，在东亚方面，中日两国各持己见，相互竞争，两国围绕东亚的政治影响力较劲角逐。在决定东亚峰会(EastAsiaSummit)参与国时，其竞争关系趋于表面化。一方面，中国希望以现有的东盟10+3作为区域合作的基础，而日本则试图减弱中国在亚太机制建设中的力量，希望邀请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更多的民主国家参与;另一方面，日本提倡泛东亚16国(EAS)参加的“东亚全面经济伙伴关系”(CEPEA)，而中国则致力于促进东盟10+3(ASEAN+3)框架内的东亚自由贸易协定(EAFTA)。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开始与东亚交涉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2年，以东亚—中国自由贸易协定(ACFTA)为契机，与包括韩国、日本在内的区域国家交涉自由贸易协定(FTA)，并且以ACFTA为模式，为实现EAFTA，提出了ASEAN+3内的预备调查提案。与此相应，日本则担心ACFTA会对日本的跨国企业事业网造成负面影响，进而提出旨在包括投资、服务、贸易、资本市场等领域里的自由化CEPEA提案。由于日本在此领域占有优势，意图在东亚占据有利位置，发挥其主导权作用。为此，中国担心，日本通过加强东亚合作的主导权，进一步强化美日同盟国在此地区的影响力。20世纪后半叶以来，美日一直加强同盟关系，进入21世纪以后，在美日安保协商委员会(SCC)框架下，极力强化美日澳合作以及与印度的伙伴关系。对此，中国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2.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1世纪初，中日关系曾由于首相小泉公开参拜靖国神社而进入冷冻期。随着小泉时代的终结，中日双方一度积极共同努力，关系迅速回暖。2006年10月，安倍首相访华，在此史称“破冰之旅”的访华期间，他首次宣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明确表示，“要政治和经济两个轮子一起启动，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高度”，致力于构筑解决全球化时代问题的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2007年温家宝总理回访日本，重申了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中日互惠关系，详细表述了这种战略互惠关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及其具体合作方案，促成中日关系走向回暖与好转。到2006年底，中国一直仅次于美国是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国，中日贸易占到日本外贸总额的17.2%，仅比日美贸易额少0.2个百分点。到2007年3月底，中日贸易额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2667.9亿美元，同比增长13%。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日本的最大出口市场。据统计，2011年，中日贸易额达3449亿美元，同比增长15.2%，再创历史新高。
　　与此同时，中日双方相互投资亦稳定增加。日本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截至2006年底，日本对华投资累计项目数为37714个，实际投入金额达579.7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地为中国创造了920万个就业机会。2011年，日本对华投资出现新一轮高潮，实际到位资金63.5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55.1%。据统计，2012年日本对华投资7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3%。与此同时，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从无到有，逐年增加。2006年，中国对日本直接投资额为0.4亿美元，占其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0.22%。
　　2010年，中国对日本的直接投资额以301.89%的增长率首次冲破1亿美元的关口，达到3.38亿美元的较高水平。2012年，中国对日本投资增速达47.8%。

　　3.“钓鱼岛危机”与中日关系
　　2012年9月11日，日本野田首相将钓鱼岛收归国有，给中日关系制造了一个巨大的、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一天已成为中日关系的一个“分水岭”，从此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不仅高层领导人的互访中断，甚至开始波及中日经贸关系。
　　同年12月，前首相安倍重新上台执政，安倍积极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政策，重新确认日美同盟的战略地位，宣布要修改日本防卫大纲、扩充军备。在对华关系上，一方面宣称，“中日两国是一种难以割舍的关系。应该在认识到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处理两国间的政治问题，谋求中日互惠战略关系”;另一方面，极力强化钓鱼岛周边的警戒态势，包括可能允许自卫队飞机对中国在钓鱼岛巡航的公务机进行“警告射击”等对抗措施。
　　自钓鱼岛纠纷以来，日本企业在华贸易和其他商业活动已经不同程度受到影响，和日本有关的产品销售不畅，部分项目谈判被搁置，申请到日本观光的中国游客数量显着减少。据日本各大旅行社统计，从2012年8月下旬开始，前往中国和韩国旅行的预约一再被取消。日本关西地区在2012年9—10月前往中国旅游的预约人数，比2011年同期减少了30%以上。
　　同年9月，在各项商品中，日本对华出口汽车数量同比减少43.7%，金额同比减少44.5%;汽车零部件出口额也下降17.5%。与此相对应，9月，中国从日本进口额为162亿美元，同比下降9.6%，环比增长8%。另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ＲO)2013年2月19日公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12年中日贸易总额同比下滑3.3%，3336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0818.7亿元)，自雷曼危机后的2009年时隔3年首次出现下滑。受中国经济减速和中日关系恶化影响，日本的对华出口额为1447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030亿元)，同比下滑10.4%。其中，汽车和一般机械等产品的出口表现低迷。
　　由于钓鱼岛问题难以在短期内解决，甚至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不具备解决条件，未来中日关系有可能从目前的紧张对峙进一步恶化。一旦中日冲突升级，两国的对抗手段便可能从政治、海洋波及经济领域，造成经济关系严重倒退。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互补性明显，相互依赖程度很高，两国分别是全球第二、第三大经济体，而且中国是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日本是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双方经济的依存度不言而喻。
　　目前针对钓鱼岛这场前所未有的较量，国内学界假定三种选项:第一，中方或日方退让主权，让这样一场看似激烈的对峙在无形中化解;第二，双方的立场互不松动，发生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三，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由于双方的国家利益和主权意识，第一种可能性很小。第二种、第三种可能性较大，但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这两种选项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不是明智的选项，其政治经济后果不可估量。
　　历史是一面镜子，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战争就是地狱。鉴于中日友好的长远利益，面对钓鱼岛危机，我们毋宁假定第四选项:中日两国领导人高瞻远瞩，以大局为重，重新回到谈判桌前，以老一辈中日政治家为榜样，继续遵循“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模式，即“在不涉及领土主权情况下，共同开发钓鱼岛附近资源”，努力开创中日友好合作的新格局。

　　三、中日关系展望:“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进入21世纪以来，中日关系错综复杂、几经变化。由于历史问题与台湾问题、东海主权与国境线划分等问题，两国关系一直很脆弱，充满变数。旧怨未了又添新仇。当前，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困难局面的症结所在。解决钓鱼岛问题的唯一出路是日方要正视历史和现实，同中方通过对话磋商共同找出管控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在维护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过程中，除了通过中日两国领导人会谈，恢复两国战略互信关系之外，中日加强东亚地区合作，扩大中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也可以起到稳定中日关系的作用。为了通过东亚多国合作，实现本国的经济发展，为了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中日有必要重新构筑面向未来的稳定的战略互惠关系。中日两国应当相互信任和相互支持，进一步扩大交流与合作，携手推动东亚自由贸易区、东亚共同体和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而实现东亚和平与稳定。事实上，自2006年中日关系显着改善之后，两国关系的一大特点就是，面向未来，搁置那些棘手的问题，优先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多年来，很大程度上，正是源源不绝的经济交流与合作支撑了两国关系。除了加大经济交流与合作之外，不断增强相互理解、相互信任也是实现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重要保证。台湾地区统一是中国的战略利益，美日安保条约是日本的战略利益。对于中日而言，这是两个彼此矛盾、互不相容的战略利益，虽然尚未引起极端对立状况，但不可否认，二者潜伏着相当的危险性。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是回避战争或致命对立。如何及时妥善控制和处理这些差异，不断实现和扩大共同战略利益，将是一个艰巨而长久的问题，需要双方的高超智慧和不懈努力。关于中日关系，日本方面往往倾向于认为，中国政治外交“不甚明了”，必须以日美关系为基础深入钻研中国现行体制。日本方面对中国体制说三道四是极不恰当的。事实上，正是“经济优先”政策，使中国恢复了自信，与经济发展一道，民族主义理念也势必有所强化。与此相适应，主权问题和领土问题成了中国政府无法忽视的国家利益问题。因此，必须以更广阔的视野观察中国外交政策。
　　就像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一样，应当激活中日政府和政党之间的对话渠道，战略性地处理政治、经济、安保、环境等问题。
　　“政经分离”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显着特征，在许多冲突纠结中，凭借这一原则，中日经济交流持续进行，得以维持一种复杂的相互依存关系。中日之间不仅存在诸多文化共同点，也存在很强的经济互补性:中国拥有丰富的资源和低廉的劳动力，日本具有丰富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因而两国存在巨大的合作潜力和空间。中日应当致力于与东亚各国一道确立多国合作机制，作为G2大国，中国理应成为维护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负责任的大国。

　　结语

　　目前由于钓鱼岛危机，中日关系尖锐对立、高度紧张。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中日领导人应当高屋建瓴，远见卓识，基于21世纪“和平与发展”理念，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高超的政治智慧作出战略决断，就钓鱼岛问题举行高层领导人谈判，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彼此分歧，有效缓解两国紧张气氛，努力恢复和重建中日战略互信和互惠关系。
　　在新世纪全面推进中日两国战略互惠关系，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实现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不仅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中日两国既是亚洲最大、最重要的国家，也是一衣带水的邻国，经济、文化、政治交往源远流长。鉴于这一历史文化背景和地缘战略格局，一方面，中日双方应当立足当下，本着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原则精神，积极建立战略互信关系，通过谈判妥善解决历史认识、资源、领土所有权等争端问题;另一方面，中日应当面向未来，“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惠关系”，不断夯实和拓展战略互惠关系，全面发展在双边、地区及国际等各层次的互利合作，使中日关系尽快回到战略互惠的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