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国图志》是清朝着名思想家魏源的名着，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部全面介绍西方历史、地理的着作，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其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更是有巨大的思想启蒙价值。目前，史学界关于《海国图志》的研究颇多，主要侧重其主张及历史意义。其实，《海国图志》的提笔受鸦片战争蔺辱所愤，其中《筹海篇》中不乏对鸦片战争失败的认识，故本文试图从中窥视魏源对鸦片战争失败的原因探析，以便今人研究。

　　一、“失地利”的地理因素
　　
　　“地利”即有利的地理形势。地理因素影响着战事的成败。魏源通过分析沿海地理形势，尖锐指出鸦片战争中正因为清军没有充分利用好自身的地理优势，才导致处处受到英军挟制。在《筹海篇》中，他一一具体分析了鸦片战争中“失地利”的实例。

　　浙江的舟山，“盖城逼海滨，船抵城外，炮及城内，迥非台湾、琼州、崇明之比。乃宁波濒临海连岸之南田山，垦成沃壤者，反禁不许开，而重兵以守孤悬之岛，使外夷得以挟制，此不得地利者一。”[1]78.魏源认为，舟山岛非险，非富，面积不大，康熙前是弃地。拿重兵去守此孤岛，不得地利。

　　虎门的沙角、大角炮台“远隔虎门之外，江面廖阔，大炮仅及中泓，不足遏夷艘，适足招夷炮，何必守？”[1]78沙角、大角炮台，远虎门之外，江面广阔，炮台射程不及中泓，不应去守。防守的位置应放在虎门横档三门炮台、乌涌、猎得、大黄滘等这些广州城要口之地。而四方炮台是攻城之要，非守城之要，更不应守，“至四方炮台，踞省城后山，俯视全城，乃国初王师破城所设，是攻城之要，非守城之要也。事平后早宜毁拆，而阻其上山之径。乃不敢守省河要口，而反守四方炮台，即使不失守，其炮能遥击夷船乎？抑将俯击城中之人乎？其失地利者二。”[1]78福建的口外炮台。“福州、泉州，诸河溜急，皆潮至通舟，潮退浅阁，则一潮不能直达，故贼大艘不敢闯入。所守者，惟厦门，厦门有鼓浪屿障其外，大舟进港，可至虎头关，小舟可至税关。旧设炮台于口门，不足制贼，仅足自守。上年反于口外大档、小档、晤屿、青屿等，纷增炮台，备多力分，故为夷所破。其失地利者三。”[1]78魏源通过对福建的地理环境分析，认为鸦片战争中福建口门外增设炮台纷多，军力分散，没有充分利用好虎门口和内港的地理优势。

　　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中，清政府没有有效地利用好沿海地理优势，而盲目去守，盲目去建炮台，终导致战事失利。其分析，虽并非完全正确，但有一定合理之处。

　　二、“人不和”的主观因素
　　
　　魏源十分重视人的因素对战事的作用。“故曰，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甲非不坚利也，委而去之，是器利不如人和也。”

　　（一）魏源哀叹鸦片战争中才将难求他拿清初江苏省抵抗郑成功进犯的例子做反比，那时，江苏的战事危急超过鸦片战争时期，幸有才将梁化凤，一边谈和一边守备，突出陆战，最终火烧百船赶跑了郑成功。“夷自六月初破宝山后，七月朔日始抵江宁，九月始出江口。前后将及三月，但一面羁縻，一面备战，何事不可立办？”而如今，英军从浙江至进攻江苏，前后三个月的时间，清军却无所作为。因此，他发出“千兵易得，一将难求”[1]78的深重感慨。从中看出，魏源认为战争中“将领”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鸦片战争的浙江、江苏正是缺乏像梁化凤这样的大将终遭陷落。

　　（二）魏源深痛批判妥协退让、溃兵逃将的士气他注意到，在鸦片战争中，中西士气形成先鲜明反差。“夷兵抵岸后，贼即撤去其舟，使绝反顾，故能冒死突前”[1]86,英军义无反顾、冒死向前。“而我兵立于万全之地，进退自由，反为一二飞炮惊走。既走之后，溃兵逃将，既张皇敌炮以逭诛，缙绅耳食，复神奇敌军以胁款。”[1]86我军大都为溃兵逃将，实行妥协退让之策。他认为，正是我军妥协退让、不战而败的士气导致战事失利。他还举出在这种士气下战争中有机可乘却不乘的例子，一是定海郭士利之舟，一是广东东天字炮台之舟。而造成这种士气的原因，魏源认为，“今师出无律，是不知有正也”[1]88,那么，什么是战事里的“正气”呢？“节制纪律不可败，坚壁清野不可犯，正也。”[1]88这种精神气是军队纪律，是一往直前、永不妥协、保卫国家不受侵略的内在精神。

　　（三）魏源批评了鸦片战争时期盛行的歪风邪气、惧怕作战的舆论一是将鸦片战争之败全归咎于英国船坚炮利的那批人，认为其“交臂束手，而惟归咎于船炮之不如。”[1]82反驳说，“夫安南之创夷，其为洋舶洋炮者安在？惠、潮、漳、泉间，其为安南之人何限？其为札船之技何限？”[1]82.二是那些只知道畏炮为词、铸炮为事的人，认为其“不讲求用炮之人，施炮之地，与攻炮守炮之别，陆炮水炮之宜，纷纷惟以畏炮为词，铸炮为事，不过只藉兵而资寇。”[1]84并举鸦片战争中的例子说明，“试问用兵以来，定海总兵以扛炮连战数日，歼夷千计。而大炮则击破一舟之外，无他效也。大宝山以扛铳三十，击死夷兵四百，而招宝山所列大炮，不曾一用。至去冬以来，浙江铸炮，益工益巧，光滑灵动，不下西洋，而效安在也？甚至沙角、大角之战，陈连升以地雷扛铳，击死夷兵三四百，而虎门左右，所购列西洋夷炮二百余，未闻足以拒敌，而适以资敌也。”[1]84魏源看到了鸦片战争中，“人之不和”的因素存在：才将缺乏，士气低迷，歪风邪气的战事舆论。批驳那些只会将原因归咎于英军船坚炮利的人，认为“,器利不如人和”.从中可以看出，魏源认为，“人”的因素是鸦片战争之败的主要原因。此种对鸦片战争之败的反思在当时是非常先进、非常大胆的。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性，魏源并没有看到“人不和”背后的根本原因，没有将矛头直指其背后腐朽落后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另外，魏源明确批判了妥协退让、溃兵逃将的士气，认为这也是战争之败的一个因素，在当时是非常有胆识的。而关于士气低迷的原因，魏源的剖析只停留在传统思想的层次---节制纪律、保家卫国，没有深刻认识到背后的封建专制政府腐败、懦弱无能及国民性里面“民族”意识之缺乏。

　　三、“器不命中”的器物因素
　　
　　魏源看到了鸦片战争中中国“兵器”落后带来的后果。

　　但他与那些盲目主张夷船炮的人不同，更侧重兵器的效用性。“兵无利器，与徒手同，器不命中，与徒器同。”[1]84魏源认为，鸦片战争中，我国炮台无数，开炮很多，打中者、起效果者甚小。厦门之战，我军开炮二百多次，仅一炮打中敌军火药舱，导致大船沉海，英军败退；攻定海时，葛云飞开炮，数日仅一炮击中火轮头桅，导致英军退窜。这些均“是数百炮仅得一炮之力也”[1]84.攻广州时，炮中一个火轮船、一艘兵船头桅、几艘杉板船；攻宝山时，炮中火药舱，沉翻两艘船、击破两个船头桅。这些是“亦仅各得数炮之力也”[1]84.他认为，若这些炮均能发挥作用，足以打败英军。“使发而能中，则我炮亦足以破夷船，发而不中，即夷炮亦成虚器。中则一炮亦足威敌，不中则千炮徒费火药。”[1]84魏源分析，英船数量不多，大船不过五十、火轮船不过十、大小杉板船也数十个，如果我方开数百炮里有十炮中则就可以威震敌军。但为什么敌军坚而不摧呢？原因在于“器不中”.所以，他认为“,是知炮不在大，不在多，并不专在仿洋炮之式，惟在能中与不能中。”[1]85魏源剖析了为何炮打不中的原因。一是炮台建置的地理位置不妥当。靠山的前低后高，依水的四面受敌，容易受飞炮袭击；二是炮机动性差。山炮在石洞里，台炮安在垣眼里，陆地上的炮安装的木架不能左右转动，均是呆炮；三是炮兵因素。炮兵施放技术不够熟练，测量不够准确，而战场上又心理仓皇，心手不定。“夷船大炮不过重三千斤，我守城守岸之八千斤大炮，本夷船所极畏，止以蹈前三弊，故夷船得以先避我炮路，施其炸弹。”[1]85魏源认为，本来我军八千斤大炮比起英军三千斤大炮是占优势的，无奈因为以上因素，炮不中，使得我军由优势变为劣势。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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