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魏源所讲：“不悉敌情，不可以行军；不悉夷情，不可以筹远。”情报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战争的进程。鸦片战争时期，中英之间应不同的情报观念，对情报搜集的精密及对情报分析、预判的迥异，严重影响了鸦片战争的走向。笔者试从情报观念之淡漠与热衷，情报渠道之粗简与精密，情报预判之错失与果断，情报影响之失利与收获四个方面，浅析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的“情报战”.

　　一、情报观念之淡漠与热切

　　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因经济体制、政治架构、对外政策及相应“华夷观念”、民族心态的迥异，导致了双方对彼此探寻、贸易、掠夺欲望的霄壤，进而促成了双方对情报工作的不同观念。

　　（一）清政府情报观念之淡漠

　　中国自古以来便注重农业立国，重农抑商。在“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不需依赖外国商品的进口，对外通商也主要是天朝施之于他国的恩惠，正如乾隆帝在给英王的敕谕中所说：

　　“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在此经济基础之上，为防御西方殖民者浮海东来的殖民扩张，防范汉人与殖民者勾结联合反清，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实行严格限制中外交往的“闭关政策”.加之长期以来形成的“天朝上国”意识及华夷观念，把周边邻国皆视为夷狄，把西方进步文明斥之为奇技淫巧，不齿于与他们交往，更不屑于去探寻、熟悉他们生活的世界。因此，鸦片战争前，甚至鸦片战争中，一直没有注重对情报的搜集和有效利用。正如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所说“:苟有议翻夷书、刺夷事者，则必曰多事”,“以通市二百年之国，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离合，尚可谓留心边事者乎？”

　　（二）英国情报观念之热切

　　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较早的英国，更加注重商品贸易，热衷于殖民扩展、殖民掠夺。通过早期的殖民战争，打败了西班牙、荷兰、法国，18 世纪后期最终确立了海上殖民霸主地位。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英国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日益腐朽没落的大清帝国。经过多年殖民战争历练的英国，深知情报对于远洋作战、陌生环境下作战的重要性，便早早着手情报的搜集工作。马嘎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便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斯当东写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安德逊写了《英使访华录》，马嘎尔尼出版了他的日记，巴罗撰写了《中国旅行记》，亚历山大绘了大量画图，还有许多使团成员写过中国见闻方面的文章和书。这些书和文章以亲见亲闻形式介绍了中国社会各个方面情况。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对《澳门月报》对中国的论论述进行了记述，月报对中国土地之广阔，历史传承之久远，法度延续至不断，兵民数目之统计，枪炮武器之分析，文化汉字之解读，清政府对外人外事之态度等进行了客观详细的记录。不难看出，英国在战争爆发前，已搜集了中国沿海的地形、气候及清军作战能力等情报。因此，战争一开始，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作战，早已成竹在胸。

　　二、情报渠道之粗简与精密

　　基于对情报重视程度的不同，鸦片战争时期中英双方对情报的搜集工作花费悬殊的心力、物力、人力，使得中英双方在情报搜集渠道上呈现出粗简与精密的特点。

　　（一）清政府情报渠道之粗简

　　清政府的情报渠道大致有三，一是外商的传闻及通风报信。比如 1840 年 2 月，林则徐听到澳门葡萄牙人在传闻，英国将从本土及印度各调军舰 12 艘来华；1840 年 4 月，美国领事禀林则徐，告以本国及英国报纸载，6 月份英国将封锁广州港，要求尽早让美国船入口开舱。二是行商的信息传递中转。行商除包揽进出口贸易外，还要充当外国商人与中国政府之间的中介，如外人在广州居留与活动，要由洋商负责照管监督；遇有外事交涉，也要由他们经办。

　　因此，他们间接起到了情报搜集的作用。林则徐广州禁烟期间，行商对鸦片趸船、鸦片走私及鸦片商人活动等信息的传递起到一定作用。在律劳卑来华事件中，两广总督卢坤第一时间派行商去打听他的来华目的，并命令通事和行商详明开导，也充分体现了行商的中转及信息情报的传递工作。三是林则徐等探寻与学习。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期间，他组织人翻译英文《广州日报》，以了解敌情；为通晓外国情况，组织人员翻译《世界地理大全》，还选译了《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及《华事夷言》等；搜集外国战船图式、大炮瞄准法等资料。

　　（二）英国情报渠道之精密

　　与清政府的情报来源相比，英国对情报的搜集更加主动、更用心，情报渠道更广泛，情报更精密。

　　一是收买汉奸搜集情报。在浙江，汉奸陈秉均常在各处茶馆探问军情，报告给郭士立；汉奸方锡洪供称：“每日都有汉奸许多起，在夷人处报官兵信息，得受洋钱”;汉奸虞得倡也供称，“夷人所用汉奸，各处打听信息，日日有报，或数十起，或一二十起”.情报内容包括清兵“虚实”、兵员数额、兵丁号衣式样，何处有埋伏，何处兵勇强健、官员姓名年貌以及某处某人是富户等。

　　二是传教士借传教搜集情报。英船阿美士德号上德籍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化名甲利（教名 Charles 的译音），充当翻译兼医生，在沿海口岸以替人治病为名，进行调查和传教活动。还有马礼逊、马儒翰等。

　　三是军事侦察。英船阿美士德号侦察中国沿海，从 1832 年 2月 26 日直到 9 月 5 日，从澳门出发沿中国海岸对南澳岛、厦门、福州、舟山、宁波、上海、山东、朝鲜、琉球等地进行侦查，搜集了大量机密情报。对于沿途河道和海湾进行测量，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并绘制成详细的航海图；对各地的军事情况作了认真侦查。如胡夏米对南澳进行侦查后，这样向公司报告“:南澳是广东第二个海军根据地，一半位在广东，一半位于福建，它是总兵官或提督的住所。在他的指挥下，共有军队 5237 人，其中 4078 名属广东，1159名属福建。但是这些军队的实际存在，除了在花名册中以外，是很可疑的。这个根据地的防御，据我们所见，共有七八只战船。从外形看来，它们类似小型的福建商船；从各方面看来，比我们在广州看到的战船要差得多。海湾入口处有炮台两座，较高的一处有炮八尊，较低的一处有炮六尊。海湾内部另有小炮台一座，上面并未架炮。”此外，英军每次作战前都会进行实地勘察。

　　四是通过洋行的信息传递中转等。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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