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鸦片战争史，不可避免要涉及"汉奸"问题。在研究鸦片战争的论文、专着及文献中，到处充斥着"汉奸"的说法。茅海建认为：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是一个最不确定的称谓，一切不便解释或难以解释的事由、责任、后果，大多都被嫁移到"汉奸"的身上[1]306.正如茅海建先生所说，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呈现出一种奇怪的乱象。而厘清该时期的"汉奸"问题，不仅能够还原该时期"汉奸"群体的真相，还能挖掘出"汉奸"乱象背后的历史因素。

　　一、"汉奸"群体之类分

　　鸦片战争时期"汉奸"群体的组成有其鲜明的时代性和特有的复杂性，有些是出卖民族利益名副其实的汉奸，有些是威胁封建统治利益的阶级"汉奸",有些是民族政策产物下无辜"汉奸",有些是民族意识缺失的无意"汉奸",有些是"莫须有"罪名下牺牲品"汉奸".为还原该时期"汉奸"问题真相，作者试对该时期"汉奸"乱象进行如下类分。

　　（一）名副其实之汉奸

　　中英《南京条约》的第九款：赦免"汉奸","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2]32.郑剑顺先生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汉奸问题》中通过大量的史料也证实了该时期汉奸的存在，而且列举苏旺、刘相、陈秉均、刘福桧、虞得倡、方锡洪、顾保林、陈碌、陆心兰、胡江等有名实可按的汉奸[3]94.他们或勾结夷人，走私贩毒；或帮英军刺探情报；或为英军引路等。由此看出，在鸦片战争期间确实存在出卖民族利益，破坏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民族败类。

　　（二）阶级敌对之"汉奸"

　　少数民族建立的清王朝，由于长时间实行残酷的阶级统治，不断激起社会各阶层及会党等不同组织的强烈反抗。在鸦片战争中，因英"夷"的入侵",盐枭""义勇""社学""会党"等组织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反侵略斗争中[4]366,但这些组织（尤其是官府压制的"会党"）甚至仅仅不愿与官府合作时，立即又成为官府所指责的"汉奸".

　　（三）羁縻政策之汉奸

　　鸦片战争中，面对英军船坚炮利的武力威逼，军事上的节节败退，清朝最高统治者道光帝处于"剿""抚""剿"的回旋中，附和道光帝的决策，琦善、伊里布、奕山、杨芳等由主战转向坚决主和，并不惜用以假乱真、蒙混欺骗、谎报军情等手段力劝道光帝对英采取羁縻政策。因此他们中有些人也被时人和一些学者称为汉奸。一如琦善被弹劾为"天朝"的头号奸臣[5]870;又如余保纯汉奸案[1]305;再如颜崇礼为"羁縻"英军，主动向英军送牛羊、瓜果蔬菜、米面和银子等给养，有汉奸颜崇礼之说。

　　（四）民族歧视之"汉奸"

　　在鸦片战争中，旗人将领或旗人官兵更是借"汉奸"之名残害百姓。一如英军进攻镇江时，特别是 1842 年 7 月 15日英轮 2 艘初至时，海龄竟下令紧闭城门。逃难的民众因不得出城而抗议，他以"汉奸"罪名拘之，杀 13 人于小校场。而早晚在街巷中行走的民人，纵兵用鸟枪打死，又在城内大肆搜捕"汉奸".如是者六天，民怨沸腾，满汉矛盾激化[1]444.又如鸦片战争爆发后，清廷在征调军队的过程中，一些旗人将领，执其种族偏见，或诬良民为汉奸，或为守城，滥杀无辜，使百姓更不堪其扰累[6]599.

　　（五）民族意识缺失之"汉奸"

　　鸦片战争中，国家和民族的观念并没有成为民众奋起的旗帜[1]416.期间虽有三元里民众英勇抗英事件，但事件的起因是眼前利益受损而非民族之利害。正如时任浙江巡抚的刘韵珂在"十可虑"奏折中提到的：英军以小惠结民心，彼此相安，民众"转以大兵进剿为虑，是民间鲜有同仇敌忾之心[1]416".在整个鸦片战争期间，在英军"安民"、清统治"扰民"及羁縻政策下，一些民众向英军出售粮食、畜禽、淡水，以图获利；另一些民众为英军充当苦力，从事运输，以求工值，这些被清方文献斥为"汉奸"的民众，在交战地区几乎无处不有。甚至与英军交战之时，成群的民众躲在远处观看这难得一见的"西洋景",更是在英方文献中屡见不鲜[1]312.

　　（六）"莫须有"之"汉奸"

　　鸦片战争中，许多民众被"莫须有"地指为"汉奸",称为无辜的战争牺牲品。如清廷派奕山到广东作战，所调各路军队，"往往兵勇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难之人，兵或指为汉奸，或夺其财务，城内汹汹，几于机变"[7].此外，沙角战败系有"汉奸"参战的情报，导致一些海疆大员，把"虚有"的汉奸作为重要的防范对象。

　　二、"汉奸"乱象之探源

　　通过上文对此期"汉奸"的类分，我们不禁疑问是何种因素导致此"汉奸"乱象的出现？作者试从阶级与民族矛盾的交叉、歧视与羁縻政策的推行、传统与民族观念的局限进行浅析。

　　（一）阶级与民族矛盾的交叉

　　鸦片战争时期，面对西方侵略势力的入侵，国内的阶级矛盾本应有所缓和而服从于反侵略之大局。然吏治的腐败，战争的扰累及严重的灾害，反而形成"官与民，民与兵役，已成仇敌","一朝有事，不独官民不能相顾，且将相防，困苦无告者，因而思乱"的严重局面[8].在全国广大地区，人民群众反抗官府的斗争，不断发生。阶级矛盾的激化，提供了"汉奸"产生的土壤。如林则徐认为"内奸之敢于勾引，则由文武衙门得规包庇所致……奸民串通衙蠹，执法营私，而员弁亦复猫叔同眠，分肥故纵。"[9]

　　由于官府腐败，欺压、鱼肉人民，对外怯战妥协，所以严重缺乏凝聚力，使人心离异，造成少数人心理逆反，个人恩怨淹没了民族感情，不顾民族大义，背叛祖国，为虎作伥[3]97.同时汉奸又往往和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搅在一起，很难分辨。这就使得统治者感到"人情险恶","民情不附",惶惶不安，似乎到处都充斥着与他们作对、甘心从逆的"奸民",从而到处抓汉奸、杀汉奸。错杀、滥杀又进一步激化了广大人民与统治阶级的矛盾，溃散了民心[3]101.

　　（二）歧视与羁縻政策的推行

　　自满清入关，虽在民族政策上不断调整，但民族歧视的基调始终存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民族歧视也并未因英军的入侵而有所消弭。如在满汉官员权利的分配上：自林、邓被革职后，各省区主持军务者，基本上是以满人为主的旗员。广东先为琦善，后乃奕山。福建颜伯焘之后为怡良。浙江在定海陷后，则是伊里布、裕谦、亦经及杭州将军奇明保。江苏先后是裕谦、伊里布、牛鉴及京口副都统海龄、江宁将军德珠布。山东是托浑布。直隶为纳尔经额。奉天是盛京将军耆英。代表清廷与英方议和的全权代表是耆英、伊里布。主持军机处的是穆彰阿。上述十五人中，满员十一名，蒙员二人，汉人二人，即旗员约占 87%,汉员仅占 13%,满员则占 74%[6]604.在江宁议和时，竭尽全力推行妥协方针的穆彰阿被时人评论说："潘世恩（时为汉族军机大臣）、穆彰阿两中堂主和已定……然潘犹可驳，穆不可也[10].因民族歧视政策之推行，故在鸦片战争中，一些旗人将领、士兵借战争之借口，行抢掠、诬陷等民族歧视之实，很多无辜百姓沦为民族歧视之"汉奸".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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