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文彬，字筠圃，江西永新人，生于清道光元年（ 1821 年） ,卒于清光绪十九年（ 1893 年） ,得年七十三，清同治四年（ 1865 年） 中进士，曾任吏部主事。他前半生以教书为生，曾于永新、泰和、吉安、樟树、南昌等地书院讲学，盛年之余“中进士”方得入仕，其时“内外汹汹”,他亦“毫无所立”①，故不得不专心于着述，生平着有《明会要》、《明纪事乐府》、《永怀堂文钞》、《永怀堂诗钞》、《永怀堂制义》等近百卷。

　　同治四年，龙文彬开始编纂《明会要》，在“参酌二氏之式”（ 王溥《唐会要》与徐天麟《两汉会要》②） 的基础上，“退食之暇，缀拾旧闻”,积余生之力，终得“编次成帙”.本文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系统分析《明会要》编纂的基本原则、处理史料的基本规范，以及龙文彬严谨而周密的制度史观，以此深化对它的研究。

　　一、会要编纂的两条基本通则

　　（ 一） “随文而录”

　　在《明会要·例略》中，龙文彬指出相对于苏冕“初成《唐会要》四十卷”,“宋王祁公（ 王溥） ”通过“补其缺漏”与“整齐体例”,“续之成为一百卷”,使《唐会要》得以完整成书，因此视王溥为“会要”真正意义上的开创者。

　　龙文彬对《唐会要》的编纂方式进行总结，认为其突出成就，在于明确了会要体史书“随文而录”①的编纂通则。在龙文彬看来，《唐会要》之所以不设置总的门类，就在于王溥有网罗唐代典制史料的意图，因此他在编纂《唐会要》的过程中，把收录典制史料放在第一位，依据所掌握的唐代典制史料的内容性质与多寡情况，分设子目一一编入②，虽然其子目的设置，因数量较多而显得随意、杂乱，但却达到了扩大《唐会要》内容含量的目的。另外，龙文彬亦充分肯定了《唐会要》在类目中设置“杂录”的做法，即针对“不能概以定目者”的相关史料，通过设置“杂录”,把此类“归属不明”,但又有补充作用的史料，分别附于相关类目之后，起到补充说明的作用。基于以上王溥处理典制史料的做法，龙文彬用“随文而录”四字进行总结，就龙文彬而言，其中的“文”指的是典制史料，“随文而录”,就是一种具有开放性的分类设目的编纂方式，意在使会要体史书能够收录更多的典制史料。

　　龙文彬把“随文而录”视为《唐会要》在编撰方式上的创举，并认为这是《唐会要》较之《两汉会要》“内容详赡”的主要原因。正是基于这一认识，龙文彬在编撰《明会要》过程中加以继承，凡“一朝典故之关系最巨者”,他皆“按各总目排比增入”,如“嘉礼”门增入“经筳日讲”、“视学”、“旌表”等 3 个三级子目，“宾礼”门增入“蕃王来朝”、“蕃使入贡”等 2 个三级子目，“凶礼”门增入“夺情”、“谥法”等 2 个三级子目，“学校”门增入“宗学”、“社学”、“武学”、“书院”等 4 个二级子目，“选举”门增入“廷推”、“传奉”等2 个二级子目，“食货”门增入“庄田”、“加旅”等2 个二级子目，“兵”门增入“卫所”、“海防”等 2 个二级子目，“刑”门增入“厂卫”、“廷杖”等 2 个二级子目。《明会要》在 8个门类当中共增入 19 个新子目，皆是根据“随文而录”的编纂原则而收录的新内容。另外，对于“琐细事故无可隶者”的相关史料，则“亦以杂录附各条后”,对相关类目进行补充说明，据笔者统计，《明会要》相关类目后，一共设置“杂录”13 处。以上新增类目以及所设“杂录”,开拓了《明会要》的史学空间，有助于全面展示有明一代典章制度因革演变的整体面貌。

　　实际上“会要”采取这种开放性的编纂方式，在内容方面做到包罗万象，完整呈现一代王朝典章制度的因革演变，不但可以满足社会不断发展的客观需求，同时亦有助于实现会要体史书的自我发展。就此意义而言，龙文彬主张“随文而录”的编纂原则，基本上把握住了会要史籍的史学属性，体现了龙文彬依据史料内容创置史书体例的史学思想。

　　（ 二） “体从简严”

　　龙文彬认为“会要”自宋初王溥之后，惟有“临江徐氏继之”③，他尤为赞赏《两汉会要》“体从简严”的编纂特点，并视其为后世补撰前代会要的“规范”之作。因此他在编纂《明会要》的过程中，对《两汉会要》的编纂方法多有取鉴： 第一，赞成设置总类，构建系统的分类体系，使会要的编纂体例更加简明、系统。第二，通过鉴取他目，充实与完善会要的子目设置，使会要编纂体例趋于严谨、周密。

　　首先，龙文彬认为《两汉会要》编纂特点有二： 第一，首创“总目”、其下再“分系子目”的编纂方法，使《两汉会要》的编纂体例因“隶属分明”而趋于“体从简严”④。这种分门别类的编撰方法，显然较《唐会要》不分门类，只是随其内容分列若干细目的做法，更为严谨、更有章法。《两汉会要》以“总目”提领“子目”的编纂方法，开辟了会要编纂的二级分类体系，使原来混乱的体例趋于严整、简明，故龙文彬在编纂《明会要》的过程中，明确提出“总目从徐氏”,其赞赏态度可见一斑。第二，龙文彬认为《两汉会要》以“帝系”核心，前“礼乐”、后“蕃夷”编排顺序⑤，使《两汉会要》“总目”的设置秩然有序。实际上《两汉会要》的编纂，是以维护“帝系”为核心的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这是贯穿各门类前后编排顺序的一条思想主轴，其政治目的极为鲜明①。龙文彬赞许《两汉会要》以“帝系”为首的编排次序，认为这样一种政治态度鲜明的编纂方式，有助于对其他门类进行合理定位与次序编排。因此在《明会要·例略》中，龙文彬主张“天下之治，统于一尊”,明确指出会要的编撰宗旨，即维护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并基本沿用《两汉会要》“总目”的编排顺序，即“首之以‘帝系’”,次“礼”,次“乐”,次“舆服”,次“学校”,次“运历”,次“职官”,次“选举”,次“民政”,次“食货”,次“兵”,次“刑”,次“祥异”,次“方域”,终“外蕃”.其中仅对《两汉会要》个别门类进行微调，即“惟‘祥异’移后，列‘方域’前”.龙文彬依据典章制度之间的不同属性，以及各自统治功效的差异，把具有内在性与根本性的前置，外在性与手段性的后置，形成了以“帝系”为核心，前“礼乐”、后“外蕃”的编排次序，可以说这是一套既具有层次感，又顾及整体性的制度认知体系。

　　其次，龙文彬出于“经世”的目的，通过鉴取他目，使会要编纂体系趋于完备。一是鉴取王溥《唐会要》部分旧目，如“识量”、“忠谏”、“举贤”、“委任”、“崇奖”诸条，为王溥《唐会要》首创子目。这类子目所涉及到的内容，从形式上看确与总目“职官”风马牛不相及，因而徐天麟编撰《两汉会要》时，出于统一形式的考虑，摒弃了这类子目，即“为徐氏目中之所无”.但事实上，通过有序罗列大量的事例，且“皆颇载事迹”②，从典章制度的角度探讨选官、任官、为官、课官等方面的基本原则，指陈官僚队伍建设与政治得失之关系，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彰显了编撰者“鉴世”的心志，龙文彬显然认识到这一点，因此他在编撰《明会要》时，通过保留以上旧目以“备法鉴”.二是对于杜佑《通典》中的“兵之料敌、诱敌、间谍、向导”,以及“刑之决断、守正”③诸条，虽然既不见于王溥的《唐会要》，亦不为徐天麟《两汉会要》所收录，但龙文彬认为鉴取这些子目，并“实以事迹”,从典章制度的角度论述用兵、决狱之道，亦“足资稽核而备法鉴”.

　　龙文彬在徐天麟《两汉会要》编纂的基础上，通过设置总目、构建系统的分类体系，强化以“帝系”和核心的前后顺序，以及鉴取其他子目，完善会要的编纂体系等方式，把会要“体从简严”的编纂原则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版权所有：金英文案为您提供专业的论文代写、论文发表服务，秉承信誉至上、用户为首的服务理念，服务好每一位客户
本站部分论文收集于网络，如有不慎侵犯您的权益，请您及时致电或写信告知，我们将第一时间处理，邮箱：service@kingying.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