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1368 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元顺帝向北逃窜建立北元。为了巩固国防、稳定边疆，明朝先后数次北伐。 通过北伐，明王朝相当程度上解除了北方少数民族对中央政权统治的威胁，为明初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明朝的军事行动并未能彻底解决边患， 蒙古各部落依然保存有一定实力，不时南下骚扰明朝边境，明朝与蒙古势力的对抗贯穿有明一代。 明朝统治者最终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的漫长北部边防线上相继设立了辽东、宣府、蓟州、大同、太原、延绥、宁夏、固原、甘肃九个边防重镇，史称“九边重镇”.在这九镇之中，甘肃镇位置最为靠西，北接蒙古部落，西邻西域诸番部，在九镇之中面临的边防压力最为突出。这使得甘肃镇的政治、军事地位尤其重要，是明朝的边塞要地。 明王朝对甘肃镇大力经营。

　　在同西北少数民族交战的过程中，作为坐骑的战马的重要性也自然凸显。 据谢成侠先生的统计，明甘肃镇平常时期所配置的军马数达 29969, 在明朝 17个边防重镇中居第五位。①138如此数量众多的军马凸显了甘肃镇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对马匹供应提出了考验。因此明廷在甘肃镇采取各种措施保证军马的供应和有效管理，试论述如下。

　　一、官办监苑饲牧

　　在官牧军马方面，明朝依先朝惯例，设置官方机构进行管理。“牧于官者，为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及各军卫，即唐四十八监意。”②河西初定，明朝便着手规划军马饲牧和草场管理。“官牧之地曰草场。”②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冷龙岭北麓的大马营草原，是养牧战马的重要地点。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2 年），征西大将军冯胜攻克河西地区后，明朝将大马营草滩设为官办牧场，“在草滩边沿挖壕二百里，与民分界。”挖壕分界后的大草滩，以大马营为中心，西面包括山丹黑城（今霍城）、民乐永固城，东面包括肃南皇城滩、永昌高古城，北面包括焉支山全部。

　　洪武三十年，设置行太仆寺，主管马政。 永乐四年，又“置苑马寺凡四：北直隶、辽东、平凉、甘肃，”下辖六监二十四苑。③甘肃苑马寺下辖的宗水监、 祁连监、武威监、甘泉监等，各占有大草滩部分牧地。同时，明廷对于监苑级别做了明确的划分，根据面积广狭为三等：上苑牧马万匹，中苑七千，下苑四千。与此相应，甘肃苑马寺建立有完备的官职体系来更好地进行马政管理。 自此，明甘肃镇监苑规模达到最盛。

　　明中期以后，随着马政被破坏，马政机构改组，使得官办监苑养马业不复明初盛景。 针对这一状况，明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重振官办监苑马政。弘治十五年冬，任命太常卿杨一清为副都御史，督理陕西马政。②弘治十七年，杨一清“查得牧马草场原额一十三万三千七百七十七顷六十亩。 见在各苑。 止存六万六千八百八十八顷八十亩。 其余俱被人侵占。 ”④鉴于彼时甘肃苑马寺已并入陕西苑马寺，故杨一清统计数据应当包括原甘肃苑马寺的草场。特别是弘治十三年十月至弘治十六年六月间，各监苑因盗窃和死亡的马匹数量达三千二百八十三匹、亏欠驹三千七十三匹，马政弛废在这一时期最为严重。

　　针对严峻现实，杨一清通过清复牧马草场恢复马政。 先后核出荒地十二万八千多顷，并在武安苑新开辟二千九百多顷荒地。 通过多种举措不懈努力，西北地区监苑养马在他主政时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但这些改观在杨一清离职后不久便再遭破坏，官牧马政也在明中后期走向衰败。

　　监苑饲牧作为明代的官办养马制度，对于甘肃镇军马的供应意义重大，特别是明代中前期成为甘肃镇军马的主要来源。而通过国家建立官营监苑进行马匹养牧，使得地理优势得天独厚的河西走廊地区成为明代最重要的军马基地。

　　二、民间养牧

　　在官办监苑饲牧军马之外，明朝还广泛开展民牧军马。 “明制…牧于民者，南则直隶应天等府，北则直隶及山东、河南等府，即宋保马意。 ”②明朝在民间开展计户养马。 明廷视民众的家产、人丁情况，给予民众种马令其饲牧，十匹为一群，二匹公马，八匹母马。明朝政府每年会征收诞下的马驹，称为“备用马”用于配给将士。 若军队马匹充足，则将这些马驹寄牧于畿内府州县， 并通过定期检查马匹毛色、牙齿来判断其健康壮硕与否。马匹长至三岁时，由御史负责在其身上烫火印并优选出健硕良马。除计户养马外，明朝在北方还推行计丁养马。

　　纵观有明一代，民间养马对于明代军马供应是一个有效补充，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明朝土地兼并的愈发严重和草场的不断减少，明代民间养马数量也逐渐减少，“宣德后庄田日增，草场日削，军民皆困于孳养。 ”民间养马始终没有成为明代甘肃镇军马的主要来源。

　　三、茶马贸易

　　如前所述，甘肃镇地处边疆多民族地区，北接蒙古，西抵诸番。 这一地理位置一方面增加了甘肃镇的边防压力，另一方面也为从少数民族地区购买马匹提供了方便，使明廷逐渐形成“以茶治番”的思想。“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困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 有官茶，有商茶，皆贮边易马。”⑤正德年间都御史杨一清在上疏中奏：“以马为科差，以茶为酬价，使之远夷（为）臣民，不敢背叛。 如不得茶，则病且死，以是羁縻之，实贤于数万甲兵，此制西番以控北夷之上策也。”在明廷看来，茶叶是控制西番特别是藏族地区的重要资源， 通过垄断茶叶经营，可在茶马贸易中贵茶贱马，以低价获得大量马匹。

　　明代对茶马贸易进行管理的是茶马司，“茶马司，洪武中，立于川、陕，听西番纳马易茶，赐金牌信符，以防诈伪。 ”②洪武五年（1372 年），明政府在甘肃镇境内的秦州设立了第一个茶马司 （洪武三十年改设于西宁），以交换西北各族游牧部落出产的马，主要是与藏族地区的茶马贸易。 并规定每三年，明廷派出官员召集诸番核对信符进行交易。 至洪武末年，明朝与西番的茶马贸易交易马匹数达到一万三千五百余匹。这一可观数字直接反映出明初茶马贸易之兴盛，同时也给甘肃镇乃至整个明朝的战马供应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永乐年间，“禁稍弛，易马少”;正统末年，官营的茶马贸易开始衰落。 针对这一情况，弘治年间大学士李东阳有过如下论述：“金牌制废，私茶盛，有司又屡以敝茶绐番族，番人抱憾，往往以羸马应。宜严敕陕西官司揭榜招谕，复金牌之制，严收良茶，颇增马直，则得马必蕃。 ”②可见针对官营茶马贸易衰落，良马供应不足的情况，明廷试图恢复金牌制度让茶马贸易重回正轨，但收效甚微。

　　直至弘治朝陕西巡抚杨一清督理苑马，一并整顿盐茶贸易， 使茶马交易量回升。 “四年间易马九千余匹，而茶尚积四十余万斤。 ”②但这一改观并未持续太久，为了更好的管理茶马事宜，正德初年杨一清提议令巡茶御史兼理马政，并令行太仆寺、苑马寺官听其提调。该提议在初期也显现积极效果，但“后法复弛”,特别是正德朝，武宗宠待西域僧侣，破例允许西域人带私茶出境，对茶法产生破坏。 至嘉靖后期，“初制讫不能复矣”,官营茶马贸易最终走向衰落。②茶马贸易这一官营体制虽未能在有明一朝保持兴盛，但推行茶马贸易使明朝获利颇多，一方面安抚了西番，减少了甘肃镇边防隐患，另一方面获得了少数民族繁养的大量良马， 成为甘肃镇军马的重要来源。

　　四、其他来源

　　明甘肃镇的军马来源除了上述的官办监苑养牧、民间养牧、茶马贸易以外，还有如少数民族贡马、战争虏获等其它来源。少数民族贡马方面，永乐八年，明成祖亲征漠北，先后击败蒙古鞑靼部，鞑靼从此臣服明朝，每年向明廷贡马；永乐十二年，明成祖第二次亲征，重创瓦剌部，次年瓦剌向明朝贡马谢罪。 此外，西域诸国如吐鲁番、哈密等均曾向明朝贡马。 而明朝在和鞑靼、瓦剌等少数民族交战过程中，也缴获一定数量的战马。

　　综上所述，明甘肃镇作为边防要地，明朝通过各种方式保证其马匹的供应。 建立了以官办监苑为主体，民间养牧、茶马贸易作为补充的军马供应体系。而通过外交获取少数民族贡马和通过战争缴获马匹，也是甘肃镇乃至整个明朝战马来源的方式之一。通过以上方式获得稳定的马匹供应，明朝有效保持了甘肃镇的稳定，减轻了西北地区边患，使有明一代，特别是明中前期的甘肃镇和平与安定成为主流，也促进了西北地区的民族融合与畜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 谢成侠。中国养马史[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2] （明）陈子龙，等。明经世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