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宋蒙钓鱼城之战的历史地理学考察。

　　蒙宋攻守钓鱼城时段长达 36 年之久的战争早已成为中外军事史、 宋蒙关系史、 川渝地方史、 中国古代爱国主义思想史诸领域经久不衰的研究课题， 发表、 出版的论着数量相当可观。 其中有关钓鱼城的专题论文就有近 60 篇之多， 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术界对钓鱼城之战的高度重视。 就余涉猎所见， 宋蒙钓鱼城之战的研究目前已经扩展到军事史、 晚宋史、 建筑学、 兵器史、 戏剧、 文学、 民族史、 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 从历史地理学角度考察， 宋蒙钓鱼城之战与地理环境因素关系甚大， 比如南宋时期蒙古军南下的气候背景， 嘉陵江流域中下游的地貌地形、 植被、 水文、 山地石材、 水源等自然地理要素无疑是钓鱼城之战的环境基础， 而南宋中后期四川战场的空间分布及其变迁趋势、 军事移民、 民风、 民性、 军事后勤 （粮草） 供给、 水陆交通路线的通塞、 山城寨堡的修筑及其实效， 宋蒙双方对钓鱼城一带地貌地形的利用及其成败， 合州、 重庆 （府）、 钓鱼城 “山城” 防御体系中的供排水系统、 火力点的布署， 南宋钓鱼城功能区的构成， 合州、 泸州、 万州、 开州等南宋军事要地与后期宋蒙战争全局的互动关系， 气候、瘟疫、 士气等对战争的影响， 皆可成为从历史地理学角度研究宋蒙钓鱼城之战值得考量的角度和课题。

　　钓鱼城之所以坚守成功， 从客观条件而言， 特殊的地理环境作用甚大。 南宋学者度正曾对四川抗蒙的地理形势有精当的概括： “蜀之山川， 最为险阻。 所谓车不得方轨， 马不得成列， 一夫当关， 万夫莫向者。 谓如某隘戍若干人， 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容。 某堡戍若干人， 若干人之外往往不能用。”[ 1 ]卷 6 条奏便民五事钓鱼城位于今重庆合川区东北约 5km 的钓鱼山上， 三面环江， 四周皆悬崖峭壁， 地势十分险要。 据史志记载， “山在州治之东北， 渡江十里至其下， 其山高千仞， 峰峦岌岌， 耸然可观。 其东南北三面据江， 皆峭壁悬崖， 陡然阻绝。 修城之后， 凿山通道， 路曲之次， 方可登临。 其西南山稍低， 与此筑城， 高二十仞。”[ 2 ]卷 1 钓鱼城记在仍然处于冷兵器时代的 13 世纪， 这样的微观地形地貌是十分有利于军事防御的， 特别是对付习惯于草原、 平原骑兵作战而拙于山地、 江河用兵的蒙古军队， 南宋四川地区军民在地理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 而蒙古军则难以施展其骑兵长途奔袭、 大兵团迅猛包抄的军事之长。 对此， 蒙古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 早在蒙古发动进攻四川的战争前， 谋士游显就曾向蒙哥进谏： “巴蜀水则江流悍急， 陆则陟降山巘， 舟车皆不可施利， 馈继甚艰， 六军出此， 恐非万全之策。”[ 3 ]卷一六 《汪公神道碑》

　　但蒙哥踌躇满志，刚愎自负， 执意由四川攻宋， 对游显的谏言根本听不进去。 从微观地理而言， 钓鱼山上还存在不少的天然泉池， 水源丰富。 “西门之内， 因沟为池， 周围一百余步， 名曰天池。 泉水汪洋， 旱亦不涸， 池中鱼鳖可棹舟举网。”[ 2 ]卷 1 钓鱼城记这就避免了古代一般 “山城” 防御常常可能被困死的 “街亭” 式悲剧， 这是合州钓鱼城坚持抗蒙斗争重要的地理保证， 也使钓鱼城具有长期坚守、 易守难攻的特点[ 4 ]; 同时， 合州与重庆府之间有川东南交通大动脉嘉陵江沟通两座抗战城堡， 其距离不过 50km. 南宋四川帅司极为重视嘉陵江的军事价值， 直到南宋末期嘉陵江下游仍然保持着运输通畅。 在蒙古围困钓鱼城期间， 南宋四川制置司曾经数次派兵冲破封锁， 增援合州， 给钓鱼城以极大的援助和精神支撑， 因而嘉陵江在钓鱼城抗击蒙古之战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此外， 在蒙哥大汗亲自指挥进攻钓鱼城期间导致其最后败亡的原因上， 局部地域的小气候因素也不容忽视。 据史志记载， 开庆元年 （1259 年） 四月， 钓鱼城曾经连续雷雨 20 余天， 给攻城蒙军以极大的困扰。 该年七月， 合州一带气候异常炎热蒸闷， 蒙古军久屯孤城之下。 又值酷暑之季，军中疟疾、 霍乱、 痢疾等疾病流行， 就连蒙哥大汗也染病在身[ 5 ]宪宗纪。 气候对蒙古军极为不利， 也使蒙哥急躁焦虑、 孤注一掷以致亲临危地， 继而败亡。 还有， 从更为宏观的南宋后期四川盆地军事地理上看，合州钓鱼城并非孤立的存在。 在宋蒙战争前期， 蒙古军大规模侵犯蜀地， 虽然成都及许多平原州县相继陷落， 但形成孤岛状的南宋守军仍然在顽强抵抗， 利用地形积极地组织山地防御战， 并获得很大的成功。

　　当时修筑有不少着名的山地防御城堡， 其中以苍溪大获城、 通江得汉城、 金堂云顶城、 果州青居城、 蓬安运山城、 泸州神臂城、 合州钓鱼城、 夔州白帝城等所谓 “川中八柱” 最为着名。 这些抗蒙山地城堡互为犄角， 遥相呼应， 牵制蒙军， 有效地阻遏了蒙古迅速南下灭亡南宋的 “平宋” 战略。

　　对蒙哥在四川的败亡， 蒙元着名人士郝经曾从地理角度有过沉痛的分析， “其初以奇胜也， 关、 陇、江、 淮之北， 平原旷野之多， 而吾长于骑， 故所向不能御。 兵锋新锐， 民物稠伙， 拥而挤之， 郡邑自溃，而吾长于攻， 故所击无不破， 是以用其奇而骤胜。 今限以大山深谷， 厄以重险荐阻， 迂以危途缭径， 我之乘险以用奇则难， 彼之因险以制奇则易。 况于客主势悬， 蕴蓄情露， 无虏掠以资， 无俘获以备役， 以有限之力， 冒无限之险， 虽有奇谋秘略， 无所用之， 力无所用。 ……泰山压卵之势， 河海濯热之举， 拥遏顿滞， 盘桓而不得进， 所谓强弩之末， 不能射鲁缟者也。”[ 6 ]卷 32 东师议应该说蒙哥发动四川战役的总体战略是失败的， 其中对川东南地理因素的忽略是其败亡的一个重要因素。 如今 700 多年过去了， 这些抗蒙城堡的不少遗迹仍然保存完好， 昭示着山地防御战的不朽意义。 宋蒙钓鱼城之战是南宋四川军民顽强抗击异族 100 余年战争 （宋金、 宋蒙两阶段战争） 的缩影， 也是中国古代军事地理学、 山地防御战研究的典型案例。 钓鱼城能在南宋国势江河日下、 蒙古军横扫欧亚大陆的大背景下 “挽狂澜于既倒”, 屹立于嘉陵江之畔长达 36 年之久， 并且在南宋王朝已经宣告灭亡、 元朝已经一统天下之后仍然撄城自守， 最后守将王立在复国无望的情况下， 为保全全城军民性命， 被迫放弃抵抗， 归降元朝西川行辕。 这一中外战争史上可歌可泣的传奇历史， 同样值得从历史地理学特别是历史军事地理学角度进行深入的探讨。

　　二、 钓鱼城之战中的 “炮战” 新议。

　　钓鱼城何以成为南宋抗蒙战争的中流砥柱？ 何以能够创造 36 年顽强屹立的军事奇迹？ 与川北诸抗蒙城堡纷纷溃败归降相比， 是什么原因和力量支撑合州钓鱼城坚守？ 除坚韧不拔的爱国 “抗战” 精神外，是否还有技术层面的原因？ 南宋宋蒙战争前期， 陕南、 川北诸关隘和城堡相继失守， 主要原因是南宋四川的抗蒙军队在战争初期对蒙古骑兵的军事行动、 战术特点不够熟悉， 同时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估计不足， 因此苦竹隘、 大获城、 运山城、 青居城等纷纷失守， 而钓鱼城的筑城防守则是在南宋军民与凶悍的蒙古军经过较长时间的战争实践， 特别是在总结南宋频频军事失利和蒙古军战略特点的背景下的军事筹措， 显示出南宋山地防御战的逐渐成熟。 钓鱼城防御战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总结的重要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 其一是 13 世纪 50 年代， 蒙古已经深入西南地区大部， 嘉陵江中游合州一带已经成为扼守南宋川东乃至夔峡防线的关键。 若合州、 重庆、 夔州再失守， 南宋的长江上游防线必然大门洞开，南宋灭亡将指日可数。 其二是南宋川峡爱国志士孟拱、 余玠、 王坚、 马千、 张钰等将领吸取宋军在陕南、川北军事失利的教训， 将合州钓鱼城作为长期抗击蒙古的最重要的堡垒营建。 他们经过长期的深思熟虑，充分利用钓鱼城山地的地形特点科学筑城， 对城防的城门守备、 攻防节点、 水源、 地道等皆有精心的布防安排， 因此， 能够对付蒙古军一次次的猛烈进攻。 南宋时期正是中国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热兵器时代转化的重要阶段， 炮战在钓鱼城防御战特别是导致蒙哥大汗的败亡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一些学者认为钓鱼城的 “炮” 是中国古代的抛石机， 如果真是如此， 则仍然是冷兵器时代的产物， 对此我们认为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从宋代兵器发展史角度看， 早在北宋仁宗时期曾公亮所着军事学专着 《武经总要》 中就记载有一种叫 “霹雳炮” 的重型杀伤性武器， 并对其制作方法及其材料有具体的说明。 “霹雳火球， 用干竹两三节， 径一寸半， 无罅裂者， 存节勿透， 用薄瓷如铁钱三十片， 和火药三四斤， 裹竹为球，两头留竹寸许， 球外加傅药。 若贼穿地道攻城， 我则穴地迎之， 用火锥烙球， 开声如霹雳， 然以竹扇簸其烟熖以熏灼敌人。”[ 7 ]前集卷十二守城概括地说， 这种 “霹雳炮” 是以火药为爆炸物， 以 “薄瓷” 即瓷器碎片为弹丸， 以巨竹为炮筒， 通过远程发射， 对付攻城之敌。 这是中国兵器史上由冷兵器向近代枪炮等 “热兵器” 过渡的重要见证。 据黄时鉴研究， 早在南宋初期的宋金战争中火药就已经在攻城战斗中普遍地运用 . 火炮在中世纪的城市攻防中意义甚大。 陈规 《守城录》 说： “攻守利器， 皆莫如炮。 攻者得用炮之术， 则城无不拔； 守者得用炮之术， 则可以制敌。 守城之炮， 不可安在城上， 只于城里量远近安顿； 城外不可得见， 可以取得。 每炮于城立一人， 专照斜直远近， 令炮手定放。 小偏则移定炮人脚， 太偏则移动炮架； 太远则减拽炮人， 太近则添拽炮人。 三两炮间， 便可中物。 更在炮手出入脚步， 以大炮施小炮三及三百步外。 若欲摧毁攻具， 须用大炮； 若欲害用事首领及搬运人， 须用远炮。 炮不厌多备。 若用炮得术， 城可必固。 其于制造炮架精巧处， 又在守城人工匠临时增减。”[ 9 ]卷 2 陈规， 守城机要在宋蒙战争中， 宋蒙双方均在使用 “炮战”, 并且发挥了不同寻常的作用。 在襄阳之战中， 元军的 “回回炮” 威力巨大， 时人称之为 “天雷”. 《元史》 卷 126 《阿里海牙》 记载， 元将阿里海牙进攻襄阳， 云梯、 地道战皆无成效， 最后用 “炮” , “一炮中其谯楼， 声如雷霆， 震城中， 城中汹汹， 诸将多逾城降者。 ” “声如雷霆” 显然并非单纯的抛石机所为， 而有火药爆炸的功效。 到南宋末年宋元最后一战即着名的涯山海战中， 宋元双方更是使用 “火箭”, 即用火药作为发射动力并且有较大爆炸杀伤力的 “热兵器”. 文天祥当时被俘在敌酋张弘范战舰上， 亲眼目睹了此海战的情景， 并作诗记之。 其中就有 “一朝天昏风雨恶， 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 流尸漂血洋水浑。”[ 10 ]卷 19 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某坐北舟中向南痛哭为之诗曰这种实景记录， 元军方面的前敌主帅张弘范后来也有类似的回忆， “炮轰如雷， 矢下如雨， 龙骇鱼惊， 蛟奔鲸遁。 不三四时， 彼军大败。”[ 11 ]卷 13 平崖山记早期 “火炮” 在战争中的威力与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导致 1259 年蒙哥之死的攻防战中， 宋军王坚使用的 “炮” 虽然各种史乘文献没有明确的记载， 但从汪德臣、 蒙哥为 “炮风” 击中殒命的情形看， 应该并非 “抛石机”, 而是具有火药爆炸功效的 “火炮”. 这种推定， 依据有二， 其一是在合川钓鱼城遗址上， 宋军制造火药的 “九口锅” 遗迹至今犹存， 而且经过中央军委的专家认定。 其二是钓鱼城的诸多文献记载都提及蒙哥中 “炮风” 而受重伤。 如附载于万历 《合州志》 卷 1 《无名氏记》 言：

　　“宋将军王坚婴 （撄） 城固守， 百战弥厉”, 蒙哥窥探宋军兵营， “为炮风所震， 因成疾， 班师至悉军山，病甚”, 旋即告薨。 乾隆四十年 （1736 年） 陈大文作 《钓鱼城功德祠碑》 云： “宪宗为飞石所中， 致疾而殂。 ” “声如雷霆”, 应该是弹丸落地后巨大的爆炸声， 也即王坚钓鱼城军营发射的火炮爆炸后的巨大的爆震效果， “炮风” 则是火药爆炸后产生的巨大冲击波和能量， 如果仅是抛石机所为， 当不会有这么强大的杀伤力。 所以， 钓鱼城发射的应该是 “火炮”, 至少也是混杂有火药爆炸物质的 “石矢”, 而非传统抛石机抛出的石块。【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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