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领所”全名为总领某处军马钱粮所，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是南宋特有的军需供馈机构。初置时是为了缓解地方政府对军队军需供馈的乏力，至绍兴十一年政局稳定后，为了恢复以文制武的祖宗家法进而制度化。有关总领所的研究，国内的学者将目光放在了总领所的隶属关系及个体的总领所的职能上，如张星久 《关于南宋户部与总领所的关系》关注户部总领所之间的隶属问题，奠定了国内关于总领所的定性---户部的派出机构。袁一堂 《南宋的供漕体制与总领所制度》一文从南宋初期供漕体制的变化、间接地概论了总领所的基本面貌，并对总领所定性--- “总领所是在特殊的背景条件下形成的以供军为主要目的、兼有多方面职能的综合性财赋管理机构”.何玉红《试析南宋四川总领所的职能》则是论述总领所在四川及南宋这个历史大背景下权力延绵所引起的职能在军政、财政、行政方面的游离，举一反三窥知东南三大总领所的影像，霍香君 《南宋湖广总领所》，主要关注的是湖广总领所的职能等。国外的学者则将目光放在了个体总领所考察及其职能上，如内河久平 《南宋总领所考》； 川上恭司 《关于南宋的总领所》； 内山正博 《关于总领所设置的一点考察》。二者均未专门关注总领所的设置成因及建制这两个能对总领所作一概貌了解的方面。因此，笔者将通过讨论总领所的设置成因及建制沿革两方面对其概貌做一建构。

　　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战略上就是受后勤供给的制约，后勤又以粮食为最。

　　臣窃以强敌授首中外大庆，惟是军食一事不可不虑……若诸葛亮用兵如神，每以粮道不继师出无功……则粮者，实兵之急务也……[1]正所 谓 “御 敌 者 在 兵，而 所 以 聚 兵 者 在食。”因此，军粮馈运就成为战争胜利与否的一个关键因素，上升到了战略性的军事规划之中。

　　一、南宋初年混乱的经济基础。

　　南宋初年，延绵的战事使社会基层经济结构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状态。如（ 茶陵县） 人口凋零十无八……[3]金州残弊特甚，户口无几……[4]南宋政府不但需要挽救、调整崩溃的社会经济，而且还需要面对财政管理系统内部的多头之政。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南宋建立初期，中央政府由于战争原因，将部分财赋的征调权下放，中央的全国财赋管理权被削弱，中央集权的政治意识受到一定程度的挑衅。建炎四年，宰相范宗尹建议与诸将暂时实施“建藩分权”,给与他们部分便宜行事之权。“诸镇除茶盐之利，国家大计所系、所入并归朝廷及依旧制提举官外，其余监司并罢所有财赋，除上供钱帛等合认数送纳与权免三年，其余并听本镇帅臣移用，更不从朝廷应副。”

　　由此，南宋政府就失去了湖北、淮南、京东、京西等路的财赋管理权，从而分散了南宋中央对全国财赋的整体统筹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南宋政府却谁敢其何。由于南宋建立初期宋金战争的持续，宋廷的财政整体上处于上供财赋无源可稽，州县各自为政，包揽境内的各种赋税收纳，大量侵吞国家财富，国家的经济主导权绝大部分掌握在个人、利益集团势力的手中。

　　中央财政管理权的主观和客观上的下移，导致南宋朝廷从全国层面统筹时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顾前不顾后。然而，作为支撑南宋朝廷的军队，它们混乱的军政则从另一个侧面加剧了政府条理财政管理的行为。闻军兵所屯之地发掘坟墓鞭尸暴骨，旁无百里间鲜有免者。

　　张俊自明引军至温，道路鸡犬为之一空，居民闻其来，逃奔山谷，数百里间寂无人烟； 韩世忠逗留秀州，放军四掠，浙西为之骚然，至执缚县宰以取钱料，平江府自城而外无不被害。

　　官军盗匪式的 “就粮于民”,进一步扰乱社会基层经济。时人评价到： “（ 建炎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州县畏威暴敛，民力重困……毁撤民居，以为蒸薪，强市饮食，不还价值，甚至攫拿财物，诱掠妇女……”军队种种盗匪式的行为严重影响社会基层经济结构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进而干扰到军队供馈的有效性，形成供给疲软的恶性循环。

　　南宋初年在金军的军事进攻下，赵构政府承受着巨大的财政压力，种种权宜的战时政策造成其财政管理权力从中央下移到地方，导致财赋正常的征调丧失了制度上的依托，各种权力掺挤到财政管理系统中，使国家财政管理正常化迟滞。但从另一方面看，南宋初期国家财政管理的无序化打破了北宋固有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管理权的分配原则，从而迫使赵宋政权的重建者不得不重新考虑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关系。

　　二、赵宋的政局考虑。

　　（ 一） 考虑的出发点---祖宗家法。

　　南宋学者叶适曾评价本朝的政治意识：绍兴更新以致于今日； 然观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议论，提防局论，孰曰非矫唐末而惩五季也哉。而本朝之所以立国定制、维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动者，皆以惩创五季而矫唐末为言。武职的任何行为皆必须时刻归属于文官体制。这一政治意识起源于赵宋开国、建制的两位君主---宋太祖和宋太宗，他们目睹了 “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五代时期，而其内部屡生变乱、政权频繁更迭教训成为其须臾难以忘怀的。并且宋太祖与宋太宗等人又事实上是五代时期成长起来的职业军阀，他们并非凭借 “真龙天子”的高贵血统，而是倚持自身掌握的军事实力发动兵变登基的。因此太祖、太宗设范立制的出发点主要是出于对五代十国前车之鉴的考虑，大体上是在 “专务以矫失为得”的原则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即如何防范文武重臣的篡夺之祸； 如何防止人事、财政、军政等国家大权的旁落等等。而且，追念祖宗，严守祖宗之制被宋代历朝奉为圭臬。朱熹曾对赵宋政权的此种做法说道： “于古制虽不能守，然守得家法却极谨。”

　　（ 二） 考虑的制度背景---祖宗家法影响下的赵宋军政国策。

　　北宋的军制是枢密院三衙体制，枢密院是宋代主管军机事务的最高机关。据 《宋史·职官志》：“枢密院主要掌管军国机务、兵防、边备、戎马之政令，出纳密命，以及侍卫诸班直、内外禁兵的招募，阅试迁补、屯戍、常罚等事”. “三衙”指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其职能是掌管殿前诸班直及步骑诸指挥名籍，包括统制、训练、番卫、戊守、迁补、赏罚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到： 枢密院---三衙体制巧妙地把兵权一分为二，“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 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有调兵权的枢密院不掌管军队，掌管军队的三衙却调不动兵，遇有战争，由皇帝任命率臣领兵出征，从而实现了 “发兵之权”与 “握兵之重”的分离，使兵权直隶于皇帝一人。南宋大臣李纲曾论道：

　　“祖宗之时，枢密院掌籍、虎符，三衙掌诸军，率臣主兵柄，各有分守，所以维持军政，万世不易之法”.

　　据此，可见宋人认为这种互相牵制的体制造就了北宋 “百年而无兵患”的社会，是国家政治稳定的保障。

　　（ 三） 南宋初年政府的应变。

　　在金军不断地入侵下，宋廷固若金汤的以文制武国策遭到了彻底破坏，这从南宋初年军制的变化中可以寻迹。建炎初年，在抗金斗争中，诸大将逐渐加强个人对军队的控制，以至形成了 “泗州之兵，事无大小则知有张俊； 楚州一军，则知有韩世忠； 襄阳一军，则知有岳飞； 殿前一军，则知有杨存中的局面。”

　　军队类似于大将的私人部曲队伍，甚而宋廷中央政府对各大将的具体兵马人数一无所知。（ 绍兴二年） 二月庚辰， “诏内外诸军，并各供具人马、衣甲、器械总数，及开坐统制、统领官所辖数以闻，自今每军月具籍申枢密院。时吕颐浩以诸大将专兵难制，故举旧制行之，然终不能得其柄”.直到绍兴十一年收了兵权后，宋廷才得以查清各大军队的确切人数。这一现状是时刻铭记家法的赵宋政权不堪忍受的，并且也是文臣官僚体制所不能容忍的。

　　建炎初，大臣季陵就指出， “今将帅拥兵自卫，浸成跋扈……凌轹官吏，莫敢谁何。[4]

　　绍兴元年，汪藻上书言： ”今诸将之骄，枢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后，方有劳圣虑。孔子所谓： 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蔷之内也。

　　从上面南宋初年大臣的言论看： 南宋政权从它建立的那一刻起，文臣们就已经开始关注文、武之间的关系了。为了防止武将们握兵自重、位高震主，南宋朝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恢复以文制武的体制。在四川，绍兴四年，宋高宗派王似、卢法原出任川陕宣抚处置副使，以监督和节制都统制吴玠。 “川陕宣抚处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人望素轻，颇不为都统制吴玠所惮”,[9]高宗为此亲笔赐书要吴玠遵守 “尊卑之分”,说 “羊祜虽居大府，必任王睿以专征伐之图； 李朔虽应殊员力，必礼裴度，以正尊卑之分。”[9]

　　而对韩世忠、岳飞等官高权重的大帅，宋廷虽没有派遣地位更高的文臣来节制他们，但利用皇权意识进行影响。这从绍兴十一年初张俊入觐时，宋高宗对其讲的一番话可以看出，“上问曾读郭子仪传否？ 俊对以未晓。上谕云： 子仪方时多虞，虽总重兵，处处而心专朝廷，有诏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身享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之重而轻视朝廷，非特子孙不享福，身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

　　观此，正如宋高宗说： “刘豫败北，朕不足喜，而诸将知尊朝廷为可喜也。”

　　从上面多侧面的考察可以看到，总领所设置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应对军需供馈体制的疲软及南宋新形势下的国防需要； 另一方面是源于宋廷的政治意识和祖宗家法的贯彻。高宗绍兴十一年外部战事的停止，朝廷基于对战争时期迅速膨胀的武将势力的和平瓦解及控制，以全力供馈军需为由设置了新机构---总领所，并在新机构长官的职衔上增加了 “专一报发御前军马文字”这几个文字进而表达出宋廷的真正的想法---使其 “不独职馈饷”,从而以便其对各支国防军起到监察的作用。

　　换句话说，南宋政府借此增添了一条直通的军队信息监察渠道，变通的运用了宋太祖以执其财用为先而制藩镇这一理念，将总领所的 “单一”军需供馈职能衍伸出监察权力，进而制衡了新型的国防战区防御体系的长官权力的无外围的扩张。所以，总领所的设置是因势而生，追随于南宋的政治格局。【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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