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国时期，北方长期处于分裂割据。各民族政权互相争夺地盘，战乱频仍，人民饱受战乱流离之苦，身心遭受巨创。而汉末魏晋以来，作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的儒学，所提倡的天人感应、大一统学说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尽显苍白无力，已然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传统的儒学无法解决现实的苦难问题，处于水深火热的民众迫切需要新的精神寄托。

　　两汉之际传入中国的佛教，提倡“因果轮回”、“众生皆苦”“、断除欲念”等说教，对于残酷现实社会下的精神空虚、企望救赎的民众不失为一剂良药，因此，这一时期，佛教被广大民众接受，并广泛传布。同时，十六国的统治者，他们在占据北方，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尊崇儒家学说，用汉族传统儒家理念治理国家，但是，由于他们中大部分从小受佛教浸染，从而视佛教为本民族与汉族的正统儒学相区分的宗教，提倡佛教信仰，可以增强本民族内部的凝聚力，兼之，佛教的教义不仅符合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的心理，而且也有利于上层统治者巩固统治，因此，他们亦大力提倡佛教。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下层民众的普遍精神需求及上层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一时期的高僧佛图澄、释道安、鸠摩罗什及昙无谶，他们或凭借咒术，或依靠高深的佛教理论，得到了帝王的尊崇与信任，进而依附于国家政权。就十六国时期国家政权与佛教的关系学界多有论述，这些研究成果从多角度不同层面论证了国家政权与佛教的关系，为笔者写作此文提供了颇多的借鉴和有益的启示。笔者选取了后赵政权与佛图澄、前秦政权与释道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及北凉政权与昙无谶这四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政权与高僧，试图通过对不同地域、不同时期两者关系的探讨，窥视在国家政权与佛教高僧结合的过程中，帝王崇佛的实质、两者的关系及国家政权与佛教结合的模式等方面问题。

　　一、后赵政权与佛图澄。

　　十六国政权中，后赵的石勒、石虎是最早提倡佛教的统治者。后赵创建者石勒系羯人，羯人先崇奉祆教，后亦以佛教为尊。石勒性情残暴，以杀掠为威，当时很多沙门都惨遭杀害。高僧佛图澄“悯念苍生，欲以道化勒”,[1]（P345）于是来到了石勒门下。

　　佛图澄“西域人也，本姓帛氏，少出家，清真务学。”[1]（P345）他不仅是一位得道高僧，而且善使符咒，能“役使鬼物，以麻油杂胭脂涂掌，千里外事，皆彻见掌中，如对面焉。”[1]（P345）当时，石勒的大将军郭黑略笃行佛教，为了接近石勒，佛图澄先投奔到其家。郭黑略对佛图澄礼遇有加，并且受五戒，行弟子之礼。随后佛图澄为郭黑略出谋划策，使其在政治、军事上屡创佳绩，这些引起了石勒的注意。藉此，在郭黑略的引荐下，佛图澄面见了石勒。佛图澄知石勒不信奉佛教，遂用道术征服石勒。据《高僧传》载“:佛图澄取应器盛水，烧香咒之，须臾生青莲花，光色曜目，勒由此信服。”[1]（P346）从中可知，率先促使佛图澄信服的不是佛教的哲学教义，而是灵异事件。随后，佛图澄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及超人的方术赢得了石勒的尊崇与信任。尤其在建立后赵政权后，石勒对澄“益加尊重，有事必咨而后行，号为大和尚。” [1]（P348）后赵建平四年（333 年），石勒死，后继者石虎虐杀侄子石宏，窃取帝位。石虎的残暴与石勒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亲眼目睹在佛图澄的帮助下石勒登上帝王之位，并且使政权得以巩固。故此，石虎更是倾心事佛图澄，对其尊崇极致。“衣澄以绫锦，乘以雕辇，朝会之日，引之升殿，常侍以下悉助奉舆，与太子诸公扶翼而上，主者唱大和尚，众皆起，以彰其尊。又使司空李农旦夕亲问，其太子诸公五日一朝，尊敬莫与。” [2]（P1194）石虎对佛图澄的礼遇与尊崇是基于佛教对其巩固政权所起的积极作用上，认为崇佛就能够遂己所愿，就能够使自己的统治稳如磐石。一旦有危难，则对佛教就持怀疑否定态度。如当东晋出兵临淮，当时是四面受敌，三方告急，人心惶惶，石虎愤怒之极，说“:吾之奉佛供僧，而更致外寇，佛无神矣。”[1]（P350）佛图澄一心向善，志宏大法，不仅影响着后赵石勒、石虎政权，而且也引导后赵民众的精神世界，导致“中州胡晋略皆奉佛”.[1]（P346）并且因佛图澄善施法术，在后赵人民中很有威信，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威慑作用。以至后赵人民在一起就说“:莫起恶心，和尚知汝”.[1]（P349）凡是佛图澄所在之地，“无敢向其方面涕唾便利者”.[1]（P349）这样的效果，是石勒、石虎的统治达不到的。佛图澄运用佛教、法术征服了民心，有助于后赵的统治，故其在后赵赢得极致的尊崇。石虎还打破汉魏旧制，允许汉族人出家，“夫制由上行，永世作则，苟事允无亏，何拘前代。

　　其夷赵百蛮，有舍于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士。”[3]（P130）这是佛教在中国发展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奠定了佛教在汉族扎根的基础。

　　佛图澄在中原传教弘法 38 年，几与后赵政权相始终。其在中原期间，为了劝化石勒，主动接近石勒，利用佛教神通及高超的智慧征服了石勒，使自己逐渐成为后赵政权集团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他在辅佐石勒、石虎期间，处理化解了后赵的多种矛盾，在赢得了后赵人民的信任与尊崇时，也树立了威信。他积极参与后赵国家政治，使佛教置于国家政权的庇护之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使佛教得到快速的发展。当时“受业追游，常有数百； 前后门徒，几且一万。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弘法之盛，莫与先矣。”[1]（P356）后赵国家，成了中外佛学文化交流中心。

　　二、前秦政权与释道安。

　　前秦由氐族人苻健于公元 350 年在长安建立。

　　氐族具有悠久的历史，长期与汉人杂居相处，汉化程度很深。苻健即位后“问民疾苦，搜罗俊异，宽重敛之税，弛离宫之禁，罢无用之器，去侈糜之服，凡赵之苛政不便于民者，悉除之。”[4]（P214）关中逐渐发展起来。公元 357 年，苻坚即位。苻坚是一位汉化程度极深的少数民族领袖。他运用儒家理念治国，重用汉族名士王猛，逐渐统一了分崩离析的北方，“初坚承石氏之乱，至是民户殷富，四方略定，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沙漠”,[1] （P182）此时，国家昌盛，政治清明。

　　由于氐族人聚居的陇右地区是佛教东传的重要场所，氐人较中原地区更早接受并信仰佛教，同时，佛教在经过后赵石勒、石虎政权的大力追捧，不仅得到广泛的传播，而且已经深入人心，所以苻坚在推崇儒、道外，又提倡佛教，综合运用儒、道、佛来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早在苻坚即位之初，就赠送“戒行修备” [5]（P2）的比丘尼智贤价值百万的袈裟。又对居于泰山金舆昆仑山的高僧僧朗礼遇有加，在整顿全国僧侣之时，特别指出“:朗法师戒德冰霜，学徒清秀，昆仑一山，不在搜例。”[1]（P190）而对能够预知天文的西域高僧僧涉更是念念不忘，在僧涉去世后，先秦遭遇大旱，苻坚感慨道“:涉公若在，朕岂焦心于云汉若是哉？此公其大圣乎！[1]（P374）当然，在苻坚统治先秦之时，其对高僧的尊崇和信任莫过于释道安。

　　道安，姓卫，自幼父母双亡，由外兄抚养。12岁出家，24 岁到后赵邺都拜佛图澄为师，之后，南下襄阳弘法，跟随他学佛法的数百人多是晋宋名僧。其着作颇多，主张僧侣以释迦摩尼之”释“为姓，制定戒律、僧团生活轨制，开创了中国佛教新的制度。其弘法方式，主要是”因风易行“,即”随俗弘法“.

　　释道安在当时已经是学识渊博、随徒众多、影响深远的一位高僧，为此，苻坚对释道安早有拉拢为其所用之意。在释道安率领徒众到达襄阳不久，苻坚即对其示好”: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张“[1]（P179）与道安。苻坚这样做是有其强烈的政治目的的，他曾讲”襄阳有释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1]（P181）建元十四年（379 年），苻坚派遣苻丕南攻襄阳，俘获了当时名僧释道安。苻坚非常看重释道安，其言”: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1]（P181）即释道安和跛脚习凿齿。习凿齿，亦是当时襄阳名士，而苻坚却视其为”半人“,足以可见苻坚对道安的重视程度。

　　释道安到达长安后，被迎居五重寺，”僧众数千“,[1]（P181）并且苻坚下令”学士内外有疑，皆师于安“,[1]（P181）以至长安流传着”学不师安，义不中难“[1]（P181）这样的说法。由此可见，释道安在长安的影响之大，堪称前秦国师。而苻坚对释道安更是礼遇有加，尊崇之至。一次，苻坚欲与释道安一同乘辇，权翼认为不符合礼仪。苻坚说”:朕举天下之重，未足以易之。非公与辇之荣，此乃朕之显也。“[2]（P1402）苻坚统治前秦 29 年（357-385）中，除了奉行儒家的治国理念外，对佛教也是尊崇有加，这主要归因于佛教在巩固统治、麻痹劳动人民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而佛教要想进一步发展壮大也必须依靠国家政权的支持，尤其是在战乱频仍的十六国时期，佛教徒性命堪忧、生活给养困难，更需要国家政权的庇护。正如释道安曾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国事难立“.

　　三、后秦政权与鸠摩罗什。

　　公元 386 年，羌人姚苌取长安，建立后秦国。羌族与氐族一样，汉代以来亦聚居于陇右地区，较早接受佛教信仰。姚苌建立后秦政权后，忙于与先秦打仗，无暇旁顾。至其子姚兴之时后秦达到了鼎盛。姚兴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颇有建树的帝王。其在位22 年间，内修政事，外兴武功，推崇文治，使后秦发展成为十六国时期的强盛国家。姚兴在政治上亦以儒、道为本，但又大力提倡佛教。在其即位后，礼遇高僧，潜心修佛，尤其印度高僧鸠摩罗什在关中期间，后秦佛教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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