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武宗 （在位时间公元 841-846 年） 是中国历史上“三武一宗”反佛浪潮中对佛教打击最为彻底的一个君王，“会昌灭佛”以会昌五年最为狂热，使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受到前所未有的重创，同时也给了道教一个新的发展空间，使释道斗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会昌灭佛”的历史原因有经济根源，个人原因和战争负担三个方面。

　　一、经济根源

　　寺院经济的膨胀，僧侣阶层与以皇帝为代表的世俗统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产生冲突。

　　唐初开始实行均田制，“凡道士给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如之”,国家正式承认寺院经济属于社会经济的一种成分，寺院的免役免赋等特权也保留下来，因此导致寺院急剧膨胀，人口大量涌入佛门。

　　唐代的寺院经济主要是以田产为主，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一是朝廷的敕赐；二是官僚豪富的捐献，或是他们自带部分田产，设置寺院，招集僧徒，耕种土地。三是僧侣地主的购置与巧取豪夺。

　　此外，城市寺院还兼有经营活动，也有残酷的盘剥行为。各地寺院广占田地，会昌年间，陇州大像寺“管庄大小七所，都管地总伍拾叁顷伍拾陆亩叁角”,长山县 （今山东） 醴泉寺“有庄园十五所”,寺院经济的日益庞大，给释门大师们提供了特定的势力范围和物质基础。

　　寺院土地的扩大和僧侣的增多，必然减少国家税源，安史之乱以后，佛教势力继续扩大，寺院地主控制大量土地和劳动力，严重破坏国家税收和徭役来源，为了解决这些困难，唐武宗五年四月，“敕祠部检括天下寺庙四千六百所，兰若四万所，僧尼二十六万余人”,七月，“敕并天下佛寺，上都各留四寺，寺僧三十人。上州各留一寺，下州寺并废。上寺留僧二十人，中寺留十人，下寺五人，余僧及尼皆令归俗，毁寺院凡四万余区，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余人。”八月，下诏陈释教之弊，声讨佛害。唐武宗灭佛期间销毁大量寺院，解放劳动力，没收寺院资财，大量肥田卖钱归户部，奴婢十五万人充为两税户，中下等地分给还俗的僧尼及奴婢，每人十亩，种田者变成两税户，国家财政收入大大得到充实。

　　二、个人原因

　　武宗幻想长生而偏信道教，加之赵归真、刘玄静等道士从旁攻击佛教，加重了武宗对佛教的厌恶。

　　道教在唐代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李渊与李世民父子太原起兵反隋，曾得到当时著名道士王远知，楼观道士岐晖的帮助，而中唐时期的宪宗、穆宗、敬宗，晚唐时期的武宗、宣宗都热衷于道教金丹服饵之事，他们为了让炼丹术士给他们炼制出长生不死之丹，对金丹术士大加封赏，名气大的封为翰林，有的甚至官至公卿，一般的道士也可被奉为“供奉的人”,可见，金丹术士由于皇帝宠信，不仅在当时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而且他们在社会上产生的影响很大。武宗道教的狂热使他“既鲁莽，又暴躁，又执拗，但是不像他的哥哥文宗，他也很精明，而有决断，如同以前的几位皇帝，宗教像政治一样控制着他，李氏家族的弱点是：炼药求长生。

　　武宗又对道教产生了真正的兴趣，在他统治时期的晚年，他所服用的丹药使他丧失了完全控制自己的能力，……他既有抑郁症，联系他对佛教的迫害，他也患有绝对的躁狂症”.

　　《太平广记钞》 中载：“唐会昌中……时有郭天师，暨并州女巫，少攻符术，多行厌胜，监军使携至京国，因缘中贵，出入宫掖，遂赐天师号”.[2]《酉阳杂俎》 中载：“会昌元年六月，以衡山道士刘玄靖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玄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令与道士归真于禁中修法箓”.会昌四年八月，“以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道门教授先生”.[3]由此可见武宗对于道士的宠信以及对道教的偏信。

　　武宗对道教的狂热使他丧失了理智，不仅毁佛灭佛，而且大肆驱赶异教教徒，他教同被株连。会昌五年 （845） 七月，武宗敕令“大秦穆护、袄僧皆勒还俗，递还本地充纳税百姓。如系外国人，即送回国。至八月，大秦穆护、袄僧共计还俗二千余人。”

　　武宗宠信道士赵归真，亲授道箓，并敕造望仙台于南郊坛，归真并与衡山道士刘靖玄，罗浮道士邓元起等于武宗前共毁释氏，煽动毁佛，得到唐武宗的大力支持，而拆寺之请遂行， “会昌灭佛”之后僧侣从社会的上层阶级跌落到自食其力的平民阶层。 《酉阳杂俎》 中载“……有僧玄幽题此院诗，警句曰‘三万莲经三十春，半生不踏院门尘’”,又载“……客异干时客，僧非出院僧。远闻疏牖磬，晓辨密龛灯。步触环幡响，吟窥钵水澄。句饶方外趣，游惬社中朋。静里已驯鸽，斋中亦好鹰。金涂笔是褧，彩溜纸非缯。锡杖已克锻，田衣从怀塍。占床暂一胁，卷箔赖长肱。……”反映了这些僧侣在脱离了政府的庇佑后的惨淡光景。

　　三、战争负担

　　武宗在位期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战役，即组织反击回鹘的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武宗在位仅六年时间，而反击回鹘战争和平定刘稹叛乱前后近两年之久，其间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国家财政发生很大困难，入不敷出，军队人数伤亡甚多，而百姓还得供养那些待农而食的僧侣，人民负担沉重，农民或弃乡逃亡，或铤而走险，或遁入空门，而僧侣队伍不断庞大，社会闲散人员、无业游民、穷困潦倒者皆皈依寺院，寺院掌握了社会的大量资财及人口。因而僧徒日众而两税户日减，军旅事急而兵丁来源匮乏，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均日趋尖锐，所以毁佛一举正是封建统治阶级为解决当时经济和徭役问题而发动的，会昌年间的毁佛，实际上是唐政府与寺院地主争夺土地与劳动力的斗争。会昌五年（845） 四月一日，命“年四十岁以下僧尼尽勒还俗，递归本贯。十六日，令年五十岁以下僧尼还俗。……至八月，天下凡还俗僧尼总计二十六万零五百人。皆收充为国家纳税之编户齐民”,由此两税户人口大增。会昌五年 （845） 七月，诏令“倂省天下佛寺。凡天下招提、兰若，皆先毁之。……凡拆毁寺院，其财产田地皆由朝廷没收。至八月，凡天下所拆毁寺院四千六百余所，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拆毁招提、兰若四万余所。其所留僧尼由功德使改隶祠部主客郎中收管”,并省佛寺之后，朝廷没收寺院良田，缓解了土地兼并的社会矛盾。“会昌灭佛”之后不仅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还俗的僧侣中有一部分成为两税户，有一部分成为士卒，增加了社会上的流动人员。会昌五年，全国税户共四百九十五万五千一百五十一户，比“元和中兴”时期增加了两倍多，比穆宗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是安史之乱以后国家最盛时期。扩大了唐政府的税源，打击了寺院地主，加强了唐王朝的中央集权。

　　武宗灭佛之举对于维持社会现状，加强中央集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挽救了晚唐的社会危机，减轻了百姓的社会负担，促进了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武宗灭佛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但是在削弱佛教的实力和影响方面，由于寺院经济被剥夺，僧尼被迫还俗，寺庙被毁，经籍散佚，佛像被销，据 《旧唐书·武宗本纪》 载“天下废寺，铜像、钟磬委盐铁使铸钱，其铁像委本州铸为农器，金、银、鍮石等像销付度支。衣冠士庶之家所有金、银、铜、铁之像，敕出后限一月纳官，如违，委盐铁使依禁铜法处分。其土、木、石等像合留寺内依旧。”这对于佛教艺术及经籍则是一次大浩劫，致使佛教宗派失去了繁荣的客观条件，中国佛教从隆盛走入了衰弱时期。另一方面对于外来宗教，武宗对佛教的毁灭同时也殃及了其教派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从客观上阻碍了中外精神文化交流。

　　参考文献：

　　[1] 岑仲勉。隋唐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2:390.

　　[2] [明]冯梦龙。太平广记钞[M].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

　　[3]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梁鸿飞、赵跃飞。中国隋唐五代宗教史[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90.

　　[5] [后晋]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