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得民心者得天下, 失民心者失天下, 民心所向是统治者建立和维护其统治正当性的依据。中国现行政治体制的孕育、诞生、成长以及正在进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革新, 无不体现民本思想是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正当性的基石。执政者要保持其执政地位的正当性, 就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强化执政体系的制度安排和执政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 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以巩固其执政地位的正当性。
关键词: 民本; 政治体制; 正当性; 治理体系; 治理能力;
Abstract: It is people's support that decides whether ruling authorities can exist and last their governance or not. It is people's support that is the basis for ruling authorities to establish and maintain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governance. In China, the origination,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urrent politic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reform in national ruling system and ruling competence, embody that people-orientation thought is the cornerstone for Chinese political system to exist and maintain legitimacy. If ruling authorities want to maintain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sitions, they must keep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people, strengthen systematic arrangement for ruling system, develop ruling stuff'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and try hard to gain people's understanding and support, so as to maintain legitimacy of their ruling positions.
Keyword: people-orientation; political system; legitimacy; ruling system; ruling competence;
民心向背是内在地、天然地成为统治者建立和维护其统治正当性的依据。这也符合现代法学关于法律是否具备合法性的原理。统治者依靠特定的政治体系执行其统治权, 政治体系按照特定逻辑关系来运行统治权。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建立与发展, 虽然离不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但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落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跟中国厚重的民本政治思想的文化底蕴是分不开的, 在国家政治体制方面, 起决定影响的是民本思想。本文旨在对民本思想和传统的政治体系的运行逻辑做出简要分析。
传统政治在政治体系上, 秦一统天下设置郡县, 汉承秦制, 并传承于后来各朝代, 体制上形成中央与地方的集权—分权体制[1]25;政治体系运行的思想逻辑上, 以尊君为根本要义贯彻中央与地方关系, 构成新型君主与新型国家的基本特质。尊尊与亲亲之义, 既体现在朝廷的庙堂之上, 又推及并贯彻于父子、夫妇的家庭生活之中[1]27。对于统治者自身而言, 在操守上具备敬民、爱民的以民为本的德行, 是维护统治者存在并保持其统治正当性的要件。这也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指导下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文化现实。在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 民本政治思想又有什么样的具体价值呢?
一、当代中国政治体制产生与存在的正当性
一些国内外的政治学人, 简单地从西方的社会契约和人民主权理论的视角, 认为中国的政治及体制不具有正当性。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言论。这种质疑缘于对东西方文化的不同没有清楚的、深刻的认识。事物存在必然具有其存在的客观条件。有什么样的社会, 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毋庸置疑, 社会是政府存在的前提条件, 中国当前政治体系的存在和发展, 与中国的政治传统及政治文化密不可分。这一点, 我们可以从西方政治和中国政治的当前状态的分析中得出结论。
(一) 西方民主政治简述
伴随着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发展, 西式民主日渐暴露出其弊端。随着世界经济形势进入新常态发展模式, 经济增长趋缓, 资产阶级生产关系难以掩盖资产阶级民主的种种弊端。
1. 代议制政治 (非本质上的民主)
代议制本身并不是狭义上的民主形式, 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形式本身是把国家事务的民主变成了“选主”[2], 也只有在“选主”这件事情上是真正的民主, 以后便是由选出来的“主人”代替国民管理国家事务, 实行代议政制。资产阶级政府的代议制本身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 维护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对于普通群众的利益的顾及是无能为力的。资产阶级的民主选举本身, 是资产阶级积极出资购买对自己有利政策的有钱人的权钱较量[1]57, 是大资产阶级为自己寻求政治上的代言人而已。这种政治制度本身无法克服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 而且这种矛盾会随着生产的发展而加重。
2. 民主的劣质性根源 (个人主义)
资产阶级民主的结果是, 政客为了选票, 只能搞短期的策略, 而对长期的国家战略, 常常因为任期的短暂而无能为力。一项对国家有利的长期战略, 如果未必能够让资产阶级财团在近期谋得利益, 就得不到选票的支持, 因此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纷纷陷入“短期行为”的专制。美国的“去工业化”现实, 致使其“再工业化”变得困难重重。民主是一种政治制度, 某些事务对民主方式本身而言, 并不一定具备科学性。对于大范围的国家事务, 民主本身就是不可能实现的, 而且历史上也从未真正出现过国家事务层面上的民主。民主本身在参与者的相同专业领域才具备科学性, 否则民主的后果是可怕的, 苏格拉底向来把国家层面上的事务民主化视为“群氓”政治。
(二) “民本”沃土上的中国政治简述
在传统中国政治中, 政治体系和政治行为能否体现民本思想, 是政治存在正当性的基础, 只要能够体现以民为本、维护广大群众的利益, 就内在地具备了存在并执政的正当性。民本的本质是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一种态度, 以统治者关心和维护被统治者的利益为内容。西方善治的本质要求是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是保护公民利益、促使公民在让出自己天然自由之后换取更多的自由, 获得更好的社会保障, 获取最大化的社会利益。善治是社会公众公平地获取最大化的利益。
1. 当代中国政治孕育与确立的正当性
自中国共产党建立至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是当代中国政治的孕育阶段。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推翻“三座大山”的历史使命, 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 在整个孕育过程中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正当性, 这个过程对于了解中国革命史的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
2.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建设和发展的正当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二十多年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40年来, 当代中国的政治体制在建立与发展的过程中时刻关注着民心向背, 时刻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虽然在不同的时期出现过历史的波折和风雨, 但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后, “拍苍蝇”“打老虎”的举动, 极力体现的是中国政治体制追求善治的态度。事实证明,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存在与发展的正当性是有其稳固的基础的。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革新内容的正当性
当前的国家治理现代化是指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理念意味着权力从“单向度强制行使”转变为“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而在社会协商中达成国家与社会的共治[3]163。如何推动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政府改革, 把我国建成一个“人民社会”[1]164与政府共治的国家, 以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这是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引领中国政治建设的总目标[3]2。
(一) 治理体系改革的正当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大任务是实现治理体系的改革目标。原来的单向度强制, 缺乏与被统治者的有效沟通, 容易在一定程度上忽视“民本”的意愿。为改善和加强与民沟通, 应建立多向度沟通的、充分了解民意的、与民协商的政治体系。
1. 简政:让权给社会
政府和社会共治要求政府不能什么都管, 政府和社会要有分工, 未来的政府是个有限政府。我国现在实行的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经济社会中, 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原则的情况下, 参与经济发展的各方不失时机地自由调配生产要素, 就要求有自行其便的权力, 因此, 原有政府监管的应由市场主导的权力就应该从政府那里释放出来, 由政府松绑相应的权力给社会, 以便参与市场的生产者及时快速地发展生产, 创造社会财富。
在组织起来的“人民社会”中, 人民与政府的互动会加强, 政府会更加了解人民的需求和心声。群众会有更好的方法和技巧向政府传达自己的期待和要求, 同时也会主动响应并执行政府和社会经协商而制定出的政策, 进而完成国家治理的过程。
在治理理念实施的过程中, 人民与政府以何种形式互动成为改革的关键, 而这个形式的本质就是形成一个什么样的权力体系, 以及政府与社会在政治体系上如何分配国家的权力内容。而这个内容的划分, 还是要以“民本”为原则, 在主导为民谋求福祉的同时, 更要看如何做才能更加深得民心。
未来的社会权力承担者以行业协会、社团等具体的机制组织和自治组织为主, 这也是组织建设“人民社会”的重要工具, 也是“人民社会”与政府共同治理国家的组织形式。
2. 放权:分权给地方
中央与地方的人民群众的距离较为遥远, 而地方政府则更清晰地了解地方百姓的需求, 且更懂得采用什么样的办法能让人民群众满意。为及时有效地满足群众、争取民心, 中央把一些不涉及国家层面的政府权力交由地方政府掌管, 以便地方政府减少请示, 及时高效地服务于地方人民群众。这些举措也体现了民本思想的主导地位。简政和放权是两个方面, 是“民本”思想在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上的具体表现, 在改革的内容上无不以最大化地为人民谋福祉着想, 因此改革是具备正当性的。
(二) 治理能力期盼的合理性
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另一个任务是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也就是革新后的治理体系要具备治理能力。治理体系中的相应单元要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或作用, 这有赖于治理体系中的机制设置合理, 也要求体制中参与治理的治理者们具备相应的能力。
1. 人民的自治强于政府的强制
对于人民群体周边的事务, 人民群体相比政府会更加清楚如何才能做得最好, 如何做才能让自己最贴心、最满意。对于非须政府管理的必要的事务, 交由人民群体自己决策管理, 相比政府的决策和强制管理, 更能调动人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政府在所辖地域面积、人口数量、需要管理的事务性工作数量等方面, 相比社区、人民团体等社会自治组织要多得多, 但在对所需处理的事务性工作方面的专业性、及时性等方面远远比不上后者, 毕竟政府难以面面俱到。所以, 政府把部分人民群众自己能自理的事务的管理权让与社会、让与人民自己, 是合理的。
2. 整合人民, 凝聚民心
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 在带来丰富的物质成果的同时, 由于分配不均衡, 催生了贫富两极分化, 不同阶层认同危机在加深, 原来的控制与整合机制面临挑战, 人民从团结走向分裂, 分化成了有产者与无产者, 富人与穷人, 市民与农民, 精英与大众, 旧精英与新精英, 富二代、官二代、学二代与农二代, 高级知识分子与“黑暗森林里的小人物”等[1]130。如何将分化成不同群体的人民重新整合成一个共同体, 一个命运共同体、伦理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 再次成为亟须回答的首要的时代课题。国家治理能力的增强有待于真正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 真正回归“民本”, 依靠人民。把正在被揉碎、打散的人民团结起来、凝聚起来、整合起来, 再造人民, 才可能无敌于天下[1]137。
(三) 治理能力落空的风险性预防
事务的发展总有不可预见性, 智者千虑, 难免有失。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改革而言, 必须看到其存在风险性的一面, 并积极主动配置风险预防的对策。
1. 风险源头
治理体系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是:国家让权给社会, 社会的权力承担者及组织建设还不成熟、不完善。社会能否把国家让出来的权力行使好, 还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这就需要有“托底人”, 能够在出险后担当起最终的“埋单人”责任。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 必然要求地方政府具备执行新增的权力的能力, 要求对新承接的国家权力的执行有其相应的专业人员。倘若地方政府不能执行好下放的权力, 必然也需要一个“埋单人”。
治理能力方面可能遇到的风险是:无论是关键岗位还是非关键岗位, 都可能会因为公务人员的业务能力、道德水平的不合格而带来风险, 这个风险最终又需要一个“埋单人”。
2. 风险预防
各种改革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无疑是国家, 如何保证国家具备这种“埋单”的能力才是重点。经济方面, 国家有国有经济作保障;政治方面, 则要保证国家 (中央) 的权威, 只有保证国家 (中央) 的权威, 才能使国家 (中央) 具备真正的现代主权的国家能力, 才能真正起到国家的作用。
三、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正当的追求善治的体制
从孕育、诞生、成长、发展的全过程来看,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始终是围绕着“天下之行、大道为公”这个主题的, 始终是以确保“民生”的原则来执政的, 始终是以善治作为执政目标的, 因而当代中国政治体制是正当的追求善治的体制。
(一) 正当性 (合法性)
“民本—善治”的程度决定政治存在的正当性 (合法性) , 政治的合法性由民心向背决定, 如同法律是否具备合法性一样, 大家认可, 就具备合法性, 大家不认可就不具备合法性。一个政治体在维护哪部分人的利益, 为哪部分人服务, 就内在地天然地在哪些人面前具备正当性 (合法性) 。看一个政治体在谁那里具备正当性 (合法性) , 就看这个政治体在维护哪些人的利益, 在为哪些人服务。
(二) 善治
善治要求统治者一心为被统治者着想, 为被统治者服务。善治要求统治者要一颗公心待天下, 要求统治者及统治体系天下为公。在中国, 统治者善治的思想基础是民本思想, 统治者建立民本的服务体系是善治实现的有效途径。
(三) 当代中国政治体系评价
1. 民主与民本的比较
追求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进步的一个标志, 毕竟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 然而民主的内在特性决定其在大范围的国家事务上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民主在社会的小范围内是非常有利于加强人民团结的, 尤其是在这种小范围内又结合了协商的成分, 这对于形成社会的凝聚力是非常有益的, 因此在社会治理方面应该加强民主协商政治的建设。但是在国家权力行使方面, 举国民主执行则是民主天赋所不能的。对于统治者而言, 能保持一颗“民本”之心, 处庙堂之高不忘忧其民, 具备对国家的忧患意识, 是难能可贵的。因此“民本”在善政的建设上是非常务实的, 而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民主”对于让国家得以善政则另当别论, 尤其是在不能考虑周全民主的条件时 (比如参与票决成员的专业性、理智性等) , 民主就要危害政治了。
2. 民本对当代中国政治体系的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孕育、诞生、发展、成长, 植根于“民本”政治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被中国接受, 以及被要求中国化, 是受“民本”思想的影响。当代中国政治体系具备非常务实的一面, 这为中国政治体系追求善治目标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制的策划人、实施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是构成中国政治体制的机体和灵魂———政府是身体, 中国共产党是灵魂。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虽然离不开马克思主义, 但中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发展更离不开为人民服务, 而这正是“民本”思想的主体。
参考文献:
[1]鄢一龙, 白钢, 章永乐, 等.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尹汉宁.西方民主源流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实质[J].红旗文稿, 2013 (18) :16.
[3]杨光斌.当代中国政治制度导论 (第二版)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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