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启蒙运动以后, 资本主义社会急速发展, 传统秩序逐步解体, 启蒙用工具理性的方法把人整合起来, 人们之间的关系是用交换体系来维持的。马克思深刻地认识到在这种社会中人和人之间缺乏真正的社会性联系, 他从两个层面来解决这个问题:一个是从制度层面上解决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只有消灭了私有制, 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人和人之间才能建立真正的共同体;另一个是从精神层面上来解决这个问题, 马克思认为人和人之间建立真正的社会关系还需要人有一种内在的社会性, 这种内在的社会性就是人的普遍意识。从根本上来说, 只有消灭了私有制, 人类才不会为争夺财富发生斗争, 才有可能真正地团结起来, 但是在现有条件下, 私有制和合理化的管理方式是经济发展和维持秩序的必要方法, 由此, 现代社会中要解决社会整合的问题, 就必须一方面从民主制度建设入手, 另一方面从人的精神解放入手, 从而限制私有制和合理化的管理方法。

　　关键词：　马克思; 社会整合; 现代性问题; 私有制; 合理化; 社会性;

　　启蒙运动批判了基督教神学, 它用理性来代替神性。传统社会是依靠基督教神学来进行社会整合的, 而当启蒙用理性来取代神性之后, 它只能借助于理性来进行社会整合。然而, 我们知道在启蒙理性之中, 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工具理性, 那么这种工具理性能够有效地进行社会整合吗?如果它不能, 那么现代社会究竟应该如何整合起来?马克思就此提出了怎样的思路?这个思路给我们提供了怎样的启示?

　　一、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特征的描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一种社会关系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时候就被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所取代[1]275。这就是说, 在现代社会, 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会发生急速的变革。那么, 为什么现代社会社会关系的变革如此急速?新社会关系取代旧社会关系的正当性何在?当然, 马克思在自己的论着中从来没有直接提出这两个问题, 也没有直接回答过这两个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问题及其解答没有被涵盖在马克思的理论之中。

　　1845年马克思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 他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中回答了这两个问题。马克思认为, 历史进步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来实现的,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了生产关系的变革。按照这个思路, 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关系迅速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发展之所以如此迅速, 是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中的广泛运用, 而科学技术发展所依赖的就是工具理性, 这就是说, 启蒙运动所倡导的理性, 特别是工具理性, 是导致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经济关系发生相应的变革, 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一种生产关系是不是具有“正当性” (有效性,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主要考察了生产关系的有效性, 而没有着力考察其正当性) , 这是由它是不是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来说明的。按照我们对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区分, 如果生产关系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那么这就意味着生产关系是有效的, 它能够有效地提高生产力的效率。生产力的发展也会要求生产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革, 要求这种变化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那么, 我们必须要问,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变化趋势究竟如何呢?在这里, 如果吸收卢卡奇的思路来进行分析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说,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发展也是按照合理化的要求来进行的, 只有这种合理化了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才有可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我们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那么就可以看到生产关系的合理化趋势以及上层建筑的合理化趋势。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中, 我们可以看到, 资本主义制度对个人财产权利的确认、生产中的核算方法都采取了合理化的方法。按照卢卡奇的分析, 在资本主义社会, 合理化的方法渗透到社会生活中的一切领域, 生产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甚至国家的管理制度, 都按照合理化的方法来进行。从这个角度来说,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实际上就是合理化的方法在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渗透, 卢卡奇用整个社会的物化来表述这种情况。这就是说, 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系统按照一种合理化的方法来运行。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就可以理解虽然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不断变革, 社会秩序不断变化, 但是它却不是无序的, 而是按照一种功能系统的方法来进行有序的运行。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马克思把社会理解为一种有机体。这个有机体在与自然的物质交换中不断发展和壮大, 如同一个生物在与环境的物质交换中不断成长一样。生产力的发展并不破坏这个有机体, 而是维持这个有机体, 并保持有机体的良好运行。哈贝马斯把资本主义社会所实现的这种功能系统的整合称为系统整合。这就是说, 虽然传统的基督教神学系统失去了社会整合 (通过文化系统以及其中所包括的道德伦理的要素把人们结合在一起) 的功能,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中, 人都成为原子化的个人,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通过功能系统的方法把人整合起来了, 社会就像一个生物有机体那样良好运行。但是, 问题在这里也出来了:资本主义社会用系统整合取代了社会整合, 这就是说, 一个社会虽然可以功能良好, 但是, 人们之间却可能相互冷漠, 缺乏必要的社会性联系。我们说, 家庭是社会的缩影, 而家庭中的关系不仅仅是男女之间通过契约而形成的一种功能性关系, 而且还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家庭成员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情感联系和伦理上的联系, 这种联系是超出功能性联系之外的。同样, 社会也应该如此, 它应该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而不仅仅是一种功能性结合体。在传统社会中, 人们通过基督教的信仰等共同结合在一起, 但是, 那个时候社会太落后了, 虽然社会性联系很好, 但是, 功能性关系却很差。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问题是, 虽然功能性联系很好, 但是社会性联系却消失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这个问题, 在马克思看来, 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飞速发展了, 但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马克思的一段常常被引用的话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特点:“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 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 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 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1]274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也看到了物化现象的出现, 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289。当马克思说人们之间只有现金交易的时候, 马克思所强调的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物质交换关系, 而这种交换关系模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中。这就是说, 虽然在其他领域中, 人们也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 但是这种关系具有类似于现金交易的特点。在现金交易中人们把不能量化的东西 (比如使用价值) 加以量化。当人变成可以量化的机器的时候, 那么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冷漠无情的。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中把这种情况称为“拜物教”, 这就是社会上的一切东西、一切关系都可能按照市场交易的模式来加以理解。在交易过程中, 使用价值是不能量化的, 也是无法交换的, 但是资本主义社会却把它变成一种交换价值。人们之间按照交换价值关系的这种模式建立了各种关系。比如, 大学教授分成几级, 使用价值就变成了交换价值, 论文发表在哪个等级的刊物, 发表多少篇。如果教授之间要联系、合作, 那么这只能是一种功能性关系, 不能讲友谊、情感。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交朋友会产生多大经济效益, 如此等等。

　　在《共产党宣言》中, 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建立共产主义, 这就是要使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真正的社会性联系。所谓真正的社会性联系, 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是冷酷无情的金钱关系, 也不是前资本主义时代的那种田园诗般的宗法关系。虽然传统的宗法关系让人和人之间结成一种亲密的伦理关系, 但是却包含了封建的等级制度。马克思所祈求的是平等而自由的个人如何建立一种类似于传统社会的联合体, 这个联合体就具有共产主义的特点。

　　二、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

　　在重建人和人之间的社会联系方面, 马克思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黑格尔的影响, 黑格尔在法哲学中看到, 抽象法和道德虽然也把人和人结合起来, 但是这种结合却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2], 为此, 黑格尔强调要在伦理关系的意义上把人和人结合起来。按照黑格尔的想法, 现代国家能够实现这种结合, 因为它吸收了家庭中人和人之间的天然关系, 又结合了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个人独立性的要素。按照黑格尔的看法, 现代国家就是要在克服家庭的局限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性的基础上发生的。这种现代国家既能把人结合在像家庭那样的共同体之中, 又能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 保证每个人的自由。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观点, 他认为黑格尔没有看到现代国家并不是真正的人的结合体, 也没有看到现代国家是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制约的国家,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虽然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 但是, 马克思并没有批判黑格尔对于国家这个共同体的一般理解。这就是它吸收了家庭之中的伦理关系, 但是这种伦理关系还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关系, 缺乏契约的要素。黑格尔要把这种自然的伦理关系和一种契约的要素结合起来, 把一般和特殊结合起来, 他受到了亚里斯多德的启发, 认为“人性中根深蒂固地具有一种与共同体相联系的根基”[3]20。

　　马克思要建立新的国家, 要建立真正的共同体。这个真正的共同体的建立需要消灭私有制。在这里, 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入分析马克思所提出的共同体概念。在马克思那里, 共同体实际上就是要表达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社会性联系, 而区别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那种功能性联系。前文说过, 在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层面上都会发生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功能关系。但是, 除了这种功能性关系之外, 人和人之间还存在着各种社会性的联系。比如, 人和人之间爱的关系, 这种爱的关系可以用“在他者中的自我存在”[3]103来表达。在对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把其他人当作自己来看待, 用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其他人, 这就是爱。而友谊和爱有所不同, 友谊可以用“在他者中的自我确信”来表达。对于一个朋友, 人们相信他就像相信自己一样确定。无论是爱还是友谊, 这都是不同形式的社会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实际上就表达了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社会性联系, 而区别于功能性的联系以及契约性的联系。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共同体也进行了不同程度上的区分。第一种共同体是阶级共同体, “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 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1]121。这就是说, 这些人由于利益上的一致性而结合在一起, 在这个共同体中共同体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是一致的。抽象地说, 在这里普遍性与个体性是完全一致的, 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遍性实际上吞噬了个体性。因此, 马克思说, 在阶级共同体中, 阶级的个人取代了单个的人, 所有的个人都是作为阶级的个人而存在的。第二种共同体是与阶级共同体完全不同的, 这就是虚假的 (虚幻的、冒充的) 共同体, 就是指一种完全脱离个人而作为抽象的共同利益存在的组织, 比如过去一切时代所存在的国家。“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 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1]118, 这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组织是虚假共同体[1]124, 它是虚幻的普遍的东西[1]84, 这种共同体脱离个人被少数人利用, 只代表少数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就是虚假的共同体。而马克思所倡导的真正共同体是处于这两者之间的, 这就是说, 它既承认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 同时又能体现这些个人之间普遍的东西。马克思说:“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 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而获得自己的自由。”[1]118在这种共同体中普遍性与个体性统一了起来, 这与黑格尔法哲学中对国家的理解是一致的。

　　如何才能形成这种个人自由的联合体呢?马克思在这里提出了两个条件, 一个是外在的制度性的条件, 一个是个人的条件。马克思认为真正的共同体是这样一种联合:“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 并且是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1]121这里所说个人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受偶然性支配的条件主要是指物质生产条件, 这些物质生产条件在直到目前的历史上都是受偶然性支配的。比如, 在资本主义社会, 哪一个人支配了生产资料, 这是偶然的。而当它被共同体所控制的时候, 支配者的偶然性就不存在了。那么为什么要消除这种偶然性呢?马克思认为, 由于这种偶然性的存在, 物质的生产条件变成了一种与单个人对立的东西, 这造成了人和人之间的对立, 它把有生产资料的人和无生产资料的人对立了起来。如果让所有的人共同拥有这些生产资料, 那么生产资料就从造成人和人之间对立的条件变成了人和人之间联结的条件。所以马克思说:“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 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 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122当然, 人和人结合成为一个共同体, 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 这就如同一个家庭拥有共同的财产, 这种共同的财产把家庭成员结合在一起。但是, 正如我们谈到家庭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 家庭不仅仅只是一个功能结合体, 比如家庭为个人提供了物质生活条件, 家庭之所以形成还有一定的个人条件, 即人们之间的一种爱的关系。马克思本人也充分意识到仅仅有这种经济条件并不足以把个人结合起来, 正如国家仅仅靠契约并不能真正把人们结合在一起一样。比如在一个国家, 虽然一个人与这个国家形成了一定的法律关系, 具有一定的权利和义务, 但是如果这个人对于这个国家没有一定的情感, 比如爱国主义的情感, 这个国家也会分崩离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马克思主要是从个人生存视角来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认为, 联合起来的个人共同占有财产是与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有关的,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 这就是历史转变成为世界历史, 这里所谓的世界历史就是个人的生产与整个世界的生产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 根据上面的叙述, 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 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 (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实际联系, 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 (人们的创造) 的能力。”[1]89一个人只有摆脱了这种局限性才有可能在最广泛的范围内与其他人结成联合体。

　　然而即使一个人有广泛的视野, 知道自己的生产与全球生产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一个人也并不因此就一定会与其他人形成真正的共同体。这就需要人们对自己的社会特性的深刻理解, 需要人们对其他人的关爱、信任等等方面的伦理关系。而这种伦理关系在传统社会中一直存在, 当然, 这种伦理关系在古代社会是与一定的传统世界观联系在一起的, 比如基督教的观念。而在现代社会, 我们不能依靠这种传统的伦理观念来结成联合体, 那么, 在一个后传统社会中, 人们如何能够建立一种新的联合体呢?马克思早期曾经对此进行过探索。

　　三、从精神层面解决问题

　　在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中, 人们曾经指出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一种人道主义的倾向。这种倾向受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 他们认为, 这是马克思思想不成熟的表现。这种人道主义当然有其缺陷, 但是如果我们从人和人之间社会性联系的角度来看, 那么这种人道主义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在这里, 我们就从解决现代性问题的视角来重新思考马克思的这种人道主义。

　　从前面的分析中, 我们知道, 传统社会是依靠在传统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伦理、习俗等作为社会联系的纽带, 而启蒙批判了这种传统思想。它把人从传统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而把人理解为一种具有抽象人格的人。而作为抽象人格的人是完全平等的, 在这种平等的基础上, 人们提出了人的平等权利的思想。对人的这种抽象化理解实际上也就把人从一切具体的社会关系中摆脱出来。正如黑格尔所说的, 启蒙把人从一切实体关系中解放出来, 一切实体性的关系, 对他来说, 都是一种束缚[4]358。然而当人打破了一切实体性关系之后, 人们就失去了稳定他们之间关系的秩序, 这就出现了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极端无序状况。显然, 马克思对于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实际上也是要否定那种使人脱离一切社会关系的做法, 而要重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视角来理解马克思那个时期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 那么就可以看到, 马克思所提出的共产主义理论与那种抽象人道主义有着巨大的不同, 这种差别就在于, 马克思虽然也强调人是类存在物, 强调人的抽象本质, 但是马克思还特别强调了人的社会性。所谓社会性, 就是指人和他人之间所存在的那种社会性联系, 这也就是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说的人的本质。在这里,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理解, 不是人道主义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格性, 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6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 虽然马克思也把自己的思想称为人道主义, 但他强调, 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这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77。如果说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是把人当作孤立的抽象物, 当作抽象的人格性, 那么在马克思看来, 这种人道主义是仍然没有完成的人道主义, 即把人当作孤立的人。而孤立个人的设想, 就是人和人之间正如狼对狼一样, 人们是处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的。可是在马克思对人的理解中, 人不是这样抽象的人, 不是抽象人道主义中的孤立个人, 而是社会性的人。这种具有社会性的人不会把自己局限在狼一样的战争中, 而是会相互团结。这种相互团结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这样的人道主义就是完成了的人道主义, 而资产阶级的抽象人道主义是还没有完成的人道主义。

　　在这种完成了的人道主义之中, 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物。对于社会性, 传统上人们都是从外在的社会关系角度来理解, 认为人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的。而马克思强调, 即使一个人孤立地存在, 一个人也是社会的存在物[5]79, 这就意味着, 即使一个人不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 人也是具有社会性的, 那么这个意义上的社会性就是一种内在意义上的社会性。对这种内在意义上的社会性, 马克思是从人的精神发展的角度来理解的。从精神的层面上来说, 马克思强调人具有一种普遍意识。他说:“我的普遍意识活动本身也是我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理论存在。”[5]79这种普遍的意识活动区别于非普遍的意识活动, 即那种限定在孤立的个人之中的意识活动。孤立个人的意识活动是受到私有财产制约的意识活动, 马克思认为, 私有制制约了人的意识活动, 它使人缺少一种普遍的意识。对于马克思来说, 一个人只有有了这种普遍的意识, 才有可能和其他人自觉自愿地结合在一起。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用了大量篇幅来说明私有制对人的意识的制约作用。他说, 私有制使人变得如此愚蠢, 以至于人一定要占有对象, 对于他来说, 只有占有了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才是我们的[5]81。如果不受到这种私有制的束缚, 那么人的思想和意识就会被极大地解放开来。比如在审美意识中, 当我们看到美丽的山川时, 我们得到了一种愉悦和享受, 这种享受不是因为我们占有了对象, 而是因为我们从形式上感知了对象, 我们把自己从私有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被束缚在这种私有财产的精神中, 那么这个人就无法产生这样一种审美的感觉。马克思指出, 那些饥肠辘辘的人对美丽的景色是没有什么审美的感觉的, 那些矿物商人是感受不到矿物的美的[5]83, 这是因为他们的感觉被私有的感觉、占有的感觉所束缚。一旦人把自己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么这个人就能够摆脱自己的狭隘意识, 就能够与其他人结成共同体,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被解决。

　　如果我们进一步深挖马克思思想中这个方面的要素, 就可以发现, 马克思对于社会性的一种新理解, 这就是人本来有一种社会性的意识, 有普遍的意识, 但是这种普遍的意识、这种审美的感觉等受到了私有制度的束缚。如果人从这种束缚中解放出来, 那么人的普遍意识就会被恢复, 内在的社会性就会得到重构。在这里人们必然要问, 马克思认为人的审美的感觉受到了私有制的束缚,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 人有一种潜在的审美意识, 只是私有制束缚了这种审美意识。同样的道理, 人有一种潜在的社会意识, 只是私有制束缚了这种社会意识。那么, 人们必然要问, 这种社会意识从何而来呢?是不是人天生就具有一种社会性的意识, 或者说, 这种内在的社会的精神是不是人所固有的呢?

　　我们认为, 从马克思的思想中得不出这样的结论来。马克思强调人的活动的社会性特征, 人在从事活动的时候, 人都是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人一起来从事活动的, 人所利用工具等都是社会性地共同生产出来的。社会性的实践活动把社会性内化, 使人产生一种内在的社会性, 这种内在的社会性反过来又使人的活动具有社会的特性, 甚至一个人孤立地进行活动的时候, 这种活动也具有社会性。马克思说:“甚至当我从事科学之类的活动, 即从事一种我只是在很少情况下才能同别人直接交往的活动的时候, 我也是社会的, 因为我是作为人活动的, 不仅我的活动所需要的材料, 甚至思想家用来进行活动的语言本身, 都是作为社会的产品给予我的, 而且我本身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 因此我从自身所做出的东西, 是我从自身为社会做出的, 并且意识到我自己是社会存在物。”[5]79马克思对人的这种内在社会意识的理解, 或者说, 从一开始就把人作为一种社会存在物的理解, 是与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说的“我就是我们, 而我们就是我”[4]115相一致的。当然, 马克思与黑格尔不同的是, 在黑格尔那里, 这种社会性的意识是人自我反思的结果, 而在马克思那里, 这种社会性的意识是人的活动的产物。

　　一旦我们承认人具有一种内在的社会意识, 那么这就意味着, 人会自愿地与其他人进行社会交往, 与他人成为朋友, 希望得到他人和社会的承认。正是这种内在的社会性, 人才有可能和其他人形成一种共同体。如果人没有这种社会性倾向, 而只是一种孤立的个人, 都是为了自我的利益而奋斗, 那么人和人之间必然会为财富而进行斗争, 人成为霍布斯模式中的人。这样的人是无法自愿地结合在一起的, 他们只能靠契约、靠外在的强制而结合在一起。而马克思对人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物的理解, 从一开始就否定了霍布斯的思路。这就是说, 尽管启蒙运动以来的资本主义运动把人从一开始就确立为一种为自我利益而奋斗的自我, 但是人并没有因此而成为孤立的原子, 恰恰相反, 人都有社会性的趋向, 都存在着一种亲和力, 而这种亲和力会使人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性结合。当然, 马克思也发现, 私有制破坏人的这种亲和力, 破坏人与人之间所应该具有的各种社会性联系。正因为如此, 对马克思来说, 消灭私有制, 人就可以借助于这种内在的社会性而构建一种真正的共同体。

　　在这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马克思并没有强调通过回复传统的伦理关系, 或者把这种社会关系现代化, 从而来解决启蒙所产生的问题。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 共产主义运动要实现两个彻底决裂, 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293。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是要彻底告别私有制, 只有否定了私有制, 人才能真正结合成为共同体。而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就意味着, 我们不能依赖于回复传统的观念来实现社会整合, 我们不能期待回复过去的宗教精神来把现代社会中分裂的个人结合在一起, 我们也不能期待回复传统的伦理关系来解决现代社会中社会性的分裂和矛盾。相反, 这种矛盾要通过现代化自身的发展来解决, 通过理性自身的力量来解决, 在马克思那里就是靠实践中的对象化通过精神的自我提升来解决。所以, 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的思路与黑格尔是一致的, 这就是现代性的自我确证。

　　四、启示

　　从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和分析中, 我们至少可以发现如下基本的思路:当启蒙运动高扬理性旗帜的时候, 这个理性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工具理性, 人运用这种理性的力量来改造自然、改造自我、改造社会。这样的社会就是一种把人按照功能主义的原则结合起来的合理化社会, 这种合理化的倾向是社会发展不可避免的现象。应该说, 这种合理化的管理方法与社会的经济制度无关, 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一个社会要能够生存和发展就必须采取一种功能主义的理性化方法来管理社会和推动社会的发展。但是, 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 功能合理化的社会, 并不因此就会产生一种社会团结, 那么如何才能产生一种社会团结呢?

　　马克思则认为, 只有改变了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真正的社会团结才能实现。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消灭了私有制, 人们就不再就财产进行竞争, 人就能够进行社会性结合, 人们的社会性意识也会发展起来。应该承认, 这确实能够从根本上解决人们之间社会性结合的问题。然而, 从过去的社会实践中我们清晰地意识到, 如果没有财产的私有制度, 如果没有社会财富在等级上的区分, 那么人们之间就失去竞争的动力, 而社会就失去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同样, 如果没有合理化的管理, 那么企业就不可能有高效率的运行, 政府也不可能为大众提供高质量的社会服务。从这个角度来说, 私有制度、合理化的管理方式在现阶段仍然是保证社会系统的功能、提高经济效率的有效途径。

　　于是, 这里必然提出这样的问题, 在私有制度的基础上, 在现代合理化管理的基础上, 人们之间的社会结合是如何才有可能呢?从上面的分析中, 我们看到, 无限扩展的私有制度、极度推广的合理化管理方法必然会导致社会整合的危机, 因此, 限制私有制度的范围, 限制合理化的管理方式, 是现代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哈贝马斯从商议民主制度的角度提出了在私有制度的基础上、在承认企业和政府部门合理化管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的可能性。他所提出的方法主要是用来限制合理化的管理方法的有效性范围, 他区分了系统和生活世界, 在他看来, 在系统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化的管理是必然的, 而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 这种合理化的方法必须受到限制。在生活世界的范围内, 人们可以通过相互交流就他们之间的行为规范进行讨论, 如果人们能够达成一致意见, 那么这个社会就能够得到很好的整合。在这里, 霍耐特提出了为承认而斗争, 这种为承认的斗争实际上也就是人们之间为了实现社会整合而进行的斗争。这就是说, 在一个社会中, 人们得到爱、权利和尊重, 并以此而相互承认。虽然我们的社会不可能就规范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人们之间也会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上形成一定的伦理关系, 这些伦理关系都表明, 人在社会中的特殊性也会在伦理系统中得到承认, 这种承认有助于社会整合。哈贝马斯强调普遍性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 霍耐特则强调社会中的人都是特殊的个人以及人的这种个体性在社会整合中如何得到承认。

　　实际上, 即使承认合理化的管理方式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必要方式, 这种管理方式也是可以进行适当优化的。法国学者吕克·博尔坦斯基和夏娃·希亚佩洛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指出了在现代企业中管理方式所发生的变革。以前, 企业是按照韦伯的合理化方法进行管理的, 这种管理形成了层层叠叠的官僚体系。而现代大型企业改变了这种方法, 它们将企业中的研发、生产、销售等都作为项目分包给自由结合起来的团组。这样, 企业一方面能够直接面对消费者来进行管理, 而另一方面把那些需要严格管理的部门转移给那些自愿组成的机构来进行项目式的管理。按照他们的分析, 这种管理方法已经在现代企业中大规模地运用, 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实际上, 这就是现代管理制度中的一种变革, 这种变革表现为从传统的管理转变成为现代治理, 这种治理更能体现人的社会性, 体现人和人之间自觉的社会结合。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 只有破除了私有制, 人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一种普遍性观念, 才能使自己的感觉、经验等得到解放, 这无疑是正确的。那么, 在不破除私有制的条件下, 人的感觉经验是不是也能够得到解放呢?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 私有的观念会削弱人的审美的经验。比如, 有些富人购买了名贵的艺术品,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这些艺术品只是财富, 而没有艺术价值, 他们无法欣赏其中的艺术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 私有制度限制了艺术价值的实现, 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在私有制的条件下, 人们的艺术欣赏的能力就不能得到发展。比如说, 在日常生活中, 自然美景虽然不能被我们私人占有,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欣赏它的美, 这种对美的欣赏也能够把我们从狭隘的占有意识中解放出来, 因为在审美欣赏中我们只需要得到形式上的满足, 而不需要得到实质上的满足。

　　当然, 正如阿多诺在批判现代文化工业的时候所指出的那样, 真正的艺术作品是与市场经济相矛盾的, 艺术作品的创作应该不受市场经济规则的约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艺术作品又不可能不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 因此在现代艺术中作品总是充满了矛盾和痛苦, 真正的艺术就是这种矛盾和痛苦的表达。当艺术家 (沃霍尔) 痛苦地表明, 他要成为机器的时候, 当他把艺术作品像机器的复制品那样展示出来的时候, 他所表达的恰恰就是这种痛苦。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现代社会中, 发展审美意识, 提升自己的审美能力, 把自己的感觉从私有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必定是包含了痛苦的。在一个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 人要发展审美意识、要把自己的感觉从占有的感觉中解放出来, 这就是要违背社会的主流意识和主流价值, 这必然意味着一种精神的痛苦, 而这种痛苦必然会有一种解放的作用。相反, 那些能够在精神上满足人的艺术恰恰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所生产出来的艺术, 它们如同其他商品一样, 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出来的。这种艺术作品, 这种给人带来快感和满足的艺术作品一定缺乏这种思想解放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来说, 在不消除私有制的前提下, 在不消除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感觉的解放必然是痛苦的, 精神的解放必然是痛苦的。只有勇敢地接受这种精神的痛苦和感觉上的痛苦, 人才能真正从现代市场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现代管理体系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从马克思的分析中, 我们得出的结论是, 只有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 人类才能真正地实现社会整合, 这就是马克思所期待的共产主义。而在不消灭私有制的情况下, 在必须进行合理化管理的前提下, 人们之间必然会出现社会整合的难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要实现社会整合, 就必须从制度和人的内在世界两个层面上进行变革。现代商议民主制度、人们之间相互承认的政治伦理规则都是从制度层面上来实现社会整合, 而感觉和精神上的解放则从人的内在精神的层面上来实现社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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