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进化论把人类历史视为一个不断从落后走向进步、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19 世纪末20 世纪初，它在中国的传播从根本上颠覆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观念，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人们多年积蓄下来的困惑迎刃而解，并引发了中国思想文化的一场革命。在这个过程中，西方的各种思想学说被介绍了进来，社会主义也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然而，在当时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的背景下，这种新思潮又是与激进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正确认识当时中国思想发展的这一特点，对于研究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也有着重要意义。

　　一、进化论的初期传播和人们对它的激进解读

　　进化论是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中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它作为一种世界观形成了对传统认识论的挑战，并成为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一种曾经有较大影响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在 19 世纪后半叶，进化思想就通过《地学浅释》和《十九世纪史》等西学着作开始在中国传播，但在中国思想界发生巨大影响并引发出革命性后果的，却是严复的《天演论》。

　　严复《天演论》的宗旨是“宗天演之术，阐人伦治化，发挥修齐治平之理”.早在 1895 年，严复在《原强》中就说：“天下大势，犹水之东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不必胜也。”[l]

　　他以历史是在发展中进步的理念和忧国忧民的心态探讨西方文明发达的原因，批判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思想，倡导面向未来，解放思想，唤醒中国人的自强意识，并且在这样一种进化论的历史观之下，使中国的学术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严复说：“彼西洋之克有今日者，其变动之速，远之亦不过二百年，近之亦不过五十年已耳，则我何为而不奋发也耶！”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论和变易思想，可以视为进化思想的民族文化资源，但是，这种思想又长期困于因循守旧的文化氛围之中，并不能形成一种求新变革的历史观。有学者曾经说：这些“已经不能解决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比如天不变，道亦不变'、上天有好生之德等观念，都已陈旧不堪，《天演论》的科学性、现代性，使得它有更大的优势，能够一举击败中国传统观念，为中国人提供新的世界观，使得中国人对于自身所处环境，有了较过去明确得多的认识，有了要挣脱这种困境的极大勇气。”

　　其实，在《天演论》一书中，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即“如以欧洲政教、学术、农工、商战数者而论，合前数千年之变，殆不如挽近之数百年。至最后数十年，其变弥厉。”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人们深深感到了一种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于是也就对它进行了激进主义的解读和发挥。

　　针对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梁启超提出了以破坏求进步的思想。1900 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于是而破坏之效力显焉。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病，合四百兆之病疾，盘居膏肓，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

　　1903 年，革命派开始进行理论创造，邹容一马当先，以一种历史使命感写下 了《革命军》。他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大声疾呼革命，并把革命与推翻满清王朝统 治，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相联系。其中说“: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界之公理也。革命者，争存争亡过度时代之要义也。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 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5]

　　不论是梁启超对传统的批判，还是邹容对革命的张扬，都表达了当时中国人追求民族解放和社会进步，以使中国社会实现根本变革的愿望。这样“,物竞”“天择”“革命”“破坏”就成了与进化论相联系的新术语。恰恰这其中又包含了一种激进主义的情绪。

　　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6]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

　　[6]（153-154）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7]

　　这里虽然充满了对未来的信心，但却又忽视了建设新社会的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体现着一种急于求成的“超越”心理。

　　与进化论相联系的激进主义强调“竞争”“革命”“破坏”“超越”,这虽然不是《天演论》中本来的内容，但在当时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树立必胜信念和论证革命的合理性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表达了中国人民在破坏旧世界中建设一个全新国家的强烈愿望。

　　二、进化论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解读

　　进化论改变了传统的历史观，它把社会发展视为一个不断从落后走向进步的过程，从而也就使人们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从歌颂过去转向了展望未来。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秦汉之际的《礼记·礼运》中，就提出了一个“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社会目标。这个大同理想包含了儒家道德理想、墨家平民关怀和道家批判超越精神。在近代以来的中西文明撞击和文化变迁中，它又与西方社会主义相对接，并在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理想主义。

　　20 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批判的基础上的。早在 1896 年，在《原强》中，严复就说：西方各国注重科学技术，“此虽有益于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于奸雄之垄断。垄断既兴，则民贫富贵贱之相悬滋益远矣。”“夫贫富不均如此，是以国财虽雄而民风不竞，作奸犯科，流离颠沛之民，乃与贫国相若，而于是均贫富之党兴，毁君臣之议起矣。”

　　他所说的“均贫富之党”也就是西方的社会主义政党。康有为视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人”,他虽未论及进化论对自己思想的影响，但又是以进化论为根据，反思传统、判断现实、追求末来的，他把对中国前途的探讨与世界文明发展趋势联系起来，发挥《礼运》中的大同思想，提出了一个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消灭阶级、消灭国家、财产公有、人人自由、和谐幸福的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据朱维锋考证，《大同书》原稿不可能早于 1902 年，成稿更晚。这本书显然受到了进化论的影响，也吸收了当时刚刚从西方传来的社会主义思想。梁启超在评价康有为的大同思想时说：“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派哲学也。”

　　这样，他不仅揭示了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资源，而且把大同思想与社会主义贯通了起来。“社会主义”一语既出，就引起了各政治派别的人们的普遍关注。

　　然而，这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还是肤浅的，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从道德理想主义出发对它进行解读，而不是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上对它进行认识。梁启超认为，中国古代批判现实的理想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说：“谓学问有当讲求者，在改良社会增其幸福，其通行语所谓国计民生者是也。故其论点，不期而集于生计问题。而我国对于生计问题之见地，自先秦诸大哲，其理想皆近于今世所谓社会主义.”他又把社会主义视为西方文明发展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的产物，努力从中西文化的互读中论述社会主义问题，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主要是如何发展近代工商业的问题。虽然他在有些问题上也有激进主义的倾向，但在中国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还是趋于渐进的。

　　在 20 世纪初期，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激进主义主要体现在早期国民党人身上。与梁启超一样，早期国民党人也认为中国有自己社会主义的文化资源，但又认为西方各国的社会主义缘于资本专横、民主民生凋敝。他们视民生主义为社会主义，称实行社会主义为“社会革命”.但在分析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行时，他们又批判梁启超提出的“极端之社会主义，微特今日之中国不可行”[9]的观点。胡汉民认为梁启超“不识经济学与社会主义之为何”,[10]他们把中国的落后视为实行社会主义所特有的优势。朱执信说：“大生产事业不兴，而资本家掠夺之风不盛，从而积重难返之患，社会革命之业，轻而易举。”

　　同时，又把消灭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土地国有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孙中山也认为：“中国今日如果实行民生主义，总较欧美易得许多。因为社会问题是文明进步所致，文明程度不高，那社会问题就不大。”

　　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基础上，他们论证了革命的合理性，提出了三民主义的纲领。但正是在这其中，又体现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一种激进情绪。

　　早期国民党人与梁启超在社会主义的问题上进行了一场争论。虽然他们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梁启超主要是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上论证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并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有其合理性。也就是说，中国由于经济落后，在社会的主要矛盾上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因而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应当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策，在发展工商业的过程中，关注人民的生活问题。而早期国民党人更多地是从革命的角度认识问题，他们强调没有政治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政治秩序，就不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实现振兴中华的目标，因而提出了“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争论的双方虽然在观点上各执一端，不尽一致，但又从不同的角度揭示了中国社会进步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梁启超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考察问题，注意到在落后的经济前提下并不能建立社会主义，但他在关系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的政治问题上又束手无策；早期国民党人以革命为主题讨论社会主义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关系，虽然显得激进，但又超出了一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眼界，表现出了一种历史创造精神。100 多年过去了，当我们反思这段历史时就会发现： 他们虽然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和片面性，但又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关系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革命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渐进主义与激进主义的问题。

　　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激进主义再认识

　　进化论的传播打破了传统思维方式，随着汉语中大量外来语的出现，就使来自西方的社会主义与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贯通。但由于当时中国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严重，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受到了激进主义的影响。语言学家徐通铺在谈到西方语言逻辑对中国的影响时说过：“印欧语的语言理论为什么能对汉语研究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汉语转型时期需要有新的理论和方法，因而随着西学东渐，人们就迫不及待地根据印欧语的理论建立中国的现代语言学，而忽视了汉语研究的固有传统。”

　　当时，从西方传进的不仅是语言，而且还有以这些语言为载体的思维方式。西方语言是拼音句，是一种符号组合，它与理性主义相联系，思维方式是线性的；而中国的文字是象形的，是符号字，它强调意会，是非线性的，更注重空间和过程。在两种语言的互读还在初始阶段的时候，虽然严复、梁启超和早期国民党人都在两种文化的贯通上进行了不少努力，但又自觉不自觉地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纳入了西方的轨道，从而不仅普遍地接受了进化论，而且形成了激进主义。

　　这种激进主义是以“革命”为主题而形成的，两种文明撞击中的西方强势，使中国人形成了一种紧迫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只有革命才能激发起人们的奋斗精神，形成自强不息的追求精神，因而革命就有历史的合理性和社会的正当性。但这又在一种线性思维方式下形成了激进主义。马克思主义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认同和接受，也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为主题的话语体系中实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在当时虽然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上又有一定的片面性。在“五四”时期梁启超与早期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李达就明确提出：“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于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

　　他还说：“就中国说，资本主义正在萌芽时代，人民因产业革命所蒙的苦痛尚浅，若能急于此时实行社会主义，还可以根本救治。”这不仅反映着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了解不深，而且也反映了他们对社会主义认识中的激进情绪，但是，一旦把这种激进主义上升为一种理论，成为惯性思维，就必然造成实践上的误区。

　　与进化论相联系的线性思维，往往使人们对历史的理解简单化，在判断现实的过程中，把社会发展的动因一元化，在对未来的追求中，或采取顺从的态度，或片面强调主观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虽然二者都在批判现实中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但前者可以使人们保持一种理性的冷静，但又往往造成无所作为或至多是采取一种改良主义的立场；后者又常常强调人的主动创造精神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形成唯意志论的激进主义。因此，如何处理好客观与主观、现实与理想、必然与自由的关系，就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能否对这些关系正确处理又关乎着中国社会主义的健康发展。人们在认识这些关系的过程中，在不同时期必须有所侧重，但又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同时，在某一时期形成的正确的认识也是相对的。如果不正确认识这种相对性，沿着既有的思路处理与过去全然不同的历史性重大问题，也必然要进入实践的误区。

　　就新中国建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而言，中共第一代领导人虽然提出了党的中 心任务转变的重大历史命题，但由于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没有脱离以革命为中心的线性思维方式，也走过了许多弯路。“大跃进”“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大干快上”“阶级斗争为纲”等许多口号都反映着一种激进的情绪。在这种背景下，“战役”“攻克”“阵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等军事性术语也在各个领域普遍运用。改革开放以来，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有不少人又对唯物史观进行经济唯一论的线性解读“,跨越”“竞争”“超常规”也成为通用性的术语。在这些术语中，都或多或少地反映着一种唯意志论的激进主义情绪。如何处理好客观规律与主观创造的关系，仍然是一个必须正确认识和认真解决的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再选择，也是思维方式的重大转变。只有从线性思维转向立体思维、从主观激进思维转向主客观相统一的思维、从目标思维转向过程思维，才能理解“小康”“和谐”“民生”“中国梦”的深刻内涵，真正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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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吴丕.进化论与中国激进主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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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邹容.革命军[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8.
　　[6]孙文选集：中册[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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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民报（1）[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2006:340.
　　[13]徐通铺文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95.
　　[14]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