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加尔通,1930 年出生于挪威奥斯陆,现代和平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和平研究杂志》(Journal of PeaceResearch)的创办者,"超越: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的发起人(TRANSCEND),有"和平学之父"的美誉。加尔通不仅是一个和平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位和平实践者,积极参与到各种各样的维和行动中,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尔通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当时占垄断地位的现实主义流派进行反思,在批判和继承传统和平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属于自己的和平概念,其和平思想初步形成。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加尔通开始在结构主义视角下开展和平研究。《进攻性的结构理论》《暴力、和平与和平研究》《帝国主义的结构理论》三篇具有标志性论文的发表,使加尔通和平思想趋于成熟,个人特色愈加明显,结构和平学初具规模。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加尔通和平思想由寻找暴力根源转向和平的有效构建,认识到发展的关键性,偏重发展理念的探讨,其理论观点进一步发展深化。加尔通和平思想具有明显的多元化特点,这与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不无关系。加尔通作为一个西方人以及多年在欧洲、美国等地的研究执教经历,所受西方文化的熏陶不言而喻;同时,他早年对甘地思想的研究以及日后同日本妻子的共同生活,又使加尔通对东方文化异常向往和钟爱,东方元素在其着作中随处可见,这也是加尔通和平思想特别引人注目的原因之一。
一、甘地思想的影响
甘地思想以及其他一些东方哲学要素是加尔通和平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加尔通和平思想的许多核心命题更多的来源于甘地而不是西方先哲。早在和平研究之初,加尔通曾经做过着名哲学家阿恩·奈斯的研究助手,将其视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并与他合着了《甘地的政治伦理》。同时,加尔通还为各类报纸和杂志写了包括甘地、拒绝兵役以及作为赴苏联的学生代表的经历等各种内容的文章,都能明显看到甘地思想的身影;随着加尔通和平研究的不断深化,他对甘地思想的采纳愈加公开化和明朗化。
甘地的一生是"体验真理"的一生,"Satyagraha(坚持真理)"是他选择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其进行斗争的方式。这个概念对于甘地来说是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主要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非暴力;二是自我受苦。非暴力对于甘地来说不只是单纯的不伤害和不杀戮任何生物,更多地是将人类的爱向世界各地进行扩展。这种人类的爱包含同情、怜悯、慈悲、慷慨、服务和自我牺牲等正面情感。爱作为一种精神力量,具有无穷尽的道德约束力。在甘地看来,每个人都具有这种精神力量,这正是人和动物的区别所在,只是对于有些人来说,这种精神力量处于隐蔽潜伏的状态,需要进行开发和挖掘。
非暴力正是这种爱的最大体现,能够借助强大的精神力量来抵制物质力量。相对于暴力来说,非暴力是一种具有灵魂色彩的力量,所要抵制的是所有形式的不正义,而非具体的某一敌人,正是由于其反抗目标的特殊性反而使其具有和暴力所不同的力量来源。取代暴力的简单摧毁,非暴力所要达成的是一种根本性态度的转变。
当这种态度的转变成为现实,每个人心灵的力量就必然带着人类走向和平。因此,非暴力不仅是思想信条与道德规范,同时也是行为手段。"非暴力与真理交织在一起,实际上这两者不可分离。它们正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更确切地说,如同一个光滑、没有任何印记的金属饼的两面。谁能说出,哪一面是正的,哪一面是反的呢?","非暴力是手段,真理是目的。手段之所以作为手段,是因为它总是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因此非暴力是我们的最高义务。如果我们注意运用到这种手段,或迟或早一定能够达到目的。[7]
"真正的非暴力是强者的表现,具有强大的进攻性,利用劝服等多种方法对敌人施加影响,通过向其展现自己敢于斗争和甘于牺牲的决心,最终感化敌人。一旦非暴力作为一种生活和斗争方式被全世界所接受,暴力将失去存在的空间,那么整个人类都会从战争和邪恶中得以解脱。
自我受苦(Tapasya)强调的是一种忍受痛苦的能力。甘地认为,痛苦具有无穷的力量,它可以促使对手的精神转变并让他们听从内心的呼唤。既然任何严重的冲突必然导致痛苦,非暴力抵抗者投入正义的活动就必然要接受痛苦。忍受痛苦是一种自我净化的渠道,也是促使冲突转化的有力途径。他主张通过祈祷、绝食、入狱等方式与敌人做斗争,反对任何暴力,当斗争发展到暴力程度,他马上宣布停止斗争。"追求真理,必须将你自己减为零",甘地自己是身体力行的,他倡导素食主义、简朴生活、土布运动、禁欲苦行、自我牺牲及将本人的财富降至穷人的标准等等,所有达成的目标是保持身心纯洁。
在甘地看来要达到非暴力的思想境界,保持身心纯洁是必要条件,否则只能走向反面,引发无尽的暴力和不义。
加尔通明确继承了甘地的非暴力原则,一方面强调任何情况下直接暴力手段的采用都是不合法的,另一方面通过非暴力与真理间的关系将暴力分为了直接暴力与结构暴力。直接暴力显而易见,而结构暴力也是对正义和真理的一种违背。"没有通往和平的道路,和平本身就是道路,现在就应该执行。[1]
"加尔通将此作为"甘地斗争方式"的真谛,并如同甘地一样坚信"无法抵抗的非暴力的力量必将使暴力失去存在的空间[9]".
甘地的"自我受苦"也给加尔通带来了启发,对于加尔通来说,这种更加内向性的自我实现方式更有利于和平目标的达成。甘地所倡导的素食主义、简朴生活也是加尔通基本需求概念的重要内涵。加尔通提出基本需求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反思当代人类的生活方式,认为当代人类生活方式的过度消费、过度享受所带来的人类贪欲的无限膨胀是阻碍我们达成和平的一个重要障碍,倡导生活方式的转变。对于加尔通来说,甘地思想不是神学或是形而上的玄学,所提供的是一种具有实践性的伦理。
甘地思想的重点不是伦理本身的起源或特性,而是伦理行为。加尔通强调对甘地和平主义思想进行系统化和结构功能性分析,从而将甘地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科学相结合。
二、佛教思想的影响
佛教思想的影响在加尔通后期作品中愈加明显。对于加尔通来说,佛教所要寻求的世界与其设想的和平世界最为接近。平等思想是佛教的基本教义,自佛教创建以来,就将争取平等作为其宗教理想。"无高下浅深之别曰平等。[3]
"佛教的平等强调"无差别".在佛教看来,万物都在于"缘起",所谓"缘起"是指万事万物都因有各种相互联系且互相依存的条件而得以存在,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发展,在另一条件下消亡。万事万物都不可能独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因此,万事万物都源于同一本源,从本质上讲,是没有任何差别的,故称"平等".佛教的"平等"主要包括人与人的平等、众生平等、众生与佛的平等、众生与无情的平等四个主要方面:一是人与人的平等。针对当时印度森严的等级制度,释迦牟尼在创教之时,提倡"四姓平等",即破除古印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种姓。释迦牟尼认为不管出身如何,以什么为生,在宗教生活、修行以及对宗教的感悟上都是平等的。二是众生平等。众生指一切有情、有心识的生命类形。"众生平等"强调上至佛陀菩萨下至有情含识都是平等的,其生存权都应受到尊重。
众生的千差万别仅仅在于外部形态的不同,而外部形态会在轮回中相互转变,是短暂不定的。因此,众生平等所颂扬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而非人类中心主义。三是众生与佛平等。这是佛教对平等的理解区别于其它宗教最为显着的一点。佛教宣扬"生佛不二,生佛如一"的思想,"心佛与众生,是三无差别",佛与众生只在于是否觉悟。在这一点佛与上帝不同,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人与上帝之间存在着等级差别,人永远不可能成为上帝,而释迦牟尼却是以一个觉悟大师的身份出现,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创造世界至高无上的神,而仅仅是通过修行,有所悟道。四是众生与无情平等。
这里的无情主要指草木花卉,山川大地,而众生与无情平等是将平等的范畴进一步扩展,认为大自然的花香树绿、小桥流水、斜风细雨都是有佛性的,都应得以尊重和维护[10].这四个方面的平等均体现了佛教中"空"的思想。万物因缘而生,世界万物的存在都依赖一定的条件,条件不在,世界万物也不复存在。佛教的"空"不是虚无缥缈,而是要求无我,是人类破除一切烦恼得以解脱进入静好的大同世界。"空"的无我境界要求从自我的执着中解脱,从虚妄的见解中走开,从贪婪的物欲中清醒,从自我的傲慢中逃离,以更长远、冷静的眼光反思人生,发现自身的缺陷与不足,净化心灵,消弭痛苦。
上述佛教中"无我""空"的境界都与西方文化所崇尚的个人主义有着鲜明的区别,对过去、现在以及将来的一切事物都有较高水平的认同,甚至可以达到和谐统一。伴随佛教的"无我"境界,"非暴力"原则也就呼之欲出。佛教中的"非暴力"原则要求对所有生命的尊重与保护,强调对他者的伤害也是对自我的伤害,不仅仅告诫人们拒绝暴力,更为重要的是教育人类有一个慈悲之心。"拒绝暴力"与"慈悲之心"很好地诠释了加尔通所提出的"消极和平"与"积极和平","佛教中这一点很重要,不仅存在一个消极和平的基础,而且还蕴含积极和平;不仅拒绝战争,更要求一种积极关系的形成与维系。[8]
"加尔通对佛教的偏爱溢于言表:"我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穆斯林,而是一个受到佛教极大影响的挪威人。[6]"1985年,加尔通撰文《和平与佛教》指出:"佛教对世界的认识与态度最符合动态多元、互利共生这一和平指向。[5]""特别有助于和平的实现。[4]
""无我"在加尔通看来是:"佛教最基本的教义,所要排除的是西方对个人主义的过分强调。[4]"区别于西方基督教中的个体认同,"无我"将认同范围进行扩展,不仅要在全人类间达成认同,还要实现万事万物间的认同,更要通过"业"和"重生"的概念将认同在时空中进行延伸。因此,"无我是一种更高层面上的认同"[4],突破时空的限制,实现全人类以及各种生灵间的和谐统一。"无我产生的直接作用就是对非暴力的强调",这里的"非暴力"不仅要求对暴力的彻底否定,更强调对万事万物要抱有"慈悲之心".佛教宣称有八万四千个教派,但历史上却几乎没有发生过教派间的斗争以及宗教战争,这在加尔通看来主要源于佛教所遵循的"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4]"的原则。"不要太多也不能太少"这一"中间道路"使佛教徒免于"狂热","是一种远离极端的态度和信仰。[4]
"这一佛教原则所体现出的温和折中也正是加尔通和平思想的特点所在。加尔通坚信佛教"不仅能有效避免战争,更有助于营造积极良性的互动关系;不仅是对消极和平的实现,更是包含了对积极和平的诉求。[4]"
三、阴阳思想的影响
阴阳是我国古代哲学中一对具有深远影响的概念。向日为"阳",背日为"阴".而后阴阳逐渐超越了经验层面,发展成为一种自然万物存在与发展的内在规律。阴阳学说认为,自然界中每一种事物都存在于阴阳的对立统一之中,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天和地、上和下、动和静。阴阳无处不在,从内到外,从小到大,层层包容,具有无限的广泛性,正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
阴与阳分别代表事物的两种固有属性,即对立又统一。正是这种即对立又统一的阴阳造就了宇宙的生生不息。"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二者相互依存,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脱离对方而单独存在,都视对方为自身存在的条件和基石。"一阴一阳谓之道",阴阳互藏交感,相互作用,互为感应,处于此消彼长、你进我退的不断变动当中,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日往月则来,月往日则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正是有了阴阳的不断变动,才有了事物的发展变化。阴阳作为矛盾的双方,并非一成不变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从阴阳互为消长到阴阳相互转化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加尔通认为西方人的思想中经常具有类似摩尼教色彩的物质:万事万物非黑即白、善恶对立。这在理解有关"和平""暴力""冲突"等问题时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在这种僵硬的两分法思维指导下,单一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要么善战胜恶,要么恶战胜善。这种潜意识会对冲突的解决带来许多负面的影响。一方面,由于对善恶进行了预先判定,会使不同的冲突方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相互对立、互相仇视,丧失了许多本可以双赢的机会;另一方面,善恶的严格区分使我们在冲突处理之前会生成"善应该战胜恶""前景是美好的"等类似的行为预期或目标,从而在所谓的"善恶之间斗争"的过程中进行具有明显倾向性的干预,由此可能埋下引发更大错误的隐患。在加尔通看来,相对于这种僵硬的两分法,阴阳学说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认识平台。阴与阳虽然在形式上相互对立,但二者却是共同存在、相互补充。
因此用来形容"和平"与"暴力"之间的关系也更为贴切。"和平"与"暴力"二者虽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相互对立,但二者却不可能单独存在,也就是不会存在绝对的和平。和平研究的任务就在于在和平与暴力之间寻找更好的平衡,多一点和平,少一点暴力,从而改善人类的处境。"对于和平研究来说,中国传统医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很欣赏中医理论中深层次的文化和思想,即对阴阳平衡和阴阳失调的认识,因为在冲突中也同样有平衡和失调。[2]
"加尔通经常将和平研究与医学进行比较,认为和平研究与健康研究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不是一定获取一个善对恶的绝对胜利,而是更好地处理暴力所带来的伤害和痛苦,就像应对疾病给身体带来的痛苦一样。阴阳这种双重辨证不仅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认识平台,同样也意味着一种更好的处世方式。在阴阳学说中,事物的发展进程并非直线型,而呈现一种起伏波动的循环、螺旋式进程。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非静态的模式来处理和平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
参考文献:
[1] 约翰·加尔通 . 和平论 [M]. 陈祖洲 , 等 , 译 . 南京 : 南京出版社 ,2006.
[2] 约翰·加尔通 , 卢彦名 ."和谐致平之道--关于和平学的几点阐释"[J]. 南京大学学报 ( 哲学 , 人文 , 科学社会科学 ),2005(2)。
[3] 丁福保 . 佛学大辞典 [M]. 北京 : 文物出版社 ,1984.
[4]Johan Galtung. Buddhism and Development[M]. UniversiteNouvelle Transnationale,1985.
[5]Johan Galtung. Back to the Origins: On Christian and BuddhistEpistemology[M]. Princeton University,1986.
[6]Johan Galtung. Buddhism and Leadership for peace[M].Universite Nouvelle Transnationale,1985.
[7] 朱明忠 , 尚会鹏 . 印度教:宗教与社会 [M].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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