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武昌军政府和东南精英都各自做出了贡献，孙中山虽身处国外，但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起了推动作用，并因此成为众望所归的组织临时政府最合适人选。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孙中山的军法之治及其反思”的近代史纲要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旧邦新造：孙中山与南京临时政府之组建
　　
　　摘要：在南京临时政府筹建过程中，武昌军政府和东南精英都各自做出了贡献，孙中山虽身处国外，但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起了推动作用，并因此成为众望所归的组织临时政府最合适人选。当选临时大总统后，他按照革命方略施行军法之治，可在实际运作中遭到民主意识觉醒的诸同志所抵制，以致相关计划“格而不行”,因此他认为自己的首次军法之治失败了。的确，三个月的总统任期、政令不出南京的现实，给予他施展拳脚的时空有限，除了颁布系列政令规章外，他并无什么实际的作为。对于这次军法之治的失败，孙中山耿耿于怀，也做了反思和总结。不过他只是从内部找原因，忽略了更为错综复杂的外部因素和历史条件，这就注定了他后来的革命历程仍是一番苦斗。
　　
　　关键词：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军法之治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曾制订了指导革命的重要文件《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明确将革命的进程依次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 1911年，武昌起义掀擘辛亥风云，使得《革命方略》从一纸理论化为了实践，独立各地不仅按照它的设计模板宣示中外，组织政权，而且希望由孙中山组织临时政府，统领全局；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后，即将军法之治付诸实施。对于这些，以往既有针对性研究较少的不足，也存在理解上的误区，尤其孙中山军法之治的措施有哪些，他怎样评价自己的军法之治，要么张冠李戴，要么罕见论及，有必要加以辨正澄清。
　　
　　一、独立各地按照孙中山制定的《革命方略》行事
　　
　　武昌起义后，各地纷起响应，在湖北省内就有汉阳、汉口、黄州、宜昌、郧阳、襄阳等地，湖北省外先后有长沙、九江、西安、腾冲、太原、昆明、南昌、贵阳、上海、杭州、苏州、松江、无锡、清江、宁波、桂林、镇江、扬州、安庆、南通、广州、福州、南宁、济南、重庆、泸州、奉天、成都等地。可见，各地响应的一般是城镇，这是因为起义的主体力量是军队，而它们集中在城镇地区。宣布独立后，各地都建立新政权，称中华民国某地军政府，以都督为最高长官。于是，出现了一省有数个都督，互不统属的情况，像江苏“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而汉口、武昌近在咫尺，但两个军政府“各行其是”,汉口军政分府不听武昌军政府指挥。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复杂混乱的情况呢？其根源出自1906年秋冬间孙中山所制定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②《革命方略》共有13个文件，其《军政府宣言》称今日革命为国民革命，“国民军起，立军政府”.其《军政府与各处国民军之关系》规定“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正因为此，各地光复后大多各自为政，后来有的省实现整合，统一受省军政府领导。
　　
　　除了建立政权外，各地在起义后也基本按照《革命方略》行事。如武昌军政府发布文告，“根据中国同盟会誓词，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宣示中外，首改易正朔，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革清宣统伪号，薙发辫，戒缠足，免除一切苛政。下令军士毋略财、毋妄杀、毋奸淫，毋买卖不公，扰乱商务。通令国民，毋藏匿敌人，违抗义师，凡我军民无敌对行为者，一律保护其生命财产，得享居住、结社、言论、信仰等自由”.③其《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照会各国领事》基本照抄《革命方略》中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对外宣言》。④另据居正称他为武昌军政府制定了都督府组织条例，为免大家怀疑，号称是“同盟会本部所拟”,结果开会讨论时，到会数百人毫无异议，当场“获全体通过”,次日即公布施行。 “其后各省先后光复，各建都督府，略依鄂军政条例，直至大一统政府成立于南京”.⑤由此可见，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具有崇高的威望，他所制定的《革命方略》不仅权威，而且可操作性强，成为辛亥独立各省的行动指南，为他们所奉行不悖。
　　
　　二、“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
　　
　　“同盟会秘密时代，所定革命方略，专从军事着眼”⑥，难免存在粗疏、不完备的问题，比如“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就造成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局面，不但不利于拧成一股绳、合力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反而容易被清军各个击破，功亏一篑。因此，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能够统领全局的政权机构。武昌军政府和上海的东南精英不约而同地意识到这个问题⑦，并各自发出了倡议。最先公开发声的是前者，1911年11月7日，鄂军都督黎元洪致电各地军政府征询对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指出“现在义军四应，大局略定，惟未建设政府，各国不能承认交战团体”,此事关系全局甚大，到底该怎么办，请各“军政府会议赐教”,并盼望立即复电。⑧可未等各地回电，9日，黎元洪便一改两天前的商量语气，以不容置疑的口吻，通电各地派员到武昌开会。结果“广州、桂林、长沙、南昌、九江等复电，均已派遣代表首途，而湘、赣代表均已先后到鄂”.⑨
　　
　　与此同时，东南精英也在讨论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关。与武昌军政府不同，首先他们想成立的不是中央政府，而是全国会议团，又称临时国会。其次他们比较谨慎，经过多次商议策划，反复推敲，才提出具体方案。据黄炎培日记，武昌首义爆发仅五天，赵凤昌便约见他，“商量时局前途之对付办法”.⑩而后，张謇来上海，住在赵凤昌家，再召集沈恩孚、孟森、雷奋、杨廷栋、庄蕴宽、伍廷芳、温宗尧等其他东南精英一起集议，拟定政见5条，讨论所当研究之事12项。（11）在此基础上，撰成《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提出集议的方法如下：“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一、通告各省现时都督府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一、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会议的议题有三方面：“一、公认外交代表，一、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一、对于清皇室之处置”.（12）第三，他们多管齐下，对外公布所拟方案，并邀请各地军政府派代表来沪会议。对于武昌军政府，他们特别尊重，专门拟电请裁定“组立全国会议团办法”,“并盼迅派代表莅沪指导进行”.但因鄂沪电信不通，乃派庄蕴宽持书赴鄂，“请其即推代表来沪”.（13）对于沪军都督府，他们除托已分任苏州、浙江都督的同党程德全、汤寿潜联名致电外，还请沪军都督陈其美来开会，当面交流。据张謇言，陈其美起初“意不甚澈，晓之而微寤”,不仅同意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以《沪军都督府议设临时会议机关启》为名刊登在《申报》上，而且还亲自通电各地督抚，“请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14）对于全国各地军政府，则由雷奋、沈恩孚、姚桐豫、高尔登以江苏、浙江都督府代表名义，宣告现江苏、浙江两省在上海共同发起临时国会，公推伍廷芳、温宗尧为临时外交代表，请各地“务恳公认”,并“即日举员来会”.（15）由此可见，东南精英发起召开临时国会，开诚布公，积极与革命党人沟通，至少得到上海革命党人的大力支持，并非如很多学者所论的那样，他们觊觎革命政权，企图排斥革命党人，先下手为强。
　　
　　在东南精英的努力下，临时国会如期成立，11月15日，江苏、福建、上海各都督府所派的代表在上海江苏教育总会开会，议决临时国会正式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下文简称各省代表会）。（16）然而，武昌军政府方面以11月9日已通电各省派员到鄂会议，恐各省代表已经就道为由，坚决要求上海派员来鄂，同时遣居正、陶凤集两人代表武昌军政府到上海，动员在沪各地代表同行赴鄂。 25日，各省代表会议决：“各省代表赴鄂组织临时政府，但应各留一人在沪，以联络声气，作为后援。 ”（17）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议决反而造成了武昌军政府与上海革命党人争权的现象。各地代表抵鄂后，选举黎元洪为大都督，执行中央政务，将之推上临时政府首脑的位置。但上海的革命党人不乐见此，“宋教仁、陈其美二人恐怕武昌真成了中央政府，于同盟会不利”,在12月4日召集留沪代表开会，议决：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投票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其中，前者得到在武昌各地代表的支持，当日武昌代表开会，也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于南京。 ”而后者则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不但上海这边有异议，武昌方面更认为“既不合理，又不合法”.为此，黎元洪致电沪军都督，称如查实“另有人在沪推举大元帅、副元帅等名目，请其宣告取消”.迫于压力，黄兴不愿就职。 17日，鄂、沪两地代表齐集南京后，又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议决“由副元帅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仍无意赴任，使得临时政府迟迟不能成立。（18）从武昌军政府发起倡议迄今已一个多月了，临时政府依然难产，究其原因，是缺少一个威望素著、广为接受的合适人选。
　　
　　那么当时是否有这样的人选存在？答曰有，那就是尚在国外的孙中山。他是举世公认的中国革命领袖，章士钊誉之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19）所以，武昌起义后不久，新创刊的《中华民国公报》就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统领孙文”名义发公告，而欧洲的媒体也报道说：“此间舆论已大张一种主义，谓将来中国必立共和政体之新政府，其总统大约孙逸仙充之。 ”但《民立报》转载这条新闻时，并不以为然，特加按语说：“此系欧洲人猜测之辞，因于我国政党多未知其内容，但以习闻之人为革命党魁也。 ”（20）然而，民意及后来的事实证明，《民立报》的判断是错误的。 11月14日，江苏都督程德全通电各地都督，提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 ”四天后，江北都督蒋雁行也致电陈其美，主张临时政府首脑由孙中山担任：“各省独立强半告成，若无统一机关，恐起外人干涉，亟宜各派代表赴沪组织临时政府，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 19日，更有扬州军政府敢死军总指挥边振新求助媒体，请孙中山回国当总统。他以国民一份子名义致电各报馆，称“自武昌起义，各地争先宣布独立已十有八九。惟既宣布独立，须知独立之宗旨断不能各怀歧视，自相矛盾，以启外人之狡心，致兆瓜分之惨祸。新既为国民一份子，岂忍旁观危殆，故特不揣冒昧，电恳各大主笔，速筹善策，开导同胞暨各省都督军政分府，恳速举代表赴沪，组织临时政府，公求孙逸仙先生回国为总统”.而据《民立报》报道，香港光复后，有人扛着孙中山的巨幅肖像游行庆祝。（21）凡此种种，都说明尽管孙中山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但拥护革命的人都公认他是首创中国革命之人，希望由他来组织和领导新的共和政府。尤其程德全、蒋雁行都是转向革命的清朝官僚，他们的呼吁最能说明问题。
　　
　　其时身在美国募款的孙中山从报上获悉武昌起义消息后，也立即承担起作为一个领袖的责任。他致电两广总督张鸣岐，劝他率部反正；为芝加哥革命党人撰写召开群众大会通告，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发表《通告各国书》，宣布中华民国的外交政策。他还对外称“目前华中起义，系由本人所指挥”,“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22）为此，他决定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在寻求美国政府支持未果后，乃转赴欧洲活动，希望取得各大国对中国革命的承认，并贷款，但没有取得什么实质性成果，只好起程回国。在南京的各地代表“因当时黄、黎大元帅副元帅之争尚未结局，同人颇感进退维谷，兹闻中山先生返国，皆欣然色喜，以为此问题可顺利解决也”（23）。而《民立报》此时也改变立场，借机跟进，大力宣传孙中山，为其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造势。这从其12月中旬后所密集刊发的文章题目即可见一斑，如《记孙文之最近运动及其人之价值》《欢迎孙中山先生归国辞》《伟人与新上海》《欢迎……欢迎》等。诚如《民立报》所愿，孙中山回国后，受到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顺利当选临时大总统，（24）使陷入难产的临时政府终于呱呱坠地。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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