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南京出土的人面纹瓦内容及寓义略抒管见
点击量:发布时间:2019-01-03 14:03
南京市博物馆考古人员近些年来在南京城区的考古工作中发现了不少瓦当。依其纹饰有云纹、人面纹、兽面纹、莲花纹四大类。其中云纹与人面纹瓦当数量相对较少,故也显得较为珍贵。人面纹瓦当于早些时候也被相关研究者零零星星地发现。若论其数量,则以近年大行宫出土的为多,计有 68 件。小文拟对人面纹的内容及寓义略抒管见。
就人面纹瓦当而言,南京地区出土的六朝人面纹瓦当数量是目前为止发现最多的。其它类型属于不同历史时期南京以外发现的人面纹瓦当,如半圆形人面纹瓦当、半圆形人面纹瓦当,数量上均不可与南京的相提并论。
南京出土的人面纹瓦当主体是一个凸起的人面图案,刻画着人的眉、眼、鼻、面颊、口、舌、胡须等,形象变化多端,以凸起的圆形或椭圆形面颊最具特色。多为泥质灰陶,个别为红褐胎。部分胎质较细,制作规范;但亦有不少胎质较粗,内含稻蚌等杂质。当背大多有 1 至 3 道轮旋痕,在与筒瓦连接处,用少量泥条抹光加固,两侧有明显的指按痕。根据纹饰细部特征的差异,王志高先生将之分成 18 型,此外还有残碎难分型式者7 件。根据地层关系,这批瓦当大多出自孙吴中后期至东晋初期的地层和遗迹中。发掘者认为人面纹瓦当主要流行于孙吴中后期。其年代下限当在西晋至东晋早年,这时期,也是人面纹瓦当向兽面纹瓦当过渡的时期。众所周知,瓦当是“屋檐的艺术”。
自西周时期开始,土木建筑中重要的材料之一——瓦出现了,随着瓦的不断使用,瓦当也应运而生。秦汉以来,瓦当非常流行,汉代的瓦当上,经常可见“长乐未央”、“万岁无极”等吉祥语汇。从这些祝语可以看出,瓦当除了挡雨、护檐、美化屋面轮廓等实用功能之外,它还是古人寄予美好愿望的一个小小物件。也正是这个原因,近些年来的艺术品投资中,精美的瓦当颇受收藏者的喜爱。
那么,除了文字瓦当清晰表明了它的文化寓义外,其它类型纹饰的瓦当是否有着相同的寓义呢?我以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古人将瓦当安置于头顶之上遮风挡雨的屋檐,没有理由赋予其消极的寓义。所以总体而言,瓦当具有“趋吉避邪”的寓义是得到普遍认同的。关于人面纹瓦当的寓义,王志高先生认为与镇火祛灾、厌胜避邪有关。他认为瓦当上的人面样式虽然繁复不一,但都对脸部的圆颊作了夸张处理,显然不是普遍的人面,而很可能是具有灭火之术的某位神灵。
对于人面纹瓦当具有厌胜避邪功能的这种观点,笔者持赞成意见。在此基础上,我认为大行宫出土的人面纹瓦当之人面尚可再作些讨论。我的观点是:这些人面中至少有若干是“胡人”的形象。
西汉末公元前 51 年,呼韩邪单于降汉,汉匈和好。随着边境关市开放,胡人渐入内地。此外,张骞凿空之后,诸西域国臣服于汉,丝绸之路打通,越来越多的西域人相继进入中原。当时,中原人将匈奴及西域等西北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胡人”。胡人在汉地有很多流寓之所,如洛阳、徐海、建康、成都等地。胡人流寓中原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佛教传播、经商、战乱等等。
南京在孙吴时期已见胡人。孙吴之建业是与北方洛阳相映的南方佛教中心。建业的佛教发展事业与胡人大有关联。《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云支谦乃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献帝之末,汉室大乱,支谦又与乡人数十共奔于吴。
这是胡人并且是佛教徒迁吴的有名例子。另在《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康僧会传》载:“其先康居人,世居天竺。其父因商贾,移于交趾。”会在十余岁时因二亲并亡而出家。后在赤乌十年至建业,营立茅茨,设像行道。有司曾奏曰:“有胡人入境,自称沙门。”
支谦与康僧会仅是迁居建业、传播佛教事业比较有名的胡人,除此之外,尚有从事其它职业的胡人到过建业。胡人在汉地的生活居留,或者说汉人必须对胡人有所了解,是胡人形象被表现在各类物品上的前提。根据考古发现,汉代胡人形象的文物是非常多的。如石雕、镇墓俑、面具、壁画中的形象等等。就南京而言,也有若干胡人形象的文物。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过一件胡人俑,帽子是典型的胡人尖顶帽。
又如长江下游地区孙吴、两晋时期墓葬中随葬的魂瓶上有堆塑的吹箫奏乐的、非常明显的胡人形象,有研究者认为这些胡人正在进行一种通俗的佛教宗教仪式,为死者祈祷冥福。
根据郑岩先生的研究,在墓葬美术中,利用胡人驱恶辟邪早在汉代艺术便已出现。汉代画像石、画像砖中便有胡人拥彗或持钺守门的形象,郑岩先生便指出这些守门胡人应具有避除不祥、保证墓主安全的象征意义。
为什么要使用胡人的形象呢?归根结底,胡汉相交以来,在汉人的心目中,胡人是异于汉人的,这首先就是他们的外貌:深目高鼻、高颧骨、多须,往往头戴尖帽。奇异的面貌在汉人的心目中造就了正反两种印象,或是被塑造成有奇幻力量的神仙,或是被贬斥为恶魔。反映胡人有奇幻之力的,如前引《康僧会传》中康僧会初至建业传播佛教时,孙权问之“有何灵验”,康僧会答以佛之“遗骨舍利”为神物,故信徒无不起寺供奉。孙权于是命康僧会求舍利,其间通过“三七”之期和种种“烧香礼请”等程序,在经历多次失败,且有性命之虞后,最终获得了舍利,孙权肃然惊起曰:“希有之瑞也!”
而反映汉人对胡人表现出族群歧视的,文献中也俯拾皆是。如《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师古曰:“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
这与《国语》中形容戎人“血气不治,若禽兽焉”堪有一比。这些记载反映了汉人对于胡人看法的复杂多变。无论胡人形象在汉人心中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关键之处在于,胡人形象对于汉人是怪异的,所以汉人认为胡人形象的物品具有驱邪功能。2006 年成都金堂李家梁子M23甬道内近封门处出土一件器物,为胡人面部形象。研究者就认为是具有驱邪功能的胡人面具。
以上论述虽与南京大行宫出土的人面纹瓦当没有直接联系,但是通过上述论证,我们可以知道:首先,孙吴时期,建业有胡人存在,这是胡人形象能够被表现在瓦当上的前提条件。其次,胡人形象被表现在物品上是具有驱邪功能的,这是有大量考古学证据可以支持的。最后,我们可以看一看大行宫出土的这批人面纹瓦当。从图中可以看出,这些人面的共同特征是眼窝较深,鼻梁高挺,面颊有圆形凸起,当是表现高颧骨,唇上下有胡须,有浓密也有稀疏。我以为,这些人面纹正是表现的胡人形象,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艺术性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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