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阿拉伯之春---战火不息幻化成冬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水果小贩穆罕默德·博阿齐齐因无法忍受警察凌辱而自焚，从而引发了被西方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反政府暴力运动。运动先后波及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四个国家发生了政权更迭，埃及继而又发生了“二次革命”,推翻了首位民选总统。伊拉克、埃及、利比亚、叙利亚无一不深陷内乱和战争，生灵涂炭。

　　这场运动起初，包括阿拉伯知识阶层在内的国际主流舆论对中东地区的事态发展持乐观态度，预期西方民主在该地区将迎来明媚的春天，认为它是推动阿拉伯国家历史向前发展的正向行动。然而，三年多的事态发展证明，各当事国人民不但没有看到政治方面的稳定与开明、经济方面的发展与繁荣、人民生活的富足与安康，反而目睹了该地区各种矛盾的激化与升级，亲历了前景未卜的动荡与混乱，承受了生活条件的不断恶化。

　　这促使世人不得不重新审视“阿拉伯之春”的历史后果。在埃及，2014年11月29日，开罗刑事法院撤销对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杀害示威者”的指控，这场“世纪审判”至此基本尘埃落定。而穆尔西则身陷囹圄，穆斯林兄弟会被取缔。推翻穆巴拉克的“阿拉伯之春”起义转了一圈几乎又回到了原点。除派系斗争外，信仰基督教的科普特人与穆斯林间矛盾激化，军队重新接管政权，镇压穆斯林兄弟会，原有国家体系已被彻底颠覆。埃及的经济状况也不容乐观，失业率高达13%.社会分裂严重，社会治安混乱，宗教、族群争斗不断，不断爆发反政府示威，且大多伴随暴力冲突，局势十分混乱。

　　“阿拉伯之春”后伊拉克周边地区积极反恐的世俗政权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从而使活跃于中东地区的圣战武装力量获得了空前的喘息和发展机会，来自全球各地的圣战分子纷纷涌入中东地区.伊拉克战争后，由于外部势力的强行介入，伊拉克内部两大教派的冲突被严重激化，这个基本矛盾连同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矛盾、伊斯兰世界中亲西方与反西方派别的矛盾、阿拉伯民族与库尔德人的矛盾等交织在一起，已经将伊拉克从内部撕裂。诸种矛盾交织成的复杂力量及其所导致的统治力量的空虚，使得逊尼派伊斯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①迅速得势[2].而与伊拉克接壤的叙利亚陷入了内战，叙利亚政府军对边界失控，东叙伊边境线名存实亡，“伊斯兰国”肆虐到叙利亚境内，攻城拔寨，占领许多地方.

　　叙利亚则成逊尼派和什叶派对峙的战场。叙利亚动乱的性质逐步发生变化，蜕变为瓦哈比主导的逊尼派与阿拉维为“首恶”的什叶派教派角逐，蜕变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自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的种族对决。海湾君主国直接介入，“基地”组织找到新战场，伊朗全力驰援协防，真主党民兵越境打游击，以色列空袭阻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甚至连美欧国家的极端分子都麋集叙利亚参加所谓“圣战”.三年多过去，叙利亚战局尚不明朗，但政局已脉络清晰：内乱已由最初的民众变革升级为“春秋不义战”,又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等恐怖力量的坐大和泛滥，变性为恐怖与反恐怖之战。

　　2011年，突尼斯人民起义推翻了总统扎因·阿比丁·本·阿里的统治，引发了“阿拉伯之春”.现在，已经过去了差不多四年时间，突尼斯人民还在与物价上涨、失业和上升的恐怖主义势头作斗争。突尼斯这个国家已经被伊斯兰主义者与世俗论者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给撕裂了。

　　在也门，萨利赫总统的“全身而退”并没有化解国内政治危机，各派围绕权力分配激烈博弈，恐怖势力乘虚而入。

　　评析：人口3.5亿的阿拉伯世界之所以成为热点问题集中的“火药桶”,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长期殖民统治以及西方等外来势力不断插手，造成伊斯兰各派势力内部争斗绵延、伊斯兰教与西方“民主化”矛盾加深；中东经济对石油和天然气等自然资源过度依赖，长期强人政权和家族统治所导致的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日益扩大。

　　殖民主义结束后，不少阿拉伯国家并未完成现代国家所必需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建构，教派和部落组织依然是社会的基本形态。长期以来，强人政权和家族统治成为维系这些国家部落和教派的重要纽带。“阿拉伯之春”的浪潮卷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等强人统治，伊斯兰各派势力和部落组织间的矛盾再次被激活，相互杀戮和争斗卷土重来.

　　“阿拉伯之春”使得无论是埃及、利比亚、突尼斯还是也门，甚至摩洛哥这样的王权国家，宗教党派第一次大面积获得名分，公开角逐权力、施展抱负。穆斯林兄弟会（“穆兄会”）、萨拉菲分子、伊斯兰拯救阵线等旗帜鲜明的宗教团体或党派，尝试通过议会民主框架让政治现代性回归伊斯兰主义。在此过程中，基数强大、更合现代气候的世俗力量以各种公开与不公开、和平与非和平的方式争夺社会生活的主导权。

　　受信仰之争溢出的影响，伊斯兰教派与基督教派之间的摩擦、冲突死灰复燃；伊斯兰逊尼派中温和阵营与激进阵营出现龃龉；伊斯兰逊尼派与什叶派的明争暗斗空前激化，西方国家、海湾国家、土耳其和伊朗等国在逊尼和什叶派的较量中支一派打一派，局势十分混乱。甚至阿拉伯人与科普特人、阿拉伯人与波斯人、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冲突也被撕开绷带。宗教与世俗矛盾、宗教派别斗争和种族摩擦，不仅普遍存在于剧变后的每个国家，还成为超国家、超民族和超文化的地域之战。这种彼此矛盾、你中有我却又你死我活的复杂关系，成为“阿拉伯之春”释放的巨大负能量，一如揭开曾经尘封多年的黑暗封印，使奄奄一息的诸神重焕活力，捉对厮杀.这一切使得“阿拉伯之春”的长尾横扫革命缘起的目标堤坝，大有冲决地区力量板块和重新洗牌的势头，进而使原本让人眼前一亮的阿拉伯社会自我革命，正褪去当初的光泽，逐渐蒙上复古和血腥的阴影.

　　总的来说，“阿拉伯之春”产生的历史后果是多元的。它直接迫使突尼斯的本·阿里、埃及的穆巴拉克、利比亚的卡扎菲、也门的萨利赫等领导人先后下台。中东地区伊斯兰政治力量借民主运动引发的混乱局面迅速崛起，得以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各种强势角色。西亚北非地区的乱局必然产生外溢效应，必然殃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稳定。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利比亚等国的政治和社会陷入极度的乱局，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希望十分渺茫。民族分裂日趋加剧，教派争端快速升级，血腥仇杀接连不断。严酷的现实打消了当初阿拉伯动乱所激发的乐观预期。

　　以发展民主、振兴经济、改善民生为预期的“阿拉伯之春”已幻化成了冷酷无比的“阿拉伯之冬”.

　　二、乌克兰危机---国家分裂之殇

　　自2013年底乌克兰民众抗议“叫停”加入欧盟以来，乌克兰的局势持续动荡。长期的示威抗议直接导致了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同时也刺激了东部的分离主义势力。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公投加入俄罗斯并被接纳之后，5月11日，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和卢甘斯克州就是否独立举行全民公投，5月12日，两州全民公投结果出炉，支持独立的选票分别高达89%和96%.

　　随后，两州宣布成立独立“主权国家”,这使得乌克兰徘徊在内战边缘.乌克兰政治危机的直接导火索虽然是乌政府2013年11月决定暂停与欧盟签署联系国协定，但最根本原因还是国内民众在“向东走”还是“向西走”问题上的深度对立。这一根本矛盾如果不能化解，乌克兰局势升级的土壤就始终存在。

　　评析：当前的乌克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民族构成中乌克兰族排名第一，占总人口的77.8%,主要生活在乌克兰西部；俄罗斯族占17.3%,主要分布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地区。其中，克里米亚俄罗斯族人占58.3%,顿涅茨克州占43.6%,卢汉斯克州占44.8%,哈尔科夫占33.2%.其余为犹太人、鞑靼人和白俄罗斯人。

　　乌克兰是独联体内的第二大国，拥有发达的农业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但现代乌克兰的版图直到1954年克里米亚的归并才最终形成。在之前的数个世纪中，今日乌克兰版图的各组成部分并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处于多个政治实体统治之下，有着不同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轨迹.

　　乌克兰东部地区并入俄国较早，而且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几个世纪中沙俄政府逐步在当地推进俄罗斯化进程，因此与俄罗斯的联系较为紧密；西部地区历史上与波兰、立陶宛联系紧密，受西欧文化影响较大。乌克兰的东部地区主要聚居着乌克兰族、俄罗斯族，绝大多数居民使用俄语，以东正教信仰为主；西部的主要居民是乌克兰族、波兰族、白俄罗斯族、犹太族等，主要信仰天主教，东西部之间的文化差异很大。在经济上，东部地区是沙俄和苏联的工业重镇，冶金、机械制造、造船业、国防军工、航天航空基础雄厚，是乌克兰的工业基地；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沙俄中央地区且政权更迭和战乱频繁，工业化进程十分缓慢，主要以农业和对外贸易为主。东部地区的工业企业与俄罗斯企业在生产协作上存在紧密的联系，且十分依赖俄罗斯市场；而西部地区则仰仗欧盟的市场和资金技术，希望加强与欧盟的关系。因此，受经济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影响，在对外政策上，乌克兰东部居民倾向于深化与俄罗斯的战略合作，实现东斯拉夫国家的联合；而西部居民则倾向于早日加入欧盟，融入西方民主大家庭。由此可见，乌克兰东西部之间的历史文化分化已根深蒂固。

　　经济落后、民生凋敝是乌克兰危机的最深层次诱因。乌克兰是独联体国家中整体上转轨绩效最差者之一。1994年，乌克兰GDP滑坡幅度高达24%,直到2000年，乌克兰经济才止跌回升。

　　当一个民族看不到未来，就容易去追究历史。西乌克兰历史上属俄时间最短，居民中乌克兰族的比例最高，历史上反俄斗争最激烈，苏联时期吃苦最多，这都成为与俄罗斯对立的历史基础。因此，身处困境中的西乌克兰人把脱俄入欧当做解决问题的“钥匙”,而历史因素就被拿来作为脱俄入欧的情感支持，这导致西乌克兰与俄罗斯对立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而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东乌克兰，有众多俄罗斯族裔。他们同样深受乌克兰政经不振之苦，又受到西乌克兰反俄民族主义情绪咄咄逼人的压力，乌克兰独立后政治动荡、经济发展落后于水平原本伯仲之间的俄罗斯，难免使乌克兰东部的俄罗斯族人心理产生失落，所以与西乌克兰人相反，产生了贴近俄罗斯的民族情绪。

　　20多年的社会转型困局加剧了乌社会既有的历史、宗教和文化分野，乌克兰历史上的民族积怨与对立、地区对立被接续下来，导致其东西部区域国家认同差异与冲突不断积累，重新发酵。而这些矛盾在经济发展遇阻和民主政治危机的共同作用下，最终演化为乌克兰国家认同的危机。在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短暂的民族独立、巨大的种族差异、相互竞争乃至冲突频繁的宗教因素等“成分”构成的乌克兰现实土壤上，很难开出和谐统一的国家、民族和文化认同之花.

　　三、巴以冲突---百年积怨战火重燃

　　2014年6月12日，三名以色列少年在约旦河西岸突遭不明身份的人员绑架、“撕票”.7月2日，一名巴勒斯坦少年遭以色列犹太极端分子报复性虐杀。接连两起突发事件牵动了巴以民众的敏感神经，双方旧恨重燃、矛盾激化，暴力冲突在多地蔓延，巴以局势随之恶化。7月8日，以色列军方对主要由巴勒斯坦人聚居的加沙地带发动“护刃行动”,开始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简称哈马斯）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并于17日派遣地面部队进入加沙作战。这是以军自“铸铅行动”以来首次对加沙发起的地面进攻，也是2013年7月巴以和谈重启以来双方新一轮的大规模暴力冲突。

　　纵观整个中东，从大历史的角度观察，巴以关系在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仍具有无可取代的象征性意义。新一轮巴以冲突给双方心理上带来深层次冲击，也再一次埋下了以暴易暴的恶果，必将对整个中东地区的秩序和局势造成长期、复杂的影响.

　　评析：巴以冲突是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的对抗，这两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准生证”的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持续近百年仍然难以化解和平息。双方关系长期陷入“和谈---破裂---矛盾激化---爆发冲突---脆弱停火”的轮回中，且每一次巴以和谈努力破裂后总会出现局势倒退.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与犹太民族主义（复国主义）之间的冲突，其持续时间之久、波及范围之广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无论犹太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遭受了太多原本不该承担的苦难，所幸我们在阅读这部苦难史的时候，读到的不全是仇恨、驱逐和杀戮，也看到许多人性的闪光之处，尽管还很微弱，但真切地希望这些星星之火能够壮大燎原并最终照亮两个民族通往和平的道路，结束这场两个民族之间长达百年的悲剧与苦难[13].

　　四、日本“右转”---民族主义将把日本带向何处

　　2015年12月14日，日本第47届众议院选举结果出炉，首相安倍晋三将继续留任至2017年，而安倍19人内阁中有15人都是极右翼组织“日本会议”成员，这将有利于安倍政府强推包括修宪、扩大日本自卫队的作用以及重塑日本战后的新地位等右倾化法案，为东北亚地区关系增加不确定性。对于这次选举，《朝日新闻》、《周刊现代》、《外交学者》在内的日本媒体均认为这是一个信号，意味着在日本已经消失多年或者边缘化多年的民族主义正在回潮.作为一种与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巩固紧密相关的意识形态，日本民族主义再次走入人们的视线。

　　民族主义在日本已销声匿迹多年。早在二战以前，民族主义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国民理念，一度在知识界和政界大行其道，当时领军的人物是井上哲次郎。随后，国民理念被视作有违武士道精神和“大东亚共荣圈”架构的思想，被制度化地禁止了。

　　2014年，安倍在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修改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河野谈话”,继续推动改以编教科书方式否认日本侵略历史，大力开展以肯定日本侵略战争为主要内容的民族主义教育，在钓鱼岛问题上坚持挑衅性态度，以及任命极右翼人士籾井胜人担任日本广播协会（NHK）会长。同时，加强以首相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国家民族主义倾向不断凸显。

　　在国际舞台上，日本民族主义所发挥的作用也是“可圈可点”的。比如，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通过修改战后和平宪法反对“一国和平主义”,通过出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谋求“大国”地位，以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为依托主导东亚地区发展，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今天，国家民族主义在日本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泛亚主义意识，冲淡了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稳定因素，扮演了对国家战略具有强大影响力的角色.

　　日本民族主义迅速膨胀，政治风向急剧右转，引起日本国民和国际社会的担忧，也影响了日本的国际信誉和安倍政权的稳定。

　　评析：日本民族主义属于比较典型的国家民族主义。其基本特征在于，它与国家利益相吻合，通过国家的形式加以表现。在实践中，它以作为民族国家的日本国为基本单位，以日本国家利益为核心内容，是一种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甚至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力量或因素。在世界近现代史上，透过日本发动的日俄战争、侵华战争、太平洋战争，都可以看到日本国家民族主义的这种影响力.

　　近年来，日本民族主义在实践中体现出的一意孤行、完全置亚洲邻国于不顾，“以大和民族为中心”的倾向日益显著。日本在处理与邻国纠纷问题上，正在简单地诉诸民族主义，日本民族主义制造领土争端，意在重温“扩张梦”,并且以“不屈服于外国压力”为由来坚持自己主张的优先性，实行强硬外交路线，由此不断引起中国和韩国等邻国的激烈反弹，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日本国内激进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形成一个连锁反应.

　　安倍晋三和自民党的强硬外交路线已成为滋生日本民族主义的最好催化剂。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安倍晋三很难改变执行已久的强硬外交路线，包括在钓鱼岛、靖国神社、战争罪行历史观等诸多敏感问题上，不可能从原有的右翼立场退步，甚至是有所妥协.更为重要的是，安倍晋三已经将“修改宪法”写入了自民党的竞选党纲，肯定会在首相任上全力推动，这必将进一步激怒中国和韩国这样的邻国，刺激两国的的反日民族主义不断膨胀，使得双方关系更为紧张甚至产生冲突，而对于日本的民族主义来说，这是发展膨胀的最好机会。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作为二战中发动侵略战争并战败的日本，在膨胀的民族主义驱动下，不仅没有正视历史深刻反思，反而在否认历史、制造领土争端和“正常化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其深层民族心理就是试图从根本上推翻《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等确立的基本原则，从意识形态层面否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成果，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这种违背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行径，必然会遭到周边国家的断然回击。

　　今天，对经济联系已经达到了可谓生死与共地步的日本与周边各国（尤其是与中国、韩国）来说，只有建立起和平友好的睦邻关系才能利人利己。所以不论是在哪个层次上，民族主义的影响都应该得到适当的控制.然而从整体来看，民族主义回归是日本政治的一个趋势，唯一值得探讨的是回归速度有多快及其给东亚地区安全局势和国家关系可能带来的影响，应充分做好应对日本民族主义回潮的准备。

　　五、黑人之死---美国再燃种族之火

　　2014年11月24日，美国白人警察枪杀非洲裔青年布朗被免予起诉，在检查官宣布判决结果后，立刻在弗格森市引发抗议和骚乱。布朗之死，为郁积已久的种族悲情提供新的风口，当布朗父母振臂一呼“加入我们的活动吧”,整个美国闻风响应，全美数十个大中城市发生示威浪潮，质疑和反对判决的不公。游行队伍中有黑人也有白人，有年轻人也有中老年人。弗格森事件未平，白人警察“锁喉”致死黑人商贩事件又起。美国纽约一个大陪审团2014年12月3日裁定不予起诉7月扼死非裔小贩的白人警察后，美国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休斯敦等地继续爆发大规模游行，抗议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执法。

　　因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近年美国已多次爆发示威活动。弗格森案和“锁喉”案引发的抗议活动，不论从燃烧时间还是激烈程度而言，都是近几年来所罕见的。

　　评析：弗格森案和“锁喉”案只是一个缩影、一个导火索，它是美国社会矛盾的反映。正如美国《纽约时报》12月4日的评论文章所说：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是黑白分明的是非之争，而今天，种族问题、社会问题、经济问题的分野已不再清晰。阶级偏见与种族歧视叠加在了一起。美国目前面临尖锐的社会割裂，阶级差距的拉大会造成阶级偏见和阶级歧视。所有的民权问题，同时也是经济和社会问题。阶级歧视和种族歧视是纠缠在一起的.

　　与历史上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相比，美国现代社会的种族问题的表现形式更加隐讳，无形的社会、经济、文化歧视仍潜藏于社会各个角落。美国非洲裔整体的就业机会、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仍与白人有不小的差距。人口迅速增长的拉美裔在低薪岗位上的竞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黑人中下层的经济困境。在非洲裔聚集的城市和社区，犯罪率通常较高。而白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对黑人的“种族归纳”,长期以来被黑人所诟病。刑事或民事案件发生后，白人警察倾向于将嫌犯锁定为黑人。在日常执法时，对黑人嫌犯的人格侮辱、巡逻中对黑人的无故盘查，惯性的暴力执法甚至轻易开枪射击等，恶化了警民关系，加剧了种族矛盾。一旦发生诸如白人警察枪击或枪杀黑人青少年嫌疑人时，黑人的族群意识、维权意识及黑人对白人警察和主流社会的不满，就会迅速高涨并迸发出来。同时，正是因为美国社会的多元，抗议活动常能聚拢起各色人群。

　　黑人种族歧视是数百年来的奴隶制以及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制度造成的一个错综复杂的历史问题，而种族界线的问题已经被带入到了21世纪。社会的进步、文明的发展以及人性的觉悟都需要较长的时间，不可能在短期内出现奇迹。美国作为世界上种族问题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应当反省审视自己的所作所为，从根本上解决或者改善黑人教育水平低、生活贫困、失业率高、犯罪率高、福利制度不完善等众多社会问题，并且适当改进政府政策中的不足之处，使其充分体现对黑人权力的尊重，彻底消除对黑人不平等的待遇和歧视。人类在进入21世纪之时，种族冲突、民族矛盾的问题却层出不穷。如果美国不能真正做到《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类生而平等”,那么美国可能会面临更多的社会问题.

　　六、苏格兰独立公投---身未去心已远

　　2014年9月18日，英国苏格兰地区单独举行独立公投，9月19日揭晓计票结果显示，55.4%的投票人选择留在英国，44.6%的选民选择独立，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将继续留在大英联邦联合王国内，英国就此逃过了一场分裂的劫难。但是，这次公投，进一步加剧了苏格兰与英格兰的裂痕，也加剧了北爱尔兰、威尔士与英国中央政府的裂痕，后果及影响深远。英国政府不得不对苏格兰地方政府进行更大规模的让权，这将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果，甚至有可能促进苏格兰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最终走向分裂。

　　评析：英格兰和苏格兰曾是两个独立的王国，在历史上多次爆发冲突，也因王室通婚而结成紧密联系。1707年，英格兰议会与苏格兰议会达成协议，双方根据《联合法案》合并，去除各自独立称号，成为大不列颠联合王国的一部分。1707年的条约在结束苏格兰独立的同时，仍保证其民族独特性永久不变，因而苏格兰人世世代代表现出捍卫地方法律、教育制度以及文化特色和宗教信仰的强烈意识，直到今天，苏格兰人还不把自己称为不列颠人，他们仍称呼自己为苏格兰人。这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分离主义情绪几百年来都没有中断过，为分裂埋下了永久性的伏笔。

　　从1707年开始，苏格兰独立的呼声就一直没有停止过。推动“苏独”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及其支持者长期以来执着地认为，苏格兰的自我身份意识在联合王国内受到了挤压和蚕食。20世纪下半叶，苏格兰的本土工业受到了重大冲击，本土经济形势的恶化导致苏格兰民族主义者们开始呼吁独立，并在1979年举行过民意表决，但独立派未获得足够支持。1990年代，苏格兰人托尼·布莱尔成为英国首相，开始针对苏格兰和威尔士实施“放权”改革，逐步加强这两个地方的自治权，进一步刺激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者的独立意识。

　　1999年，按照英国工党政府通过的《1998年苏格兰法案》，中断了300多年的苏格兰议会再次恢复。新的苏格兰议会拥有大部分地方事务的治理权。2011年5月，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该党开始再次推动苏格兰独立的进程.

　　通过这次独立公投，使苏格兰独立派和苏格兰倾向于独立的民众认识到了自身所掌握的资源及其所具有的潜在力量。苏格兰少数独立派精英为了自身的利益，必然会持续不断地煽动与蛊惑苏格兰民众继续趋向于独立运动，给英国中央政府带来长远与持久的压力。一旦英国中央政府出现某种变故或政策失误，将可能导致公投独立运动的再一次出现。因此，苏格兰独立的危机仅仅是暂时的缓解，而不是根本消除，独立的危险和趋向将长期存在，英国中央政府将面临着苏格兰独立的长久的压力.

　　与此同时，当苏格兰地方自治权力扩大以后，将引发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连锁反应，他们也将向英国中央政府要求扩大地方自治权力，英国政府将面临两难选择。给予他们权力将使联合王国的权利趋于分散化，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英国将变成一个越来越难于集中全力的国家，英国在欧盟内部的作用和地位将要明显下降。英国作为世界大国的效率将遭受持久、甚至是根本性的削弱。而如果不下放权力，这些地区的独立派和不满情绪与力量长期酝酿并持续，可能会酝酿和促使类似于苏格兰独立公投这样新独立运动的快速出现.

　　接近半数的苏格兰公民渴望独立，背后有多重的推波助澜力量。独立运动既根源于苏格兰与英格兰之间的历史恩怨情仇，也得助于北海石油收入提供的财政诱因。但这场让英国濒临分崩离析的政治危机，更透露出当前欧洲主权国家普遍面临的双重合法性危机.英国是西方代表性国家，苏格兰公投威胁的是英国“本土安全”以及它的政治制度，它是近年欧洲主要大国中分离主义最猛烈的一次爆发。这不同于巴黎、伦敦由外来移民充当主力的大型骚乱。苏格兰公投直接展现了英国主流社会的分裂，挑战了“民族国家”概念的合理性.

　　苏格兰此次公投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多未竟的理论思考。特别是我们应如何看待经济全球化冲击下的民族认同问题？当今世界，一方面是全球化不断加速和深入，而另一方面则是寻求民族自治与独立的呼声进一步高涨。在欧洲，一方面是作为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联盟不断深化；而另一方面，欧洲国家内部一些地区要求独立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不单是在英国的苏格兰，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寻求独立的努力从未停止过；甚至在意大利的威尼托和德国的巴伐利亚等地，也都出现了要求自治或独立的呼声。

　　从表面上看，全球化、一体化与民族独立、分散化（即碎片化）似乎是两种互相矛盾的趋势，但事实上，这两者背后有着千丝万缕的逻辑联系。苏格兰公投现象，恰恰反映了这一矛盾在西欧地区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处理好一体化与分散化的矛盾，是欧洲政治生活中一件棘手的大事.

　　结语

　　从总体上看，2014年导致民族热点问题的原因更为复杂，民族与宗教、民主、资源、环境等问题的联系更加密切，在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社会对民族问题的干预明显增强，而西方国家在民族问题上往往采取双重标准。同时，民族问题的示范性效应和连锁性反应也更加突出，民族冲突往往不只局限于某一国内，冲突的地区化、扩散化、外渗化趋势较为明显。

　　民族作为当今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人们共同体形式，各民族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和国家内部都是直接影响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货物贸易世界第一的中国，其利益已经遍布全球，故世界上任何地区发生民族冲突，中国都无法完全置身事外。而且，中国与当前众多民族危机中博弈的各方都有紧密的经贸或政治联系。因此，探究世界民族热点问题的根源，分析其对世界和我国带来的影响，有利于我们获得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制定适当的因应策略，从而帮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创造更加和平有利的国际环境，树立我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徐海清。被轰毁的“春天”---《中东地区发展报告[R].文汇报，2014-11-5（06）。
　　[2]“伊斯兰国”凸显世界政治局部碎片化[DB].
　　[3]伊斯兰国“的崛起与发展势头[DB].
　　[4]刘中民。中东变局与阿拉伯国家的民主转型[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4）。
　　[5]”阿拉伯之春“三年记：潘多拉魔盒后果褒贬难评[D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