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全球贸易的时间远比人们想象的要早。从 1760 年到 1800 年，英国与中国的贸易额增加了 10 倍以上 , 在中国与西方贸易总量中，英国占 78%.在接下来的将近一个世纪中，茶叶与英国，鸦片与中国--两种上瘾品与两个国家的命运发生了诡异地嬗变。

　　帝国的鸦片

　　1834 年，英国的茶叶消费量已经达到 5300 万磅，对英国来说，与大清帝国的巨额茶叶贸易完全是靠白银贸易来平衡的。

　　在白银时代，英国的“三角贸易”是向美洲贩运非洲黑奴，从美洲向中国输入白银，中国向英国输入茶叶。随着白银时代的结束，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找到了白银的替代物--鸦片。鸦片创造了一个新的三角贸易，在这个三角贸易中，英国仍居于主导地位，“印度鸦片输给中国，中国茶叶输给英国，英国统治印度”.

　　早在 1773 年，英国商人就开始将印度鸦片运往广州。1780 年，东印度公司像垄断茶叶一样垄断了鸦片贸易。在10年之内，东印度公司运往中国的鸦片就翻了两番，从 1000 箱扩大到 4050 箱。到 1800 年，印度每年出口的鸦片已超过 24000 箱，主要是运往中国。乾隆时访问中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发现，作为一种奢侈消费，鸦片在中国上流社会已经非常普遍--广州道台在他最近颁布的一份公告中指出了吸食鸦片的种种害处，声称“外国人用这种卑鄙方式，以污秽不堪之物从中华帝国掠去厚利，而吾同胞竟盲目追逐这一破坏性的恶习，中计而不自知，至死而不醒悟，实乃可憎而又可悲”.可是，这位广州道台每天都从容不迫地吸食他的一份鸦片。（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因为鸦片的出现，使英国-印度-中国之间的三角贸易在近代国际贸易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从此以后，中国茶叶换回的不是白银，而是鸦片（还有棉花）。没过多久，鸦片在中国的流通程度就已经赶上了之前的白银。

　　印度的鸦片虽然在全世界范围内销售，但似乎只有在中国获得了成功。中国人将鸦片作为享乐性的奢侈品，从而迅速在中国上层社会普及。茶叶和鸦片这两种外来物品，进入英国和中国社会生活的过程极其相似：从药品到奢侈品，再到大众消费品；从皇室显贵到富家子弟，再到下层平民。虽然都是上瘾品，但它们的后果却截然相反：茶进入英国社会，在民生、道德、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对现代文明进程产生了积极作用；鸦片进入中国后，则促使中华帝国更深一步地滑向腐朽与沉迷。

　　正像当年茶叶在英国的增长一样，19 世纪前 40 年，输入中国的鸦片贸易量增长了 10 倍；1839 年达到 3 万多箱，英国占 300 万英镑总交易额的 80%.鸦片远比茶叶更易成瘾，利润更高，而且中国市场也比英国更大，鸦片贸易的利润高达 900%,这比贩奴贸易更加暴利，东印度公司获得极大贸易出超。英印政府按鸦片成本的 300% 征税，此项税收占其财政收入的 10% 以上。此外，与合法的茶叶贸易不同，所有鸦片几乎都是通过走私进入中国的。东印度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的不安，一是持续贸易入超造成国内白银紧缺，二是鸦片走私造成大量关税损失。

　　当贸易变成战争

　　英国想要中国的茶叶，中国却不想要英国的鸦片。金钱战胜了道义，这场贸易争端最后以一场战争结束。中英双方为鸦片而开战，但在《南京条约》中却将鸦片问题付之阙如。人们普遍认为，战争的真正原因是白银外流。茶叶与鸦片贸易的此消彼长，极其准确地体现在白银的变化上：19 世纪第一个 10 年，英国向中国出口 983 吨白银；而战争后的第一个 10 年，中国反而向英国出口了 366 吨白银。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在荷马史诗中，一个女人引发了一场战争。在许多所谓的宏大叙述中，伟大的历史常常离不开一些微不足道的细节，这在后人看来，既荒唐又可悲。大清帝国与大英帝国，这两个位于地球两端的帝国，竟因为茶与鸦片--这两个生活中本来最无足轻重的物品，爆发了改变世界近代史的不幸战争。一个帝国的成功，也意味着另一个帝国的失败。

　　所谓鸦片战争，其实是茶叶与鸦片导致的贸易战争。没有茶叶贸易，也就没有鸦片贸易；茶叶使英国欲罢不能，鸦片使中国不能自拔。后来，英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茶叶，但中国已经离不开英国（印度）的鸦片。当初白银因为茶叶而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后来则因为鸦片而流出。对英国来说，《南京条约》标志着鸦片这种帝国战略的成功。

　　“如同其他成瘾性消费品一样，茶叶和鸦片既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产物，也是早期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因素，19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与这两种特殊商品密切相关。”满清中国不仅在武力对抗中不堪一击，在商战中也同样一败涂地。鸦片进口税率一直比出口茶叶税低。以光绪十一年（公元 1885 年）为例，鸦片进口税为 7.3%,茶叶出口税分别为红茶 9.9%、绿茶 11.55%、砖茶 12.45%,茶末更高达 27.1%~54.2%.

　　对一个沉疴遍地的天朝来说，鸦片扮演了特殊的角色：

　　一方面，可以说清朝因鸦片而亡；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清朝又因鸦片而苟延。在 19 世纪后半叶，巨额的鸦片税成为帝国财政的主要支柱。直至清朝灭亡为止，每年的鸦片厘金都在 300 万两以上，1888 年高达 656 多万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晚清开展的许多“自强”项目，或多或少都与鸦片税厘有关，甚至就是靠鸦片税厘来建设的。

　　清朝末年，鸦片消费几乎已经成为全民行为，从娼妓乞丐到官吏士兵，乃至慈禧太后，所谓“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随在吸食，置买烟具，方第日中”.同治年间，中国吸烟人口达 4000 万，将近总人口的 1/10.很多人因此陷入困境，“竭其终岁之操作，不足偿暗室之一灯”.中国以世界 25% 的人口，消费了全世界鸦片产量的 85%.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贸易就在中国合法化了，既然无力阻止鸦片贸易，则不如堂而皇之地征税。从咸丰八年（公元 1858 年）起开征“洋药税”,每百斤纳银 30 两；光绪二年（公元 1876 年），进口关税加厘金，每百斤鸦片纳银增至 110 两。

　　跟茶叶当年在英国的发展类似，中国每年进口的鸦片迅速增加，从1839年的2700吨增长到1879年的6800吨。

　　以 1855 年上海海关为例，进口货物总值 1262 万两白银，其中鸦片占 72%,价值 911 万两。在数量增加的同时，价格也直线下降，鸦片从富人的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对农业中国来说，种鸦片并不是什么难事。实际上，鸦片的种植和加工都比茶叶要简单得多，而其利润却比茶叶高得多，且南北皆宜。与进口鸦片相比，国产鸦片增长更快，到光绪初期已经达到 1.45 万吨，超过进口鸦片的两倍。19 世纪末，印度鸦片基本被挤出中国市场，中国不仅实现了鸦片的自给自足，还开始出口。

　　与此同时，中国的鸦片消费也达到了茶叶都没有达到过的程度。就全国而言，犹以四川鸦片为盛，四川的罂粟田一度占到全部耕地的 2/3,所产鸦片占全国产量的40%,吸食鸦片的人口比例达 50%,对一个挣扎在温饱底线上的农业中国来说，鸦片最大的恶果便是饥荒的大规模、高频率地爆发。与此同时，粮食取代鸦片成为中国最大宗进口商品。中国不仅完全进入世界体系，甚至靠世界来养活。

　　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席卷整个北中国，包括陕西、山西、河南、直隶（今河北）、山东诸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川北等地区，受到旱灾和饥荒严重影响的人数将近2 亿，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者超过 1000万人。【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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