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1521 年）三月，明武宗突然病亡，他既无子嗣，又无兄弟，造成前所未有的皇位继承空白，加之当时各种社会矛盾异常激化，明朝确实处于开国以来的最危险关头。在这危急时刻，武宗张太后果断运用权力，实现皇位平稳交接，力挽狂澜，为重振明朝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武宗猝亡，确定皇嗣，稳定人心

　　正德十六年三月，明武宗逝世后，作为武宗母亲的张太后，与内阁首辅杨廷和一起，确定了皇位继承人，稳定了明朝政局。

　　武宗张太后，兴济（今河北省青县境内）人。父亲张峦，“以乡贡入太学”[1]3528.母亲金氏，“梦月入怀而生后”[1]3528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 年），张氏被选为太子妃。同年，太子朱佑樘即皇帝位，是为明孝宗，张氏随之被立为皇后。弘治十八年（1505 年），武宗朱厚照即位，被尊为皇太后。

　　正德十六年（1521 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病死于豹房，年仅三十一岁。临死前，武宗对身边太监陈敬、苏进说：“朕疾殆不可为矣。尔等与张锐可召司礼监官来，以朕意达太后，天下事重，其与内阁辅臣议处之。”

　　①这里所说的“天下事重”指的是皇位继承人选。武宗一生纵情声色，既无子又未立储，死到临头，只好将此事交与张太后，让她与阁臣“议处之”.武宗死后，张太后命将其遗体从豹房移至大内，随后又遣司礼监宦官张永、谷大用等至内阁，与大学士杨廷和等商议皇位继承人选。而杨廷和则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摸出《皇明祖训》说：“兄终弟及，谁能渎焉。兴献王长子，宪宗之孙，大行皇帝之从弟，序当立。”

　　[1]5034杨廷和所提的人选正是刚继立为兴王的朱厚熜。此议得到其他大学士梁储、蒋冕和毛纪等人的赞同。

　　张太后听到宦官们的汇报也当即予以批准。当日（十四日）就由宦官向百官宣读由阁臣起草的武宗遗旨：“朕疾弥留，储嗣未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朱厚熜年已长成，贤明仁孝，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奉祀宗庙，君临天下”①又传张太后懿旨谕群臣曰：“皇帝寝疾弥留，已迎取兴献王长子厚熜来京嗣皇帝位，一应事务俱待嗣君至日处分”①这样，朱厚熜作为皇位继承人的身份就正式确定下来。

　　从武宗驾崩，到颁布遗旨宣布继承人，只有几个时辰的时间。张太后和杨廷和等大学士在这么短的时间就确立了皇位继承人，是不可想象的事。对于封建王朝来说，皇位继承是头等重要的大事，绝不能草率决定，一定要经过慎重考虑和长期酝酿才行。其实储君问题始终是困扰武宗朝的难题。武宗是孝宗的长子，他还有个弟弟朱厚炜，但他三岁时就夭折了。因而武宗实际上是以孝宗的独子的身份入继大统的。在位十六年，后妃不少，但却未生一子。这就使武宗正德朝始终无法立太子，成为威胁国家稳定的大事。这使张太后为首的皇族势力及朝臣们忧虑万分。

　　开始时张太后等鼓动和支持一些朝臣出面，建议武宗仿照汉宋时的办法，在藩王中选择年长及贤良者预养于宫中，作为武宗的嗣子，准备在武宗身后继位。正德九年（1514 年）二月，南京监察御史汪正：“请择宫室亲贤，入京置左右，俟皇子生遣归国。不报。”

　　[2]3058正德十二年（1517年）八月，大学士梁储等再疏请武宗：“豫择近属教养，待他日元子生，出就藩服。不报。”

　　[2]3132然而武宗一概不予理会。究其原因，一是他认为自己正值盛年，皇储之事尚不急切；二是他一心于巡游享乐，并未把所谓“国本”之事放在心上。正德十四年六月发生的宁王朱宸濠叛乱和武宗乘机南巡之事，使得张太后为首的皇族集团对于皇储问题予以更大的关注。宁王朱宸濠就是利用“时上久无继嗣，又不时巡幸，人情危惧”之机，“日夕觊觎大物”②.尤其是朱宸濠举兵叛乱，1感到在皇储问题上要有所行动，有所准备了。恰巧此时武宗又南巡，离开北京一年多。这给了张太后等预设皇储以充分的时间。张太后针对武宗既无子嗣，又无亲兄弟，无法在孝宗一系中找到继承人的特殊情况，上推到孝宗之父宪宗。宪宗生十四子，第一子和第二子皆早死无后。孝宗为第三子。第四子就是朱厚熜生父--兴王。此外在武宗去世后尚在的，还有第六子朱佑槟、第七子朱佑楎、第十一子朱佑椁、第十二子经王朱佑橓和第十三子荣王朱佑枢。按继承法，如兴王朱佑杬健在，那他自然就以孝宗长弟的身份即位。不过朱佑杬虽死，但其长子朱厚熜在，嗣未绝。

　　这样依嫡长孙继承法，朱厚熜就可以孝宗亲弟之长子，伦序可立为孝宗后，以武宗亲弟而嗣位。

　　这一设想和安排，具体什么时间确定的，因无史料记载，难以指明。但我们可以确定最迟在正德十五年（1520 年）十二月。时武宗已病重，张太后下了最后决心。

　　应该说明的是，张太后为首的皇室贵族是在与内阁首辅杨廷和等大学士秘密商讨后，做出上述安排的。正德十六年正月的一天，司礼监官魏彬、张锐等到内阁传达武宗旨意：“太医用药无功，今拟旨博求天下工医士。”[3]

　　这段话表面是说武宗对太医治好自己的病已失去信心，要内阁拟旨广求天下名医为自己看病，其实暗含着武宗已不久于人世之意。杨廷和十分聪敏地对魏彬等人说：“若不幸有变（指武宗病亡），则君等祸福自择之，间不容发。”[3]

　　魏彬听罢一惊，忙问杨廷和怎么办？杨廷和从容地说：“使我辈预闻，处之如伦序，则天下安，中外同福。反是，则君等先受祸，次及我辈矣。”[3]

　　这一方面是告诉魏彬等宦官，必须按照封建伦序来选择皇位继承人，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安定，否则首先遭殃的是你们宦官自身。魏彬等也确实为杨廷和威严所震慑，“彬等唯唯”[3].另一方面，这也表明杨廷和对皇位继承人选已成竹在胸了。同年三月九日，也就是武宗病逝前五天，张太后就以皇上手谕的形式批准朱厚熜之母蒋氏的陈请，准许兴王世子朱厚熜未等守丧期满就袭封为兴王。其实早在兴王朱佑杬去世后，张太后就以皇上名义，加恩于兴王一家。不但为兴王之死辍朝三日，派使臣赴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主持丧礼，还命世子朱厚熜暂管府事，给养赡米 3 000 石。按明制，“亲王薨，子未封者只给养赡米二百石，袭封必俟释服。”

　　①而兴王世子朱厚熜却得到破格待遇，养赡米由 200 石提高到 3 000 石，未等守丧期满，就立即承袭王位。这些都表明张太后和内阁大学士杨廷和选定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已成事实。

　　当然，张太后以皇族长辈的身份选择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除了遵循继嗣制度，保持王朝稳定外，还有借此取得政治上的主动权，以维护张氏贵族和整个皇室贵族利益的意图。不过，及时地选定皇位继承人，确实在武宗猝亡前后这一非常的时期，起到了稳定大局的作用。史载，宦官奉命在左顺门宣读确定朱厚熜为皇位继承人的武宗遗旨和张太后懿旨时，朝臣“众皆跃然大呼曰：‘天下事大定矣’”②.

　　二、主持政务，清除江彬，渡过危机

　　皇位继承人确定下来，但朱厚熜此时远在湖广安陆（今湖北省钟祥市），以当时的交通条件至少要几十天才能到京即位。这样，明朝皇位出现长达 37 天（三月十四日 – 四月二十二日）的空缺，经历了空前的无皇帝主政的时期。以张太后为首的皇族势力与以杨廷和为首的阁臣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最大限度地进行合作，使明朝平稳地度过了这次危机。这段时期，张太后的作用1“嗣君未到京之日，凡有重大紧急事情，该衙门具本暂且奏知皇太后而行。”

　　③这就赋予张太后主持这段特殊时期朝廷政务的全权。

　　首先，派遣官员迎接朱厚熜进京，尽快让朱厚熜入继大统。三月十四日，以懿旨的形式，决定“司礼等监太监谷大用、韦霦、张锦，内阁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驸马都尉崔元，礼部尚书毛澄奉金符以行。”

　　④这一行官员出发以后，张太后还不放心，为了嗣君的安全，又于三月二十二日再遣太监温祥、孙和，惠安伯张伟，兵部右侍郎杨廷仪领官军三千人迎护嗣君朱厚熜⑤.

　　张太后的举措十分必要。因为在当时人心惶惶的形势下，各种可能的事变随时都可能发生，只有皇位继承人朱厚熜尽快且平安入京即位，才能稳定局势。相传武宗驾崩后，没有皇位继承人，武宗母亲张太后与杨廷和商量后就秘密发诏给三位亲王，一位是德安的寿定王，一位是距京四五百里的汝安王，一位是安陆的兴王朱厚熜，并约定先到者为君，后到为臣。而朱厚熜离京最远，为赶时间只好扮成朝廷钦犯，坐上囚车，日夜兼程赶往北京，终于抢在其他两位亲王之前到达北京，继承了皇位。此传说虽不符合历史事实，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情势之紧张和臣民盼望嗣君早日入京之迫切心情[4].在张太后的周密安排下，朱厚熜于四月二十一日到达北京城外良乡，二十二日即皇帝位。皇位危机得以化解。

　　其次，全力支持内阁首辅杨廷和，采取一系列措施，稳定政局，以保证朱厚熜顺利即位。

　　实行京师戒严。“令太监张永、武定侯郭勋、定边伯朱泰、尚书王宪各选马步官军防守皇城四门、京城九门及草桥、芦沟桥等处。东厂、锦衣卫缉事衙门及五城巡视御史各督所属巡逻，毋得怠玩”①,防止出现突然的事变。

　　清除前朝弊端，安定社会。“罢威武团练营，官军还营，各边及保定官军还镇；革各处皇店、管店官校并军门办事官旗、校尉等各还卫，其各边镇守太监留京者亦遣之；哈密及土鲁番、佛郎机等处进贡夷人俱给赏，令还国；豹房番僧及少林寺和尚，各处随带匠役、水手及教坊司人，南京马快船非常例者俱放遣。”

　　①还下令释放武宗在南京时抓捕的各种囚犯，遣放四方进献的女子，停止京师不急的工程营建，收宣府行宫的金宝归入内库等②.

　　上述措施都是以武宗遗旨、遗诏的方式，经过张太后的批准而施行的。这些措施的实施顺应了民众的要求，缓解了社会矛盾，稳定了政局，为朱厚熜继位准备了安定的社会环境。

　　再次，授权杨廷和等朝臣，逮捕佞臣江彬，清除政变隐患。时江彬拥兵京城，随时可能发生叛乱，是最大的隐患。江彬依靠武宗宠信，为非作歹，武宗死后，顿失奥援。他见杨廷和罢威武团练营，遣归边兵，心中惶恐不安，遂称疾不出。其党羽都督佥事李琮劝其谋反，不成就北走塞外。江彬犹豫不决，派亲信许泰到内阁探听风声。杨廷和“以温语慰之”[1]7889,稳住江彬。但江彬仍不安，出入身穿铠甲，带着众多随从，以备万一。杨廷和在张太后的支持下，决心除掉这个心头大患。他暗中和司礼监太监魏彬商定，藉着为坤宁宫安兽吻的机会，使张太后传命江彬等人入祭行礼，准备在那里拿下江彬。江彬不知是计，穿戴礼服入宫，随从家人皆隔在宫外。张太后发出逮捕江彬的懿旨，江企图逃逸，但未得逞，与其党羽李琮、神周等都被擒拿归案。李琮指着江彬的鼻子骂道：“如早听我，岂为人擒！”[1]7889闻知此事，京师“城中欢声雷动，为之谣曰：拿了江彬，朝廷安稳。”③在明朝紧急关头，张太后与杨廷和等朝臣同心协力清除奸佞，稳定大局，为朱厚熜继位铺平了道路。

　　三、解决“门礼之争”,开启嘉靖时代

　　张太后协调君臣“门礼之争”,使朱厚熜顺利地即位，明朝开启持续四十五年的嘉靖时期。

　　正德十六年（1521 年）四月初二，朱厚熜一行在迎护官兵的护卫下离开安陆，踏上了奔赴京师的行程。经过近二十天的奔波，到达京城近郊--良乡。首辅杨廷和命人呈上礼部所拟入门即位礼仪，请朱厚熜过目。朱厚熜看到礼部所拟礼仪，是要他以皇太子的身份，“由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上笺劝进，择日登极。”

　　④于是，朱厚熜心中十分不快，就对随同他入京的兴王府长史袁宗皋说：“遗诏以孤嗣皇帝位，非皇子也，此状云何？”

　　[2]3219袁宗皋也附和说：“殿下聪明仁孝，天实启之。”

　　[2]3219朱厚熜命人将礼部呈表退回去，让他们重新拟定即位礼仪。杨廷和起初并未在意此事，上疏请求朱厚熜如礼部所拟，以皇太子的礼仪，即位为帝。朱厚熜虽然年幼，仅为十五岁，但却是早熟之人，有主见，性格也很倔强，不是甘受别人摆布的平庸之辈。他深知杨廷和等朝臣之所以坚持要他以皇太子的礼仪，即位为帝，是准备让他先过继给已故的伯父孝宗做儿子，然后再以皇太子的身份继承皇位。这也意味着他要脱离自己的宗族支派，而纳入孝宗-武宗支派。这是朱厚熜所绝对不能容忍的。朱厚熜认为他是按照武宗遗诏继承皇位的，而非以皇太子身份承继帝位，所以必须由大明门入城，而不是由东安门进入。按照明制，大明门只有皇帝出入才能开启，而东安门则是皇城偏门，位于东单口，是皇太子出入之地。因而是由太子门（东安门）进，还是从天子门（大明门）进，是关乎封建礼仪的大问题，不容模棱两可。于是朱厚熜毫不退让，坚决拒绝按礼部所拟礼仪入城即位。这就发生震动一时的“门礼之争”.朱厚熜和杨廷和等朝臣陷入争执僵局。

　　应该说，这场“门礼之争”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不能及时解决，朱厚熜势必要退回安陆，仍做藩王，而明朝的皇位势必要又要空缺，刚刚有所缓解的社会危机又会再次袭来。这是包括张太后和杨廷和等朝臣在内的朝廷内外所不愿见到的。为了明朝皇位的平稳过渡，张太后再次做出让步，她颁发懿旨：“天位不可久虚，嗣君已至行殿，内外文武百官可即日上笺劝进。”

　　①这就改变了杨廷和和朝臣们原先的朱厚熜以皇太子礼即位的仪注，而成为由群臣上笺劝进的形式。朱厚熜占了上风。他在接到朝臣的劝进笺后，自己拟定即位礼仪：日中时从大明门入宫，派官员往告宗庙社稷，他则先行拜谒大行皇帝（即武宗）的几筵，随后去朝见张太后，最后出御奉天殿，即皇帝位。这套仪式是一个已被确立为皇位继承人的人，履行即位的程序，而略去先被立为皇太子，而再即位的仪节。杨廷和及诸臣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得点头认可。

　　四、结 语

　　朱厚熜在张太后及杨廷和等朝臣的支持下，即皇帝位，这就稳定了正德末年的混乱局势，避免了一场可能发生的分裂和内战，为改革朝政，重振明朝迈出了关键一步。而在其中，张太后的作用则是十分重要的，不容忽视。

　　在明王朝经历正德末嘉靖初政治危机的紧急时刻，张太后站在前面，帮助明王朝化解了危机，这体现了她的政治责任感。我们要看到这固然是历史把她推上了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她主动地参与的结果。武宗去世后，要维护以她为首的皇室贵族的权益，就必须在皇位继承人的人选问题上有决定权，有定策迎立之功，才能保证在新朝的地位和权力。张太后在将近四十六天国家最高权力空缺时期，果断运用权力，促使政权平稳交接，政局保持稳定，力挽狂澜，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

　　参考文献
　　
　　[1] [清]张廷玉。 明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2] [清]谈迁。 国榷[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8.
　　[3] 黄云眉。 明史考证： 第五册[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538.
　　[4] 周红梅。 明显陵探微[M]. 香港： 中国素质教育出版社， 2001: 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