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古代行政区划的变迁，常态化的州县置废呈现出初置、复置、罢废、并省、旋置旋废、建置后长期延续等几种基本相貌。与此相应，还有“权置”与“权废”的临时措置。权置故州县，史称行州行县。此外，还存在权置新州县与权废州县的情况，与行州行县问题紧密相关。权置州县由来已久，并非唐代后期所独有。“自隋季丧乱，群盗初附，权置州郡，倍于开皇、大业之间。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①。至于唐末“咸通中，考功郎中王本立奏再置（河清县），复隶河南府。大顺元年（８９０）因干戈毁坏，移在柏崖隙地权置”②。故知有唐一代权置州县多与战争有关，原有正州县因战乱等原因陷入敌境，朝廷又在其附近权置州县者，即为行州行县。

　　唐代后期的行州行县，因其特殊的历史环境而与唐代前期有所不同。通过对《元和郡县图志》、《元丰九域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唐会要·州县改置》等地志材料与其他相关史料的梳理与比勘，可以基本展现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整体状况。其中最为显着的特点是行州行县集中出现在两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即应对外族的边境与讨伐叛藩的前线，前者主要分布在关内、山南西道、剑南等与吐蕃作战地区以及岭南等与山洞蛮接壤地区；后者主要设置于宪宗征讨淮西与淄青期间。行州行县既为战时临时形态，则多出现反复徙治的现象，且多在战后予以罢废，或与故州县重新合一。因此，本文围绕唐代后期行州行县展开讨论，通过动态考察其分布区域、设置因由与存续时间，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内涵，并进一步探讨行州行县与正州县之间有关地方行政建制常规性与特殊性的深层关系等问题。

　　一、“陷入蕃界”：以边境地区所设行原州、行渭州为例

　　安史之乱改变了唐蕃之间的边防形势，吐蕃乘机入侵，使唐廷必须同时应对内乱与外敌的双重困扰，正 可 谓 陈 寅 恪 先 生 所 论 “外 患 与 内 政 之 关系”③。“及潼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陇、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乘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掳掠伤杀，或转死沟壑。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邠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④关于唐蕃战争的详情，传世文献及今人论着载之甚详，无须赘述。在此仅对边界进退过程中的行州行县问题进行梳理，并加以阐释。其中尤以行原州、行渭州与行潘原县最为典型。

　　吐蕃对唐最大规模的进犯发生在代宗朝。宝应元年（７６２）四月，代宗即位。同年八月，浙东袁晁起义，朝廷在重兵防御西北的同时，又要抽调兵力前往东南。吐蕃接连攻占河西、陇右之大部，且兵锋并未止息，而是继续入侵关中，直指长安。广德元年（７６３），原州（辖平高、百泉、平凉三县，治平高）、渭州相继陷落；同年九月，泾州又陷，潘原县亦入蕃境。其后，吐蕃再破邠州，直入奉天，代宗幸陕⑤，直至十五日后吐蕃退去，朝廷方才得以返京。

　　吐蕃退出长安后，并未沿进犯道路向京西北折返，而是直接西取凤翔，由于受到凤翔节度使孙志直的拒守以及镇西节度使马璘的力战而向凤翔西北退却，“屯原、会、成、渭间”⑥。此后，此四州之地便长期成为吐蕃与唐朝盟誓的边界地带，吐蕃亦据此反复入寇关中，为害颇深。正是因为吐蕃占据原、渭一带，威胁关中，所以朝廷于大历三年（７６８）十二月“以蕃寇岁犯西疆，增修镇守，乃移马璘镇泾州，仍为泾原节度使”⑦。泾州直面原州，此后的唐蕃边境线便长期在泾州与原州之间伸缩进退。据地志材料，泾州保定县于广德元年（７６３）没吐蕃，大历三年（７６８）复置⑧，正与唐蕃进退拉锯战的形势相契合。马璘对蕃作战向以勇猛着称，镇泾州后，关中之地多有收复，保定县亦在其中；最后迫使吐蕃从泾州退至原州，其功至伟。在收复并复置泾州保定县的同时，马璘又“表置行原州于灵台之百里城”⑨。百里城位于泾州南部，靠近凤翔，远离故原州。

　　由于故原州失陷，泾原节度使寄治泾州，大历八年（７７３），吐蕃再入邠宁，“朝议以为三辅已西，无襟带之固，而泾州散地，不足为守”，独元载以为“今国家西境极于潘源（潘原），吐蕃防戍在摧沙堡，而原州界其间。原州当西塞之口，接陇山之固，草肥水甘，旧垒存焉。吐蕃比毁其垣墉，弃之不居。其西则监牧故地，皆有长濠巨堑，重复深固。原州虽早霜，黍稷不艺，而有平凉附其东，独耕一县，可以足食。请移京西军戍原州，乘间筑之，贮粟一年。

　　戎人夏牧多在青海，羽书覆至，已逾月矣。今运筑并作，不二旬可毕。移子仪大军居泾，以为根本，分兵守石门、木峡、陇山之关。北抵于河，皆连山峻岭，寇不可越。稍置鸣沙县、丰安军为之羽翼，北带灵武五城为之形势。然后举陇右之地以至安西，是谓断西戎之胫，朝廷可高枕矣”⑩。元载进言的目的是要恢复原州，使其不再受吐蕃侵扰。且其上奏之前曾“密使人逾陇山，入原州，量井泉，计徒庸，车乘畚锸之器皆具”，当有一定的根据。由于田神功极力反对，其议未行。但由元载上奏可以发现，吐蕃并未久居原州，且大历八年（７７３）“马璘自泾州袭吐蕃辎重于潘原，败之”，说明当时已经收复泾州潘原县，故元载称“西境极于潘原”。其后潘原必再次陷蕃，故地志材料未载代宗朝潘原之复。此后，由于吐蕃以故原州等地为基地不断寇扰紧邻京畿的泾、邠等州，大历九年（７７４）四月，朝廷调遣各路大军分驻邠州、泾州、凤翔、渭北等地，其中“马璘屯原州”，即应为置于百里城之行原州。

　　元载上奏所称吐蕃毁原州垣墉，弃之不居，其后又有变化。德宗建中四年（７８３）清水会盟，明确规定“蕃国守境在兰、渭、原、会”，“其兵马镇守之处，州县见有居人，彼此两边见属汉诸蛮，以今所分见住处，依前为定”。此后，唐蕃双方战事依然不绝如缕，陷蕃诸州县也因常年脱离唐朝而逐渐荒废。但故州县的蕃汉百姓及士兵逃亡者依然存在，在丧失疆土的同时如何设法招抚流亡，保存实力，成为代、德二朝始终未曾忽视的重要问题。

　　德宗朝奉行军事抵御与和议会盟相结合的政策。贞元二年（７８６）八月，吐蕃再次大举入寇泾、陇、邠、宁等州，京师戒严，凤翔节度使李晟力战却敌。同年十一月，吐蕃再攻盐、夏等州。贞元三年（７８７）五月，朝廷遣浑瑊与吐蕃会于平凉，但遭吐蕃劫盟。吐蕃使者本请盟于原州土梨树，朝廷听从左神策将马有麟之奏改至平凉，且命骆元光营潘原堡应援浑瑊，说明此时平凉与潘原尚在唐朝控制范围之内。浑瑊平凉遇伏，崔汉衡等被吐蕃劫持，押往河州囚禁。途经故原州时，还曾与吐蕃尚结赞相见。平凉劫盟后，平凉当被吐蕃所控制，因此朝廷才于同年七月“遣决胜军使唐良臣以众六百人戍潘原堡”，则潘原再次被推往唐蕃交战的最前线。

　　但是，唐朝防线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吐蕃兵分三路进逼陇州、汧阳，朝廷又于同年九月“诏神策军将石季章以众三千戍武功，召唐良臣自潘原戍百里城”。由此可以推断潘原已经再次陷落。而此时的百里城正为行原州之所在，朝廷欲以之守卫凤翔北部防线；武功乃京畿西部门户，紧邻凤翔。吐蕃虽未入凤翔，但大掠陇州汧阳、吴山、华亭而去，泾州“西门外皆为贼境”，而潘原正位于泾州西部偏北。吐蕃此次入寇暴露出唐朝边防的空虚，特别是泾州大部陷落，吐蕃再无畏惧，遂于同年十月“修故原州城，其大众屯焉”。

　　故原州、渭州及潘原县的彻底陷落，使其之后长期脱离唐朝疆土，直接收复无望，唯有筑城固守或暂设行州行县以图转机。贞元七年（７９１）二月，泾原节度使刘昌复筑平凉城，以加强防御力量。

　　“城去故原州一百五十里，本原之属县，地当御戎之冲要”，朝廷令其“分兵戍之，地当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粮谷，颇丰而人安焉”。贞元九年（７９３）二月，朝廷下诏泾原、剑南、山南诸军深讨吐蕃。贞元十一年（７９５）正月，刘昌奏请于泾州保定城置临泾县瑐瑶；同年二月，朝廷又于泾州彰信堡置行潘原县。贞元十三年（７９７）吐蕃赞普卒后，唐蕃战争的规模便开始日渐缩小。至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六月，朝廷因吐蕃使至而遣使吐蕃，双方关系得到极大的缓和。在此背景下，贞元十九年（８０３）四月，刘昌又奏请移行原州于平凉城，朝廷准奏瑐瑦。平凉前此数遭吐蕃侵占，行原州由泾州南部之百里城徙治平凉，说明此时平凉已重归唐朝控制。刘昌进言称：“旧于百里城距泾、原州南九十里，分灵台、良原二县户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内地。今平凉临边，且故原州属县人户颇众，兼诸军防秋兵马在焉，请徙行原州置于平凉，城池严固，且逼蕃戎，可以威重绿边。其百里城旧分置乡甿，归于灵台、良原。诏可之。”平凉人户、兵马聚集，城池坚固，且在地理位置上处在百里城与故原州之间。徙治之后，平凉之行原州与故原州隔弹筝峡而对望，空间距离大为缩短，当暗含威慑吐蕃、收复故原州之意。

　　此后直至宪宗元和十年（８１５），唐蕃边境十余年间几无战事。元和三年（８０８）正月，“泾原段佑请修临泾城，在泾州北九十里，扼犬戎之要冲，诏从之”。同年十二月，朝廷又以临泾县为行原州，“命镇将郝玼为刺史。自玼镇临泾，西戎不敢犯塞”。如所周知，临泾县地处泾州境内，其距故原州之距离明显比平凉更远，朝廷此举用意何在？是否可以理解为边境上的再次退缩？考察其他边境州县可以发现，行原州徙治临泾，实与行渭州有关。

　　考《太平寰宇记》可知，“元和三年（８０８），泾原节度使朱忠亮奏移行原州于临泾县，置行渭州于平凉县”。平凉县为此前行原州之所在，因置行渭州之需，遂 徙 行 原 州 至 临 泾。渭 州 自 广 德 元 年（７６３）陷蕃至此于平凉置行州，已过四十五年。由于陇右之地早在代宗以前即已失陷，代、德二朝几已将之视为化外之地，与对待关中地区诸如泾州、陇州者全然不同。宪宗元和初年设行渭州于平凉，与移至临泾之行原州相呼应，其光复目标不仅对准关中之原、会等州，更直指陇右之秦、渭等州。笔者认为此为朝廷并置行原州与行渭州的主要政治意图，借 此向吐蕃宣示唐朝针对边境问 题的强硬姿态。

　　平凉与临泾的城池坚固，为行原州与行渭州发挥其战略功效提供了可能。此外，朱忠亮又筑潘原城，与平凉、临泾一字排开，形成对阵吐蕃的坚固防线。在此基础之上，元和中，朱忠亮之继任者王潜“缮壁垒，积粟，构高屋偫兵，利而严。遂引师自原州踰硖石，取虏将一人，斥烽候，筑归化、潘原二垒。请复城原州，度支沮议，故原州复陷”。此处之“原州”当为故原州，泾原节度使王潜坚固堡垒、积粟利兵均为收复原州的准备工作，待时机成熟，遂出兵攻占故原州。虽然朝廷最终并未复城原州以致得而又失，但由此亦可证实行州设置对于收复失地而言 意义重 大，并非全为自欺欺人的政治幻想。

　　此后直至宣宗大中三年（８４９）正月，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吐蕃以秦、原、安乐三州及石门等七关兵民归国。收复故原州后，临泾之行原州自然失去继续存在的必要，故史载“却归旧原州”，“归治平高”。陈寅恪先生指出：“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

　　换言之，宣宗朝收复河湟的“盛世”假象背后，却是藩镇战斗力的直线下降。黄巢起义之后，边防再次空虚，以致原州于“广明（８８０）后复没吐蕃，又侨治临泾”，再次恢复到临泾行原州瑑瑨的局面。原州兵民随之迁至临泾，“权于临泾置原州而泾州兼治其民”。

　　原州归治后，行渭州继续留在泾州之潘原。原州复陷吐蕃，行渭州亦未能幸免，广明元年（８８０）为吐蕃所破，中和四年（８８４），因泾原节度使张钧表置，渭州才得以恢复。与行原州不同的是，“自吐蕃陷渭州，权于平凉县为渭州理所，遂罢平凉县。又有安国、耀 武 两 镇 兼 属 平 凉，其 赋 租 节 目，并 无 县管”。泾州平凉县因置行渭州而被废，“其民皆州自领之”。行原州与行渭州并存于泾州境内期间，行原州之民户由泾州兼治，行渭州之民户则由其自领。厘清三者的“行”、“正”关系，则一州之境三州并置的生存实态才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

　　宣宗大中三年（８４９）收复三州七关之后，以原州之萧关置武州，改安乐州为威州。其中，武州“因没吐蕃，废，大历二年（７６７）复置为行州”。萧关复置武州后，边境形势再度紧张，中和四年（８８４），与渭州陷蕃而复置同年，武州又“侨治潘原”；其后不久，光启三年（８８７），威州又“徙治凉州镇为行州”。总之，无论是行原州、行渭州，还是行潘原县，均与泾州有关，特别是行原州的数次徙治，更能说明泾州在唐朝抵御吐蕃战略防线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武、威二州的命运亦可证实宣宗以后中央对地方再次失控，内忧外患再次并存，终至社稷不保，唐朝灭亡。

　　限于史料详略与体例结构，本文对唐代后期其他边境地区所设行州行县无法详细展开，在此仅述其梗概：

　　山南西道有成州，“宝应元年没吐蕃，贞元五年，于同谷之西境泥公山权置行州，咸通七年复置，徙治宝井堡，后徙治同谷。”

　　又有洋州洋源县，“大历元年（７６６）为狂贼烧劫，遂北移于西乡县南二十里白湍村权置行县”，宝历元年（８２５）裴度奏废十六县为乡，洋源县即在其中。

　　又有蓬州朗池县“大历五年（７７０）遭狂贼焚烧，自后权置行县，未立城堡。贞元元年（７８５）移于营山歇马馆为理”，宝历元年（８２５）亦省。

　　又有洋州黄金县，“广德后因羌贼叛乱，权移于蜯湍置行县”。

　　剑南西川有松州等，广德元年（７６３）十二月，松、维二州陷吐蕃，“其后松、当、悉、静、柘、恭、保、真、霸、乾、维、翼等为行州，以部落首领世为刺史、司马”，大历五年（７７０）五月，节度使崔宁“徙置当、悉、拓（柘）、静、恭五州于山陵要害之地，以备吐蕃”。

　　剑南东川有昌州，乾元二年（７５９）正月，左拾遗李鼎祚奏置昌州，同年，张朝、杨楙作乱，为兵火所废，大历四年（７６９）“在（赖婆）山上置行州”，大历十年 （７７５）五 月，西川节度使崔宁奏复置，以御蕃戎。

　　岭南有岩州，“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十月，容管经略使奏：‘岩州为黄洞贼所陷，请置行岩州于安乐县。从之。”

　　凡此种种，均与战乱有关，亦多置于边境，与行原州一样，设置之初出于躲避战火，招抚流亡；设置之后又意在收复故土，回归旧地。

　　二、“犹在贼中”：以讨伐叛藩所设行蔡州、行齐州为例

　　唐代后期内忧外患并存时期，边境地区因陷入敌境而设置行州行县的情况比较常见。相对而言，朝廷在对内讨伐叛逆藩镇的军事行动中设置行州行县的案例则比较少见。德宗贞元十三年（７９７）吐蕃赞普卒后，唐蕃大规模交战的浪潮随之告一段落，使宪宗一朝得以全力解决藩镇问题。因此，与藩镇相关的行州行县集中设置于宪宗朝，而又以淮西与淄青最为突出。

　　德宗先后征讨李希烈与吴少诚，但并未彻底断绝淮西的跋扈之路。宪宗元和九年（８１４）九月，吴元济不服朝命，朝廷第三次出兵征讨，历时三年多才最终平定，并废除其节镇。宪宗平淮西之役，是元和平藩战争中最为艰难的一次，因而有关行州行县的问题也显得更为复杂。关于战争的详细进展，史籍备载，此不赘述。

　　元和十年（８１５）三月，宪宗命杨元卿为蔡州刺史，并“与李愬商量计会，且于唐州东界选择要便，权置行蔡州。如百姓官健有归顺者，便准敕优恤存抚，令知国恩，必使全活”。

　　最终，行蔡州的设置以颁布诏令的形式确定下来。行蔡州设在唐州东界，与蔡州之间有马鞍山相隔，故朝廷此举并非以军事攻讨为主要目的，《唐大诏令集》明言“未歼凶虐，在拯生灵”，“劳徕招绥，今之所切”，意在招降蔡州之兵民。但是，行蔡州之置却在朝堂之上引发分歧。杨元卿赴淮西之前，得到宪宗召见，但“遽奏请借度支钱，及言事颇多不合旨”，力主速战的宰相裴度借机进言淮西战事即将功成，“如更分土地与元卿，即恐相侵生事”，因此，杨元卿被改授光禄少卿。由此可见，两军对垒之际，行州或发挥对敌前哨的作用，或发挥招抚流亡的功能，但若由于个人原因导致迁延战事，则会适得其反。因此，杨元卿赴任行蔡州一事就此搁浅。

　　与朝廷颁敕置行蔡州同月，淄青李师道为阻挠朝廷用兵，声援吴元济，派人焚河阴转运院，淮西形势急转直下。朝廷亟须开辟新的漕运线路，确保淮西前线后勤补给。元和十一年（８１６）十二月，置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溯流至寿州，四十里入颍口，又溯流至颍州沈丘界，五百里至于项城，又溯流五百里入溵河，又三百里输于郾城。得米五十万石，茭一千五百万束。省汴运七万六千贯”。

　　淮颖水运的终点即为郾城县，介于许州与蔡州之间的战略位置决定其于战时的重要地位，朝廷若要讨平蔡州，必须首先攻下郾城。开战接近三年，“淮西贼中百姓穷困，相率归顺，其数甚多”，朝廷对此异常关注，委韩弘详议，于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二月“敕宜于许汝行营侧近置行郾城，以处贼中归降人户”。设置行郾城，明显起到了归拢人心的作用。

　　仅两个月后，李光颜即“破贼三万于郾城，杀其卒什二三，获马千匹、器甲三万”。随即守将与县令以郾城降，吴元济派三万重兵把守郾城，此地失则蔡州无险可守。朝廷通过设行郾城而攻克郾城，大批军需物资得以源源不断地沿淮颍水道运往前线，且郾城控扼蔡州北面，致使蔡州孤立无援，作用异常显着。

　　蔡州南面，李皋之子鄂岳观察使李道古自黄州出兵攻申州，当是时，“淮西被兵数年，竭仓廪以奉战士，民多无食，采菱芡鱼鳖鸟兽食之，亦尽，相帅归官军者前后五千余户；贼亦患其耗粮食，不复禁”，朝廷遂“敕置行县以处之，为择县令，使之抚养，并置兵以卫之”。正如胡三省所注，“未能得其县，故权置行县以处来归之民”，是战时设行县的根本目的，一为招纳其民，一为攻克其地。

　　与郾城北面攻讨同步推进的还有蔡州西北方向的朝廷大军，随着战线逼近吴房县，朝廷又于文城栅置行吴房县，与行郾城之置类同。元和十二年（８１７）三月，淮西将吴秀琳以文城栅兵三千降李愬；四月，朝廷即改行吴房县为遂平县，移置于文城栅南新城内。“遂平”，暗含即将平定蔡州之意，朝廷下敕抚慰将士百姓，“言念乃诚，思加奖异，爰图改邑之制，用表移风之美”，隐约显现胜券在握的信心。同年五月，李愬果然攻下吴房。朝廷改行吴房县为遂平县的同时，又将其改隶唐州，分化瓦解淮西的举措，已经先期进行。

　　官军相继攻克郾城与吴房后，行郾城与行吴房随即完成其历史使命，不复存在。吴房降将李佑道出了淮西叛军的虚实，“元济劲军，多在洄曲西境防扞，而守蔡者皆市人疲耄之卒”，洄曲，即为蔡州北部郾城一带溵水回曲之处，郾城失守，蔡州指日可下。淮西连失郾城、吴房，“元济始惧，尽发左右及守城卒，属董重质以抗光颜、重胤”，但并非精锐部队，实力不济。吴元济见大势已去，于同年六月乞降，宪宗不许。朝廷置行蔡州于唐州东境后，并未再派刺史往镇。直至同年七月，以裴度为蔡州刺史、淮西宣慰处置使，并下诏“以郾城为行蔡州治所”，八月，“裴度至郾城”。裴度亲自督战，郾城俨然成为前敌指挥部。十月，李愬率军夜入蔡州，攻陷衙城，生擒吴元济。“凡蔡卒三万五千，其不乐为兵愿归为农者十九，悉纵之”。“申、光戍兵尚三万，皆降”，淮西终告平定。

　　淮西之外，还有淄青亦曾设置行州。宪宗平淮西，威震天下，唯有盗焚河阴转运院之淄青李师道，纳质献地后又反悔初衷，对抗朝廷。元和十三年（８１８）七月，宪宗正式对淄青开战。与淮西不同的是，淄青之役仅用半年多即告成功，元和十四年（８１９）二月，郓州捷报称李师道被擒杀，淄青平定。

　　双方交战期间的元和十三年（８１８）十月，齐州刺史高士荣奏置行齐州，“蒙恩受任，其州犹在贼中，须置行州，及倚郭历城县行印”。朝廷从之。当时朝廷尚未攻克齐州，而齐州是淄青西北防线的重中之重，一旦失守，青州使府指日可下。故高士荣奏置行齐州之前，齐州所领诸县必已数罹战火，兵民流亡在所难免。历城县为齐州治所所在，因齐州“犹在贼中”，故于其郭下置行州，以防流民奔逃他处。此外，齐州隔黄河与德州相望，同年十一月，朝廷以河阳节度使乌重胤为横海节度使，将德、棣二州并入横海，且将横海使府迁往德州，对淄青北面形成重压。淄青平定后，齐、淄二州因户口凋残而废丰齐、全节、亭山、济阳等县，均为之前战争所致。

　　因此，更可见战争无论对常规性的州县置废还是对临时性的行州行县均具有重大影响，战事进展与成败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州县存续与废止的命运。

　　三、权置新州县与权废州县：行州行县的另一面

　　如前所论，权置故有州县为行州行县，但若权置新州县者，则径称权置某州某县，其建制上的临时性特点，与行州行县类同。此外，与权置相对应，还有权废州县。此二者例证比较稀见，在此附列，以使行州行县的历史实态更加完整。

　　权置新州县之例有歙州阊门县与宿州。代宗永泰元年（７６５）正月，方清、陈庄义军杀歙州刺史庞浚。方清据石埭 城，陈庄据乌石山，“支党盘结”。在此期间，方清曾于歙州古昌门地置昌门县，《元和郡县图志》称“伪置昌门县”，而《太平寰宇记》则称“取其城置邑，因权立阊门县，其城拒险作固，以为守备”。虽然昌门县之置并非出于朝命，但方清设置之初“拒险作固，以为守备”之意图与权置新县的临时性特点恰相吻合。方清因昌门县抵御官军及乡兵的攻讨，朝廷对此地必印象深刻，因此次年破方清后因其垒置县，刺史长孙全绪耻其旧号，改名祁门县。昌门县改为祁门县，由权置之县转而进入朝廷地方建制体系，其性质与地位必将随之发生深刻变化。

　　宪宗元和四年（８０９）正月“以徐州之符离置宿州，仍割徐州之蕲、泗州之虹。九年，又割亳州之临涣等三县属宿州”。宿州之置，似与常规性的新州增置无异。“大和三年（８２９）三月，徐州观察使崔群奏：‘顷以蔡孽未平，遂割前件三县，及徐州将士一千四百人，权置宿州。厄其奔轶，事关备御，非务便人。今寰宇无虞，封圻罢警，权创支郡，理合并除。其宿州伏请却废，三县各还本州。’”

　　通过崔群上奏可知，宿州实为临时性的“权置”之州，“厄其奔轶，事关备御”即为其在“蔡孽未平”之际的最重要职能。埇桥居漕粮运道之要冲，以此建置宿州，可以确保朝廷经济命脉所系之江淮财赋安全抵达河阴转运院，再经河阴转运至洛阳与长安。对于淮西而言，河阴转运院之军需物资可通过陆路经许州运抵郾城。元和十年（８１５）三月，李师道盗焚河阴转运院后，朝廷开辟淮颍运道。宿州受其影响，地位有所下降，以致崔群于大和三年（８２９）以“寰宇无虞，封圻罢警，权创支郡，理合并除”为由奏请将之罢废。“至大和七年（８３３）二月，敕：‘宜准元和四年正月，割徐州符离、蕲、泗州虹县，依前置宿州，隶属徐泗濠等州观察使。其州置于埇桥，在徐州南界，汴水上，舟车之要。其旧割四县，仍旧来属，已下官便委吏部注拟。’”

　　虽然宿州因属“权创支郡”而被废，但其地当“舳舻之会”、“舟车之要”，其在交通方面的重要价值于权置期间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战争功能之外更多地发挥经济功能，因此在罢废四年后即又复置，进入常规性正州县的轨道。

　　至于权废州县，史籍所见有越州废山阴县与齐州废丰齐、全节、亭山三县两例。越州山阴县“大历二年（７６７）十二月七日，权废。七年（７７２）十二月二十五日，刺史陈少游又奏置”。权废山阴县出于越州刺史薛兼训之奏请，值得关注的是，《元和郡县图志》引《宋略》云“会稽山阴，编户三万，号为天下繁剧”，而代宗初年却予以罢废，则薛兼训所奏必有所依据。笔者认为此与浙东袁晁起义有关，袁晁“尽陷浙东诸州县，有众数万”，时人独孤及特别提及“袁晁狃于会稽之役”，可见战争期间会稽、山阴一带民户流亡严重，需要并省县邑以待归服。

　　无独有偶，元和十五年（８２０）正月平卢州军奏“所管五州共二十九县，内四县户口凋秏，计其本县税钱，自供官吏不足，今请权宜并省”，故有丰齐、全节、亭山三县“权停废，待以后户口滋繁，物力殷赡，即请仍旧”。权废县邑亦为临时举措，其根本目的在于 日 后户 口归集再恢复建制，正如大历二年（７６７）被废之山阴县，五年之后即予复置。

　　四、特例与常态：行州行县与正州县的演化

　　考察唐代后期的权置权废与行州行县问题，对于深入领会正州县的行政体制以及州县置废的运作实态大有裨益。值得关注的是，在上文论述行原州的部分，宣宗大中三年（８４９）收复原州，行原州由临泾归治平高之后，“广明后复没吐蕃，又侨治临泾”。而僖 宗 中 和 四 年 （８８４），武 州 又 “侨 治 潘原”。“侨治”一语说明此地已经陷入敌境，不在领疆之内，由此极易与东晋南朝之侨州郡县联系起来进行比较。

　　因领土完全丢失而寄治于别郡境内，正是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本质特征。这种只有行政机构、而无行政区域的特例，周振鹤先生称之为“虚幻畸形的地方行政制度”。侨州郡县分为“处侨流而立”与“备职方而立”两种，特别是以“郡县虚置”而备职方者，多少体现了东晋南朝政权在失地于北方政权后，“维持面子，表明疆域的完整性”的意图，从而形成侨州郡县与实州郡县并存的“侨实混合”体系。

　　胡阿祥先生指出，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存在基础为侨人，政治含义在于正统观念与收复失地的决心，现实作 用 在 于 招 诱 北 方 人 民，安 抚 流 民，促 进生产。

　　两相对比可以发现，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现实功效与侨州郡县有跨越时空的相近之处。古代战争的直接目的在于争夺人口，特别是吐蕃入侵，更以“掠人畜，取禾稼”为重。对于边境地区的“见有居人”、“属汉蛮族”与吐蕃族人、兵将，通过行州行县的载体予以招诱安抚，可收立竿见影之效。

　　此外，行州行县的设置表明朝廷收复边疆失地与攻克叛藩辖地的决心，在战时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稳定军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收复失地或招抚流亡之后，部分行州行县得以转为正州县，此为行州行县现实功效的核心所在，即去除临时性色彩，恢复常规性建制。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设置延至五代，后唐明宗天成三年（９２８）四月，北面副招讨使王晏球以定州节度使王都反状闻，令马步兵士于定州侧近权置行州，意在“招诱在州军人百姓，及安抚乡川人户”。由此可见，五代行州行县之于唐代后期，实为一脉相承。

　　综上所述，通过个案考察与比较研究，已能基本勾勒出唐代后期行州行县的总体面貌。但是，若将其置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的发展脉络之中，则其地位如何？特殊性何在？论题的学术意义能否成立？如要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必要针对行州行县作进一步的反思与探讨。

　　第一，唐代后期行州行县与东晋南朝侨州郡县在设置意图与最终归属等方面相类似，二者能够以临时性存在出现在历史长河之中，最本质的依据在于划分对立双方的“界线”。永嘉南渡以后出现的南北界线，造就了东晋南朝时期侨州郡县的广泛设置与制度化；而隋朝重新统一南北，侨州郡县的所有名目与制度也宣告终结。唐代后期无论是边境地区的唐蕃界线，还是讨伐叛藩的作战前线，均显着区分了界线两侧敌我双方的空间距离。一旦界线泯灭，行州行县就失去了特例的存在土壤，必然要逐渐“回归”正州县的常态序列。明乎此，有助于从根本上理解地方行政体制演进过程中特殊性与常规性的互动关系。

　　第二，回顾学界前贤对于中国古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唐代后期行州行县难觅其踪。从纵向上看，如周振鹤先生所着《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专设一章探讨特殊的地方行政制度，但未涉及行州行县；从横上向，如郭声波先生所着《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以正州县（经制州县）为纲，亦无法容纳行州行县。但是，如果仅仅将唐代后期行州行县视为补充中国古代史中唐代这一断代史范围内临时性、特殊性地方行政建制的一个例证，显然不够深入。如前所论，唐代后期一州之境三州并置的实态，比东晋南朝双头州郡更为复杂。此外，行州行县的设置对于收复失地具有实际效应，并非全为虚幻的政治幻想，这也是行州行县与侨州郡县的显着差别所在。

　　第三，“特殊的政区样式”是研究范式转换背景之下中国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重要方面瑝瑦，其与政治史的关系、地方行政体制的关系、人文地理环境等的关系，将成为唐代后期行州行县问题研究继续推进的具体指针。但是，必须提出的是，既有史料所呈现的唐代后期行州行县均出现在战争时期，那么，除本文所引史料之外，其他传世典籍与出土文献中是否存在和平时期设置行州行县的情况？未能传世的地志材料中是否还存在其他类型行州行县的记 载 的 偶 然 性 与 可 能 性？此 外，没 有 明 言“行”、“权”字眼的史料应该如何对待？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正州县？行州行县与移置、改置等建制变动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更为重要的是，行州行县的设置主体既为朝廷，那敌对一方是否还有未被利用的史料佐证或者推翻官方记载？前文所示代宗朝方清起义“权立阊门县”一例提醒我们，战时敌对一方是否还存在更多不见史载的类似于行州行县的临时性举措？凡此种种，均有待新史料的继续发现与对既有史料文本形成的审慎辨析。本文论题的初步尝试，在某种程度上正为融汇交叉学科的研究路径，拓展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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