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帆楼本是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红石山下海边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后来突然间名噪天下，载入史册。下面由学术堂为大家整理出一篇题目为“李鸿章与马关条约的签订”的近代史纲要论文，供大家参考。
　　
　　原标题：“春帆楼下晚涛哀”--马关谈判中的李鸿章
　　
　　春帆楼本是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红石山下海边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后来突然间名噪天下，载入史册。说起这座楼的成名，皆因在1895年的三四月间，晚清大臣李鸿章作为中国的全权代表与日本代表在这里谈判，签订《马关条约》以结束中日甲午战争。
　　
　　1894年6月，日本先是利用朝鲜的内乱鼓动中国派兵入朝，紧接着日本也派兵入朝，寻衅挑战。7月23日，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牙山湾外丰岛袭击北洋海军的护航舰只，击沉被雇的英国“高升”号轮船，船上800多名清军官兵殉难，由此引发了中日之间的一场大战。让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始料未及的是，以李鸿章属下的淮军为主力的清军对日作战接连失利，是年11月，清政府担心战争会打到京城，开始考虑与日本议和，于是想到长于外交的直隶总督李鸿章，便派人去天津与他密商，由此开始了甲午战争中清廷的求和历程。
　　
　　【遣使被拒，伊藤博文借故中止谈判】
　　
　　李鸿章得知朝廷有求和之意，遂考虑从何处着手进行。他认为日本当时在军事上正节节胜利，此时若派大员赴日，会遭到日本人轻慢，不如先派一个“忠实可信”的洋员前往日本，摸清对方的打算。李鸿章推荐了与他相交已久的天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为出使人选。11月22日，德璀琳登上开往日本的轮船，但到达神户后没过几天，接待他的兵库县知事就向他宣布：因为他是没有正当手续的外国人，不能与伊藤首相会面。德璀琳只得乘船返回天津。尽管德璀琳访日遭拒，但日方总算表示，清廷可派“能充分发挥实效之资格人前来”,表示了同意和谈的意愿。
　　
　　由于日方拒绝透露媾和条件，清政府只好在不了解对方打算的情况下再次派出使节，宣布派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兵部右侍郎、署湖南巡抚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并建议在上海谈判。日方不同意，说是已选定广岛为谈判地点。急于求和的清政府只得按日方旨意行事。被选中的两位使节都有丰富的外交经验。1895年1月6日，张荫桓乘船去与邵友濂会合，一到上海就遭到当地报纸的攻击。上海的《新闻报》登出一首《咏张松诗》，指桑骂槐地把他比作《三国演义》中出卖西川的张松：“形容古怪气昂藏，不信斯人总姓张。挈得西川图一幅，插标东去卖刘璋。”反映出当时民间主战拒和的舆论导向。他们在上海等了十几天都不见战况好转，不能再等了--新春时节，张、邵与随员乘英国轮船去日本，1月31日抵达广岛。
　　
　　当时，日军虽取得一连串胜利，但北洋海军的主力还在，陆军中淮系军队受到重创，但湘系军队正源源不断调往东北战场，寻机决战。伊藤博文认为，清政府派资望较低的张、邵为和谈代表，是中国方面不承认失败的表现，估计清政府一时不会接受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看来媾和时机还不成熟。他与外相陆奥宗光商量，最好在检查中方代表的委任状时找个借口拒绝谈判。第二天，伊藤博文不顾起码的外交礼节，在咆哮谩骂了一阵后宣布，因“两贵使之委任状甚不完备”,中止谈判。会谈破裂后，张、邵准备等候国内指示，决定行止。日方竟发出逐客令，称广岛是大本营所在的军事重地，敌国人员不能滞留，迫使他们于2月4日去长崎等候……2月12日，备受挫辱的张、邵一行在长崎码头登船回国。
　　
　　【慈禧躲入后宫，李鸿章赴日】
　　
　　那么，日方到底想要清政府派什么人来呢？伊藤博文在广岛曾提醒中国代表团的随员伍廷芳：“贵国何不添派恭亲王（奕？）或李中堂（李鸿章）同来会议，郑重其事。”这时日军已占据威海卫，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慈禧太后的求和之心更为迫切。她亲自出面召集枢臣会议，决定谈判人选。奕？是皇亲贵戚，自然不能去承担这样屈辱的使命。李鸿章就成了唯一的谈判人选。2月13日，清政府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与日本商定和约”.
　　
　　得悉清政府派李鸿章为头等全权大臣，2月17日，日本政府提出了苛刻的和谈条件：“中国除支付军事赔偿金、承认朝鲜的完全独立外，并由于战争的结果，须割让土地。”2月22日，李鸿章奉召来京参加御前会议，讨论日本的和谈条件。看到事情棘手，慈禧称病躲入后宫，由光绪皇帝与各重臣讨论对策。光绪的态度是坚拒日本的割地要求，户部尚书翁同龢主张宁可多赔钱也不割地。庆亲王奕匡等认为，不割地就不能结束战争，为保住京城不惜割地。李鸿章则表示不敢承担割地的责任，“割地不可行，议不成则归耳”.这样的表白连翁同龢听了也觉得他“语甚坚决”.
　　
　　整个谈判中割地是关键。李鸿章在京城连日拜访各国驻华公使，请求列强出面干涉，共同“劝阻”日本的割地要求，却处处受到冷遇。各国公使均说，不割地就不能了局，签订不了和约。听了洋人的意见，李鸿章态度软化，转而也趋向割地求和。但他知道割地“关系之重”,一旦割地，他将遭国人唾骂，所以坚持“请训”,要求得到光绪的“面谕”,明确责任。这时，前线局势更加恶化，湘军也顶不住日军的进攻。光绪迫于形势，不得已命奕？传话，授予李鸿章“商让土地之权”（在用词上“商让土地”比“割地”委婉），但又告诫他要“斟酌轻重，与倭磋磨定夺”,尽量讨价还价。3月4日，李鸿章得到光绪写有“便宜行事，预定和约条款，予以署名画押之全权”字样的敕书。当时朝廷中也有人主张迁都，以便长期对日作战。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上书，建议清廷效法拿破仑战争时的俄国，“俄王保罗之败法主拿破仑第一，空都城以予之，是良法也”.慈禧一度有逃亡西安的想法，命顺天府准备骡车，但后来改了主意，表示决不离开京师。既然不肯迁都，只有以割地来结束战端。
　　
　　3月14日，李鸿章一行乘两艘轮船从天津启航，19日晨抵达马关。李鸿章与参议李经方、参赞罗丰禄、伍廷芳、马建忠等离船登岸。使团中的李经方出任副使，他是李鸿章四弟李昭庆的儿子，被李鸿章过继为嗣子。科士达是名洋员，曾当过美国国务卿，被聘为“律例参谋”（法律顾问）。他们的下榻之处是一座净土宗的寺庙--引接寺，离谈判地点春帆楼不远。春帆楼背山面海，风景秀丽。
　　
　　21日下午举行第一轮谈判，在春帆楼等候中方代表的是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首相和陆奥宗光外相。双方见面后，李鸿章依照国际惯例，要求“于开议和约之始，拟请两国水陆各军即行一律停战”,以创造和谈的气氛。伊藤回答“此事明天作复”.双方寒暄一番后，伊藤说：“中堂奉派之事，责成甚大。两国停争，重修睦谊。中堂阅历已久，更事甚多，所议之事，甚望有成。将来彼此订立永好和约，必能有裨两国。”外交辞令讲得冠冕堂皇。李鸿章则想以中日两国所谓同文同种的关系来感化对方，并以联合抵制西方势力的入侵为号召。他说：“贵我两国系东洋之两大国，人种文物相同，利害关系尤切……敝国与贵国提携，共谋进步，以与泰西日新月异之文化争衡，并防止白色人种之东侵，乃两国之愿望。孰料一朝和平破坏，以致兵戎相见，如幸恢复和平，两国间友谊可较前更加亲密。切望贵我两国作为东亚两大强国，能永远与欧美对峙。”这番表白，在陆奥宗光看来，“其目的是想借此引起我国的同情，间用冷嘲热讽以掩盖战败者的屈辱地位”.第一轮谈判属于礼节性的，未涉及具体问题，会场上也没有显出剑拔弩张的气氛。据日本记者报道，会谈结束，李鸿章步出会场时面带笑容，显得意态闲适，但他很快就要笑不出来了。
　　
　　日本方面知道清政府急于停战，故在第二天举行的第二轮谈判中提出了极为苛刻的停战条件：“日本军队应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并所有该处之城池堡垒，驻上述各处之清国军队，须将一切军器、军需交与日本国军队暂管；天津、山海关之间铁路当由日本国军务官管理；停战限期内日本国军队之军需军费，应由清国支补。”其目的是要以严苛的条件迫使清政府打消停战的念头。
　　
　　李鸿章看完手中的停战条件文本，大惊失色，连呼：“过苛！过苛！”质问道：“现在日军并未至大沽、天津、山海关等处，若停战期满，议和不成，则日军先已据此，岂非反客为主？”“我为直隶总督，三处皆系直隶所辖，如此于我脸面有关。”“所开停战条款，未免凌逼太甚！”“所议停战之款，实难照办。”李鸿章请伊藤再想想办法，伊藤回答：“我实在别无办法。两国相争，各为其主，国事与交情，两不相涉。”日方要求在三日内答复，伊藤不顾与李鸿章相识十年的情面，言辞很不客气，彬彬有礼的应酬之后，露出一副翻面无情的嘴脸。谈判一结束，李鸿章连忙向清政府电奏日方的停战条件。光绪见日本“要挟过甚”极为愤慨。他想见慈禧太后，慈禧仍称病不见，向各国公使求助也无结果。清政府唯恐和谈中辍，只好委曲求全，指示李鸿章将日方的停战条件“暂置勿论，向索和议中之条款”,要求日方公布具体的媾和条件。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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