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我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社区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交融演变的具象显示，其发展背后所存在的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亟需调整、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模式选择等问题的解决，决定了西南地区文化生态系统的发展能力。相比之下，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民族特质和社会文化生态体系，对于“人”这一核心主题的研究深度不够，也没有辨别出民族社区的类型和发展模式，导致问题导向宏观化、不明确，解决问题的方式也不精确。因此，本文深入分析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发展模式和影响因素，以期通过提供提高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生产生活质量提升的发展措施，提供一定的理论借鉴。

　　二、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概念、内涵及其存在问题。

　　民族文化生态社区是以核心村寨为中心，以自然村为外围的两个或两个以上互相租用、相互影响的地域综合体，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认知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共同体，以及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和生态系统下集中的生产和生活所形成的集聚现象、过程和形态的社会聚落方式。中国民族社区主要指西北和西南少数民族聚集地内，以少数民族成员为主体，以民族社会成员的共同地缘和紧密的日常生活联系为基础的民族区域性社会，是一个兼具社会性和民族性的社会共同体，表现为小型民族社区 （即一个村寨） 或大型民族社区（多个村寨形成的地域综合体） （李亚娟等，2013）。其发展存在着以下三个主要问题：

　　（一） 现代化进程挤压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空间，改变了原有的演变路径。

　　西南民族生态社区遗存的传统生计方式、外来文化、人口社会结构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民族文化社区产生了重要影响。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引起民族社区大量劳动力外流，人口结构显着变化，继而产生了空心村问题，社区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随之改变，人地矛盾开始体现。汉族文化的进入对民族社区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使得传统的扩大式的家庭结构向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过渡，原有的大家族形成的核心-外围村落空间结构，随着核心家庭的增多逐步消失，原有以宗族宗亲权力为中心的结构逐步转变为以乡镇政府为主的国家主导型结构。

　　（二） 现代旅游业发展对少数民族文化带来的适应性改变。

　　随着旅游业逐步进入西南地区，它在给民族社区带来经济社会进步、设施改善和文化交流的同时，也对少数民族居民的生活方式、传统观念和对外感知产生了较大的消极影响 （陈鸣，1997;Simth,1998）。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传统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逐步弱化和同化、传统文化的舞台化和商品化，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退化甚至丧失等。当前旅游活动的开展使个别核心社区得到全方位发展，与之相邻的外围社区处于旅游阴影区，社区建设发展不均衡的现象亟需更为合理的发展模式。

　　（三） 生态环境背景下民族文化的传承。

　　民族文化社区是在一定生态环境下的长期生产生活方式综合作用所形成的，生态环境的恶化和民族文化的变迁具有紧密地关联性。如果采用与当地生态环境不符的资源开发利用方式，将会导致民族文化的退化或消失。西南民族文化生态社区在生产生活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景观、节庆和生态农业技术，是长期与所已成生态系统相互适应和作用的产物，如贵州“从江侗乡稻鱼鸭复合系统”、“侗族大歌”和云南“哈尼梯田森林-村庄- 梯田-水系四素同构”的农业生态系统。

　　三、民族文化生态社区的地域类型。

　　斯图尔德在 《文化变迁论》 中系统分析了文化共同体的概念，明确指出“文化的变迁生态必须以文化共同生态体为基本单元”.民族学研究中对少数民族的划分方法主要是文化形态，并未关注到文化形态下生产生活方式的一致性所形成的文化社区，通常以村寨为研究单元，以探究民族文化的整体特征。依据自然生态类型划分民族文化社区的操作方法较为容易，但忽略了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特质。以人为此生生态系统为依据，按照斯图尔德的文化生态学说确定可以标识特点的民族，可在同一个分布图中揭示不同文化类型的空间范围和规模大小。但也存在不足，因为人为此生生态系统标示性并不明显，一个系统中可能夹杂着其他的民族文化。从地域空间、民族群体、民族聚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意识和文化这几点划分依据来看 （高永久等，2006;岳天明等，2008;李晓霞，2009;刘沛林等，2010;张慧，2011;李林凤，2012），我们采用文化背景下的民族生产方式作为划分依据，将西南地区的民族文化生态社区主要包括以下十种：

　　（一） 侗族低山丘陵亚热带农耕类型稻田耕作类型。

　　中国的侗族分布范围介于贵州、广西、湖南的毗邻地带，所处的地貌特征都属于低山丘陵，由于海拔较低，纬度偏低，因而他们的生息地山区又是生态系统以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森林生态系统为主，在滨水坝区呈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但标识性生态结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分水岭山地区段，一方面受到土层薄，再加上人工的持续控制，往往呈现为较为开阔的疏草地。

　　此外，在森林与稻田的分界面，还人工建构了较为宽阔的草地。这两种生态系统都是人工控制的产物，因而具有很强的标识性，但最具侗族文化生态特征的生态建构则是沿坡面开垦的梯田鱼塘和人工天然和人工合成的立体浅水湿地生态结构。

　　这是侗族生存的标识性特征，不仅可以直接目睹就能明确分辨出来，而且在地理实测中各种现代化的设备都能够明确分辨。其他人文景观中，干栏式的住房、风雨桥也能够成为可靠的地理标识。

　　侗族的生计类型可以归纳为“林粮间营，稻鱼鸭共生”.但事实上，侗族的畜牧业在经济生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为了称谓简略的需要，可以讲这一文化生态类型简称为侗族亚热带季风区常绿阔叶林农耕类型。

　　（二） 喀斯特藤蔓丛林苗族农林牧复合文化生态区。

　　苗族的中部支系集中分布在贵州省东南、湖南西南、广西东北部，所对应的生态环境大致属于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生态系统，但其他类型的生态系统也呈现交错分布态势，高山区的疏树草区、坝区的湿地生态系统，高海拔区段的针叶阔叶混交林都有错杂分布，典型的高原草地分布面积也较广，传统的生计大致是以游耕为主，兼营畜牧和狩猎采集。大致可以归纳为苗族中部支系中山区常绿落叶混交林游耕类型。苗族的西部支系分布类型极广，几乎涵盖了贵州、四川、云南、广西四个省区的毗邻地段，所处生态类型及其复杂，但喀斯特熔岩山区最具代表性。这一地区的典型生态系统属于亚热带藤蔓生态系统，藤蔓族生态系统所占比例达到30%以上。西部支系苗族生息的最高海拔可以高达3000米左右，已经进入了高原草甸生态系统区，另外这一支系的苗族文化生态类型需要具体划分。鉴于下文即将讨论的个案，涉及到该支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即通用苗语麻山次方言，其分布范围，涉及到广西和贵州两地，而且与瑶族的部努支系瑶族文化生态类型相似，因而要对瑶族的文化支系做出特殊的说明。他们从事的生计类型以游耕为主，并且兼营畜牧业和狩猎采集。生息环境大多处在封存洼地和谷峰山林区，因而可以归纳简称为苗族喀斯特藤蔓丛林生态系统游耕类型。

　　（三） 热带雨林傣族稻田耕作文化生态区。

　　位于澜沧江流出我国国境的关键地段，对整个东盟国家发挥广泛的影响，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生态系统在全国具有特异性，是我国唯一的一片内陆热带雨林生态系统。傣族与该生态系统的和谐共存已经经历了千年以上的稳定延续过程，足以证明傣族文化完全适应了该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西双版纳地区当地直到民主改革前还是土司制辖地，车里宣慰司是在建国后才被撤废，改建为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因而，此前所受到的外来冲击十分有限，文化生态类型基本上保留了历史的已有面貌。当前，橡胶在西双版纳引入成功，并且形成了大规模的橡胶园，这一变动虽然给当地傣族乡民提供了丰富的报酬，是他们很快地富裕起来，但连片种植的橡胶树却是外来物种，其本身对西双版纳的适应能力较低。但是它的耗水量却大得惊人，橡胶园的发展就会使得当地生物多样性水平急剧下降，地下水位也急剧下降，结果使得原先雨量极为丰富的西双版纳地区而今在海拔较高区段面临缺水的困境。

　　（四） 川滇黔毗邻地带高山疏树草地彝族农牧复合生计文化生态区。

　　这一类型的文化生态区正好位于金沙江的下游，所处区段正好是长江下游的生态屏障区，水土流失的控制极为关键，偏巧这一地区的自然结构又错综复杂，高山深谷相间，流水和重力的复合侵蚀极为严重，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也差，既处于地震区又处在山体滑坡易发区。要消减类似的自然灾害和生态灾变不仅关系本地区和长江中下游的安危。当地的居住居民有彝族，还包括一定数量的苗族和回族，汉族移民也不少。目前这一地区中文化生态区中的乌蒙地带已经被国家认定为长江流域水土流失重灾区。生态恢复和自然灾害的防治任务极为重大，当地彝族乡民传统上都是农牧复合生计。他们的传统生计和文化生态类型此前所受到的冲击较小，保存度相对完整，几乎可以与西双版纳相似。这一文化生态区的特种产品也具有不可低估的特殊价值，牲畜产品中的牦牛、黄牛、山羊、马匹一直是产品输出的大宗，至今仍然不失其经济价值。历史上这产出的猪种还是名牌国际商品，植物产品中的生漆堪称国内外的名牌产品，此外，农作物产品极其多样，荞子、燕麦、青稞、马铃薯、圆根，都是有名的土特产，这同样是原木生产基地之一，出口外销的原木曾经支持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发展。总之，无论是生态治理还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包括发挥生态屏障作用和生物多样性作用，在这一地区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五） 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型。

　　壮族是我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其分布区海拔很低，大多处于500米海拔以下，而且密集分布于河流的滩涂，其结构往往沿着河流呈现链状结构。其地理标识极为醒目和准确，由于这一地区更加炎热潮湿，纬度又较低，不过由于地下水位和地表分布广，壮族生态区的优势生态系统反而是湿地生态系统。但坡面常绿阔叶林对壮族而言，其文化价值也很高，壮族生计根据历史记载，早年是以广南木为主食。这将意味着壮族实施农耕为时很早，因为侯焕书中已经有了明确记载。

　　但壮族在何时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定居稻作名族目前存在争议，大致而言，公元八世纪，汉武帝有提到这里的地区稻田基本定型，这将意味着壮族对规范稻田经营与汉族很相近，起步很相近。为了称谓的方便，将这样的生态文化类型简称为亚热带湿地生态系统稻田耕作类型是合适的。

　　（六） 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型。

　　傣族，是我国境内少有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民族，其分布区位于云南省的西双版纳和德宏两地，尤其是西双版纳，既有鲜明的热带雨林特征。

　　需要指出之处在于这里的热带雨林，季节变化仍然可以察觉，这显然与典型的热带雨林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是生物丰富性的程度与热带雨林极为相近。这一地区海拔很低，因为滨水湿地分布面很广，而且还是傣族从事固定稻田耕作的基本依托，傣族生计中突出的特点在于既有十分明显的游耕类型文化特点，旱稻的种植，农田尚未彻底固定。采集和渔业具有较为重要的经济比重，都足以说明这一特点。可以简称为傣族热带雨林集湿地农耕类型较为合适。

　　（七） 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型。

　　中国的氐羌民族中，彝族人口分布最为广泛，涉及到云南、贵州、四川三省。而且长江和金沙江南北两岸都有广泛分布，加之彝族的分布区在近300 年来还有明显扩大倾向，这一点对讨论文化生态演变具有典型性。彝族所处的生态背景大多数属于中山和高山区，最低海拔下至海拔500以下，最高分布在接近3000米。分布区海拔相对高度的反差极为突出，以至于对应的生态系统极其复杂，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落叶常绿混交林、落叶阔叶林、乃至针叶林一应俱全，最高海拔区还进入了高原草地生态区。因而对彝族文化生态类型的概括富有挑战性，本文只能勉为其难。彝族的传统生计是典型的农牧复合生计，畜牧业仅仅随着季节变化做出执行，农田也存在着鲜明的非不稳定性，往往是在畜牧的空闲区实施耕作。

　　耕地除了水田外也不稳定，种植的作物种类更是花样繁多，特点极为鲜明，从季度耐寒的青稞燕麦、烟梗直到亚热带阔叶林才能生长的香蕉，甘泽，水域环境才能正常生产的水稻、芋头，都是彝族常规的种植对象。彝族畜牧业也以多样性着称，牦牛、黄牛、木马、山羊、猪、都是主要放牧的畜种。最特异之处在于彝族地区的牧场标识性极不明显。事实上，在彝族文化下，丛林灌丛草地湿地稻田潮湿的稻田都可以用作牧场，能够分辨的牧场并不宽，但是载畜量十分可观。为此，只能将彝族的文化生存类型简称为彝族中高山区多元生态系统的农牧复合类型。

　　纳西族的分布区比彝族分布区偏西，大致位于云南和四川金沙江两岸。其生态栖息也具有鲜明的多元复合特征。特异之处在于金沙江河谷对纳西族生存具有重要影响。因为这样的河谷区是他们最好的冬牧场。与彝族相似，分布区的海拔差异也非常大，不同海拔高度生息的纳西族的生计方式也存在一定差异，低海拔区域农耕比中国较大，高海拔区域畜牧业比重较大，其文化生态类型，大致与彝族相似。【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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