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民族国家体系这一现实是文化软实力问题得以提出的重要基点。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基于政治、经济和军事等问题的探讨，美国学者保罗·肯尼迪提出了头号大国美国相对衰落的问题。①另一个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从国际政治的权力结构和性质发生变化这一新的形势出发，以美国所拥有的科技、教育及文化等实力是其依然可以主导世界的力量来源来回应这个问题。②基于中国的现实发展问题，中国学者也以 “文教力”、“文化力”以及 “软权力”等说法回应了国家实力何在等问题，并且深刻认识到了文化是国家实力的一部分。③奈将文化、政治价值观及外交政策三个要素视为软实力的来源。④基于不同的视角，中国学者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是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统一的观点。⑤这些研究成果堪称丰富。但是，由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性质并没有能很好地被纳入这一问题的视域，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体制，空间 （领土）与民族 （人民）是国家的最基本的要素的事实没有在此讨论中得到充分的重视，使得对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理解尚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在文化发展问题上，国家内部的中心与边缘，内地与边疆，国家与民族，文化的多样性与统一性之间的关系以及文化视域中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讨论。相应地，对于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的，增强内部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的诉求等这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讨论依然还需深入。以边疆以及民族的维度对国家文化软实力问题进行思考庶几能有所裨益。

　　一、边疆作为社会产物的空间

　　空间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活动及其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空间基座的土地对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然而，如英国学者赛雅所指出的，除了人文地理学家之外，很少有社会科学家持续关注过空间及其所具有的重要作用。⑥而研究对象的时空位置及结构化的空间性问题对于有着明确疆域的现代国家的文化软实力问题的讨论是不容忽视的。

　　马克思曾说过： “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社会活动所需要的要素。”⑦每一个人类群体的生存与发展因为离不开生产而必然要占据一定的空间。

　　不同的空间之间是存在边界的。表面上看，世界有着自然边界和社会边界之分，但从更为深刻的社会性的角度看，“自然边界实际上不是自然的。是人类创造了边界。自然界只是在一定的时间里制造了一些地质突变，这些突变可以有也可以没有边界形状。一切边界，就其定义来说，都是人为的。”⑧申言之，一切边界的消失，一切新的边界的确立进而新的空间的出现也都不是自然的，而是人的社会活动的结果。

　　近代出现的民族国家是一种有着明确疆界的政治组织和制度。无论是把国家视为一系列具有相当新近历史起源的政府组织机构的总和的组织定义，还是从 “事先”的角度将国家看作一系列完成特殊目标的机构以及根据结果从 “事后”的也就是社会秩序的维系的功能定义，⑨要想成立，都必须以承认领土的重要性为前提。现代国家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领土，即一块被界定的空间。吉登斯就指出传统国家向民族国家转换的标志之一是边陲为边界所取代。

　　领土划分倾向于统一控制国家领土。就现实来看，世界上说６０００种语言的２０００多个民族分布在近２００个国家的事实也表明了有许多不同的民族要共同生活在某一国家之内，从而造成 “单一族裔的民族—国家现在只是特例而不是普遍现象”。

　　于１６１８年爆发的欧洲主要国家纷纷卷入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大规模内战，使欧洲生灵涂炭。各参战国在三十年战争之后于１６４８年签订了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场战争无疑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缔结，确立了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领土、主权与独立等原则，也标志着近代意义上的国际社会得以形成。戈特利布指出，这一条约不仅为欧洲各国所推崇，而且，这种国家体系也为后世所争相效仿。并且 “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在本质上是领土第一、领土优先的，它反映的是由统治者充分控制领土并对其统治下的人民拥有完全权威这样一种体系。”

　　明确的国家疆界的划分使得不同国家空间对于生活于领土之上的人们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关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显然，国家与国家之间边界线的出现，相应地接近边界线的地区成为国家的边疆这一在社会意义上的新的空间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性的。其既表现为边疆地区新的空间社会性的出现，也表现在国家统一的内部空间中边疆与内地两种不同社会空间的同时存在上，这就要求国家在治理这两种空间时应该在看到统一性的同时注意差异性。

　　在民族国家出现之前，那些现在属于边疆的地区无所谓是处于边缘还是中心的。对于生活在那一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就是世界的中心。边界和边疆的出现使不同的人群之间的社会交往关系也因此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于人类共同体来说， “地球表面上不能居住的部分，如海洋和沙漠，隔开了这个共同体；即便如此，舟船或者骆驼 （沙漠之舟）却使他们有可能越过这些无人地带而互相接近，并且利用属于人类所共同的对地球表面的权利而进行往来。”

　　而国家边界线的出现，使得人民交往中不再仅仅只有沙漠、海洋等自然性的阻隔，还有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明确的边界的社会性的阻隔。

　　对于处于边疆地区的许多民族来说，他们与近在咫尺的边界线对面的也许就是同文同宗的民族的关系，由生动的具体的亲戚关系、邻居关系变成了抽象的严肃的国际关系。由于分处不同的国家，同一个民族也会因为不同国家政治、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同而使文化的发展呈现差异性。正是因为边界线的存在，各种民族间的相对不那么明确的地域及民族边界是否与国家的明确的边界相吻合，这些民族以及他们所拥有的文化是否就囿于特定的国家边界之内，还有如边疆地区是否因为邻近他国而更容易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尤其是安全问题，包括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是否也更容易受到影响，都是必须认真加以审视的问题。

　　边疆社会性的存在要求人们从对内以及对外两个方面来思考边疆空间的社会性意味。一方面，在思考多民族国家中国的边疆这一属于国家内的社会空间的时候，必须看到，边疆地区众多少数民族存在的现实往往使得边疆与内地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距既表现为区域发展的差距，也表现为民族发展之间的差距。如有学者指出的， “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别很大，这种空间特征既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梯度推进提供了可能，也使贫富差距与地区差距叠加到一起，放大了差距的社会效应。”

　　另一方面，在思考边疆地区与其他国家的疆域相邻这一国家之间空间的社会性的时候，应该看到 “即使是最现代的民族国家的领土界线也是极其复杂的，在文化上也是混杂的。”

　　在诸多跨境民族那里，其文化既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他国的，这样的文化归属模糊的现实就使得在理解中国文化繁荣发展时，国家以及民族两个视野同时运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二、民族作为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

　　边疆空间不仅与边界线相关，也与边疆有众多少数民族这一社会事实相关。从边疆空间来思考中国的文化发展，可以使中国多民族特色得到彰显，可以使多民族是中国发展的一大有利因素获得更加清晰的认识。同时，也更为重要的是可以使边疆的文化意义，尤其是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文化对于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所具有的意义得到凸显。

　　各族人民一律平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而且，在政治生活中，各民族平等也是有制度保障并已经成为各族人民的共识。然而，在一些有关研究的表述中，这一共识的丰富内涵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虽然许多汉族也生活于边疆，但在现在的有关边疆的叙述中，边疆与少数民族是可以互为隐喻的。

　　当然，这样的隐喻互换也是有一定的现实基础的。毕竟边疆的广西、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等１０个省级行政区集中了我国全部的省一级的自治区，９０％的自治州和７６％的自治县（旗）。

　　边疆地区确实是有许多少数民族人口分布。

　　吊诡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地理上讲是边疆，但是在今日已很少有人以边疆来表述长三角地区或者珠三角地区。此外， “跨境民族”常常是专门针对某些少数民族的，“华侨”、 “华裔”等常常专门用于指称汉族移民。显然，这些说法未必经得起仔细的推敲。这些表述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人们大都是从文化差异去定位边界与边疆的。

　　民族平等的内涵应该是非常丰富的。民族平等不应该只是指政治地位的平等，也应该包括文化发展的平等以及承担起平等的责任和义务等方面的内容。诚如费孝通所言，在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汉族的形成是中华民族形成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在多 元 一 体 的 格 局 中 产 生 了 一 个 凝 聚 的 核心。”

　　汉族在历史上起到过凝聚的核心作用，并且也应该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但汉族作为多元中的一元是与其他少数民族完全平等的一元。也许，因为人口最多而使汉族能够相应地为国家的文化发展做出较大的贡献，但这并不意味着少数民族要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文化发展。在现实的文化发展过程中，每个民族都能够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就是民族平等的一个重要表征。多元文化发展必须有一个中心，而所有民族文化发展所围绕的中心只能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每个民族都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所要表达的就是每个民族都要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体现自身传统文化特色的情况下去发展民族文化。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都与内地汉族存在许多的差异。 “对于拥有这些文化多样化的边疆地区的国家政权来说，只有认同和尊重边疆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传统文化，理解和认可他们在不同宗教信仰体系中形成和发展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们才能安心、安身于边疆，守卫和保护属于国家的边土和自己的家园。”

　　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并不因其与中心距离远，与汉族文化存在差异就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而言之，这也不意味着这些文化拥有者就不是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事实上，如果说 “边疆在整个国家空间结构中的重要性不亚于首都和核心区”，那么，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意义上，边疆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性也绝不亚于人口最多的汉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每一个民族都是国家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这既是每个民族的光荣，也是每个民族的责任。

　　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５６个民族及其先民都为国家统一及民族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费孝通曾经指出，中华民族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期，“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从各民族的人口来说，汉族在历史上如滚雪球一般地融入了诸多其他的民族成份，而少数民族人口中也融入了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各民族之间的文化有诸多的采借也是常情。很难说有哪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从未受到过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影响，从未对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化产生过影响。但是，这些人群之所以成为不同的民族也还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之间有着使他们能够相区别的差异性。其实，没有民族差异，何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之说，没有文化差异也不必再提民族文化发展应该百花齐放。

　　从实践的意义上看，各个民族都有责任坚持传承民族文化传统。马克思曾经指出， “如果说最发达的语言和最不发达的语言共同具有一些规律和规定，那么，构成语言发展的恰恰是有别于这个一般和共同点的差别。”

　　也如希顿－沃森所说， “抛弃民族文化，不仅是一个民族身心健康的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政治病症，因为它实质上是一种反文明的行为……通过思维和记忆力，众多的人类共同体逐渐构筑了五彩缤纷的文化宝库，它们成了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当然，传承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因循守旧，如杜赞奇所说的， “任何传承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创造的过程。为了承认自己是一个群体，每一个群体都必须在现在创造一种有关过去的自我的可信的形 象，即 在 新 的、变 化 了 的 现 实 中 找 到 自我。”

　　如果说人的社会性存在使人的生存与发展必须要投射到集体叙述的纬线之中，那么，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多元民族国家中的各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也必然要与民族国家这个最大也最正式的社会组织相联系，其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也必须要投射到多元民族国家的叙述纬线之中。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精神命脉。在新的发展过程中，努力建设那些有利于国家认同的文化是十分必要的。

　　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对于人们去理解发展的目的、发展的手段是有根本性影响的，因此，文化也是政治、经济发展的深层基础，是社会秩序建构与维护的基本精神。各个民族在文化发展中不断培育和加强中国国家统一意识也是他们的神圣职责所在。

　　三、创造作为文化软实力的目的诉求

　　领土和人民是国家得以成立的最为根本的要素。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高问题也就必然要求人们从空间的社会性和民族作为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这两个方面进行考虑。从空间社会性的方面说，国家文化软实力是与国家内部文化凝聚力以及对外文化影响力紧密相关的；从各民族是文化发展的实践主体的方面看，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化发展以及作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各民族，包括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以及其中的跨境民族的文化发展都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相关。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真正提升就在于，在中国多元一体格局下各民族文化在不断的发展中能够发挥文化创造力；在世界民族国家体系的格局下，以开放的心态吸收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因为中国为人类文化做出过并且不断在做出积极的贡献而具有影响力。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明确认识到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目的就在于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真正的贡献，并为此目的的实现而不断搭建能够激发文化创造力的平台。

　　近代发生的把地球表面原本以相对分离状态存在的各种社会空间变为世界市场空间是人类历史上最为重要的空间变化。世界历史的开创也是与空间的社会性重构密切相关的。如马克思所说，资产阶级开始 “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出一个世界”的时候，“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

　　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整个人类社会似乎就要进入一个人类共同体的时代了，然而，用于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心理的重炮———廉价商品还是会受到民族与国家等社会存在与社会空间的阻隔，并非那么轻易地所向披靡。这一空间的阻隔也并非简单地来自于关税等问题，不同国家因民族的不同而造成的文化差异也是形成阻隔的原因。全球化当然要不断消解这些社会阻隔，然而，现实却是 “空间不仅没有失去它的重要性，反而增加了它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里的影响。”因为，地方是世界现象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接触点和互动点构成的空间。

　　在民族国家内部，各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与国家有着紧密的关系。 “由于人是集体性的存在，所以人需要社会制度包括各种规范在内来保证进行创造活动的现实可能性。”

　　尽管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制度也存在一些未必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如伊格纳捷夫所指出的，对于绝大多数国家的国民来说，“我们的人权能得到保护，更多的是因为我们是有力量的国家的成员，而不是因为我们是某个普遍的物种或像联合国那样的组织的成员。现代国家依然是保护人民免受国内外侵犯的首选靠山。”

　　从历史上看，“世界上一切社会和文化都感到，扎根在属于自己的一块土地上才有安全感和认同保证。一切人类共同体都需要一块可以保证他们生活并通过它能表明自己存在的地理区域。”

　　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地方要想获得发展，就 “必须显得出众，并展示和突出所有那些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有意义的因素，总之，要使自己 ‘出现在地图上’”。同理，中国各民族的文化也应该是因为其创造性而出现在中国的文化地图上并最终成为世界文化地图上的亮点。

　　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方面说，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

　　索绪尔也曾经在语言学研究的基础上说过， “每个人类集体中都有两种力量同时朝着相反的方向不断起作用：一方面是分立主义的精神，‘乡土根性’；另一方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交往的 ‘交际’的力量……如果说 ‘乡土根性'会使人深居简出，交际却使他们不能不互相沟通……语言的扩张和内聚都要依靠交际。”

　　广而言之，文化的对外吸引力和对内凝聚力也都与社会文化交往密切相关。在中国平等、团结、互助的民族关系建构中，各个民族的文化发展都可以在社会主义中国这一平台上得以实现。中国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共同发展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积极交往、相互学习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发展的动力来源。

　　马克思曾指出，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同样，中国文化发展能够在文化凝聚力以及对外影响力上取得怎样的成功与国内各文化发展实践主体的民族间的文化交往程度以及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交往程度有关。能否很好地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实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是与对该问题的理解如何有着深刻关系的。

　　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目的诉求就应该是为国内所有民族提供了在国家认同基础上的更加自由平等的文化交流与发展空间，并以国家内部多元文化共同发展，文化创新力不断提高而在世界上成为人类文化多样性发展的重要空间，从而激励其他国家也能从中国的文化繁荣发展中获益并得到更好的发展。

　　在这样的情景下，中国也可以在世界各民族文化都能健康地发展这一过程中最终获得更多的人类文明成果而使自己受益。在文化软实力提升语境中应该明确一点，那就是对于人类文明的意义如何是判定文化价值的重要根据。如赵汀阳所深刻指出的，“所谓具有较高价值的文化就是一种蕴涵着较大创造余地的、为人类创造精神准备了广阔的自由空间的、也就是更能激发并保持人类创造性的文化。”

　　人的社会交往空间的扩大为人的文化创造提供了交流、融合、创新的机会而具有了更加自由的可能。对人的自由发展具有责任的国家应当为这种文化发展提供平台。从文化发展的国家治理的角度上看，应该清醒地认识到， “公共管理正是一整套保证生活和做得比生活更好一些的人们共存和交流的技术，这些东西都可以转换为国家力量”。而国家的力量又是与组成民族群体的个人的幸福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个人的幸福 “是个人能够做得比生活更好，可以说应该被提取为国家效用的组成部分：让人们的幸福成为国家的效用，让人们的幸福成为国家本身的力量。”各个国家的文化能够良好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人的幸福能够在文化的创造性发展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四、结语

　　从历史的发展进程看，中国是否边缘的关键在于是否参与世界。当中国经过不断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成为了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也创造了连续３０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人类历史奇迹。

　　当中国取得不断的成功的时候，世界也从这些成功中获得了机遇和巨大的推动力。中国文化通过进一步的发展，在坚持自身文化特点的前提下，不断融入世界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能够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也将会使另一个人类历史奇迹出现。世界也同样会从中国的文化成功发展中受益。

　　如果说 “经济民族主义是指一个国家为了追求本国人民的经济利益，而不顾牺牲他国人民的利益”，那么，像约瑟夫·奈等人的软实力观所体现的以追求主导他国文化来实现本国利益的做法则是文化民族主义的。事实上，恩格斯早就说过， “一个民族当它还在压迫其他民族的时候，是不可能获得自由的。”

　　通过主导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文化价值观或者文化发展方向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是不可能实现最需要自由的人类文化的创新发展的目的的。

　　文化软实力提升的目的不应是通过实力的增强而使自己成为新的中心，并在新的中心—边缘、支配—被支配格局中去占据主导他者的地位。如果中国在自身多元文化良好发展并由此使国家的整体文化表现出更多的创造力的同时，也使其他国家在与中国进行更加深入的文化交流中获得更广阔的文化创造的自由空间，那么，中国就会由于为人类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而成为真正拥有文化软实力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