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体育转型已近 30 年，我国学者对其体育战略、政策等给予了一定研究，但却大大弱于对欧美日的关注。研究力量不强是客观存在，近些年国内对俄体育变轨的“忽略”更应重视。俄、苏对中国体育发展影响最大，我们理应紧密跟踪。

　　俄体育在痛楚、恢复、提升的发展过程中，在东方与西方式的较量与摇摆、应临时之需与谋长久发展、凭个人喜好之快与筹集体智慧之实等之间，画面波澜。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变化是印证之一。本文拟梳理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变化，分析其特征与转变动因，启示中国改革。

　　1 俄罗斯体育公共行政组织演变实状

　　苏联解体初，俄讨论去除国家体委，代之以社会组织，精简机构、转变职能。鉴于体育事务的繁杂，各界人士的请求，俄保留了国家体委。为完成 1992 年奥运会，首先建奥运促进委员会，附属于政府。而后，叶利钦签署《全俄奥林匹克委员会法》和《俄联邦体育教育和运动管理机制法》，体育协调委员会建立。1992 年 9 月后更名为体育教养与大众运动委员会。体育公共行政组织与奥委会等管理权限争夺激烈，国家体育预算剧减，俄奥委会权能提高。1994 年，俄体育联邦行政组织改成青年事务、体育和旅游事务委员会，同年 6 月称为体育和旅游国家委员会。此时国家领导人对变轨和改革的个人影响因素增加。年底，该委员会任务确立，包含要同地域组织、体育运动机构、社会组织采取合作措施等内容，强调其制定和施行体育教养、培养和提高专家技能、大众体育组织等职能。

　　而后，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名称多次变化，业务范围不断增减和改变，见表。行政长官多次易主，短则 3 个月，长达 6 年。

　　2 俄罗斯体育公共行政组织演变特征分析

　　2.1 由盲目西化到西化取向的俄罗斯化

　　苏联解体后，俄选择西方民主制，实行“休克疗法”.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受到强烈冲击。国家意愿是体育管理应交给社会性组织，即奥委会和各单项协会。虽政府层面保留了体育行政机构，但未赋重要职能，呈咨议性质。这样架构运行，存在着若干矛盾，如社会性领导机构难以制定，尤其是难以协调实施全民体育发展纲要、各单项协会没有国家预算的支持难以为继、体委系统培养的教练和裁判很难与社会机构无缝对接等。

　　上世纪 90 年代，虽俄体育公共行政管理机关不断变化，看似一会关心青少年体育教养和大众运动，一会眷顾旅游和青年事务，但总体上显现无力状态。随新千年国家经济社会氛围状况的改善，俄罗斯人开始认识到国家对体育的“疏远”将会带来人力资本储备等方面长远损失。人们认识到曾经的“西化”实属盲目，随普京提出“新俄罗斯思想”后开始探索特色的体育管理机构。涵盖爱国主义、强国思想、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的普京俄罗斯民族思想，力图在自由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混合的理念基础上走出一条独特的俄罗斯道路[1].俄体育公共管理如今实行国家与社会并存架构，体育行政机关担负更多职能，与奥委会等共同推动俄体育的发展，探索为国家“人力资本”服务。

　　2.2 由无力而为到逐步颁布有效政策

　　俄联邦独立后，体育公共行政机关在青少年体育教养和大众运动、加强与各联邦主体及地方的体育机关和社会组织开展合作、抓青年政策事务、开展旅游休闲休息服务等方面职能无序增减，很难颁布有效政策法规。这一时期经历了从分权到工作近似停滞，运转无序。由于在国家、社会、市场等几方面关系未有机协调，俄体育公共行政管理机关作用有限。在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上，由于国家的分权以及个别地方领导人的粗鲁和傲慢，尤其是允许各地不一定完全认可联邦中央对体育管理的最高权力，俄体育整体空间发展受到挑战。尽管 1993 年颁布体育立法原则，但全国各地却有多处与其相违而行。尽管联邦中央进行多次体育管理机关的形式和职能变化，但联邦主体与地方却并未与其动态同步。俄 89 个联邦主体中2002 年前有 13 个部，8 个国家委员会，4 个政府下属委员会……[2].

　　90 年代，俄罗斯人能自由表达思想，然而体育管理组织的制度化改革并非如机关名称那样变化诱人，内部还是保留着苏联时期的模式、管理制度，甚至工作方法，不能进行国家层面的组织修复与改革纲要提出，直到 90 年代后半期才开始对一些不得不解决的问题做出前瞻性发展设想。这个时期俄的体育状况是运动设施大幅缩减（20%），从事锻炼的人口数量极少（10%左右），职工体育制度损失殆尽，消费成本急剧增加，体育专家社会地位遭到挑战，被迫转行或远走他乡（80%），体育科研面临毁灭性打击……[3].90 年代中期，俄自由派与斯拉夫派持久论战。在国家面临向“西”还是向“东”大讨论之际，以加嘎切夫为首的管理层持“应创造条件让体育自然的自我发展”（1996）思想。国家对体育仍实行“剩余原则”拨款，国家对训练、教学基地的体育设施的建设、修复和维护几乎停滞，贫乏的财政拨款使俄各大体育高校、研究机构等基本陷于停顿，难谈体育锻炼、训练、比赛的科学方法支持。单项体协虽取得完全独立地位，但没有国家财政支持，重任无法完成。国家体育行政组织虽与其他机构订立了系列纲要文件，但没能施行，体育国家政权机关与社会组织关系未能良性运行。

　　为扭转颓废局面，1999 年 12 月联邦政府会议开始讨论国家青少年体育发展问题，该会被普京称为是 10 年来政府层面的第一次。会议要求采取措施恢复俄、苏青少年体育曾有阵地，创新手段解决未来发展问题。2002 年通过《俄联邦青少年儿童和青年体育教养和健康纲要（2002-2005年）》。会后，俄联邦体育公共行政组织逐步收回转出的职能，开始开展与教育部、人民健康部、劳动部等部门在“同等级别上”的紧密合作。制定出若干相互合作方案，建立跨部工作组和委员会，制定共同纲要和战略决议。诸多问题得以重新审视。而后，俄召开《关于提高体育运动在形成俄罗斯人健康生活方式中作用》的联邦上院会议，分析问题，展望未来。俄政府于 2006 年颁布施行《俄联邦 2006-2015 体育发展纲要》，拟从政府层面综合解决问题。重点在发展大众体育，同时兼顾竞技运动。拟投资 1066 多亿卢布，在居民社区建立 1000 个多功能体育中心；在教育机构建设 1467 个多功能大厅，733 个室内游泳池和 733个运动场；加强体育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宣传；建设和现代化 7 个联邦体育中心，修缮和现代化 20个项目中心，修缮和现代化奥林匹克后备力量培养的教育机关的体育基地，建设反兴奋剂中心。

　　尽管规划不断修订和更改，但整体投资规模、执行力度，尤其是发展理念没有变化。2008 年，制定《俄联邦足球发展纲要（2008-2015 年）》，仅普京承诺追加的卢布投资就 191 多亿[4].普京提出 2020 年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后，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迅速完成《俄联邦 2020 年前体育发展战略》，将 2015 年到期的十年规划进一步延续，投资额达 4000 多亿美元[5].

　　2.3 由去国家化到重视国家作用

　　按照西方学说，国家是社会民众“代理人”.体育领域，国家究竟该起多大作用，一直被讨论。

　　前苏联采取强国家的管理制度。新的俄罗斯认为体育应该由社会机构来管理。俄联邦的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也开始秉持个人-社会-国家理念，一改前苏国家-社会-个人排序。

　　俄曾经的教育部长第聂伯罗夫强调，“去国家化”是“社会化”的同义语。不是社会为了国家来存在，而是国家为了社会而存在，不能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价值本身，而应该视作是服务于社会的手段[6].

　　俄独立之初体育领域便大刀阔斧“去国家化”.普京提出新国家思想后，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开始找寻新发展之路。普京重塑的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的“俄罗斯精神”,其并不抛弃自由主义诸多价值和规则，但是却要不断强化国家机器，统一地方力量到中央意志。1999 年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地位上升为部级单位，2012 年类似。似乎二者的地位大提升，都与当时即将到来的奥运会有关，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和直接诱因，背后却有着俄罗斯人对国家长久发展中体育能发挥促进人力资本建设作用的深刻认知。尽管，2004-2008 年左右，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曾有过类似政府咨询机构“署”这类的名称，但其却有着先前没有的众多职能。从费季索夫执政那段时间乃至还早一点的时间起，俄的这个组织就已将原来都转给社会组织的如国家队训练与管理、支配政府预算资金等权利收归己身。新千年伊始，国家对体育倍加重视。原国家杜马相关体育的事务委员会相对薄弱，在普京执政后的多年其机构不断加强。国家体育公共行政组织的管理职能在大力加强之际，都将诸如青年事务、旅游休闲发展等职能放弃，专心务己之业。如今，曾经的旅游事务加入到文化部门，而青年政策纳入教育系统协调。

　　从2001年普京国情咨文提应关注人民健康起，体育发展未纳入国家视野和优先发展方向局面就渐改善。2002 年的高规格会议将国家对体育的重视推向高峰，会后的诸多总统委托也体现在后来的十年、二十年政府体育规划和战略中。建立独一无二机构即总统体育委员会，将俄体育行政管理更提档次，2011 年也终将体育联邦预算支出名目单列。俄政府颁布施行的从 2006 年始的十年发展规划已卓见成效：俄体育人口从 2000 年的 8.7%增长到 2010 年的 18.5%,2006 年到 2010 年体育馆数量的增长率为 7.1%,游泳池、平面体育设施数量也增长 1.9%和 2.7%.

　　3 结束语

　　分析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演化过程、特征和影响因素时，国家经济社会固然不可少，其从制度规则角度影响着事务变迁，潜藏于骨髓中的传统文化更不可忽视，其影响更能推动或阻滞组织变革。望国家富强的愿望使俄罗斯人拼搏努力，而大俄罗斯主义让其处处“树敌”;寄望强悍的权威领导带领人们走向光明，从而无限依赖政府，而处处思考国家应该给予自己什么的“国家主义”,使人们不知前行的方向[7];契约意识的继续淡薄，法律仍旧停留于虚无，使公民社会的构建难上加难。中俄都是传统文化厚重民族，将此因素作为国家体育公共行政组织构建与改革的影响力量不会偏颇。经历了漫长宗法社会，形成的是“臣民除了君主意志以外没有别的法律”[8]的“依附型”臣民文化的我国对此更应重视。

　　俄体育公共行政组织变革，启示我们：应发挥己长，保持社会稳定，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稳固改革后盾；充分利用体育对社会化促进、擅长人际关系沟通等优势，推动公民社会建设，发挥公民在公共事务中的主体地位和参与权利，促进社会组织发展；采取贸然“休克”式方法改革坚决不可，体育事务的千丝万缕和固守人们心中的文化传统认同，会对其构成阻碍；适时适地改革和完善自我构架和职能基础上，勇于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发展之路；继续重视国家作用，让体育公共行政组织真正担负起领导和引领体育向前发展的政策制定、战略部署和规划协调等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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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Зуев。В。Н，П。А。Виноградов。О парадигме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сферы физической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рта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J].теория и практика 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2011（11）：3-13.
　　[4] концепция подпрограммы “Развитие футбола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8 - 2015 годы”федеральной целевой программы“Развитиефизиче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и спорта в РоссийскойФедерации на 2006-2015 годы”[EB/0L].[2008-4-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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