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泰国 （ Horatio Nelson Lay） 1842 年来华。1855 年6 月 1 日，李泰国由上海英国领事馆代理副领事成为上海海关英国税务司，开始了在中国海关的经历，后成为中国海关第一任总税务司，直到1863 年被免职。1858 年4 月 1 日，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 （ James Bruce Elgin） 写信给李泰国，让其陪同前往天津，进行中英修约谈判[1]（ p. 134）.额尔金之所以看重李泰国，一方面是因为他熟知与中国人打交道的技巧，并熟练掌握汉语； 另一方面，是因为李完全熟悉海关体制[1]（ p. 134）.李泰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外交活动主要分为两部分： 一是参加有关中英 《天津条约》的谈判； 一是参加在上海举行的中英 《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海关税则》的谈判。

　　一、李泰国与中英 《天津条约》

　　1858 年 4 月中旬，额尔金到达天津白河口，并于 4月 24 日致函直隶总督谭廷襄，要求其将自己写给文华殿大学士裕诚的快件转交。额尔金在快件中称，准备在大沽与由皇帝授权的大臣会谈[1]（ pp. 139 -140）.4 月 30 日，谭廷襄回函称，已将额尔金函转交，并奉旨为钦差大臣，会同仓场侍郎崇纶、内阁学士乌尔棍泰负责与额尔金谈判[1]（ p. 148）.同日，额尔金函询谭廷襄，是否被皇帝授予相应的权利，能够独立谈判，便宜行事。谭廷襄据此邀请额尔金于 5 月 1 日进行会晤，但由于谭廷襄并未回答额尔金的问题，额尔金拒绝与之会晤。5 月 6 日，额尔金命李泰国与英方翻译威妥玛 （ Thomas Francis Wade）向谭廷襄面递信函一封[2]（ p. 277）,该函要求谭廷襄在 6日内取得与 1842 年耆英、伊里布同璞鼎查会谈时相同的便宜行事之。但清政府拒绝了额尔金的这一要求。随即额尔金于 5 月 20 日，先是要求谭廷襄交出大沽炮台不果，继而让英法联军攻占大沽炮台。

　　大沽炮台失守后，清政府于 1858 年 5 月 28 日谕令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驰赴天津海口办理修约事宜。但是，额尔金仍坚持清政府所派之员具有全权便宜行事之权。5 月 31 日，额尔金派人送交谭廷襄其给裕诚的照会，告知此意，如其要求得不到满足，后果自负[3]（ p. 315）.6 月 1 日，清政府不得不颁布上谕，赋予桂良与花沙纳便宜行事之权[2]（ p. 360）.6 月 2 日，桂良与花沙纳到达天津，并于 6 月 4 日与额尔金会晤[2]（ p. 365）.6月 2 日，清政府起用革职已久的耆英，赏侍郎衔，派办夷务[4]（ p. 857）.因耆英为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之人，所以，清政府对其寄以厚望，于 6 月 3 日谕令桂良与花沙纳待耆英到津后，再与英方会谈，即日又谕所有议抚事宜，专归耆英办理[4]（ p. 866）.

　　1858 年 6 月 5 日，桂良、花沙纳在照会额尔金时说：“览阅阁下政府于 2 月 11 日致大学士裕诚函中所包含各款，我们发现有几点我们不是十分清楚，特要求阁下派阁下政府的汉文副使李泰国于本月 6 日早晨约 8 点钟到我们这儿来，以为咨询并做出确切安排。据我们所知，李泰国已在上海多年，聪慧过人，汉语流利。”

　　额尔金认为，桂良与花沙纳只有直接与某个完全熟悉两国政府所面临的问题，并能够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的人接触，才能够清楚地认识到所要求的性质，或理解他们处境的严峻性。李泰国不仅在这两方面最具资格，而且曾在上海为了中国政府的利益执行海关税务司的任务时，所表现的忠诚使其有权要求得到中国官员的信任。因此，额尔金同意桂良与花沙纳的要求[3]（ p. 334）.6 月 6 日，李泰国如约到达后，桂良与花沙纳希望李泰国能够尽全力帮助他们。李泰国转而同中方谈判委员们商讨有关事宜，委员们要求李泰国解释额尔金于 2 月 11 日致裕诚函中的几款，但李泰国发现这几款并没有不清楚之处。当提到“如果外国公使能够到北京”一句时，李泰国告之，这是必须让与的一点，并相信目前只有指派公使永久驻京，才能够阻止再次产生误会。对此，委员卞宝书认为，皇帝绝不会同意一个外国公使驻京，没有什么可以诱使皇帝出让这一特权，如果英方坚持，就只有开战。李泰国告知，两天前一艘轮船派往南方运输军队，如果喜欢战争，英法联军将奉陪到底。卞宝书转而恳求李泰国，利用其所有影响使额尔金取消此款。李泰国称，对于此事他必须保持沉默。

　　卞宝书即询问英方还有其他什么要求。李泰国将英方的要求简要归纳如下： 1. 公使驻京； 2. 赔偿战争费用，以及广东的损失； 3. 开放长江； 4. 允许英国臣民在护照制度下游历全国； 5. 允许基督教传教； 6. 成立委员会搜集资料并安排新的税率； 7. 中国政府配合镇压海盗； 8. 将来所有给中国当局的公文都使用英文。李泰国补充说，除非第一条得到解决，否则谈论其他各条已无必要。李泰国认为，中国过去自认为是 “天朝上国”,对于现存富强国家的无知，使其视非华人为不在文明之内的 “夷狄”,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必须改正，必须从此与西方国家的习惯一致。李泰国相信，鉴于目前中国的状况，改善与列强的关系将会使中国受益匪浅，列强并不想夺取中国的领土。如果中国聪明的话，会使英国成为自己的朋友，也就不必害怕其他列强。

　　卞宝书重复前面所说，皇帝宁愿战争，也不会同意公使驻京。李泰国答称最好尝试战争，但可以肯定皇帝最后会屈服，与其等到将来都城充满外国军队，还不如现在屈服。随后，李泰国要求与桂良本人，就公使驻京问题进行商谈。桂良希望知道，如果允许英国公使驻京，是否有必要接受其他三列强的公使。李泰国认为，有此必要，并认为多个公使比仅仅允许一个公使驻京好。卞宝书请李泰国认真考虑此点，还建议英国公使和他的随从除重大场合，平时穿戴中国服饰，以免惊吓国人，并请求李泰国也认真考虑此点。对此，李泰国强忍捧腹，答应照办。最后卞宝书要求李泰国第二天 12 点再来拜访。李泰国临行前，卞宝书和同僚保证，他们信任李泰国的友好感情[1]（ pp. 201 -203）.对于此次会晤，桂良在奏折中说： “二十五日遣该国汉文副使李泰国前来，声言必须允其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经委员等开导再三，志在必行，万难转圜。”

　　6 月 7 日，李泰国再次拜访桂良，桂良向他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桂良认为，李泰国是 “我们的一员”,希望李泰国能尽其所能，帮助中方克服目前的困难。桂良称，他知道英方所受对待与其有权享受的对待大相径庭，这完全是中方的错。桂良保证各省官员不会再有南方 （ 指广州） 那样的行为，并会采取措施保证这种行为不再发生，对此李泰国指出，文华大学士裕诚故意违反所定条约，使英方对于中国的承诺失去信心。桂良辩解称，裕诚已是暮年，老朽昏聩，对于外国之事一无所知，不会那样做。而且根据中国的法律，作为一个部的负责人，没有人有权单独提出任何有关那一部的建议。桂良请李泰国帮助将公使驻京一款撤回，称允许各国人士自由进京将会给中国带来灾难。桂良进一步解释说，中方并不反对允许英国公使驻京，但反对四国公使都驻京。

　　他已是 74 岁老人，如果不能根据皇帝意愿解决这一问题，难免遭到降级和惩罚。所以，桂良再次祈求李泰国调停，至少目前双方可以取得妥协，取消该款。李泰国称如果桂良能够认真考虑各款，并将对于各款的意见告诉他，他会再次拜访，充分讨论所有问题。桂良立刻约定第二天 4 点再次会晤[3]（ p. 327）.6 月 8 日，泰国再次拜访桂良，受到了卞宝书的接待，卞宝书交给李泰国一份受桂良之命所起草的备忘录。

　　李泰国发现所有英方的要求都或多或少地被否定了，长江不能开放，对于自由进入内地，代之以建议在沿海开放两个新的港口。李泰国向卞宝书指出，这纯粹是敷衍，他已几次拜会中方，并已充分讨论了每一问题，除非钦差大臣准备让步，否则再讨论毫无用处。长时间争论后，李泰国拒绝再对公使驻京或广州赔款问题做任何答复。

　　但李泰国坚持，立刻对以下五条做出明确答复： 1. 官方信函使用英语； 2. 允许基督教传教； 3. 配合镇压海盗；4. 修改税率和海关问题； 5. 开放长江，允许持照进入内地。李泰国与卞宝书商谈之际，耆英自北京赶到，耆英离去后，李泰国开始同桂良会谈。李泰国将包含上述五条要求的备忘录拿给桂良看，并称同意每一条都是必要的。李泰国称，他相信桂良会立刻让他带走一个肯定的答复，再拖延也无益。如前此他所告知的，军队正在来天津的路上，并且除非他准备给予否定的答复，否则他最好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立刻给予肯定的答复。对此桂良称需要与其同僚相商。桂良与花沙纳相商后，告诉李泰国同意所提五点要求。李泰国称，会将此告知额尔金，但最好是以信函的方式告知。

　　对于所剩没有解决的两点，李泰国询问桂良的观点，并称额尔金肯定会去北京，也一定会觐见皇帝，也会单膝跪拜； 此外必须选定一所住房，以供被派往驻京的公使居住。桂良连连称是，而卞宝书则坚持皇帝面前必须双膝跪地，极力反对英方现在进京的计划。桂良也坚持在任何情况下，英方的大使都要双膝跪倒在皇帝面前。

　　李泰国则坚决反对，因为单膝跪拜是英方最恭敬的礼节，英国不是中国的附属国，所以，中国的代表不能施行有损本民族尊严的礼节。他们最后谈话的主要意思是，希望李泰国能够尽其最大努力取消进京想法[3]（ pp. 327 -328）.对于 6 月 7、8 日的会晤，桂良在其奏折中称： “连日饬委员与该夷通事李泰国面议条款，随议随禀，斟酌轻重缓急，以定准驳。”

　　耆英到达天津后，于 6 月 9 日照会额尔金，要求近两天内对其进行拜会[3]（ p. 320）.耆英照会中只具侍郎衔，并无什么特殊权利，只说明是由皇帝派来办理洋务。额尔金拒绝会见耆英，因为他认为，耆英的插手只会使已在进行的谈判进程耽搁[3]（ p. 334）.即日，额尔金命李泰国与威妥玛拜访耆英，让耆英明白，他们的拜访仅仅是出于礼貌，额尔金很难与具有全权之外的任何人商谈有关问题。此次会晤中，耆英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希望能够博得李泰国与威妥玛的好感，但李泰国与威妥玛早已看透耆英的伎俩，不仅对其没有什么好感，而且还有厌恶之情，这在事后两人所写备忘录中可见一斑： “耆英现年 72 岁，很明显已非常虚弱； 走路甚至站立都很困难，并且已老眼昏花。从其表现来看，官场不得志，其重新被起用仅仅是因为他被认为能够为外国人接受，有哄骗他们的经验。他的谈话简直就是恭维与道德情感的喧哗，用一种恩赐与安抚的混合口吻讲出，可以说，这被早期与我们接触的清朝官员认为是真正 ‘羁縻夷人'的方法。”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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