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士人“天下观”是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 对自我生存空间的认知以及处理民族关系、对外关系的一套中国人特有的思想体系。“天下观”的权威性在鸦片战争前就受到了龚自珍、魏源等人的质疑, 但在政治认同上的主客之分、对外经济关系中的优越心理、对西方军事力量的表面认知以及对待外来知识的消极态度并未改变。鸦片战争后, 士人为御侮图强, 试图寻求一套新的救国之路, 逐渐改变原有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过程中呈现出了士人“天下观”的转型, 即由传统的“天下观”向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

　　关键词：鸦片战争,士人,天下观,转型

　　Abstract：The concept of the Tian Xia View is a set of unique Chinese ideology that integrates cos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recognizes the space for self-existence, and handles ethnic and foreign relations. Before the Opium War, the authority of the Tian Xia View was questioned by GONG Zi-zhen and WEI Yuan. However, the subject-matter of political identity, the superiority of foreign economic relations, the surface cognition of western military forces and the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s foreign knowledge have not changed.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Scholars tried to find a new road to save the nation. In this process, the Scholars transformed from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of the Tian Xia View to the modern nation-state concept.

　　Keyword：the Opium War,the scholars,the Tian Xia View,the transformation

　　19世纪末期, 中国认知世界的传统思维模式在西方军事文化的冲击下逐渐瓦解, “天下观”已不再是士人了解世界的思想工具。在“富强”便等于“文明”的时代[1]604, 中国被纳入到近代的民族国家体系之中, 士人企图以全新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世界。“这是一个呼唤改革而难以改革的时代, 这是一个需要改革勇气, 更需要改革见识的时代, 这是一个既需要了解下层, 又了解上层, 既了解中国, 又了解世界的变法人才的时代”[2]4, 这样的“变法人才”并不会横空出世, 而是由最先转变观念的传统士人来充当。士人在转变自身的观念时往往有着矛盾心理, “在内心上对中国文明的优越感和自豪感深信不疑, 然而对于国外文明的先进性又不得不坦然面对”[3]40-43, 不仅要与自身的知识结构做斗争, 还要考虑皇权的尊贵、“天朝”的威严。在中国本土产生且经过历朝历代的不断改进和完善的“天下观”极具生命力, 即便在鸦片战争的武力冲击下, “震醒”的不过是前沿地带的士人。然而, 正是这些个别士人的观念转型, 标志着近代中国的觉醒。

　　鸦片战争前后士人“天下观”的转型, 曾对晚清社会产生过重大影响, 古史研究者将该时期视为“天下观”的衰落期, 未能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近代史研究者将其纳入近代“思潮”的研究体系之中, 虽有所突破, 仍不能更好地凸显出转型的态势。本文拟从“天下观”本身、士人“天下观”转型之前及转型后对世界的认识出发, 试图勾勒出鸦片战争前后士人“天下观”的转型过程。

 

　　1、关于“天下观”

　　“天下观”是以客观地理空间为依据, 加上“天圆地方”“中国”等类似的观念被逐步构建出来的。邢义田认为“天下、中国、四方、四海、九州、四夷似乎在夏代以前就已存在了”[4]16, 殷商卜辞中的“受中商年”“东方受年、西方受年、北方受年”等记录已经能够证明空间观念的生成, “天下”及类似的词语自周代以来已被广泛使用。“天下观”不仅指向自然方位的辨正, 更体现在以畿服理论为核心的文化特性上, 以距离中央王朝的远近为依据, 在确定亲疏关系的同时还明确了“周边”对“中心”的义务。

　　李宪堂从“绝对中心的确立”“德性天命观的凸现”“华夏整体意识的形成”出发, 认为“从西周开始, 天穹以其超然的神性笼罩了万类, ‘天下’成为‘以文化之’的制度的边界”[5]131, 这一说法在稍后成书的《国语》《周礼》中有了更加详细地体现。《国语》中提及的“先王之制”, 即“邦内甸服, 邦外侯服, 侯、卫宾服, 夷、蛮要服, 戎、狄荒服。甸服者祭, 侯服者祀, 宾服者享, 要服者贡, 荒服者王”, 虽无精确的距离限制, 但已具有严格的等级性。而在《周礼》的相关论述中, 已经加入了极为精确的距离限制, “乃辨九服之邦国, 方千里曰王畿, 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服, 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藩服”。至此, “天下观”已完全形成, 包含其中的等级和尊卑, 取决于文化程度的高低而非政治权力的强弱。

　　在秦汉大一统帝国建立后直至晚晴时期, “天下观”成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准则, 在实际操作中仍然是把中原王朝看做“一个文化共同体, 而不是一个政治疆域, 更非一个种族疆域”[6]81, 这同先秦时期周天子对王畿以外地区的统理方式是一致的, 即以“礼”的往来代替直接的行政管辖。在中国历史上形成并予以实践的朝贡体系正是对这一“文化共同体”的现实诠释, 鸦片战争后朝贡体系的逐渐崩溃与该时期士人“天下观”转型的节奏几乎一致, 而传统朝贡体系的完全解体则标志着原有“天下观”的终结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近代中国的应用。

　　“天下观”始终建立在严格的等级和尊卑秩序之上, 这就决定了“中心”与“周边”是非对称性的依赖关系, 吕文利认为“这种天下观导致的封闭、保守的性格使得中国古代的王朝对外没有侵略的野心, 只是专注于天下观所要求的疆域范围内”[7]11, 成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源。长期以来, 中原王朝对边远地区的依赖性较弱, 这一事实使中原王朝萌生了较强的权力优势, 近人王韬还产生过西学中源的错觉, “我国所奉者孔子, 儒教之宗也。道不自孔子始, 而孔子其明道者也。今天下教亦多术矣。儒之外有道, 变乎儒者也;有释, 叛乎儒者也;……耶稣教则近乎儒者也, 天主教则近乎佛者也。自余参儒佛而杂出者也”[8]1。随着权力优势的减弱乃至消退, “天下观”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思维世界, 近代的民族国家理论成为认识世界的思维工具。

　　2、“天下观”视域下的士人对世界的认识

　　中国曾有过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但并未借此机会融入世界, 反而受“天下观”的影响开始了闭关锁国, 沉湎于自己构建的“天下”之中。“由对‘天’的观察和体验而来的关于时间和空间的架构, 大概是人的思维活动最深层的依据, 也是最固执的观念。”[1]459“天下观”直至鸦片战争时仍见于士人的论著中, 涉及领域广泛。

　　在政治认同上有主客之分。“我朝藩服分二类:其朝贡之事, 有隶理藩院者, 有隶主客司者。其隶理藩院者, 有蒙古五十一旗, 喀尔喀什二旗, 以及西藏·青海·西藏所属之廓尔喀是也。隶主客司者, 曰朝鲜, 曰越南 (即安南) , 曰南掌, 曰缅甸, 曰苏禄, 曰瞿罗, 曰荷兰, 曰琉球, 曰西洋诸国。西洋诸国, 一曰博尔都嘉利亚, 一曰意达里亚, 一曰博尔都噶尔, 一曰英吉利。自朝鲜以至琉球, 贡有额有期, 朝有期。西洋诸国, 贡无定额, 无定期”[9]118, 龚自珍将西洋诸国列入“主客司”, 隶属于“藩服”之一类, 由此可见, 此时的对外政策, 仍然力图使中国成为一个世界, 而不是成为世界的一部分。

　　在经济关系上, 中国占绝对优势。道光十四年 (1834年) 两广总督卢坤等奏称“外夷在粤通市, 系圣朝嘉惠海隅, 并不以区区商税为重”[10]146“且内地大黄、茶叶、磁器、丝巾为该国必需之物, 溯查嘉庆十三年及道光九年, 因该夷滋事封舱, 旋据吁清复开, 此该国之不能不豫中华交易之明证”[10]149。五年后的林则徐在《著各国商人呈缴鸦片谕稿》中写道“我大皇帝一视同仁, 准尔贸易, 尔才得此利, 倘一封港, 尔各国何利可图。况茶叶大黄, 外夷若不得此, 即无以为命, 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 绝不靳惜, 恩莫大焉。”[10]513他对“外夷”的生活以及世界的变化还不大了解, 仍停留在以前的认识中。“外夷”是需要茶叶大黄等物, 但这绝不是极其重要的生活必需品, 何况当时印度等产茶国已成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在当时的士人心目中, 准许通商仍然是“大皇帝”施予“外夷”的一种“恩”, 这种认识在心理上貌似增加了“天朝”的威严, 实则消弭了向西方学习的自觉, 麻痹了士人对西方的深入了解。包世臣也有类似的看法, “仁皇帝所谓开海者, 知各夷非大黄茶叶不生, 西口陆路艰险, 所通无多, 故仰体昊天好生之德, 设关通商, 以全各夷民性命, 并非为榷税起见。”[11]9-10此外, 谕稿中林则徐还强调“我中原数万里版舆, 百产丰盈, 并不借资夷货, 恐尔各国生计, 从此休矣”[10]514, 更加说明了中国的“富有”与“自立”。

　　对国外军事的认识仍停留于表象, 未能深入探析原因。道光十四年卢坤以为英国“除炮火外, 一无长技”[10]149, 道光十九年 (1839年) 林则徐到达广州后认为“且夷兵除枪炮之外, 击刺步伐, 具非所娴, 而其腿足裹缠, 结束紧密, 屈伸皆所不变, 若至岸上, 更无能为, 是其强非不可制也”[10]673, 因“腿足裹缠”很表面地得出“夷兵”不善陆战的结论。道光帝看到厦门失陷的奏折后, 竟然发现“夷人”会陆战, 提醒沿海各督抚注意陆路设防, 并下谕“夷人此次到闽, 已有陆路提督伪官名目, 恐其召集闽、广汉奸, 为登陆交战之计”[12]345。鸦片战争后, 黄恩彤在《抚夷论》中指出“夷之不能制者”有五个方面、“夷之不足虑者”也有五方面, 最后得出“中国之所以控制而羁縻之者, 惟在通商”的结论[11]6。

　　消极应对国外的科学文化知识。道光二十四年 (1844年) 两广总督耆英奏报驳斥法使无理要求的上谕中说, “前所请伊国使臣进京朝觐, 即留住在京, 中国亦遣使臣至伊国都城驻扎, 以便长通消息, 互相帮助, 乃系有益之事。如不能行, 伊亦不复固请, 但求准伊国选择明习天文之人, 进京当差, 如大西洋故事。并求中国派官赴伊国学习修船铸炮, 水战兵法”, 处理的结果则为“经奴才督同该藩司严行拒绝”[13]510。黄恩彤在《抚远纪略》中称“啦使之技穷矣。但彼以兵船多只, 航海远来, 意必有在, 连日以甘言尝试, 虚声恫吓, 我不为动, 彼求无一获”[14]431, 不管法使的最终目的如何, 也算是给了中国一个了解外部世界的绝好机会, 但中国并未抓住这个机会, 思想状态与此前毫无二致。

　　以上诸方面反映了“天下观”视域下的士人, 拥有一种维护“天朝”尊严的普遍心理, 即便在鸦片战争失败后。黄仁宇认为当时的士人“缺乏一种物质上的环境足以使他们独立的思考, 所以也无法脱离根深蒂固的社会价值”[15]237, 也有学者把士人的这种反应“迟钝”现象称作“制度的惰性”带来的结果[16]8。由于中西文化背景的固有差别, 加上长期里中国在物质文化领域内不可置疑的优越感, 面对突如其来的冲击, 他们急需转变观念以准确地认识世界。

　　3、士人“开眼”看世界

　　士人向西方学习的浪潮开启了中国的近代化, “天下观”也受到了冲击乃至瓦解, 士人“开眼”看世界, 不仅标志着中国的觉醒, 也象征着中国又一次走向世界。虽然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采取中国惯用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世界, 在接纳新知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传统的“复辟”, 这些并未真正影响到中国的近代化。

　　徐继畬依照传统的五行观念解读了欧洲强大的根源, “欧罗巴一土, 以罗经视之, 在乾戌方, 独得金气”[17]112, 此外, 他还从八卦运行的序次上来臆测西人东来的缘由, 对此给出“运会使然”的解释结果, “欧罗巴诸国之东来, 先由大西洋至小西洋, 建置埔头, 渐及于南洋诸岛, 然后内向而聚于粤东”“天地之气, 由西北而通于东南, 倘亦运会使然耶”[17]113。当时的士人认识世界时, 原有的知识结构和认识的途径成为最大的局限, 他们并未或很少亲身体验西方文化, 认识结果也就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王尔敏对此类认识模式给予肯定, “若就历史发展的意义而言, 无论这些学识是浅陋的、模拟的和不成熟的, 但却有相当强度的影响力, 构成其推动时代的力量”[18]9, 并认为是将先进知识变为己有的一种“文化生命”。他们经过战争等多方面的刺激开始自我反省, 最终实现了自我超越。

　　鸦片战争前夕的龚自珍已大呼改革, “一祖之法无不敝, 千夫之议无不靡, 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 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 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 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何莽然其不一姓耶?天何必不乐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奋之, 奋之!”[9]6这种以主动变革来补救时弊的言论代表了近代第一批“觉醒”的士人, 并为此后的向西方学习及对传统文化技术的反思奠定了思想基础。萧令裕在介绍英国船坚炮利的同时还进一步认识了英国的扩张政策, “国俗急功尚利, 以海贾为生, 凡海口埔头有利之地, 咸欲争之, 于是精修船炮, 所向加兵”[19]2, 这种对时局的认识当属精妙, 却未引起广泛重视。鸦片战争中, 林则徐等人亲身体验了英国的船坚炮利, 对英国及自身的认识也曾发生了转变。林则徐认为“现值夷防吃紧之际, 必须时常探访夷情, 知其虚实, 始可以制控制之方”, 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 “取胜外洋, 破浪乘风, 是其长技”[19]2, 这种“探访夷情”的态度实难能可贵, 对英国的军事实力也作出了一些肯定, 具有进步性。

　　鸦片战争后, 士人对外部的认识又深入了一层, 涉及到国外的地理环境、文化制度、历史沿革等诸多方面, 对近代的民族国家有了新的了解。士人对传统文化缺点的认识与战败的思考, 成了吸收外来文化的突破口。姚莹认为“夫海夷之技, 未有大胜于中国也, 其情形地势, 且范兵家大忌。然而所至望风披靡者何也?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 海外事势夷情, 平日置之不讲, 故一旦海舶猝来, 惊若鬼神, 畏如雷霆, 夫是以偾败至此耳”[11]5, 将战争失败的原因导向了读书人的固步自封。蒋敦复在《英志自序》中也对此做了反思, “彼阴阳易位, 且骎骎乎民制其君, 教隆于政, 女先乎男, 几何不以外夷轻中国也?呜呼, 奈之何而我中国而为外夷所轻也, 吾为此惧, 作英志”[11]13, 对国外的政治体制、君臣关系及政教关系产生了疑惑并引发疑问, 这种疑问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 当士人带着这种疑问去了解世界时, 他们固有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动摇, 向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靠拢。

　　魏源在编制《海国图志》时, “除了系统介绍了地理新知之外, 也隐晦地表达了他在新知识与旧观念之间的纠结”[20]110, 但仍然提出了“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 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人也。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 为以夷款夷而作, 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11]4的看法, “师夷长技”在鸦片战争中已被采用, 随后形成一种思潮, 成为洋务运动的先声。冯桂芬肯定了“自强”之道, “然则, 前议自强之道, 诚不可须臾缓矣。不自强而有事, 危道也;不自强而无事, 幸也, 而不能久幸也。矧可猜嫌疑忌, 以速之是有事也。自强而有事, 则我有以待之。矧一自强而即可弥之使无事也。自强而无事, 则我不为祸始, 即中外生灵之福, 又何所用其猜嫌疑忌为哉”[11]14, “愚则以为不能自强, 徒逞谲诡, 适足取败而已”[11]16, 与王韬“今日之英, 骄盈极矣。然盈必覆, 骄必败, 天道然也。英得志于中国日益甚, 则与国忌之日益深, 耀兵于疆场之间, 而伏戎于萧墙之内, 未可知也”[8]195的认识相比, 已具有相当程度的理性。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 有些想法仍略显幼稚, 但并不是十分的盲目, “我朝廷近拟遣使至俄, 诚中俄结好缔和之一大关键也。特宜早而不宜缓, 宜速而不宜迟。宜遣之于土、俄交攻之际, 英、俄相忌之时。此时讲信修睦, 立疆分界, 申其前说而爰定新盟, 为使臣者亦易于措辞”[8]76。

　　士人原有的“天下观”受外部军事力量的打击和先进科技的刺激, 开始了思想上的转型, 这种转型发生于鸦片战争之际。而甲午战后“面对国家地位的衰落和民族危机的加深, 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有了觉醒, 知识分子传统的‘天下观’开始动摇, 逐步向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转变”[21]109的说法则有待商榷, 这一过程则酝酿着“中西观念的激荡, 新旧杂糅和更新的创造”[18]19, 蕴含了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的指导思想。

　　曾经繁盛的物质文化使中国统治者放松了对外部的警惕, 甚至将它们纳入到“天下”之中, 最后出现了固步自封的后果。在传统中国, 士人凭借文化和道德进入政治领域, 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不包含近代官僚制中所必备的专门知识,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鸦片战争的失败是科举制的弊端所带来的结果。鸦片战争前后, 士人开始积极地转变自己的“天下观”, 甚至去“开眼”看世界, “尽管人们一般总希望以自己的眼光看世界, 但一个规律性的事实是, 个人的眼睛仍然是社会性的”[12]62, 他们自身在被动的环境之下, 试图通过个人的努力认识西方, 以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向西方学习, 仍无法摆脱固有的知识体系的束缚。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大多经历了由“坚持传统”到“用传统改造西学”再到“变革传统”的过程;士人们思想转型的时间间隔较大, 不具备小时段内的统一性, 但也略微凸显出了由“反省自身, 寻找不足”到“学习西方, 弥补缺陷”的一个思维过程, 虽然被动、不成熟, 但却影响了近代社会的一个时期, 乃至中国的近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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