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场追求自由的运动。尽管这场运动没有直接提出“自由”的口号，但无论是“民主”还是“科学”口号都内蕴着对“自由”的追求，因为“民主”是自由的重要价值及其原则，它规定着自由的主体以及主体实行自由的形式；而“科学”意味着要为自由在中国的实行提供一种理性的构建武器和价值基础。另外，即使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而导致性质的转变，也不意味着对追求自由的放弃，科学的“自由”是什么以及如何实现这种科学的“自由”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和根本价值取向。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了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一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命题[1].“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而从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到北京，到1922年5月16位知识分子联名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前后这一时间段，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由正式形成到最终分裂的时期①，这种分裂根本原因在于民族危机深重所导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以及为了救亡而迫切需要进行的阶级意识与政党意识的提升和社会力量的重组[3];但是如从这一时间段中统一战线内部各派对自由的差异性理解，诸如自由的理论基础、自由的主要内容、自由的重要原则、自由的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就会发现统一战线内部实质已经潜伏着极大的分化危机倾向。为此，从自由观视阈来对1917-192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分化倾向进行微观的历史解读，有助于深化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的研究；更重要地在于为当今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中有效地避免对自由“讳莫如深”或过于受惯性的阶级斗争思维影响所产生的极端化行为，而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其自由观为指导以实现对其他思潮的自由理念的批判和超越，至少能够提供一些启示性价值。
　　
　　从对自由的理论基础、自由的主要内容、自由的重要原则、自由的实现路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把握，可以发现1917-1922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至少以下三种分化的倾向：固守倾向--坚持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抵制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以胡适为代表；超越倾向--倡导马克思主义自由观，扬弃西方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自由观，以李大钊为代表；徘徊倾向--游离于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和社会主义自由观之间，以高一涵为代表。
　　
　　一、固守倾向--坚持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抵制马克思主义自由观，以胡适为代表
　　
　　“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结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毫无疑问普遍认同西方自由主义就是重要的共识之一。而相应地，统一战线的不断分化也意味着这种共识的日益破裂。“尽管《新青年》为同人杂志，但杂志中人的思想背景与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同人间的分歧其实早已潜埋，只是在启蒙的诉求下，这种分歧被遮掩着，随着政治话语慢慢浮出水面，分歧即暴露出来。”[4]对于这点，胡适在以后的文中也多次提到或表达过。如1933年12月22日他在日记中写到中国现代思想以1923年为界可分第一、第二期，第一期的特征在于“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第二期的特征在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5].同样，1935年12月23日致汤尔和的书信中，胡适再次谈到《新青年》同人群分化的重要因素在于陈独秀等人背离了之前的自由主义倾向。“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就更左倾。”[6]这些言论的潜台词也在于向外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与己无关，自己不是背叛者，而却是新文化运动自由主义的一贯倡导者和这一事业的忠实实践者。以1917-1922年这一期间为例，他一方面大力地宣传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另一方面对于《新青年》同人群中出现的所谓背离这一思想的倾向和行为，特别是针对李大钊等人宣传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进行了抵制。在这一时间段，胡适先后发表了《易卜生主义》《美国的妇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新思潮的意义》《不朽--我的宗教》《新生活》《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杜威先生与中国》《实验主义》《我们的政治主张》等文，以易卜生主义和杜威实验主义为指导，对西方资产阶级自由观进行了个人式的理解和阐释。尽管这些论述远未标志着他自身自由观的成熟而只是处于一种开创状态，但是丝毫不影响在当时所产生的意义，客观上至少为民族危亡下苦闷的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促进了传统中国的新生。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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