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民族认同问题因其在多民族国家与社会中的影响而成为近年来学界的一个重要关注点。诸多研究围绕民族认同的内涵及其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关系，一些民族认同个案而展开，产生了一批成果。然笔者以为，在关于民族认同的概念理解、发生理论以及民族认同的作用分析与评价等方面，仍有继续深入之必要。

　　一、概念理解的多歧

　　因在"民族"的内涵理解和使用上的不一致，学界对民族认同亦形成不同学科的研究路向和问题侧重，在其概念界定和使用上亦呈多歧。

　　（一） 西方理论基于国家民族的意涵指向

　　安东尼·史密斯在讨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时指出，"民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 是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中心理想，包含有"民族特点"（Nation-al Character） 和"民族意识"（National Conscious-ness） 的分析功能。所以在这一概念使用经验的基础上，民族认同可定义为： "对构成民族与众不同遗产的价值观、象征物、记忆、神话和传统模式持续复制和重新解释，以及对带着那种模式和遗产及其文化成分的个人身份的持续复制和重新解读。"[1]（P. 18）史密斯的理论抽象提示了他关于民族认同特质的认知： 一是基于某种明确目的的建构性特质，由此而凸显出认同主体的选择性； 二是正由有目的的选择性解读和复制，民族认同经常被作为一个分析工具而广泛使用； 三是民族认同之连续性和断裂性相结合特质。具言之，"民族认同"具有（1） 历史形成的领土疆域或祖国； （2） 共同的神话和历史记忆； （3） 共同的大众文化； （4）所有成员所具有的法律权利和义务； （5） 在领土范围内的共同经济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点。

　　"可以看出，史密斯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取向，实际已进入到国家认同所指涉的范畴。与史密斯的理解路向大体一致，戴维·米勒（David Miller） 并不以血缘、种族和宗教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主要依据，而是诉诸"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意愿与信念，认为民族认同就是认同由以下五个条件构成的共同体： （1） 民族成员间同胞感与共同信念； （2） 民族的历史连续性； （3） 民族共同的决定、行动和成就； （4） 民族共同的家园； （5） 民族共同的公众文化和特质。
　　
　　从根本上看，米勒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同样包含有国家认同的意涵。另值得注意的是，他还过于偏向认同主体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主观意愿，而忽视甚至排除了其本质性或原生性的血缘种族和文化特质等基础要素，故也难构成对民族认同的实际理解。

　　在理论路径上，斯宾塞（P. Spencer） 和沃曼（H. Wollman） 也认为民族认同是民族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因而也从民族主义的论述立场来讨论民族认同问题。在他们看来，民族认同，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一群人被看作是或自认是某个既定民族所属成员的程度。对于"我们的"民族认同的感知同时也就是对被指定为"他者"的感知，对于某一民族认同的"推动",也可能就是对另一民族"明示性或暗示性的贬低".所以，民族认同"是透过明示性的拒绝与否定，来创造一种自我的一致性感受".这不仅需要一种民族认同成为"永恒不朽的感受",而且需要"让民族认同有一种更深层的、处于上位的重要性".尤其是当民族认同被建立起来，就将在同胞与外国人之间、公民与外人之间，"带来有所差别的待遇".

　　不难发现，由于预设有国家民族建构的论述目标，斯宾塞和沃曼两人的分析与史密斯等的理论指向相类，带有明显工具主义目的论倾向---在二元相对的框架内强调"我族"与"他族"的区辨，凸显民族的内群偏好，从国家意义上强调民族认同的重要性和优先性。这种理解虽在限定性目标和前提下有其合理之处并能产生非同一般的力量，但之于民族认同内涵的客观性理解而言，则是有些偏了。

　　（二） 国内学者之具体民族意义层面的理解

　　国内学者大都从多民族国家内某一具体民族的意义上来讨论民族认同，然又各有侧重。有学者肯定民族历史文化在民族认同中的基础性作用，认为民族认同是指"构成民族的成员（个体） 对本民族（整体） 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2]有学者则从认同的基本特性出发，肯定族群认同的体质体貌特征、记忆和血缘纽带等要素；[3]还有学者认为民族认同作为民族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族社会成员因隶属于某一民族而产生的归属认知和感情依附，它既是民族自然属性的重要方面，又与文化要素共同构成民族间的差异和界分。

　　整体看来，这些看法在表现中国学者的本土理解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西方理论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基于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历史实际而展开的相关理论解释，后被学界奉为理解中华民族建构之圭臬。在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阐述中，费孝通先生虽未直接为民族认同下定义，但却提示民族认同是在民族互动过程中民族间彼此"辨异"的结果。如其言： "生活在一个共同社区之内的人，如果不和外界接触",将不会有认同产生，故民族作为"一个具有共同生活方式的人们共同体",也就"必须和'非我族类'的外人接触"[5]（P. 9 -10）,才会形成民族认同。在这个意义上，费先生认为民族认同就是民族意识。费孝通先生的民族认同发生理论对我国相关民族理论及民族问题的研究影响至深。

　　实际上，国内外学界关于民族认同概念理解之多歧，远大于于上所陈。这说明给民族认同以一个明确的概念式界定确非易事，诚如比库·派瑞克所言，界定民族认同是一个"超乎想象的艰难举措"[6]（P. 99）.

　　（三） 情境逻辑下的综合理解

　　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笔者以为，应循情境逻辑和综合视角的要求，以使抽象概念能有具体情境的应对、互动和解释。

　　首先，民族认同的具体历史性与建构性。民族是历史的产物，在长期的社会生产生活中，民族成员根据具体的生存、生活需要，选择并凝聚而成共同的心理活动、文化感受、生计方式和社会模式，产生了共同的情感及其思维和表达方式，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完成了各自的民族身份确认，从而自觉地界分出"民族内"之"我"与"民族外"之"他".或言某人若拥有某个民族身份，就意味着他认同这个民族，有关这个民族的祖源、记忆、传说等要素既成为他身份背景的一部分也是构成其民族认同的重要依据。当然，在相当情况下，认同主体的自觉程度决定其根据具体情境而对认同要素进行"有效"、"有益"的选择、加工和修润程度，也就是进行有明确目的的民族认同建构的程度。这同时也说明了民族认同的可变性。

　　其次，民族认同既是社会成员确认各自身份归属和情感依赖的心理活动，同时又是基于这一心理的外在行为表现。就民族认同的本质属性而言，这种基于民族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民族性格差异等内在因素以及某些外在特征如体貌、肤色、语言等而形成的关于"他人和自我认知为同一民族的成员的认识"[7],或某一民族的成员，对于自己属于这一民族，为何属于这一民族以及该民族属于什么样的民族等问题的感知和意识，[8]（P. 77）乃民族成员内在的心理活动。这种关于民族认同的属性理解大体是不错的。但要注意的是，在切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民族的成员，都有其鲜活、具体的思想表达形式或行为实践，相对其沉隐的内在心理过程而言，这些思想的表达或行为实践也就是民族认同在民族社会运行中外在的具体表现。也就是说，民族认同既是民族成员的心理过程，同时更是外在行为的具体表现，具有内隐与外显、抽象与具体的双重特征。

　　第三，民族认同具有层次性。费孝通先生就曾认为民族认同意识可有多个层次，于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自身的认同应属于基层认同，而由国内所有民族结合而成的中华民族认同则是高层次认同。这实际是基于民族概念的层次性而来的关于民族认同的理解，%且"高层次的认同并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层次的认同，不同层次可以并存不悖，甚至在不同层次的认同基础上可以各自发展原有的特点，形成多语言、多文化的整体"[5]（P. 13）.关于民族认同的层次性，费孝通先生所持大体是一种纵向式的观照。而从平叠或横向来分析，民族认同大致又可划分为对政治、文化、社会和宗教的认同等方面。显然，这种近乎对民族认同的解构虽如横向排列，但在根本上仍有费孝通先生所言"纵向"之差异性与层次性。

【文章来源：金英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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