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内斯特·盖尔纳有一句经典论述: 地球上存在大量潜在的民族,而潜在民族的数字可能比能够独立生存的国家的数字要大得多。 在人类漫长的发展史上,族群间的频繁迁移使最初清晰的族群边界相互交叠,全球化的发展更加速了不同族群成员之间的全球移动。 因此,民族国家的边界与族群的边界不再重合,当今全球只有 10%的民族国家由单一族群构成,族群多元化成为当代民族国家的重要特征。 然而,民族国家内部众多族群的认同多元化使族群之间的差异性更加显著,如何弱化族群间差异,强化高于族群认同的国家认同,一直都是民族国家维护内部稳定的不懈追求。 现代化作为最为响亮的时代口号,以经济发展为动力的一系列社会结构转型,成为寻求不同族群间消除差异、塑造共有利益与价值的优先选择。 但事实证明,现代化的进程似乎并没有完全消除族群间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讲,甚至加剧了族群之间的摩擦。 本文尝试以现代化的语境为视角,探讨现代化与族际关系的互构过程。

　　一、 现代化的定义及现代化对族际关系的建构

　　(一)何为现代化?

　　现代化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是人类组织形式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回应。 从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工业革命开始,生产力的高速发展推动人类历史的进步跨入快车道,经工业革命的武装,西欧和美国相继迈入了工业化时代,急速膨胀的资本扩张带动了社会和价值文化的剧烈转型。 当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社会走进一个“新时代”,由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民主、世俗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胜利,使得人们对西方社会充满了美妙的幻想和乐观的态度,认为西方文明是人类最先进的文化。 这种思潮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入繁荣时期,美苏基于意识形态的争夺使“现代化”成为一种极具吸引力的话语被推广。 马格纳雷拉认为,现代化是发展中的社会为了获得发达的工业社会所具有的一些特点,而经历的文化与社会变迁的全球性过程。 而这些特点在现代化理论家看来,工业化带动经济起飞,代表制民主的建立,因追求生活的享受而带来社会的世俗化以及工具理性的繁荣。 依据现代化的特点,迪尔凯姆提出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野。 基于“进化论”的现代化为所有的“传统社会 ”提供了统一的发展愿景。 现代化不仅成为“传统社会”追赶“现代社会”的普遍性历史进程,同时又是一套应对由生产力提升引发的社会改造需求的标准化蓝图。

　　(二)现代化对差异性族群结构的同质化

　　现代化理论的提出是西方国家为仍然处于“传统社会”的国家开出的社会改革良方,但现代化的本身则包含了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从国际维度来看,它的概念基本等同于西方化与全球化。 现代化要求不仅以西方的社会结构为改革发展目标,并要与西方遵循同样的转型路径,即以市场经济体制改造国家经济模式,以民主制度为目标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思想领域的世俗化、自由化、个人化树立普世价值。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现代化的鼓吹者很少提到与资本主义相关的现代性,倒是宁愿将欧美现代性相关的价值表述为所有社会为摆脱落后均须效法的进步准绳……把现代性规范当作永不间断的人类进步的积极价值。 现代化还要求以全球化磨平民族国家的差异,因为全球化所带来的高度融合将增强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彼此认知能力和拓宽共有观念领域。 因此,独立于全球化进程的民族国家便失去了现代化的机会和平台。 由此可见,现代化的提出实质上是一套同化全球民族国家的社会改革方案,但同时也是以消除差异性为代价的。

　　从国内维度来讲,既然现代化是人类组织形式对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回应,那么,民族国家基于统一标准的现代化进程便必须内化到其社会结构的变革中去,即对差异性的族群结构进行改造,并最终塑造出一种同质化的社会结构。 本文的现代化语境便是将国际层面的现代化内化到国内的族群结构中来进行研究。 如果说现代化通过塑造共有目标缔造同质性的民族国家结构, 那么在一国内部,现代化同样具有同质化族群结构的效能。 国家通过大战略层面确定实现现代化的路线方针,以统一的现代化标准改造差异性的族群结构。 一国不同族群之间由于地缘禀赋、族群特性所导致的经济发展程度不平衡,传统政治理念的不同步,族群宗教、文化的巨大差距,导致即使共生在同一民族国家的不同族群之间也存在着潜在的离心力,但现代化似乎为这种族群间的差异提供了同质性的解决方案。

　　二、 现代化语境下的族际和谐及其迷思

　　现代化作为一套统一的社会变革标准,起到了推动族群交往,弱化族群差异,建构族际关系同质化的作用,但这种同质化是否就能保障族际关系的和谐呢?

　　(一)以现代化推动族际交往,建构共同需求

　　现代化形成了一种外部压力, 促使族际交往、接受共同规则。 族际之间的差异性使其先天具有彼此孤立的性格, 因为族群认同具有更加牢固的基础,即天生的外貌、力量、寿命以及种族的规模、再生产复制能力等,也就是其血统的优良性……也关注种族的文明程度、历史记忆的持久性、明晰性和自豪性、特定宗教的吸引力以及当前种族族群的交往度与凝聚力。 而由多元族群组成的国家认同对象却被本尼迪克特称为“想象的共同体”,这种认同基于对公共权力在社会统治中合法性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国家认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政治运行的结果,却不具有自发性的认同生产基础。 因此,任何多元族群的国家民族政策,都指向如何缓解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矛盾,即如何通过推动族际交往,促进族群融合,从而打破族群的孤立性格以维护更高层次的国家认同的稳定性。 现代化在建构良性的族群关系,凝聚国家认同的过程中便起到了这样的作用。

　　现代化理论的核心观点是:经济发展会带来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 因此,现代化成为一种推动族际关系发展的外部压力。 经济现代化力量是突破族群间屏障最强大的武器,当市场化成为现代化的标志,资源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便需要突破一切束缚和壁垒,市场化为多元族群的经济交往提供了平台。 民主制度的普遍建立为不同族群的政治参与、利益表达提供了制度化保障,以民族为单位的集体行动不仅能够构成强大的政策压力制约甚至抵制某些政策的推行。 多元族群在现代化进程的交往与互动过程中,彼此之间认知、实践与学习的加深将会衍生出对市场经济、 法治精神、政治正义、 文化包容性等一系列共有规则的集体认同,这种集体认同掩盖了原本基于血缘、宗教、传统文化的族群间矛盾。 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被内化到族际关系的共有诉求中来,一定程度上维系了民族国家内部族群关系的稳定性和聚合性。

　　(二)现代化对族群共有身份的塑造

　　族群认同的基础在于个体成员对自身身份的界定,而超越族群的国家认同则源于各族群间是否存在共有身份的共识。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所谓认同指的是行为体所持有和表现、通过和重要“他者”的关系而形成的(随时间推移而改变的)个性和独特性(自我认同)的形象。 按照社会认同理论的说法,社会认同是个体对其所归属的群体或类属的认知和信念。 社会认同理论强调社会比较和社会类化过程。 通过社会比较过程,个体将知觉对象分成两类: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和与自己相异的个体。 他们将与自己相似的个体归结为内群体并为其贴上内群体的标签; 将与自己不同的个体归结为外群体,并为其贴上外群体的标签。 一旦个体对不同的知觉对象贴上内群体或外群体的社会标签,社会类化也就完成了。 由此可见,认同本身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方面,根据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等要素界定“我是谁”的社会身份定位;另一方面,通过认知“他是谁”划定“我”与“他”之间的清晰边界,以强化自身社会身份的归属性。 然而,这条区分“我”与“他”之间的边界是历史动态性的,而非绝对固化的。

　　族群认同亦如此,基于多样化身份定位的不同族群之间并非处于彼此封闭的系统, 它们之间边界的动态性源于现代化对族际交往所带来的对共有规则和共有诉求的集体认同。 建构主义告诉我们,在社会实践交往过程中, 身份决定利益, 利益则决定行为,而行为者的身份则是由社会结构赋予的。 实现现代化的集体认同成为新的内群体标签,而脱离现代化进程却被视为“异类”,由现代化塑造的、高度同质化的社会结构赋予差异性的族群以共有身份,这种现代化参与者、建设者的共有身份使实现现代化成为多元族群共有利益的基础,这种共有利益的成功塑造又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国家认同的稳定性,加强了族群关系的紧密性。

　　(三)现代化能确保族群关系的“长治久安”吗?

　　历史上的民族国家认同往往是通过对不同族群等级森严的政治控制或武力威胁实现的。 当今,理论上接受现代化会产生一种超出传统族际差别的共有身份,这种共有身份有别于传统的族群间不平等,而是非压迫性的,因为它不涉及一个族群对其他族群的政治控制,而单纯由经济关系决定。

　　这种由现代化所造就的经济关系笃信市场的力量将抹平族群间的差异,因为现代化这种同质化的力量最终必将带来族群间的共赢。 因此,依靠推行现代化,促进共同市场和共同经济生活,以夯实族群间对共有身份的认同, 成为各国解决族际关系问题的优先选择。 但现实中,后发族群往往用经济殖民主义来看待与先发族群间的关系, 并重新引发族群之间的矛盾。 正如沃勒斯坦对世界体系以“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次划分,“中心”国家依靠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先发优势获取了对整个世界体系的控制权,从而形成对“半边缘”“边缘”国家的剥削。 将世界体系理论运用到国内族际关系中来看, 以市场为导向的资源分配总是流向获益更多的地区, 族群之间基于地缘、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的差异性,使其在吸引资源流向方面具有天生的不平等性。

　　在现代化起步阶段,这种不平等在对现代化的共有诉求和需求中被稀释, 基于现代化参与者、建设者的共有身份使部分族群可以以国家总体实现现代化的大局为重,期望以牺牲短期利益换取现代化结果的最终受益。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族群之间贫富差距的加大、资源分配的不平衡、市场化对原有族群结构的破坏(外来族群竞争带来的失业问题) 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集中爆发,使原本被同质化、被建构的和谐族际关系重新开始了基于“社会边界”的分裂。 这种“社会边界”有别于最初的“族群认同边界”,它指的是社会某一群体在社会利益分配过程中感受到的群体性社会认知和心理反应。 现代化过程中的后发族群将这种利益分配的不公平视为改头换面的“政治控制”新形式,这种生产和生活上的利益差距使本地族群成员参照其他族群利益得失而产生不公平感和“相对剥夺感”。 一种族群的离心力就此产生,族群认同沿着“社会边界”被重新强化,这种激进的族群认同不仅成为和谐族群关系建构中的“定时炸弹”,同时也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对抗性力量。 当今困扰多国的民族分裂问题多归因于此。

　　三、 族际关系语境下现代化定义的重塑

　　现代化重构了差异性的族群结构,但缺乏正确疏导的现代化进程同样会出现危害族际关系和谐发展的逆流。 既然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是历史的必然,那么,从现代化所引发的族际关系矛盾出发,重新审视现代化本身重塑的可能性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族群对现代化的关注点———分配问题

　　族际关系下的现代化依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但各族群更关注现代化成果的分配问题而非现代化过程本身。 如果说“传统社会”在现代化伊始由于对标杆式“现代社会”的追赶以经济至上为导向,奉行经济优先,兼顾公平。 那么,在现代化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如何对现代化发展所积累的财富进行二次分配便成为主要议程。

　　从民族国家层面来讲,GDP 评价考察的是经济层面的现代化程度,却不能揭示国家内部族群之间的现代化程度差异。 然而,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感受到的是总体 GDP 快速增长与自身获益之间的背道而驰,这种认知的巨大张力同样也带来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背道而驰。 因此,利益受损的族群对现代化新的诉求则是政府如何通过福利转移和财富的二次分配,以补偿他们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损失。 这里便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政府需要在不同族群,尤其是少数族群中实现包括公共教育、社会保障、基础设施、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在多民族(族群)国家内,民族(族群)间的差异往往成为国家认同形成的潜在或现实的障碍,基本公共服务有助于政治共同体建构的这一特性,恰好为多民族(族群)国家提供了民族(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共存的路径。 政府在公共服务领域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在现代化中失利的少数族群进行补贴和补偿,将有助于缓解由于贫富差距增大而引发的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离心力,以及由此而激化的族群矛盾。 因为,一个倾向于均等化的社会可以增进共同体赖以存在的情感基础,强化公民的共同体意识。 总之,对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研究是专家的视角,现代化的发展应当遵循怎样的原则则是政治家的关注,不同族群对现代化的关注则集中在获益最终是否得到公平分配的问题上。

　　(二)现代化应被视为基于不同族群自身诉求的经济社会过程

　　近代哲学用理性的普遍性蒙住差异性,就如同医生把各种有差异的病情都纳入同一模式中一样,成了压迫个性的工具……现代化理论也同样可以把众多各不相同的发达或不发达社会都安置在一个统一的社会进化过程之中。 然而,哈贝马斯早年便已经强调,民族国家要在宪政“普遍主义原则”与民族间保护已有 “生活方式之完整性的特殊主义要求”之间谋求平衡。 现代化作为一套统一的经济社会标准,为不同的社会提供了美好的愿景,但在现代化推进过程中却必须考察社会差异性的存在。 具体来讲, 现代化应当被视为各族群一种基于自身诉求的经济社会过程, 而非单纯是一个国家全体公民的公共进程。 这便要求现代化进程必须充分考虑不同族群基于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历史、宗教传统的差异。 例如在宗教色彩浓厚的族群中,应当尊重宗教信仰的自由,而非一味地推动世俗化、理性化的思想建构;在经济发展落后的族群中,应当投入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而非一刀切式的平均化投入;在政教合一的族群内部,尊重其政治发展的特色和传统,而非以民主政治取代一切其他政治制度形式等。 只有基于充分考虑不同族群诉求的现代化, 才是能够满足多元族群需求的现代化,这样的现代化才可以凝聚不同的族群认同,起到推动族群关系团结,从而达到强化国家认同的目的。

　　(三)共同的现代化包含了公平正义的顶层设计

　　公平与正义从人类开始以知识反思自身的生存境遇时,便已成为哲学与政治学领域的一个最为核心的议题,因为它涉及任何政治制度设计终极目标合理性的评价标准问题。 正如罗尔斯耳熟能详的经典论述,正义是社会制度的最高美德,就好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最高美德。 正义在社会的基本制度中分配权利与义务的方法,确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和负担的适当分配。 从最基本的定义来看,正义所要解决的便是个体应得的问题,即在利益分配过程中怎样获得适合个体的待遇。

　　共同的现代化意味着现代化不仅是一个生产力自发的发展过程,更需要包含政治意义上分配公平正义的顶层设计。 如果仅从生产力自发过程出发, 现代化的结果只会遵循达尔文式的优胜劣汰,弱势族群的利益被蔑视,民族国家陷入被撕裂的困境。 若要民族国家内的多元族群认同并践行共同的现代化, 则必须推崇当代政治发展目标的第一要义———正义。 这种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顶层设计应当侧重于三个方面。 首先,由政府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应当优先倾斜于个别经济欠发达、社会发展相对落后的族群地区,这便是基于对天赋异禀差异的承认所衍生出的正义原则。 其次,由中央政府主导的基本公共服务建设不仅要关怀到每个族群的正义诉求,还要关照到族群间的公平正义。 再次,制度设计中需要充分体现族群之间的平等性,在重大经济、政治、社会决策中推动各族群之间的沟通、协商与对话,从而使政策结果尽可能体现族群需求的多元性。

　　对现代化给予过高预期及不切实际的乐观必须修正,现代化本身包含着社会结构剧烈的改造过程,意味着经济收益的重新分配,改造和分配过程中包含着大量的、可能随时激化的族群间矛盾。 客观理解现代化则是实现族群关系和谐的前提。 同时,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和正义诉求,要求现代化在路径选择上和价值取向上必须对多元化予以重视,尊重现代化与族际关系的平衡、共生、共存发展,制定符合族群特色的现代化行动纲领,同时关照现代化与族群关系之间的互构过程,才是促进族群关系和谐发展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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